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重言”现象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重言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披阅《史记》，人们常常关注以“太史公曰”为标记的话语方式，这种论赞形式成为后代史书和小说的评论范例，学界对此已有充分的研究。而《史记》中时常出现以“某某曰”为标记的引用性话语，诸如“孔子曰”、“老子称”、“《易》曰”、“韩子曰”、“贾子曰”等，对这种言说方式的系统探究，目前还付之阙如，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史记》“重言”之话语呈现
何为“重言”？“重言”之“重”究竟读“chóng”，还是读“zhòng”？对此历来众说纷纭。在庄子那里，“重言”可以是重复之“重”，因为“道不外求”，体道、言道、释道，无不有重复的味道，但后代注家多认为“重言”是借重之“重”，引用他人话语以证己意。《庄子·寓言》“重言十七”，晋郭象注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唐成玄英疏云：“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①宋林希逸云：“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黄帝、神农、孔子是也。”②今人陈鼓应则云：“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占了十分之七。”③笔者所遵从者，即“重言”是借重古来尊者之言的说法。当我们将“重言”界定为征引、援用圣人时贤话语的言说方式时，《史记》中就会有诸多行于文本之内的“重言”话语浮出水面。这些话语的征引对象以先秦诸子和典籍为主，主要包括孔子、老子、《周易》以及庄子、孟子、墨子、韩非子、贾谊等人的话语。兹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史记》“重言”首以引孔子之言为主，其言大多出自《论语》。有学者认为“近三分之一的《论语》内容被司马迁写入《史记》之中”④。的确，《史记》“重言”有对《论语》“子曰”的直接引用，如《宋微子世家》中记太史公曰：“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⑤《管晏列传》：“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⑥《万石张叔列传》中记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⑦《李将军列传》中记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⑧这些皆属于引用性话语。
《史记》有些“重言”是将《论语》多句合并为一句，对孔子之言进行化裁拼合。如《孝文本纪》中记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⑨所节引者分别见于《论语·子路》中两处：“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⑩“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11)司马迁合并孔子“王者”和“善人”之论于一处，以之作为对汉孝文帝治国四十余年“德至盛”的褒扬。又如《伯夷列传》：“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12)其中“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分别取自《论语·宪问》与《论语·雍也》两处：“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13)“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14)《论语》衡量君子言行的话语被司马迁弥合于《伯夷列传》的文本中，妥帖自然。《史记》中还有套用孔子言语的征引方式。如《鲁周公世家》中记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断断如也’。”(15)这样的句式显然模仿《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6)的感叹。孔子感伤自己复兴周礼、行周公之道的理想随老之将至而不能实现，《史记》巧妙套用，表达的则是作者对作为周公封国的鲁国礼崩乐坏的叹惋之情。
司马迁有时借助这种“重言”方式，将文本语意引向更深沉的境界。如《伯夷列传》中称引孔子之言：“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17)意指孔子认为伯夷、叔齐遵从父命和礼让的逊位是心甘情愿、丝毫无怨的，而司马迁又在这一个“怨”字上做文章：“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18)从而引出伯夷、叔齐《采薇歌》中对武王“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19)的批评，于是自然产生了“由此观之，怨邪非邪”(20)的怀疑，进而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21)提出质问，一吐自己如鲠在喉的牢骚，寓写内心的不平和愤懑。作者借孔子之言使思考走向深入，整篇文意的转捩点即在于此。
（二）《史记》“重言”的又一话语表现为引用《周易》、《诗》、《书》等六艺言辞作为评论的依据。《易》学博大精深，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22)《易》学与《史记》的密切联系，学者多有深刻论述，诸如司马迁发愤著书与《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3)的奋发精神相通；《史记》以《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24)的理念整合学术思想；《史记》“通古今之变”的观念与《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25)相连等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已明言《史记》的撰写是为了“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26)，因而作者对《周易》话语的引用也比比皆是。