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认知及其应对行为研究——以700名处级以上干部媒介素养调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为例论文,素养论文,政府官员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缘起
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我国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政府与媒体由单一的线性关系转变为双向的互动关系，随之而来的政府和媒体的相处方式必须做出相应的整改才能适应这巨大并且复杂的变化，其中带来的一些观念与行为上的改变可谓是具有革命性的。① 而且媒体本身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出现也构成对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新一轮挑战。
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共同决定了媒体对于政府工作的重要意义，而政府官员自身角色的特殊性则导致其在处理政府与媒体关系中的关键地位。在当前的环境下，要使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博弈最终能够达到共赢的效果，提高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则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是指政府官员对大众媒介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方面的素养。其中最根本的是了解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对社会和个人的作用，了解各种传媒的特点，知道评判传媒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传媒的积极态度和主动能力，能够科学、有效地利用传媒，并且积极地参与传媒，主动地支持和监督传媒。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②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③，这些都与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也是加强政府官员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意。
因此，在新时期新的形势下，各级政府官员应及时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教育，才能达到党的要求，才能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当前我国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究竟怎样？他们通常是如何认识、接触与使用媒体的？面对信息社会与互联网时代的挑战，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为此，南京大学政府新闻学研究所于2007年5月至8月间，在南京全市处级以上干部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府官员媒介素养专项调查与研究。
二、研究方法
1、调查对象
此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样本总体为南京市所有处级以上干部。其中，被调查对象被分为三个层次：南京市管局级干部（不含企业）、南京市级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南京市各区县处级以上干部。以上述调查对象总人数大致7000人计算，本次调查按10％的比例在有关登记注册的干部名单中随机抽取700名处级以上干部作为调查样本。
2、抽样方法
此次调查，我们采用了分层、配额、等距的多阶段随机抽样的办法抽取被调查样本。即严格按照市委组织部提供的干部花名册进行配额等距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具体方案如下：
（1）南京市管局级干部（不含企业）：总数约1100人，配额抽取203人；
（2）南京市级机关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约1400人，配额抽取258人；
（3）南京市区县处级以上干部：区县干部的抽样方法是，先进行典型抽样，再进行配额等距抽样。即先分别选取了玄武区、建邺区、江宁区及高淳县，总数约1300人，再配额抽取239人。
而在实际抽取样本时，我们在南京市委组织部所提供的区县干部、市管局级干部、市级机关干部三千多份名单中，第一次的目标抽样数是700人，每5个名额中等距抽取1个名额，实际抽取了样本数量是718人。随着调查的开展，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或是样本框信息有误或是干部已离职、迁职等原因，导致第一次目标抽样数不够使用。随后用同样的方法又补充进行了多次随机抽样，最后抽取的总样本份数是1169人，而最终实际有效接受本次调查的样本为700人。
3、调查实施
此次问卷调查的实施，主要根据南京各区县、部门或干部工作的实际情况与被调查对象的特殊身份，在方便且保证问卷调查数据质量的前提下，分别采取多种方式择优的调查方式进行。具体调查方式包括：派专人上门面访式问卷填答并现场回收；通过网络邮件发送问卷填答并邮件回收；通过特快专递邮寄问卷填答并邮寄回收；通过传真传送问卷填答并邮寄回收；通过专门设计的网页进行在线问卷填答与回收。究竟采用何种方式，一般事先由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沟通后决定。问卷调查实施工作从2007年7月1日正式开始，至2007年8月10日结束，主要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共30名经过专门相关培训的研究生完成。
4、调查内容与数据处理
调查内容涉及处级以上干部新闻基础知识和业务常识掌握情况；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媒体接触与使用状况；对媒体功能、作用的认识及其使用动机；对媒体与政府关系的基本认知与态度；以及面对危机事件、网络新媒体时的应对行为等。
期间共发放有效问卷70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550份，有效回收率达78.6％。并且采用了SPSS13.0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录入、整理和分析。
