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市镇成长道路探析——南浔与羊楼洞的对比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镇论文,探析论文,近代论文,道路论文,南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4）02-0066-06
南浔系近代江南六大名镇之一，以生丝贸易著称，晚清末年，已成为富商巨贾集聚之地，有所谓“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美誉。羊楼洞为近代鄂南重镇，以茶叶生产闻名，晚清时期的同光年间，其繁华已超过县城，有“小汉口”之称。如果说前者是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市镇向近代化转型的代表，那么后者无疑是内地新兴市镇崛起的典型。对两者作一点比较分析，或许有助于揭示近代乡村城镇化的某些共同性与差异性。
一
南浔地处浙西苏浙交界处，清末民初属湖州府乌程县，地近太湖，属江南水乡，周围市镇成群，震泽、新塍、双林、乌青、菱湖等名镇与其相邻。该镇水陆交通便利，在半径150里的地域内，有湖州、嘉兴、苏州等传统手工业经济发达的著名府城，陆路180里、经过本县马要镇、德清县新市镇、仁和县唐栖镇等，可达杭州，船行500里，沿运河、经江苏震泽、平望巡检司到上海。随着近代交通信息的发展，南浔作为一个敞开式的江南市镇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更趋频繁。
羊楼洞位于鄂东南湘鄂交界处，清末民初属武昌府蒲圻县，地处要冲，属丘陵地带，踞进湘、赣之门户。民国以前，主要依靠古驿道与外部联系，经羊楼巡检司进入湖南，“其上，则滇、黔、粤、蜀有事于二京，各省凡从岳阳出者，则以之为武昌之户而入；下则二京以至秦、晋、梁、江、浙、闽、广有事黔、蜀，凡从武昌入者，则以之为武昌之户而出。”（注：顾际熙：同治《蒲圻县志》，卷1，古驿道；卷5，乡镇。同治五年刻本。）陆路距府城武昌和岳阳分别约360里和200里。此外，还有蒲圻—嘉鱼、蒲圻—羊楼洞—崇阳三条县级驿道将羊楼洞与临近的产茶地联成一体。粤汉铁路建成之前，羊楼洞的货物吞吐主要依赖于临近的长江及其支流新店河，从新店河顺江而下，航行500里至汉口。
南浔与羊楼洞虽然都处在交通便利的地区，但其所具有的经济地理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南浔所在的江南是我国传统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大中城市及市镇十分密集，一方面，南浔处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它又是周围市镇专业化分工格局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乌青（绵绸、丝经）、双林（绢、绸、绉、纱、绫）、菱湖（丝）、盛泽（绫绸）、震泽（绫绸、丝经）等镇的专业化生产也由来已久，与南浔不相上下，因此，南浔的中心地位并不突出。相对而言，羊楼洞的边缘地位更为明显，但它所具有的中心地位亦较南浔突出，不仅距武汉、岳阳等长江口岸城市遥远，而且周围市镇稀疏，商业化水平不高。正是由于羊楼洞处在湘鄂赣三省边缘的中心地带上，才使得晋粤茶商的巨额资金及周边的劳动力和茶叶资源，纷纷涌进羊楼洞，从而造成了羊楼洞的迅速市镇化。
两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差异较大，交通所折射出来的内涵也不同，南浔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羊楼洞则属中部地区的丘陵地带，南浔是经济要道上的一座传统市镇，羊楼洞则处在军事意义较大的古驿道旁。差异更大的还是因此所造成的产业特色与前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反映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规模。
