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提升与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价值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文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6—0032—06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虽然是19世纪创造的精神财富，但它并未因时间的消逝而失去其内在活力。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之所以不断地显示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如詹明信所言：“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语义的优先权”[1]，并且在思想的根基方面，不断影响了20世纪一批杰出文论家与美学家的理论创造，衍生出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之后重要的思想流派与文论资源，究其原因，正源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鲜明的价值指向及其独具的思想智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他的历史观从一开始所确立的出发点与所蕴含的内容，就是对人的现实关切与终极眷注。从这种基本命意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立自己的文艺观时，并没有把文艺与人的整体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从人的不断提升与构建，从培养人的完整性与丰富性的目标出发，积极规定其文艺观的基本内容。今天，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蕴含的价值指向，对深刻把握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精髓与灵魂，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之后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精神，建立中国文艺理论坚实的价值根基与科学的知识形态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马克思整体思想构成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形成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它不是从纯学术角度把文学艺术仅仅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而是与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总目标相一致的，即不只是要在这些学科领域掀起一场革命，而且要将其转化为一种精神武器，为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去奋斗。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来理解文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根基的形成也源于其“人学”理论。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指向确立与形成的思想基石。① 我们知道，与西方传统哲学执著于通过理性思辨探寻外在世界本原的方式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中，着眼于现实生活世界，关注“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其理论观照的重心和焦点。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价值需求，马克思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确立为哲学的基本目标，并将其贯穿于理论活动的始终。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共产主义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2]12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总结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由此可见，马克思、 恩格斯始终将其理论的追求与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实现紧密相连，明确显示出旨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这就在哲学思想方面，为其文艺价值指向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从某种意义讲，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从其人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出发，通过专论、兼论和散论等不同方式，梳理文艺的发展史，研究对人类精神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批判那些妄图阻碍人类精神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作家、作品，同时还热诚地支持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把文艺
的发展同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解放紧密结合。如《共产党宣言》所倡导的“世界性文学”的概念，就旨在通过文艺克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更加自觉地显出马克思以美的理想和尺度来引导与规范人自身的生产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人要彻底获得解放，成为真正的人，必须经过两次提升。一次是“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次则是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恩格斯认为，人的第二次提升将使“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5] 这就是说，从整体上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理想的实现基本上是同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艺发展的价值期盼，正是寄希望于在文艺作品中描写和再现那些能充分体现推动历史发展进步力量的美好人性。可以看出，他们的社会理想和人的发展的价值期待是内在统一的。正像伊格尔顿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情感”[6]。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之所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文艺价值指向的理论依据，还在于这一命题对人的发展的规定具有科学的完整性与全面性。就其现实性而言，所谓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包括人的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人的需求的多方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提高和自由个性的充分实现，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和谐以及因此而实现的人的多样性需求的充分满足。而从理论上分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则在于，人的类特性、社会特性和个性在个人那里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7]196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野中，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发展，首先体现着作为人的类特性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及其内在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对于个体而言，只有充分发展和实现人的这一类特性，才能真正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其次，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非单个人的独立行为，只有在社会整体发展的意义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所以说，“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是指人的“社会特性”在个人那里的充分发展，它不仅是人类的本质向个体的回归，亦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特性的重新占有。