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诸概念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镇化建设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由此也产生了对“城市化”“城镇化”等相关词汇的理解与使用问题。本文试图结合中国和西方城市化历史，对“城市化”等若干相关语汇的涵义及源流做一些辨析。 一、“城市”“城镇”及“都市(会)” 在汉语词汇里，“城市”最初有“城”和“市”两层含义。“城”在古代中国是人口集居之地，是政治中心，是权力的象征；是防卫设施，“筑城以卫君”(《吴越春秋》)。建“城”的地点是依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决定的。①“市”者，集市也。“市”是交易行为，如多用作交易的度量衡“市斤”、“市尺”等；也是交易场所，工商业活动地，“日中为市”(《易》)，“争利者于市”(《国语》)。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换，导致了集市的出现，而集市交换的经常化，在一定地点便形成了以交换为主的城镇。在这个意义上，特定城市起源也有“市”在先、“城”在后的。②总之，一般是先有“城”，后有“市”；但也有先有“市”，后设“城”的。这些都为众所周知常识，毋庸赘言。但中国最早的城市形态还是“城”。《礼记》中说，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至商代末期，是“城郭沟池以为固”的时代。“市”作为中国城市指称，到近代引进西方语汇后才有，并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20世纪初期开始将“市”作为行政建制而设立，如“汉口市”1926年底设立，上海、天津等于1928年正式设立“特别市”，1930年改称“市”。在当代中国，“市”的行政建制级别尤其复杂，共有5类，即省级市(四大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副地级市(如湖北省的天门、潜江)、县级市。 中国古代就有了“镇”，最初是不是和“镇守”有关，需考证；如是，“镇”为防卫场所或设施。后来的“镇”主要是商业含义，是“从商业的基础长成的永久性的社区”，③如四大商业名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之类。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的小型工商业中心也有叫“镇”的，如盛泽镇、震泽镇、同里镇等。明代中后期江南拥有千户直至万户人家的市镇达50多个，市镇居民以工商业者为主，还有一些纯消费人员。④从生活方式看，镇往往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有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双重特点，或者说是沟通城乡联系的中介。因此它和城市连在一起时可以叫“城镇”，和村庄连在一起时又可叫“村镇”。我国当前设置“镇”作为一种行政建制，正是看中了“镇”的这种双重性质。 有学者在总结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特征时，比较强调镇的经济中心功能，认为秦汉时期中国是以政治中心为主的城市体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互相促进的城镇体系；五代宋元时期是以经济中心为主的城镇化体系；明朝和清前期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中小城市群和农村小城镇经济网。⑤ 西方不同。古代希腊城市分为“上城”和“下城”两部分，“上城”指政治和生活中心，“下城”指“卫城”，主要为上城四周的防卫设施。以城市为中心，联合周围农村，组成“城邦”(polis)，即城市国家(city-state)。⑥现代北美许多城市也有“上城”“下城”之分。“上城”是居住区，下城(down town)往往是商业金融中心，如著名的华尔街就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下城”区，波斯顿、迈阿密、加拿大的多伦多等都有“下城”。 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后，最初一般都称“城镇”(town)。中世纪城镇都是商业交换中心，都有交易市场“market”，所以在英国也被称为“市镇”(market town)。16世纪初，英国的市镇有700多个。⑦因此欧洲的城镇不只是单纯的居住中心，更有工商业中心的含义。“城镇”作为一个总称，也可译为“城市”。对于单个城镇，不能将“this town”译为“该城镇”，而只能译为“该城”或“该镇”。中世纪的不少城镇起初也是作为设防城堡而建造的(先有“城”)，后来逐渐获得了商业功能(再有“市”)，其名称则有“burg”、“borough”、“burk”、“bourg”、“burgo”等。⑧这类词语涵义更为复杂，如“borough”就是一个含有经济、法律和文化意义的复杂社会体，⑨不只是人文地理意义。 中世纪里，作为主教坐落地的“大教堂城市”(cathedral town)，比普通城镇吸引人口多，规模要大，于是在英国，就取两英语单词的首个字母(c、t)的连读作简称，即“city”。