直接引用如《太史公自序》：“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27)《伯夷列传》：“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28)后者源于《易·乾·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29)又如《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离骚》的评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30)源于《易·系辞下》：“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31)《天官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32)源于《易·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33)《楚元王世家》记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34)源于《易·泰》：“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35)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史记》中对《诗》、《书》等经典文本语句的引用也比较常见，如《孔子世家》记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36)表达对孔子无限的仰慕之情。《张释之冯唐列传》引用《尚书》称誉张释之与冯唐：“《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37)
（三）《史记》“重言”中还包括对老子、庄子等诸子话语的引用，有正面引用作为例证的，如《酷吏列传》：“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38)《刘敬叔孙通列传》：“‘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39)《范雎蔡泽列传》：“吾闻‘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40)“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41)《游侠列传》：“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42)也有故意正说，实际上却表示厌恶和困惑的，如《游侠列传》：“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43)其言语本《庄子·胜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44)这类引用明显表现了作者的愤激之情。《扁鹊仓公列传》：“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45)语本《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不处。”(46)扁鹊以精湛医术救人，反遭小人嫉恨以致惨遭不幸，司马迁换用《老子》中之“佳兵者”为“美好者”，美好的医术与“非君子之器”的“兵”的同类比附，反映出作者对当时社会人心的深深困惑。
二、《史记》“重言”的特色
《史记》“重言”的存在无疑增加了《史记》作为历史文本在内容材料上的丰富性，这自然与《太史公自序》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47)有关。司马迁博览“史记石室金匮之书”(48)，凭借恣肆之才情驱遣“重言”话语行于文中。《史记》大量使用“重言”之源头，可追溯到《尚书》、《左传》。《尚书》中有“我闻曰”六处、“古人有言曰”四处，这与它本身是王者的训誓诰命等文体有关。《左传》中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为”等形式表达的评论大量存在，据逯耀东统计，以“君子”的形式道出的有八十四条(49)。《左传》的“君子曰”往往以人事行为是否合于“礼”为标准，“君子曰”附于事后具有“卒章显其志”的道德评判色彩。如《隐公十一年·郑庄公戒饬守臣》的“君子曰”，认为郑庄公对于许国：“无刑而罚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50)《左传》的“君子曰”更多的是辅助完成了以传解经的功能，而司马迁所征引的“重言”，相较《左传》中的“君子曰”则有很多的不同：出现的位置更加自由，篇首、篇尾、事前、事后均可；如前所述，征引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尽管《史记》的“重言”同样具有彰显道德、隆盛礼义的色彩，但不惟道德评判马首是瞻，而是令话语与前后文本交融结合，将思想置于更加高远深邃的历史空间。
质言之，《史记》“重言”话语存在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层间叠发”的样态出场。“层间叠发”一词出自清吴见思对《史记·伯夷列传》的评点：“妙处在杂引经传，层间叠发，而神理自成一片，纵横变化，绝不费手，非史公其孰能之？”(51)这里的“杂引经传，层间叠发”就包括援引孔子等圣贤言语以证己意的“重言”，其评议堪称一语中的，准确指明了《伯夷列传》中存在着“重言”叠加现象。其实，《史记》其他篇目如《游侠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亦是如此。此外，如果将《战国策·秦策三》中“蔡泽见逐于赵”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一传互读，就会发现《范雎蔡泽列传》在“蔡泽劝说范雎应功成身退”时基本沿用了《战国策》的表述，但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司马迁在“圣人之常道也”的后面，一口气连续加入了《论语》、《周易》爻辞等“重言”话语：“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2)重言密集，可见一斑。这里将《战国策》与《史记》的相关部分对比如下：
“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口，又斩范、中行之途，栈道千里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如是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此则君何居焉？”应侯曰：“善。”乃延入坐为上客。(53)