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人的社会特性不断完善基础上的个体，必须“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从而也获得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包括人的个性、能力、人格、需要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与发展。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界定，是一个十分完整的思想体系。正是通过这种系统的理论阐释，马克思明确将其确定为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与其文化实践展开的重要价值取向[7]196—201，它毫无例外地对人类的文学艺术实践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实际上，马克思经典作家也正是把文学艺术的创造与欣赏归结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生活活动。这种活动从主体的属性看，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具有自由自觉的活动特性；而从客体的属性看，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审美外显与对象化，具有精神创造的多样性与丰富性。马克思文艺活动论的理论启示人们，文艺的出发点、联结点和归宿点是人，文艺是提升和构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途径。这也正是文学作为“人学”的重要内涵。
2 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指向的理解中，应高度重视马克思对美的问题及其审美理论的基本规定，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取向确立的理论基础。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是从反异化和肯定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特性的前提下，提出“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的思想，并把人的整体发展与人的感觉的丰富及解放联系起来，作为人的进步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要前提。诚如有学者所阐释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建基于马克思的审美理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包含一个对共产主义的审美辩护。这一对共产主义的审美辩护同时又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的审美批判。它证明了艺术有助于支撑未来更高级的文明，在这种形式的文明中，人类活动不再被工具性的商品价值所困扰。[8]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及其人学思想的逻辑规定来看，“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与培养“具有全部感官之丰富性的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
“按照美的规律创造”，是马克思在《手稿》“异化劳动”一章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是从对劳动的本质的思考，充分肯定人与动物的区别，肯定人的生命活动的价值功能的前提下提出这一命题的。马克思的论述是这样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96—97 马克思这段论述，在肯定实践作为人的有意识的类特性的前提下，通过对人与动物间不同本性及其表现的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基本思想。
首先，“按照美的规律创造”是在对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特征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提出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实践作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既是人类特有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是对人类自身社会历史活动本质的概括，也是人类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完整体现。“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96；“一个种的全部特性、 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2]96。可见，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其核心是表明了人能够按照人的尺度，打破受动物性固有的单一物种尺度的限制，能动而合规律、合目的性地进行改造，从而最大限度地显示人的本质力量。美的创造正源于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展示与占有。“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从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125 当这种确认是以感情、想象、感性体验及生命观照等感性活动方式在感性对象上实现时，人与对象的这种关系就构成了审美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命题，其价值取向的核心是对人的自由创造特征即人的生命活动属性的充分肯定。因为这一属性既是构成人的不断提升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人类审美活动生成与审美价值实现的根本所在。
其次，“按照美的规律创造”，除了对“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的理解外，还有一个对“美的规律”理解的问题。所谓“美的规律”是指作为审美原则与艺术特征方面的特征与属性，即马克思所讲的“艺术的掌握”的客观规定性与规律的问题。如按照“艺术方式加工”的思想，强调文学创作要“莎士比亚化”，而不要“席勒式”；强调作家对于生活的评论是“诗意的裁判”；强调要保持古希腊艺术中的“想象”、“幻想”和“形象化”；强调艺术欣赏中“艺术享受”和“儿童的天真”；强调对作品的批评应掌握“美学的历史的”尺度等等。这些均体现了马克思对文艺本质的理解与对美的规律的强调是内在统一的。尤为可贵的是，马克思还着力强调美的规律在构建审美主体中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审美的修养与能力是人之为人最惯常也是最主要的标准。“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2]125—126 在人的审美能力的发展中，马克思高度重视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2]126 因此，马克思所理解的审美的人，是指扬弃了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超越私有制与异化现象的束缚，并获得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彻底解放的人。而文学艺术活动也正是以主体的自由自觉的创造，不断突破外在客体与对象世界的束缚，突破人的感觉的单一性的限度，通过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建立与世界的诗意关系，以实现审美创造的多种文化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审美性的生成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同步的。因为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2]120 所以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价值指向中，人的提升与意义世界的构建既是基本内容，也是最高目标。塑造与建构审美的人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希望用共产主义来实现广大边缘人的梦想。“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人类进步最后终止于这样一种社会，这种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3 创造具有全部感官之丰富性的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体现的重要价值取向，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为文艺活动按照美的规律生产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创造具有全部感官之丰富性的人的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马克思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2]123—124。