⑩后来，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城市都被称作“city”。如英国，从中世纪至16世纪，只有伦敦这一个城市够得上称“city”。如有篇学术论文题目叫“The City and the Crown”(国王和城市)，(11)这个“city”就是指伦敦，一般不会引起歧义。欧洲大陆的“city”则多得多，如意大利至少有几十个。工业革命后欧美城市大发展，大中工商业中心都叫“city”。 现代欧美国家中，“city”还有行政建制意义，当然其行政层级各国不尽相同，有些城市里“city”还有“市区”含义，如伦敦的威斯敏斯特“city”。不过city和town在用语上的区分还是很明确的，一般都以人口数量和城区规模为标准。对规模较大的城市用“城市”(city)，其市中心叫“city centre”；小城市用“城镇”(town)，其城中心称“town centre”。 “都市”作为现代中文语汇，顾名思义，似是“首都城市”之意。但在古代中国，起初并不如此，如春秋战国时期以城市大小、居民多寡为标准划分城市等级，人口多、规模大称“国”，人口少、规模小则为“都”，所谓“万室之国千室之都”（《管子·乘马篇》）。(12)在欧洲，“都市”(metropolis)或“都会”是近代早期才开始有的称呼，原意指极大的城市，一般只有伦敦、巴黎这种主要是首都级的大城市才够得上。到了现代，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上海、迪拜等常被形容为“都市(会)”。与此相联系，现代还出现了许多“都市(会)区”，它们或是以某个特大城市为核心所组成的城市化地区，或是几个大城市结成了城市群，从而形成都市(会)区，以美国最为典型。(13) 二、“城市化”“城镇化”“农村城镇化”和“逆城市化” “城市化”(urbanization)概念是学术用语。“urban”这个词是“城市的”(也有译成“都市的”(14))意思，与“乡村的”(rural)相对应。含义较为抽象，不具体指某个城市或城镇，而是指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聚集形态，两种不同的社会样态，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么，所谓“城市化”，不仅仅是指乡村区变成了城市区，农村人口变成了城市人口，也应该包括乡村生活方式像城市一样。“城镇化”(urbanization)就是城市化，只是为了避免误以为城市化就是“大城市化”，以免把发展方向误以为发展大城市，因此，我国政府及学界就特意使用“城镇化”，其意在于主要发展中小城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发展小城镇。此外，“城市化”本来主要是从经济和社会意义上使用，但“城市”这个词在现代往往又有行政中心之类政治意味，特别是在今天，所以，用“城镇化”代替“城市化”可以减少歧义。 研究者认为，除了“原始态城镇”(proto-urban town)以及与之相应的“原始城市化”(proto-urbanization)(15)之外，欧洲的城市化运动大致有三次高潮。其一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其二是10～13世纪中世纪城市兴起。其三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近代城市的涌现。(16)至20世纪末，欧洲人口的绝大多数(70％以上)成了市民，城市化运动完成。(17)在中国，城市发展亦有三个时期，即古代中国时期、19～20世纪近代工商业城市的涌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然而，对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发展，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宜频繁使用“城市化”概念，那样容易混淆古代城市、中世纪城市与近现代城市的质的区别。无论怎么说，“城市化”概念实际上隐含着许多现代性意味，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仅仅只是工业化以来才算有真正的“城市化”运动。(18) 所谓城市化过程，有两种意义上的视角。一是从全局上看，指总人口中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二是从农村这个角度来看，指“农村”的“城市化”或“城镇化”过程，也包括两种表达：一是社会学意义上，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有两条途径，即人口就地市民化，或前往外地城市或附近城市工作生活变成市民；另一是人文地理意义上，也有两种含义，要么是农村地区变成城镇，要么是农村地区生活方式城市化。那么，“农村”“城镇化”着眼的重点应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着眼于“它们”怎样“城市化”的过程，即“变”村庄为城市城镇，或变成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至于当今我国有大量农民工生活劳动在大中城市，“他们”如何真正“市民化”问题，则是他们已在的城市在发展中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因此，“农村城镇化”(rural urbanization)有多种情形，包括：(1)村庄最终发展为大中城市的，其初期阶段即村庄如何变城市城镇的过程(如18世纪中叶前的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可视为“农村城镇化”；但后期阶段即由小城市或城镇成长为大中城市的阶段，则不能再视为“农村城镇化”阶段，只能看成为该城市(城镇)的继续发展和成长阶段。