“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途，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吾闻之：‘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四子之祸，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应侯曰：“善。吾闻‘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于是乃延入坐，为上客（划线为笔者所加）。(54)
两相对比，《范雎蔡泽列传》引用了《墨子·非攻》中的墨子之言：“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55)又引用了《周易》、《老子·俭欲》中的文字，这些都是《战国策》文本中所没有的。《战国策》中充满着纵横家诡谋之策、奇谲之辞，大有惟利是图的倾向，而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士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已经和老子、孔子的时代大不一样，尔虞我诈日渐突出。因此，司马迁在对战国文本原封不动挪用的同时，必须要在密集得令人压抑的说词中见缝插针地塞进去自己挑选的“重言”，这些“重言”的存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补救”了缺少“善言”的战国文本，或者说是给战国文本以道德寄托。对于《史记》和《战国策》的前后取材关系，学者有以班固为代表的所谓《史记》采《战国策》之说(56)，也有以桐城派吴汝纶等为代表的说法，即因《战国策》中有九十多处同于《史记》叙事，故而认为后世人取《太史公书》移入《战国策》之说(57)。但无论是哪种观点，都能见出这些“重言”话语在《史记》中高频率的存在，这在其后的历史文本中并不多见。
“重言”在《史记》文本内部还往往产生一种“对话”效果。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当我们谈论某一话题时，在前人那里已经形成了观点和看法的“稠密地带”，“在话语和所讲对象之间，在话语和讲话个人之间，有一个常常难以穿越的稠密地带，那里是别人就同一对象而发的话语，是他人就同一题目而谈的话”(58)。具体在《史记》的写作过程中，司马迁必须得穿越这一话语形成的“稠密地带”，以自身的话语作为与谈述对象沟通的桥梁，方能达到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篇首有言：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59)
此篇以“太史公曰”发端，将孟子对梁惠王重义轻利的回答追溯到孔子“罕言利”的思想，表达了“利诚乱之始”，“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的感慨。司马迁的话是在孔子、孟子言语之外自我观点的表达，不啻作者与前贤在几百年后的一次“对话”。引用“重言”而构成的对话效果还表现在《酷吏列传》、《游侠列传》等篇中。如《酷吏列传》的开篇：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60)
这里的“重言”话语以“孔子曰”起笔，以“老氏称”续接，以“太史公曰”作结，以“故曰”和老子之言为余波，孔子、老子和太史公三人的密集言语此起彼伏，形成了强大的超越时代的对话空间。孔子、老子在礼乐教化百姓的取径上虽有所不同，但在反对酷刑峻法、密网严令方面却殊途同归。因此，司马迁对二人话语的引用也就成为《酷吏列传》一篇的立意之本。又如《伯夷列传》，细究其文本内强大的“重言”话语，对话关系也非常明显。文中有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61)在肯定天道存在的同时，作者却又生困惑：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好学颜渊受穷早夭，暴戾恣睢如盗跖者却以寿终，操行不轨者终身逸乐，谨守言行之君子却横遭灾祸，从而对天道产生怀疑和质问：“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62)于是作者偕“重言”，又开始了一场挟风雨带雷电的“对话”。
《史记》“重言”所带来的对话效果要彻底实现，必定是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的。我们知道，在一个话语行为中，说话者的发语目的、要达到的意图与听话者（或潜在的）的受话期待及可能给出的应答相关联，说话者的行文和感情也会受其影响。可以说，作者都是在为想象中存在的读者而写作。伊格尔顿认为：“每一个文学文本的构成都出于对其潜在的可能读者的意识，都包含着一个它为其而写者的形象：每一部作品都在自己内部把伊赛尔所谓的‘隐含读者’编入代码，作品的每一种姿态里都含蓄地暗示着它所期待的那种‘接受者’。”(63)那么，《史记》中诸多的“重言”以及独特的“太史公曰”，是否存在“听者”？如其存在，“听者”又为谁呢？《史记》是对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的总结和梳理，统揽古今，学究天人，后世人也就成为《史记》文本的“隐含读者”。在《史记》正文中曾出现了三次“后有君子”的话语，如《封禅书》：“后有君子，得以览焉。”(64)《六国年表》：“后有君子，以览观焉。”(65)《高祖功臣年表》：“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66)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更进一步说道：“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67)后世的所谓“君子”正是司马迁要等待的读者，他将希望寄予未来，期待着与未来的对话！