据考，早在南宋时，南浔就是作为一座商业性质的市镇而出现的，宋理宗淳祐末置南浔镇，设监官守税务（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南浔镇的兴旺当在明末清初以后，明人潘尔夔《浔溪文献》云：“湖丝甲于天下，着在为正；而陶朱公致富奇书云：缫丝莫精于南浔人，盖由来已久矣。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注：汪曰桢：同治《南浔镇志》，卷32，第19页；卷24，第10页。）正因为如此，到明末南浔已是“圜匮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都，实江浙之雄镇。”（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乾隆九年《巡抚常安请通判移驻南浔疏》也称南浔“烟火万家，商贾云集”（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范来庚道光《南浔镇志》序也云：“圜匮云屯，烟火数万家，非他邑所可仿佛。”（注：范来庚：道光《南浔镇志》，叙，第2页。）因此，到鸦片战争前夕，南浔已是江南地区一个商业繁华的传统市镇。
相比之下，羊楼洞前近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原始记录既晚于南浔，也不充足。不过据现有史料我们可以肯定，羊楼洞茶叶商品经济初兴于清康乾年间。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亲征葛尔丹后废除了明朝的茶马司，开放了蒙汉民间贸易，在这一良好的贸易背景下，山西商人作为一支十分重要的经济力量，开始活跃在羊楼洞茶区，并在此后羊楼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人叶瑞廷《莼蒲随笔》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乡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初来颇倨傲，所买皆老茶，最粗者，踩作茶砖。”（注：叶瑞廷：《莼蒲随笔》，卷4。）乾嘉文人周顺倜《莼川竹枝词》云：“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粮熟，枕畔呼郎起采茶。茶乡生计自乡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即羊楼洞松峰山）。”并有注：“每岁西客与羊楼司、羊楼洞买茶，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纸，有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语。”（注：劳光泰，道光《蒲圻县志》，卷5，风俗，第274页；卷6，乡镇，第418页。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乾隆年间，山西大茶商“三玉川”、“巨盛川”来羊楼洞设庄收制砖茶，年生产砖茶八十万斤。直到道光十六年刻本《蒲圻县志》才有了“南乡洪石团距城六十里，羊楼洞产茶”（注：劳光泰，道光《蒲圻县志》，卷5，风俗，第274页；卷6，乡镇，第418页。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的正式记载。可见，正是山西商人促进了羊楼洞康乾年间茶叶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而羊楼洞也从此成为中国青砖茶的故乡。
羊楼洞不仅商品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南浔，而且城镇化水平更是相距甚远。据现有的康熙、道光和同治三朝《蒲圻县志》记载，蒲圻向分四乡四十四团，市镇有六：黄龙、车埠、新店、石铿、汀泗、泉口，皆是依水而兴的商埠，羊楼洞直到同治年间仍属洪石团，并不在六镇之列（注：顾际熙：同治《蒲圻县志》，卷1，古驿道；卷5，乡镇。同治五年刻本。）。因此，到鸦片战争前夕，羊楼洞还只是一个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村落，至多也不过算得上一个乡村集市罢了。
从前近代的历史条件看，南浔与羊楼洞面临着不同的起点与环境，在市镇近代化的成长道路上，南浔面临着如何从传统古镇向近代转型的问题，羊楼洞则属于乡村集市的进一步扩大与升级，即乡村集市的城镇化问题。
二
南浔镇的转型与羊楼洞的城镇化，更多地得益于传统丝茶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们既是丝、茶特色产品的专门性生产基地，又是其交易与集散中心，上海和汉口的先后开埠通商搭起了两地丝、茶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丝茶出口量空前增长，进而造成商人与资本的迅速积聚，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市镇建设得到新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两地的丝、茶已经开始流向区域外市场，如南浔“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后运至上海销售”（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外地商人早在鸦片战争前也已进驻羊楼洞，1840年时，除了山西茶庄继续加工砖茶外，粤商红茶号已达50多家，年制红茶10万箱，约500万斤（注：李铎兴：《湖北茶叶》，《湖北方志通讯》1985年第10期。）