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声音与声音的恐怖——“9#183;11”后全球传播时代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陷阱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音论文,恐怖论文,恐怖主义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是拉开21世纪序幕的重大媒介事件，它检视了现代传媒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作用。全球公众通过各种传媒共同“经历”了这一事件。暴力的恐怖气氛也借助这种方式让“普遍的目击者”既感到恐惧却又对事件麻木不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在“客观报道”的旗帜下，对恐怖气氛进行了放大，却回避了恐怖滋生的根本原因，也掩盖了国家恐怖主义的真实面目和霸权主义的战略意图。
而实际上，恐怖气氛的媒介生产机制只是恐怖主义传播的冰山一角，比之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恐怖暴力的社会生产机制。“最大限度地覆盖媒体是符合犯下‘9·11事件’暴行的人、恐怖主义者和那些想以受害者的名义宣告‘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①也就是说，媒介因素主要是恐怖气氛扩散的条件，而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之争却是恐怖暴力在全球扩展的土壤。对媒介的反思，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恐怖气氛”，却无法根除“恐怖暴力”。
事隔十年，“反恐战争”在“本·拉登”的死讯与美国民众的狂欢中象征性地告一段落。然而，恐怖暴力这一历史毒瘤，并未就此痊愈；“恐怖”与“反恐”的真相及其根源依然隐藏于社会历史深处。在媒介生产机制层面对认识“恐怖主义”是十分必要的，但“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则有待于学界与公众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制度性危机。
一、恐怖的声音：恐怖与媒体的“联姻”
恐怖暴力以及传奇人物早在“荆轲刺秦”和布鲁图刺杀凯萨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在“违反神圣之法的暴政无权要求人民服从”②的思想之下，恐怖从一开始就以被压迫者反抗暴政的悲壮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把恐怖作为一种社会机制，还要首推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在“狂欢式”的政治风暴中，法国的各个权力集团相继被剥夺合法性、推上断头台。尤其是资产阶级精英雅各宾派出于打击政敌、掌控革命形势的需要，大力推行恐怖政策，其1793年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的含糊不清使恐怖统治迅速扩大，并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是，即便是在恐怖运动扩大化以后，它所针对的仍然主要不是平民，而是特定的政治对象。
相比而言，现代社会的恐怖机制虽然也存在血腥，但由于媒介的介入而使它更是一种“声音的暴力”或“心理的暴力”。早期的恐怖活动从肉体上毁灭政敌；而大众媒介的参与，则使恐怖作为一种诉诸社会心理的控制机制具有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恐怖组织通过大众传媒将暴力活动转化和放大为一种精神的或心理的暴力，即“声音”的暴力。它吸引了公众的眼球，获得了关注，扩大了恐慌，从而以“舆论”为杠杆间接地向相关政府施加压力。“9·11”事件就昭示了恐怖统治在现代社会的更为隐蔽、更具“杀伤力”的一面。
“9·11”事件之所以是一件“大事”，就是因为由于媒介的作用，全世界的观众在同一时间共同“经历”了它。“双子大楼”浓烟滚滚的宏大场面、爆炸现场血肉横飞的血腥场面、平民百姓歇斯底里的惊恐场面，都被媒体“客观地”转换成了电视画面或报纸头条。由大众媒体参与，现代恐怖主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媒介剧场，这是它区别于此前的一切恐怖主义活动的典型标志。诚如兰特公司的恐怖分子研究专家布莱恩·詹金斯(Brain Jenkins)所言，恐怖主义就是一种“追求效果的暴力”，“恐怖分子设计戏剧性事件，以达到最大的公众注意度，在这种意义上说，恐怖主义就是戏剧。”在他看来，“恐怖分子想要大量的人去看、去听，而不是大量的人去死……因此，作为一种戏剧性的犯罪，当媒体对之进行大规模的报道时，便‘使之有了大量的观众，创造出没有这些媒体时此种事件所无法企及的冲击效果’”。③而如果没有媒体的参与，“恐怖活动就会像一株奇木淹没在森林之中”。④以最小的付出、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社会控制效果，是在现代媒介技术条件下的恐怖机制的典型特征，也是恐怖分子争夺媒介阵地、传达自己的声音的原因所在。
当然，恐怖组织试图通过媒介制造恐怖气氛，恐吓美国公众，同时，在阿拉伯世界，他们也试图通过现代媒体建立起恐怖袭击、民族主义、宗教控制、“反美主义”融为一体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然而，这种企图显得太过一厢情愿了。