(2)村庄就地变成中小城镇的，其变为城镇后的早期阶段涉及其城镇管理体制和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因此还属于“农村城镇化”范畴。(3)村庄虽未变成城市或城镇，但村庄居民已以从事非农业职业为主。(4)村庄未变城市或城镇，居民中农业人口较多，但其生活方式已类似城市，或者说具有“城市性”，这点类似“新农村建设”。此外，另有几类情况也得注意：(1)大中城市扩展时，把郊区农村变成城区，当然也是“农村城镇化”，但郊区不能算典型农村，因此样本意义不足。(2)农村人口流动到大中城市，市民化了，也属于“农村城镇化”，但只考察到人口“流”出农村、“变”成市民为止，其后则应属于城市发展和管理问题。(3)从古代中世纪过来的位于农村地区的大量中小城镇，其实也有个功能的转型问题，即城市自身面向现代化的改造。 “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现象也涉及农村，但主要是城市周边的农村。“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高潮后的产物，20世纪后期首先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简言之，“逆城市化”就是乡村地区人口的复兴和增长，而且这种“乡村复兴”的原因是城市人口向乡村地区的迁移。(19)当然这些乡村地区大多是城郊(suburb)。“逆城市化”与“卫星城”建设不同。卫星城建设是指在大城市周边建设若干城镇，这些城镇一般都具有独立的工商产业，居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在该城镇内或附近，同时也经常去中心大城市进行消费活动。卫星城是大城市工商功能的一种分散或分解，缓解大城市因工商业过度集中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和问题。当然，由于卫星城的选址基本都处于大城市原有的远郊农村地带，因而加速了这些地方的农村城镇化进程。而“逆城市化”现象则主要指城市人员工作时在城市、生活则在周边新兴小城镇、或生活条件城市化的村庄。有的是白天在城市工作，晚上回到附近的乡村居住和生活；有的是每周在城内临时租住，周末回到附近的乡村住房生活休息；有的是工作退休后搬到自己心仪的农村居住生活。“逆城市化”的前提是乡村必须具备与城市几乎一样的生活条件，那么工业化后期的农村城镇化过程就是为以往是乡村的地方创造这样的条件(生活方式和水平城市化)，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到乡村生活居住。不少学者认为，“逆城市化”是一种居住模式的变化，在这种模式下，住在乡村的人口可能还会超过城市，逆城市化有可能代替城市化而成为居住模式的主导力量。(20)在某种意义上，“逆城市化”也是一种借助城市资源促使农村城镇化的形式。 三、“就地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 “就地城镇化”(local urbanization)更是个热词。(21)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所谓就地城镇化，就是让农民在本地从事非农行业；乡村改造为城镇，具备城市一样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原有农民就地转变成市民，而不是大量涌入异地城市。英国是最早实现城镇化的国家。1851年，其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达到这一比例比中国早160年)；1891年，超过72％，农村基本实现城镇化；(22)2001年，英伦三岛(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城市化率为92.9％。(23)就地城镇化是英国城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且具有明显的三阶段；并且可作为一个样本，为中国农村城镇化的阶段式推进和多样化模式提供借鉴。 1.“原工业化”时期：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非农化 在英国，15～18世纪即近代早期的“原工业化”(乡村工业)时代，就地城镇化以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非农化为特点，部分村庄演变为手工业村镇。这一进程大致有如下几步，往往也有多步并存状况。 第一步，农民以农业为主业，以非农业为副业，所谓亦农亦工。英国乡村毛纺业初始期就是这种样态。毛纺业作为英国的民族工业，15世纪后期起遍及全国乡村。