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与适应性视角下的政党自我净化能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适应性论文,政党论文,视角论文,自主性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3]06-0057-04
“自我净化”是执政党维持意识形态稳定的凝聚力和高效组织化水平的关键。二十世纪以来的部分国家兴衰历史说明，有效的“自我净化”是执政党自我适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不断地“自我净化”，才使得一些强大政党组织起来的后发国家的脆弱政治结构在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中没有落败，没有向其他后发国家那样，陷入政治衰败的巨大惯性之中。其中马列主义政党在“自我净化”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从政治共同体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进程的角度，公允地指出共产主义政党在“自我净化”方面的表现出来的超强的适应能力和自主性。认为与之相比“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共产主义现代化国家都缺少强大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未能表现出任何真正的适应力。”①可是这一政治优势并未没有能在二战结束后持续保持下去，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事件中不少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由于改革失败，相继丧失政权。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如何继续保持和发展“自我净化”这一“特殊政治优势”是当前值得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将“自我净化”列在新时期需要增强的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之首，可见其受到高度重视。本文从“自我净化”的内涵与目标分析出发，阐述了“自我净化”的主要原则，并提出了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的若干建议。
一、自主性与适应性：对于“自我净化”的重要分析视角
政党“自我净化”是维持意识形态稳定的凝聚力和高效组织化水平的关键。其中自主性与适应性是“自我净化”的两个重要的变量。一方面，政党在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确定中如果丧失了自主性，就会迷失了自我，就会成为完全从属或依附于特殊利益或个别社会群体的工具性组织，由此必然会缩小的自身的社会基础，限制其对于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政党适应性下降，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过于脱离社会，无法迅速适应环境变化、满足社会需求，负面政治压力也只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党外势力坐大崛起，最终失去执政的地位。政党的“自我净化”必须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根据社会需求变动，主动解决组织内部的意识形态、组织队伍以及党的社会基础等各方面的不纯洁问题，实现自主性与适应性的统一。
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在现代化的挑战和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化的要求下，大多数政党都会面临政党的意识形态号召力衰竭、制度化水平下降和道德约束力减弱等政党纯洁性下降的问题：首先，社会变革中的政党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会逐步受到社会多元思潮的侵蚀，导致政党组织成员和党的社会基础对于政党的认同和自愿服从程度难免有时会下降，具体表现就是权力体系内部和来自基层的离心和反叛事件出现频率上升，而政党与此相应的应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和能力却在下降。其次，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逐步转向“和平与发展”，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地位逐渐突出，挤压了原来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导致那些原先以政治原则优先的政党，其自身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水平有所降低，在市场经济的逐利性面前，包括党纪、国法在内的一般政治活动的规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甚至破坏。具体表现就是有些政党的党内潜规则盛行，尤其是关于政党精英选拔和权力接替的程序和规则受到破坏，导致部分国家政党的党内小团体横行、党内人身依附关系日益严重。最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部分国家的腐败现象日益普遍化和严重化，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深深嵌入到一些政党肌体中，导致政党对于其高级干部以及普通党员的道德约束力日趋失控。②结果就是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大削弱了政党对于现实挑战做出有效反应能力。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政党必须依据环境的变化，主动地克服意识形态合法性、制度化水平和道德约束力的危机，防止陷入内卷化等政治衰败的陷阱。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和中国的政党中心主义体制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将“自我净化”作为自身的和重要的政治能力来对待，还具有更加丰富的政治内涵。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的特殊要求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除了需要解决意识形态合法性、制度化水平和道德约束力的危机等政党净化的普遍问题之外，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属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还要求其必须将密切自身与群众的关系作为党的纯洁性的重点内容。因为共产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作为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政治属性不仅使得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其最大的政治优势，同样也说明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是关系到党的性质纯洁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作为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性质不可缺失的重要净化方面。从中国政党主义中心体制的特点来看，相对于其他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在其政党净化中的作用格外突出。为了增强和保持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大多数政党都比较重视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号召力、党内制度化水平以及党的道德约束力。但是从经验来看，多党竞争的体制中，一般只有竞选失败以后，处于在野地位的政党才会认真反思和处理这些导致竞选失败的党内问题。也就是说，在竞争性体制下，政党净化的动力主要是依靠外在的选举压力。内在地主动净化力量，相对而言作用较小。而对于中国这种“政党中心主义”③国家而言，由于执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与国家的稳定发展的内在一致的关系，导致一般不可能通过政党轮替来强制性地反思和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因此其净化的动力不可能主要来自于外在的强制力量，只能是主要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净化”。
