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比较史学的逻辑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也谈论文,逻辑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类推为逻辑基础的比较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应当建立既严谨坚实而又富有生机活力的比较史学，把对历史关系的开掘推进到更阔大的视野中和更深入的层面上。此中问题甚多，这篇短文只就其逻辑机理的特性谈两点意见。
1.历史关系的对质参印
类比的最终的逻辑基础是事物的统一性，那么，历史比较方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最终也应当到客观历史事实、历史关系的固有属性中去寻讨。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丰富多采的，又是根本统一的；是互相关联的，又是不平衡的。由于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以至各个人的成长和演变过程是相联系、相比较而存在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才可能在它们之间进行历史比较；而由于它们的成长和演变，又是自具机杼、千姿百态的，呈示着多种多样的不平衡的发展形态、发展速率和发展程度，才需要在它们之间进行历史比较，更好地认识、把握它们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类推，重在相似；比较，则兼重同异。因此，所谓比较史学，“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1〕
自发的简单的历史比较法，几乎跟历史学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近代型的理性主义的历史比较研究，也在18世纪首先由欧洲启蒙主义史学开其端绪。不过，自觉的、系统的比较史学，则主要在本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由欧美一些职业历史学家倡导起来的。其具体方式繁复多样，根据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关系，大体可以分成三个类型。
一类是平行比较。它的应用范围最广。东北师大林志纯关于东西方城邦制度的研究，北京大学马克尧、中山大学姜伯勤关于欧亚封建制度的研究，被比较的对象固然是彼此独立、平行发展的。美国学者艾森斯塔特的《帝国政治制度——历史上官僚社会的兴衰》一书，列举古今许多帝国的政治人事，分析历史上中央集权帝国发展和衰亡的结构；中国学者吴于廑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一书，考察亚欧大陆东端（中国、日本）和西端（英国）的农业经济和航海活动，揭示中世纪之末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基本态势和演变趋向，被比较的对象之间实际上相互影响和渗透，关系相当密切，但上述专题研究并不着眼于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某些历史变化的承续性关系，仍然属于平行的比较。
平行比较可以是现象的、过程性的，也可以是内在的、结构性的。按照当代著名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的说法， 比较史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不象写作世界史的历史学家那样在连续叙述人类的发展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也不象历史哲学家那样在全面的总体模式中寻找历史的意义，而是从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在撞击着人类的那些永恒的问题中寻找历史的意义，”〔2〕就是说，它既不是纯叙述的具体， 也不是纯思辩的抽象，它要“按照某种规范和范畴将过去组织起来”。〔3〕这样， 从过程比较方法转向采用基础更加广泛的结构比较方法，便成为体现比较史学之本性要求的必然的趋势。“比较方法实质上是一个处理解释性问题的工具。”〔4〕运用社会结构比较，一般说来，比过程、 现象的比较具有更深刻的解释力，可能获得更丰富的成果。
当比较从表象深入到内在结构，就牵涉到模型方法，两种社会结构的比较，往往也就是两种历史发展模型的比较。 德国学者M .韦伯（1864—1920）在三卷《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煌煌巨著中，比较了世界上几个大宗教的教义教规的差别和它们文化背景的不同，将其分划为四大类型：入世禁欲主义，以基督教新教为代表；出世神秘主义，以佛教、印度教为代表；出世禁欲主义，以犹太教、伊斯兰教为代表；入世神秘主义，以儒教为代表。由此探究它们的理性程度及其与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关系。这里的宗教类型，韦伯称之为“理想类型”或“纯粹类型”。与我们常说的模式、模型，颇有相通之处。范达人认为，“模式的建立与对模式的内涵、外延、变异的分析与掌握，是进行历史类型比较的前提条件”〔5〕；庞卓恒把西方“比较史学之父”M.布洛赫的比较方法称为“模式验证法”〔6〕， 确实都切中肯綮地表述了这两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内在联系。
与平行比较相区别的另一种类型，是所谓影响比较。这种比较，植根于世界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和现象的普遍联系不是简单的静止状态，也不是简单的共存，而是相互联系的各个要素彼此积极地相互作用的过程。任何联系都是以彼此联系的要素相互作用的这种过程为前提的。”〔7〕我们对历史的比较， 主要地不是剖析事物共时性的静态的迹象，而是要进而把握它们历时性的动态的变迁，探寻历史世界中的各个领域、各种层次的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多样性的实现。
拙作《六朝私家庄园与封建制的横向发展》以私家庄园作为考察的基本视角，为汉唐之间中原和江南两大农业区域地产经营模式的演变轨程，勾划了一个极为粗疏的轮廓。根据一些古代文献记载以及山东、四川、河南等地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砖和陶制明器，我国中原地区汉代即已出现地段比较集中、拥有陂渠设施、使用依附人口、实行多种经营的有组织的地产经营模式。随着劳动民众南迁、先进技术南传、政治中心南移，中原地区粗具规模的庄园经济在孙吴时期扩展到了长江以南的太湖流域。东晋南朝颁行占田制、占山制，江南的庄园经济更加普遍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山泽私有、经济自给、审美经营趋于强化，军事职能、宗族关系、奴隶制残余则趋于淡化。而北朝的庄园经济在均田制的外壳下，却加强了国家对地产经营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限制了私家庄园的发展，唐中叶均田制彻底瓦解，南北庄园经济才终于殊途同归。两种经济体制的“渗透、影响和合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原封建地产模式——私家庄园，输入江南地区，在新的地理、人文环境中演化到更高的水平后，又反转过来向其发祥地输出和回归。”〔8〕这里就涉及影响比较的问题。