从事毛纺业者主要为农民，一是因为他们原本都有一定的家庭纺织劳动技能基础；二是此时农奴制已废除，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三是随着人口增长，农民保有的土地越划越小，农业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须从事工副业来补充家用。从事方式有二，一是农民本人忙时务农、闲时务工；二是农民家庭中妇女儿童从事纺纱等工作。 第二步，农民以手工业为主业，以农业为副业，所谓亦工亦农。随着人口增长，家庭拥有土地越来越少，纺织等工副业在家庭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大，最终超过农业收入，反之，农业收入则在农民家庭中比重越来越小。因此早在16世纪，英国就形成了“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一个新的小农阶级”(马克思语)。 第三步，部分农民不再从事农业，完全从事乡村工业。这就是农民非农化，在16、17世纪英国两大毛纺区即西南部各郡和东盎格利亚非常突出。西南农村出现了许多专业的毛纺业者(clothier)，他们由兼营毛纺业的农民演变而来，兼有组织外销呢绒的功能，因此还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村庄里兼作毛纺工作的邻居。东盎格利亚乡村的“新呢绒”生产者大多不擅长农业生产，因此当本地毛纺业出现颓势时，他们中很多人并没有返回农业，而是转移到北面的约克郡西莱丁毛纺区了。 第四步，乡村工业趋向工场化，吸附了大量乡村手工业人员，人口开始集中，于是在诸多乡村工业区出现了手工业村庄和手工业城镇。手工业村镇如西南毛纺区的纽伯里、陶顿、马尔梅斯伯里、斯特劳德、卡斯尔库姆、比斯利等，东盎格利亚的拉文翰、沃斯提德、克西村等。传说纽伯里的温奇库姆开办的毛纺工场雇工上千人；多尔曼家的毛纺工场一关闭，致使许多人失业。马尔梅斯伯里的斯顿普家的毛纺工场，雇工也达几千人。拉文翰的斯普林开办毛纺工场，家族因此兴旺了一个多世纪。斯特劳沃特(Stroud water)和卡斯尔库姆(Castle comb)作为优质染色呢绒的名称蜚声于欧洲市场。绒线呢(Worsted)得名于发源地沃斯提德村(Worstead)，克西(Kersey)村则成了英国一种最普遍的廉价低质呢名称。不过这些乡村工业的本质是手工生产，生产手段没有发生变革，因此当毛纺业丧失竞争优势时，这些手工业村镇很快衰落。今天的沃斯提德村仍有个巨大教堂，见证了其毛纺业兴旺、人口聚集的辉煌过去，而几条简陋的街道则表明这一辉煌早已是昨日黄花。 在中国的明清时代，江南五府(苏松杭嘉湖)以市场为导向的乡村纺织业(棉纺业、丝织业)发达，颇似西欧的“原工业化”，上述英国的四步行程也都经历过。无论是以纺织为副业的农民，还是以手工业为主、以农业为副业的小农，抑或完全脱离农业、从事乡村纺织业的人员，以及手工工场、乡村手工业城镇，都出现过。但由于没有在生产技术手段上出现突破，特别是封建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严重制约，江南乡村纺织业和工商业新市镇没有能推动城市化进程，其自身没有成长为工商业城市，也没有带动周边农村走上城镇化道路。(24) 1970年代，一方面中国各地兴办县级属于地方国营性质的“五小”工业，从当地农村和县城招工；另一方面农村开始发展“社队企业”，有小农机、小水电、小水泥、小煤矿、制砖瓦、农副产品加工(如磨面、碾米、加工粉丝)等。这些企业机械化程度不高，但能部分地满足本地需要，同时也消化了不少剩余农业劳动力。社队企业中，公社级企业员工基本脱离农业，只是在“三夏”(北方)、“双抢”(南方)季节才放“农忙假”，算是“离土不离乡”。大队级企业职工则是“半离土”状态，甚至是农闲时才开工。社队企业员工工资均收归生产队，换算成工分，参加年终决算分配。江苏等地社队企业较为成功，如著名的华西村就是这期间起步的，在养殖业——养兔基础上，发展了兔毛织品的生产。这一时期我国的乡村工业，在政策限制下只能是作为集体的副业存在，并未朝着城镇化和工业化方向前进。 2.工业化启动期：工业村镇就地成长为工商业城市 英格兰西北部乡村工业区与其南部的传统毛纺区命运不同。这里有兰开夏棉纺区、“黑乡”铁制品生产区、约克郡西莱丁毛纺区，“哈兰郡”金属品加工区。它们作为乡村工业区，其发展晚于前述两个传统毛纺区，16、17世纪起步，17世纪晚期进入高潮。最初也是手工业性质，出现了许多手工业村镇。18世纪中叶，这一地区乡村工业率先发生工业革命，乡村工匠演变为工厂老板或工人。随着工业化深入和机器工厂出现，这些手工业村镇就地成长为工商业城市，对资源和人口的吸附力大为增强，不但促使所辐射的周围农村走向城镇化，其农民就地转变为城镇市民，还吸收了大量来自区域内外的城乡人口。 兰开夏棉纺区。原工业化时期，兰开夏成长为英国最重要的纺织区，包含三个纺织业地带，即以曼彻斯特和波尔顿为中心的中部棉纺和棉麻混纺业地带；以普雷斯顿和斯托克波特为中心的西部南部麻纺业地带；以罗奇代尔为中心的东部毛纺业地带。三个地带都诞生了许多手工业村镇。工业革命最先在兰开夏的乡村棉纺业中发生，因生产需要更多劳动人手，从而聚集了大量人口，原有的手工业村镇就地成长为工商业城市。曼彻斯特虽然在18世纪末仍被议会视为“大村庄”，但实际上已是英国第二大城市、第一大工业城市；为本区工业服务的利物浦成为英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工商业城市星罗棋布在兰开夏中部和南部。这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地区。 “黑乡”铁制品生产区。位于西密德兰，铁制品生产的较快发展始于17世纪，伯明翰和达德利等是铁制品业城镇，区内还有达拉斯顿、蒂普顿等一大批手工业村庄。