。不过，当时规模不大，对市镇成长的影响有限。五口通商以后，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丝茶出口量急剧增长，经营丝茶出口的商人前往产地设庄收购，商号迅速增加，丝农、茶农则是直接送到镇上与商人成交。南浔、羊楼洞分别发展成为专门的生丝与茶叶交易与集散中心。南浔“至逊清道光二十二年五口通商而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其时常年出口者，初自二千数百担增至三千五百担左右”（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6-477页。）。南浔镇上的丝行以南栅的丝行埭为中心，“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阒，衢路拥塞。其丝行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为广商，亦曰客商；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经造经者曰经行；别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曰划庄；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近年士人艰于谋生，亦多习丝业矣。”（注：汪曰桢：同治《南浔镇志》，卷32，第19页；卷24，第10页。）这里不仅有客商、土商、巨贾、小贩之分，而且有京庄、广庄、经庄、划庄、乡庄等名目之别，甚至连生长在人文意蕴深厚氛围中的文人也禁不住生丝贸易的厚利，下海经商，茶棚酒肆、蚕农织妇都从生丝贸易中得益。南浔镇已经成为生丝销往国际市场的桥梁。
对外贸易的需要，还促进了南浔缫丝工艺的改进与花色品种的增加。据周庆森《家庭琐语》载，南浔商人于同治年间向外商“取日本国经条，令震泽之双杨镇人向做苏经者为之仿摇……售与夷商。次年番信转华，大为赞许，盖丝佳而工廉，于是盛行。法兰西、米利坚各洋行咸来购求。嗣又增出方经、大经、花车经等名称，至今风行”（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
东洋经，“与苏经、广经不同之点在两丝合拢时顺摇与逆摇耳，苏经顺摇，由左旋右，东洋经则逆摇，由右旋左，各丝行贩运至上海，销售洋商，名曰摇过，其中有东洋经、方经、大经、花车经之名色，五十年来洋经销场大畅，而丝之销路则渐行减色矣。洋经极廉时，每一担规银三百数十两，至高时七八百两。”（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由于缫丝工艺的这一改进，南浔生产出与国际市场适销对路的产品，因此又进一步推动了南浔丝业的发展。据官方统计，1878年和1879年南浔生丝产量分别为295386和346108公斤（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6页。）。据南浔丝业公所记载，从1880—1934年的年销量平均为5265包，占上海生丝出口总数的17.9％（注：林黎元：《南浔史略初稿》（未刊稿），第11-12、5、11、7页。），每年出口丝经值约在2000万至2500万元之谱（注：林黎元：《南浔史略初稿》（未刊稿），第11-12、5、11、7页。）。
羊楼洞以产茶闻名，有红茶、砖茶、包茶、青茶等品种，五口通商后，充当洋行买办的粤商纷纷涌入羊楼洞收购红茶，如容闳就曾到此代洋行收茶（注：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页。）。此时羊楼洞所产红茶可经新店河和长江直接运往上海，从而促进了当地红茶生产。1850年羊楼洞茶号增加到七十多家，年制红茶达30万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被辟为商埠，进一步加强了羊楼洞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英、俄、德等国先后在汉口建立租界，并以之为据点，开展对两湖和皖赣等地华茶的竞争。1863年起，沙皇尼古拉一世皇族财阀巴提耶夫深入羊楼洞茶区，“招人包办”，监制砖茶，先后在羊楼洞开设顺丰（1863年）、新泰（1866年）、阜昌（1874年）等制作砖茶的茶庄，共有资本约400万元（注：王艺：《羊楼洞青砖茶》，《湖北省志资料选辑》第148—152页；《湖北省志·大事记》第40页。）