影响比较的视野，可以更微观一些，也可以更宏观一些。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由于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人类社会各民族、各方面的联系、影响和依赖大大加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9〕桑则行、樊元主编的《世界经济史》把15—20世纪世界各国经济作为一个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有机整体进行考察和研究，就具有这种宏观比较的历史眼光。许纪霖在《无穷的困惑》（上海三联书店，1988）中对黄炎培与张君劢两个知识者生平遭际、心态人格的评述，丝丝入扣，则又重在作微观的比较。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六章《比较方法》论及校勘，“一种史料有两种以上的本子，要作逐字逐句的比较……虽所争在字句之间，但对于史料内容的真切性，关系极大。”这种比较的视点自然更加精细了。
典型的影响比较应当是双向的，但材料所限或旨趣所归，也可以侧重于某种单向的影响。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一书，通过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历史的回顾，从一个侧面又映了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而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的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则从一个相反的方向上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比较研究，强调中国文明为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创造了历史条件。
还有一种类型，称为渊源比较。如，三期新儒学的异同，英国人与美洲英裔移民的比较，印地安人与中国的关系或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这些在基本性质上也具有单向的影响比较的意味，只是它的范围更狭窄，被比较的对象限于直接继承性的或有其他亲缘联系的事物。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别样角度作出其他样式的划分。但不管何种类型，在实际操作中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最基本的要求，是弄清被比较的各方的真实情况，把握被比较对象的具体特征。没有充分的局部性调查和研究，所谓全面的比较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几年来，比较研究呼声甚高，而实绩尚未足观，症结即在于此。当前，中西文化传统的比较仍是一个热门的课题。要使讨论深入下去，就不能一味空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中庸性、等级性，或西方文化的开放性、竞争性、平等性。只要作一些具体的考察，不难见出中西文化都不是浑然一体，中西传统也都非一成不变。单就中国方面而言，谭其骧曾经指出：“中国文化一方面随着时代的演进而随时在变，各时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始终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时期的唯一的统治思想。西汉是经学和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并行的时代，六朝隋唐则佛道盛而儒学衰，宋以后则佛道思想融入儒教”。“中国史上自秦汉以后中原王朝的版图都很广大，各地区的风土习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虽然儒家学说一直是二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好儒尚礼的地区一般只占王朝版图的一小部分，很难到得了一半。而在这小部分地区内……他们的行为准则，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10〕这篇文章的考察仍是粗线条的，但它很有说服力地强调了历史比较只能是具体的比较，笼而统之的所谓比较，必然流于简单化，以偏概全，这是历史比较方法的大忌。至于可比性问题，许多人视为历史比较的前提，我以为是第二位的东西。说到底，世界上、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比的，可比不可比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比的问题。只有对被比较的对象进行充分的调查，才能认识它们之间的可比性，或者说找到关于它们的正确的比较途径。虽然在调查（考察）和比较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类乎阐释循环的机制，切实的比较有赖于切实的个案调查，深入的个案调查也有赖于深入的比较，但这个循环过程的最初环节还应当始于史料的调查，没有充分的局部性调查和研究，所谓可比性便只能是盲目的可比性。
2、历史类比的可行性的逻辑依据
此处所谓可行性，应当包括局限性与有效性两个方面的意思。
现代历史学的模型方法与比较研究，为类比这种古老的思维方式添注了青春的活力，但这并不能改变历史类比固有的局限。它在任何时候总是包含着某种猜测的成份。它总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守住范围，就可能无效。法国学者M.布洛赫通过与威尼斯等城邦的比较， 认识到佛罗伦萨、热那亚成为中世纪欧洲最早发行金币的城邦，不仅由于这两个城邦的豪富和它们在前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更主要的因素在于它们与东方贸易出现巨大顺差，大量黄金流入，为首先铸制金币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又是一个有限的，不能随意推广的解释。美国学者小威廉。西威尔中肯地评论说，对于这几个城市铸造、发行金币的先后之别，可以用它们与东方贺易方面的差别来解释，在这个比较范围内，“由于这几个城市在文化、经济上的相似性，因此，除贸易方面原因外，事实上不存在其他可能引发威尼斯晚铸金币的原因。”但超出这个比较范围，“如果我们将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与十三世纪的北京或十九世纪的英国作比较，这一点就不再成为事实。”〔11〕而且，即使在合理的有效的范围内，由历史类比导出的结论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正确的。前苏联学者A斯塔尔钦科说得好， “由于绝对准确地揭示和弄清一切并存和制约因素的困难，同时也由于对已查明的共同性和差别性进行准确地评价的复杂性，因此，这样的类比的正确性只能从一般和整个来说是如此。这样的类比不能保证所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不过，它能获得有说服力的，然而是近似的认识。”〔12〕这里不但指出了类比的不可靠性（局限），也肯定了类比的合理性（有效）。