首先，它的确在美国社会制造了恐怖气氛，但这种恐怖气氛并不能为恐怖分子所用，而是被美国政府等国际反恐阵线所用。“9·11”之后，就报道的内容层面，美国的“大部分报纸的头版是标题新闻，只有极少数报道的头版消息报道是对事件背后的因素的讨论。这样一来，过分强调了报道中的视觉交流，没有给文字留下多少空间，报纸很难获得或利用一些关于犯罪分子以及他们从事的恐怖活动的具体内容，这样就减少了对恐怖主义的全面报道，不能揭示恐怖活动背后的实质内容和深刻含义。”⑤“在一个卷入戏剧性事件的国家”，也“不可能有深思熟虑的新闻报道与和平文化。美国的新闻记者几乎不可能发表任何有别于当时高度的爱国论调的观点，也不能对美国总统的政策提出任何哪怕是含蓄隐讳的批评。对记者而言，他应该持有最简单的态度，就是做一个官方信息的传达者，一旦与官方口径相去甚远，就会面临着被边缘化、被排挤的巨大危险。”⑥也就是说，恐怖组织在美国媒体等西方媒体上依然处于“失语”状态，其次，虽然这一困局曾因半岛电视台的挺身而出而有所改观，但“半岛”的短暂繁荣并不能冲击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半岛电视台对于基地组织以及恐怖活动的大量报道和曝光，使得它不仅让拥有22个国家和地区、人口3亿的阿拉伯世界人民耳目一新，而且很快成为国际传媒和舆论高度关注的对象。“9·11”事件发生四天后，半岛电视台播出了由本·拉登亲自署名的声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而在此之前，拉登在1998年接受了半岛电视台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在采访中，拉登表示针对“所有美国人”的宗教战争是穆斯林的责任。半岛电视台对这段话毫无顾忌地向全世界进行了转播，并且在“9·11”之后的几天后又重播了这一片段，还把拉登描述成为了“一个持枪的百万富翁，被西方化作了传奇人物”。对拉登以及基地组织的“神话”以及对恐怖行为的庇护，让半岛电视台立即成为国际社会指责的对象。可以说“半岛”是基地组织“与外部世界苟同的首选渠道”以及“阿富汗图像通往世界的唯一途径”⑦。然而，在西方媒体的话语垄断面前，半岛电视台的声音显得太过微弱，而且，随着全球媒介议程在西方媒介的主导下快速转换，“半岛”的呼声也迅速被人们遗忘了。
总之，美国媒体和“半岛”都没有将“基地组织”的政治主张传递给世界，也没有追溯恐怖事件背后的全球性危机。西方乃至世界了解到的更多的还是恐怖组织的“恐怖”以及“反人类”的“残暴”。也就是说，恐怖组织的声音并没有冲破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它只是间接地利用媒体的“客观报道原则”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天性”，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而对于恐怖行为的原因，即阿拉伯世界所受的“后殖民主义”灾难，或恐怖组织的政治主张，都无法在大众媒介上转换成有效的“声音”。反而是恐怖气氛的传播，被西方媒体迅速地转化成了支撑“反恐”的“爱国主义”热情。这非但无法为恐怖组织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反而为美国借“反恐”之名推行“霸权”之实提供了借口和舆论基础。因此，“恐怖的声音”最终被转化为“反恐的声音”，宣告了恐怖组织冲击媒介垄断和话语霸权的失败。在这种话语格局下，“恐怖的声音”在媒介镜像中所呈现的，只能是“为恐怖而恐怖”的“无厘头”式的荒谬。这种媒介镜像的深远后使公众的理性被“复仇”的快意和同样莫名其妙的“正义感”所蒙蔽，从而对“国家恐怖主义”的真实面目和现代社会更深层次的丑恶现实视而不见。如此，恐怖暴力的根源也就不为人知了。
二、声音的恐怖：政府与媒体的合谋
与“炉边谈话”稳定人心的效果所不同的是，“9·11”之后，美国媒体非但没有抚平社会心理的创痛，反而放大恐怖余波，为美国政府发动战争制造“必要的认同”。印度学者温卡·塔拉曼的研究显示，在“9·11”后的第一天里，46家美国当地报纸在报道该事件时，对事件描述的占绝大多数，但深刻分析事件因素的只有可怜的9%⑧。这就在客观上放大了恐怖的气氛，且为“9·11”事件改变美国、危害西方、贻害全球，美国的敌人是全世界的敌人，美国反恐全世界各国也必须反恐⑨等论调做了铺垫。激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让美国大帝国的“民主的旁观者”全身心地依赖政府，并支持政府的一切“反恐”行动，包括所谓的“反恐”战争。因此，“恐怖主义”和“反恐”，究其本质，就是一种“历史设计”或意识形态建构。虽然“‘历史设计’这个词是第一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威尔逊总统的历史学家创造的”⑩，但是“按照能让我们打赢战争的方式来解释战争问题”已经从国家责任变成了媒体任务。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调动以媒介、公关、外交等为主的一切“现代社会的巫术”，放大“恐怖主义”的罪恶，从而将“恐怖主义”的危害和“反恐”的利益普遍化，将美国包装为“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以在国际上争取“反恐”舆论的主动权。与多年前将“共产主义”描述为“人类的灾难”一样，美国政府和媒体把“恐怖主义”定性为个人或组织对全人类的威胁，但对“国家恐怖主义”及其产生的原因却闭口不提。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本·拉登反对苏联并被冠以“自由战士”荣誉称号的时代，在“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人类灾难”的时代，在里根-老布什政府努力摘除“邪恶之源”——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所有的恐怖行为都被美化了，西方世界的“沉默多数”的所有感官都沉浸在了媒介帝国“替天行道”的快感之中！直到“9·11”之后，“恐怖主义”的绚丽光环才得以在西方社会的臆想中彻底消失！在西方社会看来可亲可爱的“自由战士”们，何以在一夜之间呈现出了另外一副狰狞而完全陌生的面孔？为什么“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才突然变得如此令人“恐怖”？显然，这是媒介帝国的丰功伟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政府创造并支持恐怖活动，甚至直接进行“国家恐怖主义”活动，渗透、破坏、颠覆“邪恶政权”。这时候的“恐怖”被美国媒体包装为奉上帝之命“替天行道”的光辉形象。而“9·11”之后，帝国媒体铺天盖地、歇斯底里地告诉世人：“恐怖主义”十恶不赦！于是，在权力集团不需要民众恐惧的时候，“恐怖主义”是被屏蔽因而也是“不存在”的，而在需要它的时候，它会忽然“恐怖”得使人不寒而栗。