该区也是工业革命发祥地之一，瓦特蒸汽机最早就是在伯明翰投入应用的。工业革命中，资源和传统优势使西密德兰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煤铁基地、包括枪炮在内的金属制品生产基地，就地城镇化速度加快。伯明翰逐步成长为英国第二大城市(20世纪)，达德利和伍尔夫汉普顿都是一流的工业城市。这个工业化城市化地区，今天叫作西密德兰都市区。 约克郡西莱丁毛纺区。这是18世纪英国最大最重要的毛纺区，利兹、布雷德福和哈利法克斯等为著名手工业城镇。由于毛纺业传统和优势惯性，西莱丁区最初对工业革命有一定抵触，19世纪初全面采用机器新技术，毛纺业大发展，以利兹和布雷德福等为中心，西莱丁形成了英国又一个重要的工业化城市化地区。 “哈兰郡”金属品加工区。以约克郡南部设菲尔德为中心的乡村地区，中世纪晚期形成了刀剑五金等手工品制造业。它虽然并不在工业革命中领先，但很快成为英国最重要的钢铁生产中心，设菲尔德成为英国最著名的工业城市之一。 随着手工业城镇发展为工商业城市，需要吸纳更多劳动力。因此，新城区所覆盖的原有乡村以及城郊农村，人口大多演变为城市人口，或为城市服务的人口。离城市稍远的乡村区，也因工商业城市就业机会多、生活条件好，农民们纷纷向城市迁移，而不是以“就地”非农化为主。 在中国，1980年代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农村小型工业的发展激活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等因素，同时又吸纳了较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少农民转向非农化，促进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乡镇企业填补了工业化早期我国城市工业的发展缝隙，具有自己的生长点和生命力，因此在一段时期里势头颇旺。1983年，费孝通先生发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全国对发展小城镇开始高度关注，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城镇化似乎成了一大趋势。 然而，乡镇企业和县办企业技术水平低，对资源浪费较大，同时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不少乡镇企业管理混乱、腐败丛生。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各类重要经济资源逐渐向大中城市集中，因此就地城镇化未能继续成为我国城镇化的方向，只有江苏等少数省份取得了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一些基础较厚实的工业村镇引入先进技术，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了竞争力强的现代工业，也升级了城镇化水平，如华西村。还有一些农村地区主动与现代大都市工商业对接，成为大城市产业链条中的上游或下游环节，借助外部力量提升自身水平，从而成长为工商业城市，典型者如江苏昆山市。 3.工业化高潮期：就地改造乡村，使其生活方式具有城市性 工业化进入高潮时，城市人口已居多数，剩下的乡村区有两类。一是工业地区城市之间的农村，它们实际已演变成附近城市的从属物，其经济社会差不多与附近城市一体化。另一类则是典型乡村区，仍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如英格兰东北区、东密德兰、东盎格利亚和西部西南部等。工业化高潮期的就地城镇化主要在第二类乡村区。 在工业化启动期，工业主要坐落于乡村，乡村的竞争力不逊于老城市，甚至更具优势，因此村庄就地成长为城市、农民就地演变为工人不会受到大的阻碍。而到工业化高潮后，大中城市优势已十分强大，与农村拉开了很大差距，普通农村基本不具备与城市竞争、发展现代工业的能力。同时，城市的地理布局也呈饱和状态，因此在典型农业区，走村庄演变为工业村镇、再成长为城市的就地城镇化道路，走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非农人员和市民的途径，已是困难重重。 这样，工业化完成后的英国农村“就地城镇化”，主要转向了让乡村生活条件城市化，依照城镇标准因地制宜改造乡村。19世纪中期后，英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乡村改造”运动，在乡村人口的生活方式中引入城市性，使其生活状态和管理体制“就地”城市化，缩小城乡差别。改造工作涵盖构筑商业、金融、邮电等服务体系；建设道路、交通、供排水、供电等基本设施；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现代品质，使其有能力从事现代化工作；建立和健全医疗卫生、体育、福利、养老保障等社会公益事业；构建适应于乡村社区的管理体制，人口可以自由流动。 同时加速农业集约化、专业化进程，如19世纪中期后东盎格利亚成为肉奶产品基地，伦敦周围农村成为花草苗木供应基地，东密德兰和西部西南部成为商品粮食生产基地。农业实现机械化、规模化，则大大减少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了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平衡，19世纪后期又出现“工业南下”运动，在东部、东南部、西南部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乡村居民职业逐步非农化。