《史记》中的“重言”并不是简单的“借重”，而是作者“成一家之言”的具体实践。司马迁固然是在借重援引古人话语，固然是在“层间叠发”，形成对话和沟通，但本质上他是在追求创新出奇，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根本目的，为的是“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它山之石以攻玉。如《伯夷列传》中连续借引的孔子之言：“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68)这世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正如清代李桢所言“夫天道与善之说，有时不足深恃，亦守其在我者而已”(69)。司马迁在此以平静的笔调将史学家的激情转变为哲学家的睿智，列传作结处依然采用“重言”话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70)司马迁正是借用“或曰”、“子曰”、“故曰”、“贾子曰”以及《周易》卦辞等他人之言，为自己搭建出思想的梯阶，将不幸遭遇的个案上升为抽象的“好人是否终有好报”的哲学命题，这是司马迁对命运问题的拷问。
司马迁借用“重言”，将前人抽象性、思辨性的话语思想“空言”与各种史实相连，将古代史官的“言”、“事”分记冶为一炉，把“重言”与自己的“一家之言”即“司马子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果留意“重言”的话语呈现，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一部分“重言”话语是被统合在“太史公曰”之内的，除前文所举各例外，还有如《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71)《田叔列传》：“太史公曰：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72)《淮南衡山列传》：“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73)以《货殖列传》为例，一开篇即引老子之言为整篇列传起笔的原点，把“老子曰”和“太史公曰”并列成段。但老子心中所向往的乌托邦社会，明显与司马迁后文所奋笔直书的世情百态相去甚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匹夫编户之民”，无不“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74)。因而司马迁认为，若一味地以小国寡民的理想来要求现在，不现实也不可能，“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75)。司马迁在质疑老子言论的当下效用时，却能善用“因其固然”的思想，肯定追求财富是“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76)，“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77)，并叙写了近世人人为财的众生相。诚如钱钟书所论：“马迁传货殖，乃为此‘鄙’、‘俗’写真耳。”(78)班固以“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79)相指责，惜其未察司马迁对世情的洞达、对历史的卓识。“迁据事而不越世，切近而不骛远”(80)，老子之言是司马迁对社会经济思索的起点，但司马迁从现世的实际情况出发，破中有立。这种以“太史公曰”囊括圣贤之言的书写行为，绝非其自我表白的“整齐百家杂语”所能包容，“太史公曰”和“重言”在《史记》中形成了互补共用的效果，它们都同时指向“成一家之言”。正如梁启超所说：“其（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81)
三、《史记》“重言”的功能
司马迁的“重言”话语方式在《史记》中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语用指向？笔者以为，这样的发问实际上触及到了“重言”在《史记》中的多重功能问题。
（一）司马迁用“重言”显示出史学家尊重古代圣贤价值标准的“尚善”精神。“重言”来源范围之广前已述及，从儒家到法家，从《周易》到老庄，《史记》都能纵横捭阖，出入从容。其“重言”或如疾风暴雨，不可遏止；或如林间小溪，淙淙作响。作者随思之所至，信手拈来前人“伟言”，古来圣贤及其言论的权威性和经典性，在不期然间已悄然树立。“引证文本的本身就是实际的经典化实践，更多地、更权威地、更集中地引述某些文本，这些文本就被经典化了。”(82)《史记》于引用孔子之言后，往往有“诚哉是言”、“信哉”等首肯性话语，或者在援引之后以“其……之谓邪”、“岂谓……邪”、“岂……之谓乎”等问句收束。无论何种形式，都说明孔子之言已成为《史记》评判人物之根据。司马迁对孔子等古代圣贤的崇敬就是出于情感上的选择和肯定，并且将自己的使命与继承孔子的文教事业连接在一起。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孔子世家》中都引用了孔子“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之语，近人姚永概认为“史公两引斯语，皆以《史记》本《春秋》也”(83)，可见渊源有自。但在学术思想上，司马迁并不受制于哪一家或哪一派，因为只有多方吸纳，披沙拣金方能“成一家之言”。
（二）司马迁的“重言”表现出其“用情”的真诚。《史记》“重言”杂引经传，看似有意纵横驰骋，实为情之不能自己，其征引的力度正是创作主体植入生命激情的显现。以《伯夷列传》而言，真正算得上是伯夷、叔齐本传的只是夹杂在中间的一小段——二百七十四字。司马迁借伯夷、叔齐发出对天道不公的感慨，内心百折千回之情决定了他要以那样密集的“重言”行文。撰史中的司马迁似乎已幻化为传中的伯夷、叔齐，整篇《伯夷列传》几乎成为作者的夫子自道！对此，清代学者方檠如已有所体认：“其自为客主，四五复之。”“‘是耶非耶’以上，皆太史公设为或人难端，所谓‘余’者，代或人自余云尔，其下则史公之折之也。”(84)
从《论语》的“子曰”到《左传》的“君子曰”，再到《史记》的“太史公曰”以及“太史公曰”中再套上有形无形的“某某曰”，我们深刻感受到的是司马迁那种急切的立言之情，他不仅要“照着说”，还要借用古来圣贤之说并将其糅合融化进自己的文本之内“接着说”，这种糅合有种喷薄而出、不可压抑的力量。如《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于叙屈原事迹未了就加入自己的主观论断：“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85)司马迁极度痛心于楚国君昏臣佞的政治黑暗，因而在议论之后又引用《易·井》爻辞取譬：“《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86)再次借言抒愤，为屈原的遭遇鸣不平，同时也是其自身遭际的悲愤书写。《易》言辞的引用成为司马迁抒情言志的通道，个体情感由此得到淋漓酣畅的表达。