“9·11”之后，美国始终牢牢地掌控着定义“恐怖主义”的话语霸权，并从容地掩盖了其“国家恐怖主义”的暴虐面目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真相。美国国务院在《2002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中为“恐怖主义”下了一个巧妙的定义：恐怖主义一词是指由亚国家组织或秘密团伙人员对非作战目标采取有预谋的、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动，通常意图以此对某些方面施加影响。(11)这一“定义”一方面把“恐怖主义”锁定在了“亚国家组织”和“秘密团伙”，另一方面也轻而易举地把美国过去的“国家恐怖主义”罪行一笔勾销，并把即将进行的“反恐战争”列在了“恐怖主义”之外。根据美国的这一官方标准，古巴人、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等在20年前的里根-老布什政府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里所遭受的被颠覆、破坏和封锁的苦难就被扔进了记忆的空洞。
“9·11”之后，发动一场“反恐战争”的舆论开始在美国媒体的操作下急剧升腾。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被纳入了美国“非友即敌”的二元逻辑之中。当美国在外交和宣传中放出“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攻击不是对美国的攻击，而是对全世界的攻击”和“所有国家必须站在一起，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蹂躏”这样的信号之后，“全世界都马上认识到，它们现在可以赢得全球超级大国对它们自身暴力和压迫的支持，全球的管理者们也没有错过这一教训。英国的支持是自动的，法国也不会提出任何反对。简而言之，(在联合国)不会有人动用否决权。”(12)在美国的霸王逻辑下，世界各国都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政府和媒介的运作下，恐怖被更巧妙地运用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不仅控制国内公众，还左右世界人民的视听，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恐怖犯罪的认识和评价取向。而媒介、“民主的旁观者”、恐怖犯罪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充当了美国大帝国实行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御用工具。事实上，美国的媒介帝国就是美国大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媒体向来都是政府的看家狗，“白宫只要打个响指，全国的媒体就立即上蹿下跳，狺狺狂吠”。(13)而“9·11”以及“恐怖主义”，就是白宫与媒体合谋的结果。这并不是偶然的！政府与媒体的这种关系，就隐含在美国的“没有民主的民主社会”结构中。美国民主的表象是，每一个美国公民对政府的行为决策具有发言权，媒体也时时向民众暗示“决策是顺应了‘民意’的”；而实质上，媒体仅仅是在形式上虚幻地满足了民众的“主人翁”愿望，却巧妙地“中介”了美国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使公众的“主体”地位被政府与媒介这个“他者”悄然篡取。而真正的权力分配，则与“民主的旁观者”没有任何关系。从根本上说，掌控着资本、政治、军事、传媒的资本家，具有深刻的内在利益一致性。正是这种统治者利益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传媒帝国与美国大帝国利益的一致性。可以说，传媒帝国从一开始就被捆绑在了美国大帝国的战车上。
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一直从帝国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坚持一贯的“双重标准”。是不是“恐怖主义”，谁是“恐怖主义”，都是美国根据自己的战略需求来定义的！凡是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凡是反对美国和西方的，凡是危及西方国家社会安定的，尤其是那些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的行为都被美国认定为“恐怖主义”。而敌对国家境内的恐怖主义行为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却被美国称为“民主运动”或“民族独立”。对俄罗斯境内的车臣问题，美国的定义是“种族冲突”，中国的“东突”分子也被美国认为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锋。(14)因此，所谓的“恐怖主义”只是西方媒介构建的一种媒介镜像，是一种符合美国利益的意识形态。
三、暴力的滋长：资本与强权的恶果
简单地同情美国与幸灾乐祸是两种同样贫乏的心灵状态的表现。(15)面对恐怖分子和霸权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媒介话语争夺战以及恐怖活动所引起的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仅仅关切恐怖暴力是否针对平民，显然没有碰触到问题的关键。“真正的好战分子沉浸在这场战争的意识形态的可靠性当中，而战争本身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造成极大的破坏”，则鲜为关注。博德里亚认为，这正是“通过对事实和影像的伪造、超现实和拟像，通过心理威慑战略，这种战略玩弄事实和影像，虚拟预见支配现实，虚拟时间驾驭事件，以及不可避免的两者之间的混合。”(16)然而，仅仅在媒介机制层面将恐怖主义问题当做“媒介事件”研究，探索恐怖气氛的扩散与媒介的关系，依然无法解释恐怖主义问题的本质。