5、样本特征
在样本性别比例中，男性占75.87％，女性占24.13％，显示被调查政府官员中男性明显要多于女性。这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在样本年龄结构上，主要以41岁以上年龄段为主，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41－50岁，占44.7％；50岁以上政府官员所占比例也较高，达41.1％；而31－40岁的样本仅占13.5％。另外，在学历构成方面，从分布状况来看，呈现橄榄形，其中大学本科学历所占比例最高，达53.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也占到了16％。整体看来，政府官员普遍具有较高学历。
由此可见，此次被调查政府官员群体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年龄较大，具有较高学历的一个特殊群体。这比较符合当前各级政府机关处级以上政府官员的总体情况，因此具有一定的样本代表性。而政府官员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社会活动的管理者、社会利益的协调者、社会矛盾的仲裁者，与媒体的接触并非仅出于普通受众的需要，职务性社会角色及自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定义了媒介认知和媒体使用行为。
三、研究发现
本文将主要从媒介认知、媒介接触、媒介使用、媒介环境适应等四个方面对此次调查结果予以陈述。
（一）“刻板印象有待改善”：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认知
形成对媒介的正确认识是认识和提高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基础，其中包括对大众媒介的认识与界定、对记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的认识和态度、对新闻基本特性的了解与看法、对政府与媒体之间关系的认知与判断等。而对大众媒体的认知关系到政府官员在面对媒体时所持有的心态、所做出的决策、所表现出的行为，因此只有在对媒体形成正确认识、掌握媒体规律的前提下，政府官员才能够正确、有效地利用媒体、参与媒体。
本次调查首先从与政府官员密切相关的新闻基础知识和业务常识入手，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政府官员进行了媒介认知层面上的测量。
1、对记者角色的认识
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对记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责任、对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正确认识，是面对记者时采取合适态度与手段、进行政府公关从而使媒体更好地为政府服务的前提。
根据此次调查统计数据显示，绝大部分政府官员明确表示自己知道记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比例高达92.73％。
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官员对记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责任的认识的正确程度。比如对于“记者是‘无冕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观点的评价，虽然88.91％的被调查者持否定态度，但仍有少部分政府官员对此持赞同态度。
另外，对于“政府机关是否有权拒绝媒体或者记者的采访”的态度，政府官员表现出一定的分歧。调查统计结果显示，60.18％的被调查者对此持否定态度，22.00％的被调查者持肯定态度，14.00％的被调查者态度尚不明确。事实上，我国相关法律已经规定在不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及军事秘密的前提下，我国政府负有向社会公开信息的义务。而面对记者采访尤其是在进行危机处理时拒绝采访、封锁信息则意味着第一时间引导舆论权的丧失。因此，近36.00％的政府官员对此持有不正确观点。
以上两组关于记者的社会角色及其与政府关系的调查数据和相关分析表明，目前政府官员更加关注记者受政府控制的相对自由和服从于政府的社会责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对于记者所负有的义务。总之，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刻板的，它将可能导致政府对媒体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忽视，从而一方面对媒体做出不适当的干预，对传媒事业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对政府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和各项政府工作的开展设置了障碍。
2、对媒体与政府关系的认识
正确认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是政府官员面对媒体持有合理态度、采取适当措施的前提。而我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在历史变迁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则进一步加深了形成正确认识的难度和必要性。
本次调查分别从“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晴雨表”、“新闻媒体是公共管理的有效载体”等十个方面观点的判断与评价对此进行了考察。具体调查统计结果见下表1。