在农村扶持旅游业等新经济部门，增加乡村就业机会，增强乡村经济实力。西部科茨沃兹山区旅游业发展最为成功，目前该地区人均收入在英国各地区中名列前茅，远超多数大城市。(25) 英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阶段性进程带来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启示。如通过实现机械化、集约化、规模化等现代生产手段，减少农业的劳动力需求。在城乡大力发展轻型工业和第三产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乡村居民职业逐步非农化。在管理上大胆改革，取消户籍制度，让人口自由流动，农民能进城，市民可下乡。着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现代品质，使其有能力从事现代化工作。在农村扶持旅游业、养老业、服务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村就业机会。 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高潮期，大中城市具有越来越多的资源优势和经济优势、发展机会，但大城市不应为消除“城市病”而反对人口流入。“人往高处走”是积极向上的能动性体现，政府应予鼓励。要特别防止以“就地城镇化”为标签而硬性将农民固着在本地，改变只让农民在本地非农化的做法，转变让农民“离土不离乡”的观念。农民为了实现个人愿景，既可留在本地，也可就近进入周围城镇，更可迁徙至远方城市。如果农村的生活条件、就业和创业机会与城市一样，农村居民的就业和创业能力与市民相近，他们自然会“就地”发展。乡村条件改善了，还会吸引城市人口下乡居住、生活，我国的浙江省就已出现了这种“逆城市化”趋向。所以，必须结合本地农村的不同情况，对自身的实际发展水平和资源条件予以准确评估，探索符合本地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的城镇化道路。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 ②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页。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65页。 ④陈忠平：《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⑤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第46～131页。 ⑥也有学者认为，英文将希腊语“polis”译成“city state”(城邦)并不妥当。参见A.E.J.莫里斯：《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以前》上册，成一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3页。 ⑦Joan Thirsk,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4,1500～1640,Cambridge,1967. ⑧A.E.J.莫里斯：《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以前》上册，第247页。 ⑨Rosemary Horrox and W.Mark Ormrod eds.,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1200～15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34. ⑩Norman Pounds,The Medieval City,Santa Barbara:Greenwood Press,2005,p.18. (11)J.L.Bolton,“The City and the Crown,1456～61”,London Journal,1986. (12)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第31页。 (13)参见王旭：《美国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如保罗·M.霍恩伯格、林恩·霍伦·利斯：《都市欧洲的形成》(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1000～1994)，阮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15)这也是欧美学者喜爱用的词语，如意大利学者P.贝罗奇的著作：《城市史：从原城市化到城市化在第三世界的迅猛发展》(P.Bairoch,Storia delle citt
标签：逆城市化论文; 手工业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民论文; 工商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