。形成了与晋商对砖茶和红茶的竞争态势。茶叶贸易鼎盛的同光年间，专制红茶的茶号多达上百家，较著名的有兴太、源太、百昌、隆昌、瑞昌、新商、仁和等20多家（注：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圻县志》（1866—1986），卷14，贸易；卷24，公安司法；卷10，交通；卷14，邮政；卷1，大事记。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版。）。红茶的兴盛也刺激了砖茶业的发展，“川”字牌青砖茶是羊楼洞的传统产品，主销蒙古、新疆及俄罗斯等地，当时著名的还有天顺长、天源茂、天一香、大德生、大德常（即前大德生）、大昌川、长裕川、长盛川、宝聚川、德原生、兴茂隆、巨贞和等数十家。同光年间，砖茶产量上升到1700万斤。民国初年，当红茶出口跌入低谷之时，却是羊楼洞砖茶生产的极盛时期，有砖茶厂30余家，年产砖茶30余万箱，约3000余万斤（注：李铎兴：《湖北茶叶》，《湖北方志通讯》1985年第10期。）。
羊楼洞包茶生产始于19世纪70年代，约在1873—1874年间，俄商将其在羊楼洞开办的三个砖茶厂搬迁至汉口，开始采用近代机器压制砖茶。旧厂则专门为新厂购制压砖的原料——包茶，本地茶行也同时开始为汉口俄商购制包茶，从此羊楼洞成为汉口俄商机器砖茶厂的最主要的原料供应地。极盛时期羊楼洞运汉包茶为2600万斤，包茶产量开始超过砖茶产量。羊楼洞所产青茶不多，主要由晋商、本地茶庄炒制，极盛时年产19万斤，主销山西等地（注：宋衍锦：《蒲圻县乡土志》，蒲圻县教育局1923年铅印本，第64-96页。）。
如果说南浔镇主要是生丝集散交易中心，生丝则是在蚕农家庭内生产的，那么，相比之下，羊楼洞近代制茶业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羊楼洞自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前近代小规模的手工作坊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需求，逐渐为大规模的手工工场所代替。羊楼洞制茶手工工场的巨额资金主要来自晋粤商人，其中山西商人投资于砖茶厂，广东商人则投资于红茶厂，而当地大户以建厂设庄的方式入股。各类茶厂规模均较大，吸收大量的男女茶工，小的可容纳上百，大的则可容纳上千。并且各工序分工十分严密。到民国九年羊楼洞还有天聚和、长盛川、大德生、兴茂隆、宝聚兴、三玉川、天顺长、巨贞和、巨盛川等9家茶砖厂，拥有男女工人2500名，年产砖茶35450箱，值洋532万元；另有永茂祥、福盛谦、大德兴、祥兴永、兰斯馨等5家红茶厂，拥有男女工人2591名，年产红茶9860箱，值洋19.72万元；还有新泰、阜昌、顺丰、新商、和记等5家茶包厂，拥有男女工人2600名，年产包茶153000包，值洋61.20万元。20年代以后兴办的义兴、聚兴顺砖茶厂，雇用男女工也均在2000人左右，年产均可达5万担（注：胡焕宗辑：《湖北全省实业志》，中亚印书馆1920年铅印本，第89-90页。）。
虽然当时羊楼洞制茶厂仍以手工劳动为主，所用工具和器物也以竹木器为主，燃料以松柴、薪炭为主。但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羊楼洞制茶技术仍有不断改进的迹象。以砖茶业为例，最初的砖茶是用足踩制的。19世纪60年代，羊楼洞压砖技术得到改进，开始使用杠杆压榨器，后来又发明了更为先进的螺旋式攀盘压榨机，借人力转动螺旋，压茶成砖。清末民初，已有个别茶厂引进蒸汽机压制茶砖（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作及运销》，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36年版，第10页。）。
同光年间，羊楼洞茶业经济进入鼎盛时期，有山西帮、广东帮和本地茶庄200多家，年产销青茶、红茶、包茶、砖茶等一系列“洞茶”达4949万斤，其中以“川”字牌青砖茶名驰中外；并且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也引发了羊楼洞制茶业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的深刻变革。此外，羊楼洞的制茶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辐射力，根据日本学者正川正一的统计，当时从事种茶、制茶、卖茶的人数，“绝对的、相对的与附属的商行及劳动者凡五十一万人”（注：宋衍锦：《蒲圻县乡土志》，蒲圻县教育局1923年铅印本，第64-96页。）。
三