为测量被调查者对于以上观点的态度的一致性，我们将“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很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别赋值2、1、0、－1、－2，与各自比例进行加权处理，最后所得数值越高表示被调查者对该观点的意见越统一。统计结果显示，政府官员中意见最为一致的观点是“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其次依次是： “主动发布信息是打造透明政府的表现”、“新闻媒体是和谐社会的促进者”、“新闻媒体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善与媒体相处是政府的重要能力”等。如此调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当前多数政府官员已经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和现代的媒介认知意识。不过，在“新闻媒体既是政府的挑战者，又是合作者”和“新闻媒体是政府形象的塑造者与传播者”这两个观点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如上所述，尽管被调查的多数政府官员在媒介认知层面上的媒介素养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从有关政府官员新闻基础知识和业务常识的调查结果中，我们仍然不可忽视目前存在政府官员这一特殊群体中几点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政府官员目前所掌握的新闻基础知识和业务常识普遍倾向于表面化，与新闻传播有关的知识架构尚未系统搭建，知识点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第二、作为政府官员，少数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事业的特殊性以及媒体与政府间的关系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三、对政府与媒体关系认知的片面化、平面化，阶段性与时代性意识的混淆与欠缺，是目前存在于政府官员中对媒体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中的主要缺陷与实际行动障碍。
（二）“角色行为有待弱化”：取向单一的媒介使用
政府官员的媒体接触与使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普通受众接触、使用媒体，虽然有着一般受众的接触习惯和使用动机，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岗位取向与职务特性；另一方面，作为政府官员接触、使用媒体，往往又能够超越作为受众的局限，参与媒体、影响媒体、引导媒体，使之为政府工作服务。因此，对媒介使用的调查主要按照媒体使用者身份划分为以普通受众身份和政府官员身份接触与使用媒体两部分。不过，这两者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界限和区分，很多时候必然是相互影响甚至容易混淆的。在此，我们主要从作为普通受众身份的角度来了解其对媒体的实际使用状况。而以政府官员身份接触与使用媒体则将其归为媒体应对的范畴。
1、媒介接触动机
为了了解信息社会中政府官员平时会选择接触哪些媒介，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以及基于不同的目的在选择媒介时是否会有所区别，我们专门对当前政府官员的媒介接触动机进行了调查。具体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以上统计结果表明，政府官员接触报纸的主要动机是了解新闻（97.10％）和工作需要（64.90％）；了解新闻（88.00％）和消遣娱乐（72.00％）构成其收看电视的主要动机；使用互联网的主要动机是学习新知识（65.80％）和了解新闻（65.50％）；阅读杂志的主要目的依次为学习新知识（56.00％）和消遣娱乐（43.60％）；广播与电视相似，主要用以了解新闻（53.10％）和消遣娱乐（32.00％）。同时，当接触媒介的主要动机是了解新闻和工作需要时，报纸是最理想的媒体；而电视则在以消遣娱乐为接触动机的媒介使用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在学习新知识和获得社交话题的驱使下，选择率最高的媒体是互联网。
可见，了解新闻是政府官员使用媒介最为普遍的动机。其次，不同的媒体倾向于对受众的不同需要的满足。其中两大传统媒体具有较强的信息功能，对受众了解新闻这一需要的满足占据绝对优势，但其使用方向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报纸倾向于严肃型媒体，而电视则倾向于娱乐型媒体。新媒体互联网表现出学习型媒体的特征；杂志和广播对于各项需求的满足均处于弱势，呈现出被逐渐边缘化的趋势。
2、实际使用状况
首先，在传统媒体方面，政府官员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使用模式。调查结果表明该使用模式呈现出一定的全面性特征——兼顾地方性媒体和全国性媒体，对同种类型不同媒体的接触面较广。这可以从政府官员经常阅读的报纸和经常收看的电视频道的分布状况中看出。而相对于电视频道的选择，报纸的阅读则偏向于地域性媒体，最为典型的是经常阅读《南京日报》的政府官员比例高达89.64％。
与此同时，对新闻类媒体相对较高的关注度也是该群体媒体使用模式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这与其受众身份的特殊性有关。在新闻类媒体面前，他们更加关注与自己工作相关的信息，具有较为鲜明的岗位取向与职务特性。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南京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是政府官员最常收看的两个电视频道，其所占比例分别为91.45％和80.00％，明显高于其它非新闻类频道。另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各种时事政治类杂志在政府官员中均拥有一定的固定读者群和较高的阅读率。
其次，在新媒体方面，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使用情况则表现出以下特征：网络的使用在该群体内基本普及且时间普遍较长；但网络功能使用状况相对单一，主要使用的网络功能为浏览新闻、收发邮件和搜索引擎，对娱乐性功能的需要显著偏低。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互联网在政府官员中的普及率高达91.64％，这与当前政府部门现代化的办公环境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在这一特殊的受众人群中，网龄普遍较长。其中，网龄超过五年者所占比例最高，约为43.27％；网龄处于三到五年之间者，占据25.82％；网龄在二至三年时间段中的使用者数量则占据总人数的14.36％；而少于一年者所占比例仅为1.82％。
