“物质生产”的历史剥离与奠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物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7-0040-06
诚然，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唯物史观的创立等重大问题与马克思的“分工”范畴似乎并无直接关联，但事实上，这些问题本身就隐含在分工之中或者说可以从分工中直接引申出来。如果说“分工的发现”标志着马克思从哲学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那么，“分工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提取出来的重要方法论指示，是洞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路径。无怪乎恩格斯曾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
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对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进行适当划分，其中，物质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者说物质生产具有前提性、决定性、优先性。卢卡奇曾深刻地体认到，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唯物主义转折正是“通过发现经济在社会存在中的优先地位而造成的”。[1](P645)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人的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2](P123)与之相适应而产生的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然后才有政治关系、伦理关系和文化关系等，这既是历史的客观顺序，也是逻辑的必然，更是实践的要求”。[3](P160)可以说，正是基于“分工的观点”，马克思才得以从纷繁复杂、错综交织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中剥离出历史的奠基性和决定性要素——“物质生产”，从而阐明了历史的出发点、发现了历史的发源地、揭示了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
一、历史的出发点：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
马克思指出：“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4](P405)在此，马克思首先指认了这个基本事实并肯定了生产这一历史起点。当然，这里的生产首先是指物质生产，即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既是历史的现实前提，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值得注意的是，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P67)诚然，人与动物一样，有着基于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诸如吃、喝、生殖等基本需要，但是，当这些基本需要成为真正的人的机能的时候，它们本身就包含着深层的文化和社会意蕴。正如马克思所说：“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5](P33)原因就在于，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本身是一种社会性生产，而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个人。马克思曾指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而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真正独立，才能真正发展自己的天性，因此，“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6](P167)
因此，说“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出发点，实际上也就是说“社会个人的生产”是历史的出发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5](P38、26、22)
在充分肯定作为历史出发点的“社会个人”的同时，马克思也着力批判了“孤立个人”的假想。马克思说：“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究其实质来看，“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5](P25、482)实际上，孤立个人的观点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5](P489)而“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因此，马克思指出：“孤立个人”只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而且，“孤立个人”的观点只是一种虚构和假象而已。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因此，“孤立个人”只是一些人头脑中的假象，而不是历史的真正的出发点。如果说关于鲁滨逊的虚构是以孤立个人为出发点的，那么，关于大力士的设想同样是从孤立个人这一荒谬设想出发的。马克思说：“当然，可以非常简单地设想一下，有个体力超群的大力士，起先捉野兽，后来便捉人，迫使人去捉野兽，总之，像利用自然界中任何其他生物一样，也把人当作自然界中现有的条件之一，用于自己的再生产（这时他自己的劳动就归结为统治等等）。可是，这样的看法是荒谬的——尽管它就某一个部落体或共同体来看是很对的——，因为它是从孤立的人的发展出发的。”[5](P25、22、489)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的人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既是从事着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社会的人，也是现实的人、社会个人的物质生产，归根到底，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2](P67)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出发点避免了在历史的现实前提这一基本问题上任何“见人不见物”或“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实现了人及其活动与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辩证统一。就人本身来说，人既是历史的前提，也是历史的产物。“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7](P545)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的活动影响并决定着物质生产，因为人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人的活动奠定了一切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的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8](P300)据此，胡克进一步扩展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既不包含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宿命论，也不包含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宿命论。……在一定限度内，人类是能够重新决定它的发展的。”[9](P57－58)实际上，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生产条件与人自身的改变是同一个过程。“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0](P494)因此，如果说现实的人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那么物质生产就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起点。在这里，“现实的人”决非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的人，而是在社会中从事着物质生产的人，“物质生产”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人进行生产，生产也塑造了人。一言以蔽之，作为历史出发点的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二、历史的发源地：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
在人类历史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现实前提并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为人们所看到或承认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被发现与剥离的历史过程。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物质生产”才获得了应有的重视和地位。因为这种历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所以，这种历史观始终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胡克据此曾正确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去演绎历史，而是去发现历史流动的韵律”。[9(P267)如此一来，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发现就问世了，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11](P38)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发现这个历史规律、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列宁回答道：“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12](P6)由此可见，无论是“物质生活”及其生产方式的发现，抑或“经济领域”的划分、“生产关系”的剥离，都是一个历史过程。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最容易理解。
巴里巴尔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它是否完善，总肩负着一项使命，即思考时代的物质性。”[13](P117)而对“物质性”的重视绝不是从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头脑中自发产生的，而首先是他们批判地承继了法国唯物主义思想遗产的结果。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早已注意到“物质需要”、“利益”、“利益规律”的重要性。普列汉诺夫在评点其观点时这样写道：爱尔维修“做了一个极有兴味的至今尚未得到充分估价的尝试，即以人类的物质需要来解释人类的社会的和智慧的发展。但是这个尝试没有成功，而且由于许多原因亦不能不失败。但是这个尝试宛如一个给那些愿意继续法国唯物主义者事业的下一个世纪的思想家们的遗嘱。”[14](P12)可以说，正是沿着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先辈探索的足迹，马克思不仅认真执行了他们的遗嘱，而且真正完成了他们未竟的事业。
历史地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形成了关于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15](P30)在随后的《神圣家族》中，在与“批判的批判”的激烈交锋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马克思写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6](P191)在这里，马克思不仅首次使用了“生产方式”这个术语，而且在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中第一次明确而概括地表明：“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巴加图利亚指出，这是马克思“关于未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整观点的关键性的突破”。[15](P38)
无独有偶，恩格斯也“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与马克思“完全一致”的研究结论：“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是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16](P196)诚然，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针对英国的现代发展史而言的，但他正是从英国这一“典范”或个案中强烈地意识到并指明了物质生产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无疑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极具突破性的深刻洞见。
在阐述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事实上，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这一道路马克思早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问题就在于，“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17](P261、261－262)的确，如果仅仅盯住这层眩人耳目的理论旧外衣来看，德国理论家们就深深地误解了马克思，他们不求甚解，误以为马克思仍然是在“炒剩饭”，而丝毫没有觉察到马克思所实现的术语革命背后其真实的思想历程与旨归。
三、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
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针对“经济决定论”这一错误论调再次郑重声明：“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6](P699、695－696)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活动、物质生活、物质生产无疑都是第一位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历史地看，一切民族、国家，无论文明或不文明、无论发达或不发达，其赖以发展、进步的现实前提都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18](P347)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揭示的基本原理表明：“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19](P617)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从来都“不愿多讲分工，不愿多讲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他们没有看到：“个人对一定关系和一定活动方式的依赖恰恰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决定的。”事实上，“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17](P460－461、377－378)马克思曾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恩格斯认为，这一基本观点“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因此，“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11](P32、39、38)
从一定意义上讲，生产的决定性也就是经济必然性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前者是就劳动方式而言，后者是就劳动领域来说。1894年，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恩格斯进一步分析指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他特别提醒我们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第二，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正是在强调“经济必然性”是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的意义上，普列汉诺夫写道：“每一个民族的经济制度决定着它的社会制度，而它的社会制度也反过来决定它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等等。”[20](P745)他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社会里非生产阶级的出现，其本身就是那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结果。这说明即使经济因素的活动为别的因素所压制时，经济因素也仍然保持着其优势地位”。[21](P186)也许有人会问：经济制度莫非也应该有自己的原因吗？普列汉诺夫回答说：“当然，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它也有自己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任何社会进化，从而，任何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同自然界进行的斗争。”[20](P745)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于由分工所引申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使得马克思在制定唯物史观方面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从分工的观点来看，“物质生产”的发现及其历史性剥离，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也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收稿日期］201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