在近代中国，乡村市镇的成长过程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它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基础设施的完善，尤其是交通、住宅、邮电通讯、教育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完善，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积聚与非农化产业的发展，行政机能的制度化与科层化等等。南浔与羊楼洞虽然所处地区不同，起点不一，城镇化各有侧重点，但在对外贸易的驱动下，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分别发展成为近代江南与鄂南的名镇。
太平天国时期，南浔镇已经随着生丝贸易的扩大而成为繁荣的市镇，一位曾于1857年到南浔调查蚕丝的英国人写下了他的印象：“南浔有许多整齐的街道和大商号，其形式与我所见到的中国其他城市的街道和商号相象……我相信在南浔成交的生丝贸易，甚至比湖州府成交还大。”（注：林黎元：《南浔史略初稿》（未刊稿），第11-12、5、11、7页。）南浔镇曾在太平天国战争时遭受炮火摧毁，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南浔古镇的近代化，史载：“自粤逆一炬，浔镇半成瓦砾，旧地都移新主，经营缔造，气象一新；高门大夏，画栋雕梁，比比而是，且颇有仿洋式者。内中器具，即一灯一镜，悉用舶来品，各出新奇，藉以争胜，故市中各店入夜光明如昼。”（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南浔战后重建如此之快，得益于生丝贸易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的空前发展，“缘在洪杨用兵之时，出产辑里丝之湖州人士，稍有资产者，相率避居上海。因此得与外人接触机会，渐通外国语言。彼时外商需求辑里丝既殷，乃即经营运销——肇后日贩丝致富之基”（注：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版，第112页。）。战后的南浔镇已经揉进了一些西化色彩，当然，南浔人并没有抛弃传统，事实上，这种西化色彩被包裹进了厚重的传统之中。以适园、张园最为典型，张园内部建造了欧化舞厅、使用了法国彩色地砖、西式玻璃，但外部形式依然是高门大夏，画栋雕梁，亭榭花木，于中西合璧之中，颇有以中学包容西学的意蕴。
丝市的兴旺促进了南浔镇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单就丝厘捐一项收入，每年折合米约达10万担。南浔很早就成立了丝业公所，内设董事会，掌理蚕丝交易，领导全镇工商业，1912年落成的会馆建筑费用达8万余两，约合白银12万余元（注：林黎元：《南浔史略初稿》（未刊稿），第11-12、5、11、7页。）。1917年成立南浔镇商会，入会商店逐年增加，1922年拥有172家商店会员，到1931年增加到232家，每年交纳会费从8元到40元不等，所得会费在1856元至9280元之间。同时，南浔镇上还有27个同业公会组织，涉及到丝业、酱酒业、洋广京杂货业、烟纸杂货业、肉业、米业、丝吐皮毛业、腌腊业、绸缎棉布业、估衣业、浇造业、南货业、面粉业、桐油业、药业、茶馆业、木业、石业、泥水业、成衣业、皮匠业等行业（注：南浔中学附属小学：《南浔研究》第108-109、60-83、21页。）。南浔商业集中在南北二栅，总共有商店934爿，其分布状况如下表：
1932年南浔商业分布情况统计表
业别 家数 占商店总数的百分比
粮食小菜业
15316.33
闲食消遣业
13614.56
洋杂业
66 7.067
手工艺业 16617.78
石灰、竹、树、木、柴、炭业 60 6.42
衣庄、鞋帽业 84 8.99
南货、糖果、水果业92 9.85
金银、钱庄、公司、工厂业
28 2.99
纸札、冥器等 38 4.07
其他11.1
11.88
总计 934 100
资料来源：《南浔研究》第113—114页。
商业的繁华与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南浔的政治地位日益凸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在原有巡检司、湖州通判的基础上，又先后设置分防南浔汛千把总署、水师统带办公所、湖属盐捕水师营办公所、团防局（1895年，水路勇80名）、清乡局（1908年）、巡警局（1910年，裁团防勇改募巡勇20名）、民团公所（1911年）、洗心迁善局（1886年）、自治局（1909年）、禁烟局（1906年）、厘金局（1865年）洋药局（1884年）、邮政局（1908年）、电报局（1883年始设，电线自上海至浔镇，由浔达苏州，历嘉兴府，通杭州。1894年通湖州，局迁府城，浔镇改设分局）（注：周庆云：民国《南浔志》，卷1，第1-3页；卷2，第1页；卷33，第3-4页；卷32，第21、20页；卷33，第6页；卷2，第1-15页。）。这些机构的设立反过来又有利于南浔古镇的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浔镇虽仍带有传统市镇的特色，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公共设施较为完善的新型市镇。