尽管如此，政府官员对网络功能的使用却较为单一。单一的网络功能使用具体呈现以下三方面的特征：第一，鲜明的职务性和工作需要。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其主要使用的网络功能集中于浏览新闻（92.00％）、收发邮件（65.09％）、使用搜索引擎（52.00％）和文件上传下载（45.82％），具有明显的工作指向性。第二，完全被忽略和弱化的娱乐性。参与论坛、网上聊天、网络游戏、收看视频等具有较强娱乐性的功能的使用度均低于十成。且相对于其他网民而言，政府官员群体接触互联网最为主要的动机是工作需要（60.00％），远高于消遣娱乐（41.09％）和获得社交话题（20.36％）。第三，缓慢的创新扩散。Web2.0技术催生的网络新媒体——个人博客的浏览和编写在政府官员中仅占6.74％，远低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7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相应数据——截至2006年12月31日，我国使用博客功能的网民所占比例已达到25.3％。以上三方面共同构成政府官员互联网使用极为鲜明的群体特征。
总之，从政府官员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使用状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即使是以普通受众的身份使用媒体，职务角色对其行为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二，创新扩散在该人群中速度相对缓慢。对于结论一，我们认为政府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已将媒体纳入其工作范畴，这为发挥媒体作用推动政府工作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平台；而如何有效地借助传媒之力则是一个新闻执政水平的问题。对于结论二，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官员的实际工作需求有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Web2.0所开启的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时代对政府与媒体之间原有的关系、对政府工作的开展都将是一次新的挑战。因此，作为政府官员，接触、使用媒体不能仅仅从个人兴趣和习惯出发，必须具备一定的全局观和时代意识，对各种媒体包括新媒体都要尽量积极主动了解，并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寻找规律和对策使其为我所用。
（三）“应对水平有待提高”：从日常打交道到危机处理
随着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变，以及媒体的逐步市场化，使得媒体在新的时期开始扮演集政府的从属者、合作者、质疑者与挑战者于一身的角色。
从这个角度出发，当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及网络新媒体等的考验与挑战时，政府需要通过媒体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言论，同时减少并控制负面效应，变被动为主动，实施多元化的合作、交流与控制，从而占得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制高点。而且，对于政府官员来说，由于他们掌握着一定范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的运行，因此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他们更加需要利用传媒发布政务信息，引导社会舆论，以及平息公共危机、动员民众力量、树立政府形象等。④ 于是，提高媒体应对能力成为新时期对所有政府官员的必然要求。
1、日常应对：与媒体打交道
相对于以普通受众的身份接触使用媒体，政府官员在工作中对媒体的利用和参与则明显有所欠缺。
调查结果表明，经常与媒体打交道的政府官员仅占21.64％，而很少和从未与媒体打交道的政府官员比例达到27.09％和3.82％，大部分政府官员表示只是偶尔为之。虽然这与政府官员的职务类型与岗位工作性质有关，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两点问题：第一、政府工作与媒体的日常联系尚不够紧密；第二、政府官员的媒体参与意识有待提高。
调查统计结果还显示，在与媒体打过交道的政府官员中，71.82％的政府官员表示接受过媒体记者的采访，65.45％的政府官员表示通过新闻策划做过正面宣传。其次，主动参加或举办过新闻发布会、有过被媒体曝光后处理危机的经历的政府官员则分别占32.55％和18.00％。由此不难看出，政府官员参与媒介的主动性与广泛性仍有所欠缺；政府官员的媒介参与更多地还是停留在被动地接受采访和为了进行正面宣传时，才想到也才会进行媒介参与；而且处理与媒体关系的方式依然倾向于单一化。
另外，有关以上经历是否成功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55.64％的政府官员认为比较成功。不过认为不太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政府官员的比例却接近了四分之一。调查结果显示，之所以与媒体打交道不成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观念方面，11.23％的政府官员表示缺少对媒体的正确认识和对待，8.02％的政府官员表示仍然受到过去行政干预宣传的思想的影响，8.56％的政府官员因没有意识到媒体对于政府的积极作用；其二是经验方面，主要表现为缺少与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没有与媒体或记者打交道的经历与经验，两者在全体被调查者中均占据20.32％。
由此可见，政府官员作为媒介信息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媒介的议程设置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官员应该在尊重传播规律的前提下主动、有效地扩大这种影响，使政府的议程、媒介的议程和公共议程三合为一，更加有效地引导舆论，提高执政能力。⑤
2、面对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