“同样，已经产生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2]126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谓“具有全部感觉之丰富性的人”，首先是指一种具有完整性与全面发展的人，是指人成为自身全面关系的占有者，成为自身全面需要和全面创造力的主体。马克思对人的完整性的界定，不仅包含对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方式的整体性的注重与强调，如，不仅强调人的感觉、思维，还强调人的情感、认识及意志；不仅重视人的生命活动的直观性和思考，也重视人的理性、非理性及愿望。总之，它意味着人对人的精神的全部内容的充分占有。这种占有，既是对人的片面性需要的超越，也是对人的生命活动所表现的单一性、狭隘性与功利性的扬弃。表明在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历程中，不断生产与构成了社会关系与个体需要之间的无限的丰富性。其中既有现实关系的全面性与和谐性，也有人的感觉与本质的完整性与丰富性。而只有在这种无比丰富的关系中，人类才能进行全面而自由地选择，与实现这种全面的关系与全面的需要相适应，人的创造力也得到了最全面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按照任何一种尺度来进行产生”，并且自由地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所作用的对象上，这正是包括艺术在内的美的创造的基本规律，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最高命题的理论内涵，对文艺生产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创造具有全部感官之丰富性的人”也是指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完整性，是真正实现了个性的人。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2]126 可见，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创造具有全部感官之丰富性的人的最高目标。它既意味着个人需要的日益全面和丰富，即每个人按其自身的特点生成并提出积极的需要，这种需要由单一的片面的需要发展为日益全面的需要，由低层次需要向以充实人的本质力量为取向的积极性需要发展。而且，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意味着人具有了丰富而全面的感觉。由于素养的全面提高，人原本所拥有的感觉逐步发展成为丰富全面而深刻的感觉，从而使人的感觉的对象真正成为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诚如马克思所总结的，“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解放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2]124
“创造具有全部感官之丰富性的人”，作为马克思关于审美完成了的人的基本条件，还包括对人的感性存在与人的生命活动的感性属性的肯定。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关注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活动，因而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必须克服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主要缺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立论的基础并非仅仅局限于旧哲学那种狭隘的自然观，而应将哲学的视野拓展至人类实践活动所涉及的全部感性世界，尤其是在对人的完整性的认识方面更应如此。马克思讲：“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2]128 在这里，马克思特别指出了感性完善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些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168 但是，马克思也没有简单地、直接地肯定人的感性存在，他认为其中有更多的自然性与受动的特征。“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2]269 “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2]169 人的历史作为一种真正的自然史，无疑包含了一个不断扬弃与提升自身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其中既包括对异化劳动与异化现实的扬弃，也包括对人的存在的单一性与片面性的扬弃；既包括对人作为动物性存在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的扬弃，也包括从自然、受动方面直接地表现感性生命的扬弃。可见，在“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命题中，对人的感性的培养与塑造是马克思建构审美的人的核心内容，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指导文艺实践的现实意义。
4 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所显示的思想的新颖性与知识形态的丰富性，值得当代中国文论界认真地理解与领会。事实上，这些宝贵的理论资源，已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在价值态度与知识构成方面的建构。然而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西方文论中所呈现的各种语言、社会、历史及文化的转向，只是作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存在，还未能提供一种更广泛的价值普遍性。但“19世纪以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而且，迄今为止提供得最为完备。在价值普遍性上，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意义，这是它的合法性的根据”[9]。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的基本理解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囿于传统术语的使用和文论层面的解读是远远不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文本分析的具体思路与方法。从某种角度讲，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立足于未来，立足于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的高度，来审视人类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的。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中，不仅应着重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价值内涵，而且应更加主动地发挥其指导与改造现实的巨大作用，“无论文艺与审美的问题性如何丰富与复杂，其中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文艺学与美学所真正关切的问题域是指人类生存现状中的价值指归与选择”[10]。因而，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价值指向为依据，才能更好地促进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和批评实践与整体的文化生态系统建设，按照科学而和谐的目标发展。这一点才是我们重读马克思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6—10—03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1.JA50.1144065）
注释：
① 关于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可参阅俞可平：《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刊《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2006年第1期； 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第3章第7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黄克剑：《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第4章和结语，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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