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浔公共设施一览
资料来源：本表内容据《南浔研究》整理而成。
上述公共设施的设立及运转与丝商的捐助分不开，以慈善事业为例，其经费主要来自丝业绅商捐款，其中贫儿院4000—5000元，育婴堂30000—40000元，由庞、刘二氏捐助，承济善堂年需经费6000元，由庞氏一人负担，施药局“经费在起初由绅商捐助，后来抽收丝捐及入官的公产租息等”，老人堂年需经费约二千余元，“有基金三四万元，亦由绅富捐助”，师善堂亦“至同治四年拨丝款为经费”，义仓则由里人“刘锦藻等捐集巨资在南栅设立”，游民习艺所经费5000元，由刘、庞二氏捐助（注：南浔中学附属小学：《南浔研究》第108-109、60-83、21页。）。这些慈善设施对救助鳏寡孤独、贫病愚弱发挥了极大作用。
商业的繁华与城镇化的发展，使得人口快速增长。清同治年间（1862），南浔镇人口号称4万，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南浔镇及其周围乡村划为吴兴县第三区，1929年的调查，南浔区有户数16656户，人口70934人，其中镇常住人口18889人（注：南浔中学附属小学：《南浔研究》第108-109、60-83、21页。）。
羊楼洞也随着制茶工场手工业的勃兴，很快由一个村落发展成为一个以茶业为龙头的工商业重镇。极盛时的同光年间，镇上常住人口达4万，茶庄200余家，有5条主要街道，各业店铺数百家，豪门巨宅鳞次栉比，其时“峒市商业骎骎焉驾各镇上”（注：宋衍锦：《蒲圻县乡土志》，蒲圻县教育局1923年铅印本，第64-96页。）。
羊楼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使其自身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同时还导致了蒲圻县行政区划的变更，羊楼洞科层化的、民主自治的近代政治格局开始形成。1913年，为推行地方自治，蒲圻县进行乡制改革，将原来的四乡四十四团改为六个自治区，在羊楼洞设立南区，称峒自治区，“惟南区地广人稠，财力较裕，咸主划分，而六区遂为定制”，试行地方自治，峒自治区下辖洪石、港口、来山、白石等团（注：宋衍锦：《蒲圻县乡土志》，蒲圻县教育局1923年铅印本，第64-96页。），并由县佐代替过去的巡检，负责该区日常行政事务，过去的尉及城守改为警察，教官改为视学，从此，羊楼洞在县辖区建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维护社会秩序的管理机构也相应设立，1916年，羊楼洞设立警察分所。当时警政主要有以下职能：检查、管理菜市、禁烟、路灯（在市埠之叉路口设立路灯，以便夜行人）（注：宋衍锦：《蒲圻县乡土志》，蒲圻县教育局1923年铅印本，第64-96页。）。1928年1月和7月，蒲圻县城和羊楼洞先后成立公安局，均直属湖北省国民政府民政厅。1930年羊楼洞有警官雇员6人，警长、警士11人，夫役3人（注：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圻县志》（1866—1986），卷14，贸易；卷24，公安司法；卷10，交通；卷14，邮政；卷1，大事记。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版。）。当时“县中冬春两季，赌风甚炽，公安科及羊楼洞公安分局尚能认真查禁”。
交通通讯的近代化与羊楼洞城镇化进程并重，以前羊楼洞出口的各类茶叶是用独轮车运往30里外的新店码头转运至汉口。1918年粤汉铁路湘鄂段通车，1919年距离羊楼洞4公里外的赵李桥火车站建成营运，羊楼洞绝大多数茶叶（此时以砖茶为主）开始经赵李桥用火车运往武汉。1928年8月洞（羊楼洞）赵（赵李桥）公路建成通车，1929年由羊楼洞商人集资兴办的“洞赵汽车股份公司”成立，公司在两地各设一汽车站，有客车3辆，货车2辆，货运以茶叶为主。1933年7月湖北省公路管理局在羊楼洞设立车务独立分段，负责崇赵线客货运输和行政管理，8月崇阳汽车站成立，隶属羊楼洞独立车务分段管理，每天有定点客班车往返于崇阳——赵李桥之间。近代铁路和公路的兴起，大大提高了羊楼洞客货运转效率（注：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圻县志》（1866—1986），卷14，贸易；卷24，公安司法；卷10，交通；卷14，邮政；卷1，大事记。