当前，一个政府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的能力，是其执政能力的集中反映，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试金石”。⑥ 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在危机处置中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危机处置甚至已经成为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政府官员如何面对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成为考察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和媒介应对能力的重要指标。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政府官员对此的把握在整体方向上是正确的：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没有将“封锁消息，不对外公开”、“轻描淡写”、“大事化小”、“遮遮掩掩”作为处置危机的反应，而是选择了主动、公开、坦诚的态度。
图1：关于面对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将会采取的措施的统计（N＝550）
从图1所示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71.64％的政府官员表示需要“注意信息的统一发布与媒体协调工作”；其次是“加强新闻宣传策划，消除负面影响，以树立良好的政府或部门形象”，该比例为70.00％。在这些正确措施中，认同度最小的一项是“第一时间组织新闻报道，引导社会舆论”，仅52.55％的政府官员表示在面对危机时将会做到这一点。可见，目前政府官员对及时性重要程度的认知明显低于危机处置及时性原则的要求。
为探究造成上述缺陷的原因以及对之做出补救的方法，我们进行了以下两组数据的交叉分析：
首先，将是否选择“第一时间组织新闻报道，引导社会舆论”与是否有过学习或阅读有关新闻基础知识与业务常识的课程或书籍进行交叉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没有过学习或阅读有关新闻基础知识与业务常识的课程或书籍的政府官员中，有66.28％的政府官员表示不会在“第一时间组织新闻报道，引导社会舆论”，而在有过学习或阅读有关新闻基础知识与业务常识的课程或书籍的政府官员中，只有33.33％的政府官员表示不会在“第一时间组织新闻报道，引导社会舆论”。不难发现，拥有专业知识学习经历的政府官员在面对公共危机时更多地表现出对第一时间内做出新闻反应的重视。
其次，将是否选择“第一时间组织新闻报道，引导社会舆论”与是否有过危机处置经历进行交叉分析。同样的，从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确定拥有危机处置经历的政府官员相对于没有类似经历的更倾向于在危机爆发的第一时间内组织新闻报道。在有过被媒体曝光后处理危机的经历的政府官员选择“第一时间组织新闻报道，引导社会舆论”的比例为49.10％，超过没有该经历的政府官员采取这一措施的比例（39.39％）。
由此可见，专业知识和实践经历的欠缺是造成危机处置过程中具体措施与程序安排相对欠妥的两项重要因素；加强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在应对危机中丰富实践经验，则为危机处置能力的提升拓展广阔的空间。
（四）“新的环境有待适应”：来自互联网的挑战
互联网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其以覆盖广泛、快捷高效而对于原有的媒体格局及其反映、引导、生产的舆论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如何运用并管理好网络媒体，并在这一全新的舆论格局内进行正确而有效的舆论引导，树立、展示、传播政府的良好形象，是政府官员面对互联网给当前政府工作以及媒体与政府关系带来机遇与挑战时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次调查从政府官员对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态度、行为，以及对互联网的利用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考察，调查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图2：关于如何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认识的统计（N＝550）
首先，在态度走向方面，认为网络不可靠而不相信互联网的政府官员仅占据样本总量的4.55％；而高达83.45％的政府官员认为应该重视并运用、管理好网络媒体，积极发挥出网络的作用。绝大部分的政府官员对网络持信任态度，并对其优劣势具有一定的认知。而进一步调查显示，政府官员对观点“因为因特网的兴起与介入，使得媒体的舆论导向变得不可控制，因此会给政府工作带来麻烦”的评价是对该结论的又一证明——48.36％和23.27％的政府官员对此分别表示“不太赞成”和“不赞成”。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对观点“因为因特网的兴起与介入，使得媒体的舆论导向变得不可控制，因此会给政府工作带来麻烦”的评价的统计数据中，仍然存在约为10.37％的政府官员认同互联网的兴起与介入使得媒体的舆论导向不可控制，从而给政府工作带来麻烦。一方面，这与对网络媒体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意识有关；另一方面，认为“舆论导向不可控制”带有一定的悲观情绪，将网络媒体对政府工作的挑战看作“麻烦”，抱有一种排斥心理，同时这也是只看到网络媒体的局限性、忽视优势及机遇的表现。这种片面的观点和悲观情绪将不利于政府利用、参与网络媒体，需要对此加以重视。
其次，调查发现政府官员对于网络媒体的利用主要集中于舆论与政府形象两方面。79.82％的被调查者对于政府形象给予重视，认为应“充分利用网络的交互性展示政府形象，加强网上沟通、提供政务公开”；而在舆论方面，67.45％的被调查者强调网络舆论的监督作用，61.45％的被调查者着重指出网络媒体在形成舆论方面所具有的强势。
从整体来看，政府官员对于网络媒体的态度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对于利用网络媒体的哪些方面为政府工作服务也是相对明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怎样做”的层面上同样正确有效。虽然大多数被调查者在互联网的外部管理机制和内部自律、道德文明建设两方面均达成高度共识，但是，当涉及具体做法时，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