我们曾经说过，这种有效性或合理性的逻辑依据，则是演绎和归纳还存在一个大缺口，演绎和归纳主要从概念的外延（事物的范围）方面把握“类”，推演的是类属关系、包含关系，类比则主要从概念的内涵（事物的属性）方面把握“类”，推演的是类似关系、对应关系。〔13〕因此，类比和归纳的运思方向都是由已知推测未知，都带有若干不确定性，前者却自有后者所不能取代的独有功能。也因此，正如心理学家波利亚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有的思维包括日常的言论和结论，还有艺术的表达方式和科学上极高的成就，都渗透着类比。”〔14〕没有类比，便没有外推，没有联想，没有思维的大幅度跃迁。
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从历史知识的功能方面来揭示类比之有效性（合理性）的逻辑依据。种种历史知识，就其基本性质和功能而言，都是认识主体站在现实世界的立场上对于既住历史世界的重构和解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体所浸染的理论的牵引，都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存在着，它们必然通过竞争、渗透和反驳，亦即类比、比较和验证，来确认自己的真正价值。小威廉·西威尔在《马克·布洛赫与历史比较的逻辑》一文（1967年）中指出：
布洛赫出于多种不同的目的应用比较方法，并且把这种方法贯穿于不同的前后联系中，但是对构成这些不同应用的基础的逻辑，他本人却从未明确阐明过。这就是假说验证的逻辑。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想把某一社会中出现的A现象归因于B条件的存在，那他可以通过在另一个社会中寻找一个没有B条件产生了A现象或者恰恰相反的例子来验证这一假说。如果他没有发现什么可以反驳这一假说的实例，那他就会增强对这一假说的合理性的信心，他的信赖程度依据于所作的各种大量的比较。如果他发现的事例与假说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者彻底否定假说，或者重新系统地提出和提炼它，以便考虑这一相矛盾的证据，从而再次对它进行比较检验。通过这样一个检验、重新提出和重新检验的过程，他将得出以其说服力和精确度使他满意的解释。〔15〕
西威尔从历史学最基本的解释功能出发，从史学解释的假说性质出发，把历史类比包括模型方法与比较方法的逻辑，归结为“假说验证”的逻辑，确实很富有启迪意义。
对历史解释的权威性的最深刻的怀疑，来自“历史一度性”的观念。历史一去不返，怎能保证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解释是可靠的呢？而照西威尔的思路，我们不难引绎出一条推论：虽然历史现象不会原样再重复，但如果历史学家能够把所研究的事物放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中，考察各种惊人相似又迥然而异的历史现象，并站在新时代科学理论体系的优越视点上，加以多方的类比、比较和对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自然科学中实验的作用，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法国、前苏联的一些学者，也认为类推、比较的方法能够验证有关的历史假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认识中的一种“间接实验法”。一人身世的荣辱悲欢，一代王朝的盛衰兴替，只有放置在绵延流转的岁月长河之中，放置在各个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才可以更准确地把握那一个别事物的真实的位置和价值。我国学者季羡林曾经指出，“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具体地说研究中国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问题，争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有大家都承认的看法。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缺少比较的方法。如果把其他文明古国，比如说印度，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细致地加以分析，加以对比，就会大大扩大我们的视野，会提供我们很多灵感，会大大有助于讨论的推进与深入”。〔16〕不仅宏观的问题，而且微观事物的斟酌审度，也要纳入阔大的背景之中。我国的历史学受古典传统影响很深，今后要想继续前进，有所突破和创新，关键之一，便是抛弃鄙薄历史类比的陈见，充分应用各种类比和比较的方法。
注释：
〔1〕M.布洛赫：《比较史学之方法》，见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10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2〕〔3〕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70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11〕小威廉.西威尔：《马克.布洛克与历史比较的逻辑》，见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第146、148页。
〔5〕范达人、易孟醇《比较史学》第80页，湖南出版社1991，。
〔6〕庞卓恒：《封建社会历史比较研究的几个问题》， 《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7〕L.H.苏沃洛夫：《唯物主义辩证法》第17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8〕文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1年第1期，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史》1991年第4期。
〔9〕《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60。
〔10〕谭其骥：《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2期。
〔12〕A.斯塔尔琴科：《列宁的历史类比和对照方法》， 见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第51页。
〔13〕参见《历史类比刍说》，《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1993年第12期。
〔14〕转引自章士嵘《认识科学导论》第218 页， 人民出版社，1992。
〔15〕见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第146—147页。
〔16〕季羡林：《比较文学译文集.序言》第2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标签：关系逻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