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版。）。据《蒲圻县志》记载，清光绪十年（1884年），羊楼洞茶庄有商人自建自营无线电报业务；1914年粤汉铁路武汉机务段段长饶生阶在羊楼洞用火力发电开设电报局，为茶商服务；1923年武昌——羊楼洞有线电报线路架通，羊楼洞电报局成立，直接与武昌发报（注：宋衍锦：《蒲圻县乡土志》，蒲圻县教育局1923年铅印本，第64-96页。）。1929年12月，湖北省组架七条长途电话干线之一的武昌——羊楼洞线路开工，1930年7月完工并通话，全长105.7公里。同时建立蒲圻、羊楼洞两个电话营业处；1936年武羊线路整修，将单线改为双铁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羊楼洞设立邮政所，两年后蒲圻县城才设立邮政代办所。1937年，羊楼洞邮政所自办到崇阳、通城邮路，总程96公里（注：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圻县志》（1866—1986），卷14，贸易；卷24，公安司法；卷10，交通；卷14，邮政；卷1，大事记。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版。）。
羊楼洞乃至全县教育经费，以茶捐为大宗，茶捐旺时多达万元，少时也有数千。由于有较为充裕的茶捐作保障，所以羊楼洞近代教育走在时代的前列。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提倡兴办新式学堂，蒲圻县首批三所高等小学堂相继成立，即城校（县城）、峒校（羊楼洞）、埠校（车埠）。峒校，在峒市西得胜山下，系文昌阁旧址，学额六十名。1910年，峒校首届毕业生7人，其中邓翔海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后任民国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刘树仁考取北京译学馆。除了这部分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府继续深造外，其他毕业生则就地就业，为当地经济服务。1913年蒲圻县第一所公立女子学校在羊楼洞创办（注：宋衍锦：《蒲圻县乡土志》，蒲圻县教育局1923年铅印本，第64-96页。）。
由于商务繁甚，商业纠纷时有发生，宣统二年（1910年）羊楼洞成立商会，负责管理市场交易，调处商务纠纷和劳资关系，评定商品价格，催收各种税款等事务，以维护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由于商业繁荣，人口稠密，人们收入增加，当时一些先进的文化娱乐设施也被引进羊楼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人魏鉴彬父子在羊楼洞用手摇发电机发电放映无声电影，这为羊楼洞的繁荣又添加了一笔近代化的色彩（注：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圻县志》（1866—1986），卷14，贸易；卷24，公安司法；卷10，交通；卷14，邮政；卷1，大事记。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版。）。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浔和羊楼洞分别完成了古镇的近代转型和乡村集市的城镇化，成为江南与内地近代市镇成长的典型。这得益于适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丝、茶手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贸易兴旺，及由此形成的集散与粗加工中心地位的确立。从前近代所具有的历史基础和起点来看，羊楼洞城镇化的速度较南浔快，这一方面说明传统市镇的转型十分艰巨，另一方面，两地产业特色的差异、地理格局的不同也制约着工商业的发展方式与规模，进而影响到市场成长的速度与水平，南浔主要是一个商业市镇，农民掌握了简单的缫丝技术，生丝主要是在周围农民家庭内生产的，羊楼洞则集茶叶加工基地与集散地于一身，红茶尤其是砖茶制作工艺繁多，是农民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加上它所具有的边缘中心地位，从而加速了人力、物力、财力向羊楼洞的集中，市镇化进程也因而得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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