固然，掩盖恐怖主义问题的本质，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是半岛电视台还是西方主流媒体，其对恐怖主义的报道都坚持所谓“客观主义”立场，陈述事件而不追溯原因。在围绕媒体的争夺战中，以反霸为名的反美主义非国家组织和以反恐为名的霸权主义国家组织都倾情于渲染恐怖气氛，却对恐怖活动背后隐藏的真正的社会问题则缺乏关注——公众在媒体的影响下，只对恐怖行为的后果充满情绪性的反映，并顺应媒介的诱导，对全球性的恐怖活动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漠不关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也加入到了这场不明就里的媒介“战争”中，成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在全球媒体一边倒地高喊“反恐”的时候，恐怖主义的真相和根源却不为人知了，而这才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真正威胁。
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媒介镜像或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媒体生产出来的，更要关注博得里亚所说的“战争本身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造成极大的破坏”，关注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遍地开花的暴力是如何被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生产出来的。而学界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也有意无意地坚持了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姿态。即便是辛迪·康巴斯(Cindy C.Combs)这样的毫不回避“国家恐怖主义”的“杰出”理论家，对恐怖主义背后的实质性问题，也只是轻描淡写。媒体、政府、公众以及学者的种种消极态度，都无益于帮助人们认识恐怖主义的本质，更不用说根绝恐怖主义的灾难了。
回避问题的根源将给人一种认识错觉，使人们将“9·11”等恐怖袭击归因于“文明冲突”等文化层次的原因或恐怖分子个人的精神原因，同时，它也会使人们误以为恐怖主义问题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反恐战争”也仅仅是出于对恐怖袭击的报复行为。他们回避了“邪恶”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背后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其次，他们漠视了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丑恶面目和人道主义灾难；再次，他们屏蔽了恐怖与霸权背后的全球性的制度危机。若如此，则反恐问题就被简化为“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暴力循环关系，而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性原因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实质，则淡出了人们的理性关照范围。
恐怖主义问题在最为微观的层面上，仅是一种犯罪现象；其次为媒介现象；再次为体现着双重标准的自相矛盾的霸权政治。更为根本地讲，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人道主义灾难，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与发展问题。“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就是把公众的视线诱导和逼迫到最为微观的层面，而不对全球性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进行关注。
辛迪·康巴斯在其《21世纪的恐怖主义》一书中指出：“全球化至少将世界20%的人口抛入赤贫，他们的未来几近绝望。今天世界上将近有8亿人处于长期营养不良的状态中……贫穷和饥饿为了那些谴责西方的种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虽然对消除恐怖主义治本之策，她只是含糊其辞地希望“确保这类致命的愤恨不再其他地方恶化”，并摆出一副拯救者的姿态，谈论起西方世界对这些国家的责任问题(17)，但她毕竟勇敢地直面了全球恐怖主义的真相。
恐怖主义问题的后面是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后面又是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便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18)正是这种资本的逻辑，成为殖民主义以及全球化的内在动力；而霸权主义只是资本逻辑外化而来的一种政治形式。
在“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催化下，整个世界正在被迅速纳入由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如德里达所说，“全球化只是某些人利益的实现，是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的代名词，而世界化非但从来没有发生，而且正好相反，它和未来的民主一样，是一种风险，既可能使世界变得更好，也可能使世界变得更糟！”(19)如果用“平等”、“公正”的标准来衡量，真正的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全球化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他看来，“全球化”只是一种修辞术，它只是被相信正在发生，而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20)这种“全球化”的格局，就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南与北的根本利益的对立。