（三）司马迁的“重言”是借古代圣贤的言论来衡理说事，是其成圣成贤理想的积极实践。司马迁是以圣贤事业为抱负的史家，周公、孔子等古代圣贤是其心仪的榜样和理想的追求。“三不朽”的思想对司马迁影响至深，他遭受腐刑成为“刑余之人”后，深知在其他方面的建树已成非分之想，《报任安书》所谓“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87)，就是要“立言”以求“不朽”，以成就他的名山事业。《太史公自序》有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88)司马迁辟除“空言”，不是否定“空言”，而是讲究饱含实质之言，实质之言便是司马迁所谓的“行事之深切著明”，这样的“言”本身就是“行事”，就是言行一致，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换言之，司马迁之“言”，实际上已经成为实践。不仅是“重言”，就连说古道今和抒情言志，统统变为借题发挥的一种举措。五十二万余字的《史记》将言、事熔为一炉，觉民济世之思与“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89)的三千年人事绾结一处，发人深省。
总而言之，在《史记》中，“重言”不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修辞方法，也不再仅仅是史家的旁征博引，它蕴涵着绵邈的学术思想和丰富的人文情采，包含着卓绝的春秋大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本身无疑也成为文史长河中永恒之“重言”。
注释：
①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38页。
②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1页。
③(4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8页，第256页。
④陈桐生：《不是六艺胜似六艺——谈〈史记〉与〈论语〉的学术关系》，载《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
⑤⑥⑦⑧⑨(12)(15)(17)(18)(19)(20)(21)(26)(27)(28)(30)(32)(34)(36)(37)(38)(39)(40)(41)(42)(43)(45)(47)(48)(52)(54)(59)(60)(61)(62)(64)(65)(66)(67)(68)(70)(71)(72)(73)(74)(75)(76)(77)(85)(86)(88)(89)《史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33页，第2136页，第2773页，第2878页，第437页，第2125页，第1548页，第2122页，第2122页，第2123页，第2123页，第2124页，第3296页，第3298页，第2127页，第2482页，第1342页，第1990页，第1947页，第2761页，第3131页，第2726页，第2424页，第2425页，第3181页，第3182页，第2817页，第3319页，第3296页，第2422页，第2423--2424页，第943页，第3131页，第2124页，第2125页，第1404页，第687页，第878页，第3320页，第2126页，第2127页，第1475页，第2779页，第3098页，第3253页，第3253页，第3271页，第3254页，第2485页，第2485页，第3297页，第3321页。
⑩(11)(13)(14)(1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第137页，第150页，第59页，第67页。
(2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23)(24)(25)(29)(31)(33)(35)《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第304页，第300页，第312页，第17页，第298页，第66页。
(46)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3-124页。
(49)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4页。
(5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6页。
(51)吴见思：《史记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53)《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217页。
(54)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4-205页。
(56)《汉书·司马迁传》言：“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页。
(57)吴汝纶《记太史公所录左氏义后》言：“昔者，尝怪子长能窜易《尚书》及《五帝德》、《帝系姓》之文，成一家言，独至《战国策》则一因仍旧文，多至九十余事，何自乖异如是！及细察《国策》中若赵武灵王、平原、春申君、范雎、蔡泽、鲁仲连、苏秦、荆轲诸篇，皆取太史公叙论之语而并载之，而曾子固亦称《崇文总目》有高诱注者仅八篇，乃知刘向所校《战国策》亡久矣，后之人反取《太史公书》充入之，非史公尽取材于《战国策》，决也。”《吴汝纶全集》，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299页。
(58)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63)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69)(83)(84)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7页，第548页，第543-544页。
(78)(80)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382页，第383页。
(79)(87)《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第2733页。
(81)《梁启超全集》第十六卷《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8页。
(82)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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