例如，认为需要“加大对于网络有害信息的封堵、删除与积极引导”的政府官员比例达到51.09％。这是政府面对个人媒体迅速发展所造成的严峻形势与挑战时进行网络媒体管理所必须做出的反应，因为它具有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长远意义。然而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发现，首先，51.09％的认同度尚不足以说明政府官员对此已给予高度重视。其次，即使在强调有害信息处理的政府官员中，采取怎样的手段进行处理在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其中就有一部分政府官员片面地将网络实名制当作处理有害信息的唯一手段，试图以此简化工作，而忽视了在互联网的外部管理机制和内部自律、道德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总体来说，目前对于政府所面临的互联网给政府日常行政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政府官员在态度层面已形成合理的整体走向。同时，由于政府已经开启多个运用网络媒体的项目，关于互联网对政府形象和公众舆论的巨大影响政府官员也持有普遍正确的认识；然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政府官员的认知却显得轮廓化，倾向于概念化、理论化，尚不能将之在实践中进行合理的应用。另外，考虑到互联网这一新媒体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应对互联网的机遇与挑战必须以接触使用互联网的实际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全面认知为前提，这将有助于弥补政府官员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不足。
四、结论与建议
现代社会，由于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官员自身身份的特殊性，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高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关系到政府的执政形象、执政能力及公共行政目标的实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提升是提高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是优化政府形象的必备条件，是适应传媒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现状和提升途径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
正如本次调查结果显示，91.27％的政府官员表示当前迫切需要对公务员特别是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进行必要的培训。足以可见，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需要提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对提高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要求已成为普遍性的共识。因此现阶段需要重视和讨论的是如何提高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而在给出可行性策略之前所需要的是正确勾勒出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现状。
通过此次调查结果及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政府官员媒介素养较为突出的表现和问题是：首先，对新闻基础知识和业务常识掌握的表面化、概念化倾向，知识框架尚未成型，实际操作经验有待增强；其次，对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下新闻事业的特殊性以及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与媒体关系的转变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再次，政府官员对媒介所形成的认知表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了解新闻构成其使用媒体的主要需要与内容，而工作则是其接触媒体的主要动机，即职务性在政府官员的媒介接触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媒介认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最后，政府官员在新媒体使用方面表现出相对一定的“滞后性”，这与该群体的先进性要求相矛盾。
据此，我们认为加强理论学习和重视实践经验是目前提高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必然选择。尤其关键的是，为了提高新时期我国政府官员的新闻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并符合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迫切需要在媒介认知、媒介使用、媒体应对及媒介环境适应等层面上全面提升我国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从而才能形成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政府与媒体关系的良性互动与科学发展的局面。
致谢：本文的完成得益于南京大学政府新闻学研究所“南京市处级以上干部媒介素养调查课题组”方延明教授、段京肃教授、郑丽勇副教授的讨论与参与。同时感谢南京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对本次调查的重视与支持
注释：
① 向颖轶：《新闻执政力：媒体动力圈中的控制革命》，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ele.php?id=5311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51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黄琳斌： 《领导干部“新闻执政”调查及分析》，《青年记者》2006年第23期。
⑤ 邹华华、胡忠青：《论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新闻界》2006年第2期。
⑥ 叶皓：《政府新闻学：政府应对媒体的新学问》，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