也就是说，恐怖主义的兴起，全球性的恐怖就内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之中；相对而言，恐怖暴力只是“全球化”危机的冰山一角。正如德国政治学家福特万格(Franz Fuhrtwanger)所说，“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式，它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强烈政府欲望的政治形式、意识形态和暴力策源形式”。(21)像辛迪·康巴斯那样把恐怖暴力的诞生和消除都视为“西方世界对这些国家的责任问题”，显然是因果倒置了。恐怖暴力之所以如此猖獗，不是因为西方国家承担的“责任”太少了，而是由于西方国家太乐于、太多地承担了“责任”。而这种主动的“承担责任”，以及以“反恐”为名的霸权主义行径，也并不是由恐怖爆炸所引起的报复行为，从根本上说，它是资本逻辑的必然要求，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恐怖主义这个毒瘤传达出的真正的信息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肌体正在面临着制度性的危机。恐怖暴力并不是伴随全球化而产生的，但恐怖的扩散和增殖，却是与“全球化”息息相关的，是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紧密相连的。恐怖与“反恐”的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都无助于全球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解决。反恐的根本，就在于反对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在于反对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社会利益分配。显然，恐怖组织并不是承担这个社会历史使命的政治力量。
注释：
①[美]博拉朵莉著，王志宏译：《恐怖时代的哲学》，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11页。
②朱素梅：《恐怖主义：历史与现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21页。
③转引自周展编：《文明冲突、恐怖主义与宗教关系》，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42页。
④转引自周展编：《文明冲突、恐怖主义与宗教关系》，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41页。
⑤[印度]S.温卡塔拉曼主编，赵雪波译：《媒体与恐怖主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11页。
⑥[印度]S.温卡塔拉曼主编，赵雪波译：《媒体与恐怖主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9页。
⑦[英]休·迈尔斯著，黎瑞刚译：《意见与异见：半岛电视台的崛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65页。
⑧[印度]S.温卡塔拉曼主编，赵雪波译：《媒体与恐怖主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29页。
⑨马丽蓉：《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2页。
⑩[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张鲲、郎丽璇译：《恐怖主义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序》，2页。
(11)U.S.State Department,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2000,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Washington D.C.,2001.参见石斌：《试析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
(12)[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叶青译：《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182页。
(13)[美]诺姆·乔姆斯基著，童新耕译：《反思肯尼迪王朝——肯尼迪、越南战争和美国的政治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代序》，13页。
(14)董克汩著：《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73页。
(15)[美]博拉朵莉著，王志宏译：《恐怖时代的哲学》，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114页。
(16)陈卫星：《批判者博德里亚》，《博览群书》2007年4期。
(17)转引自周展编：《文明冲突、恐怖主义与宗教关系》，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5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469-470页。
(19)[美]博拉朵莉著，王志宏译：《恐怖时代的哲学》，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10页。
(20)[美]博拉朵莉著，王志宏译：《恐怖时代的哲学》，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20页。
(21)F.Fuhtrwanger,Politische Formen einer Weltzeit,Munchen 1999,S.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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