二、“自我净化”的主要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规律要求，也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客观需求。因此，不能封闭静态地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而应该将其置于整个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作为政党自主性与适应性战略能力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思考。当前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党的“自我净化”与社会氛围净化并不矛盾
如果说“自我净化”能力是决定执政党纯洁性建设成败的内在因素，那么社会氛围是执政党“自我净化”实践展开的重要现实基础。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互为因果，而绝不是此消彼长。党的纯洁性建设必须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能力提高与社会净化氛围的营造并重。一方面从理论上看，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和中国共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党的建设不仅是党自身的重要任务，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党的纯洁性不仅要对全体党员而且要对整个中华民族负责，所以全体党员和中国国民都有义务和责任为实现党的纯洁性而努力。另一方面从现实中看，很难想象在社会氛围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党的自身纯洁性能够得到很大程度提高。当前党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一些地区干群矛盾突出，尤其是作为政党净化重要对象的腐败问题形势已经相当严峻，腐败已经嵌入到了社会的很多方面，不正之风甚至已经构成了一些不正常的社会运行机制的一部分。单纯依靠政党的力量去治理这些问题是不够的。人民群众才是党的力量源泉。所以强调党内的自我净化能力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并不矛盾。偏废其中任何一方，都会从整体上损害党的纯洁性建设成果。
2.党的“自我净化”必须包含全面，标本兼治
所谓“包含全面”，就是党的“自我净化”不仅仅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不正之风，而且党员队伍的老化、党员的精神境界不高，思想堕落等问题也是自我净化的重要内容。从长远来看，制度上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党功能定位更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长期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自我净化”不仅是党员干部的思想性问题，更为本质的是制度性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免会牵涉到一部分人的利益。由于当前的党的体制与经济利益部门密切相关，因此不仅是经济和政府部门，党的决策也存在围绕部门利益决策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党的纯洁性问题与长期的利益和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有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包办政府、经济组织的职能是导致党的建设弱化、党的纯洁性下降的重要原因。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将执政党从权力与利益高度集中的体制解放出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最终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执政党才是贯彻党的宗旨、实践纯洁性建设更为本质和可靠的保证。
3.党的“自我净化”必须围绕、服务经济建设中心工作
我们反对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着片面的惯性思维方式，认为“经济要上，纪律要让”。正好相反，我们认为“自我净化”要获得长期的社会基础，也必须嵌入到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中去，在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要注意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能力。通过抑制腐败，大大降低不必要的社会交易成本。这样，政党净化对于经济建设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正面效应，才可能不形式化、表面化。所以不能把经济建设与党的纯洁性建设摆在对立或冲突的位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必须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三、增强“自我净化”能力的重要途径
所有党的政策必须体现党的宗旨和理想信念，决不能嘴上说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和为最广大多数群众谋利益，实际上不遗余力地偷偷搞特权，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要使“自我净化”不成为空洞的政治口号，必须找到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实践途径。我们认为，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不仅需要领导干部的党性自觉，还需要通过全体党员的自觉行动、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党外人士监督。党的“自我净化”离不开正确的党内斗争、社会批评和党纪监督，只有将党的纯洁性问题置于媒体和社会的全方位监督中，从权力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进行体制改革，习惯于民主和法治的方法，最终将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面，才能最终实现党的“自我净化”的长期性和现代性的要求。
1.“自我净化”主要动力来自领导干部的党性自觉和文化自觉
作为对自己的政治身份认定和政治价值观归类，领导干部保持党的纯洁性动力首先来自于党性自觉。领导干部的党性自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性质要求、对党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和领导干部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的特殊作用的认识：即与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不同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即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所以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利益。共产党作为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所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但是，当前党的纯洁性正在面临腐败等问题的生死考验。少数人只顾为自己谋利，理想信念动摇，玷污了党的纯洁性。由于领导干部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所以领导干部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斗争中，要重视通过文化自觉的方式保持党性自觉：
首先，建立文化自觉要对精神文化有自觉认识。精神文化是文化自觉的核心。对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价值共识，深刻影响着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方面。只有确立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理想信念，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端正品行，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思想，才能形成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一致的精神纽带。
其次，建立文化自觉要对制度文化有自觉认识。党的建设五大工程中，制度建设是贯穿其中的。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依法治国就是要注重制度与文化理念的对接，在制度中植入文化基因，使有形的制度产生无形的力量。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依法治国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建立文化自觉要对行为文化有自觉认识。行为文化是精神文化的物化和佐证。任何文化都要通过行为来体现。领导干部对行为文化的自觉认识就是要规范干部群体行为。即优化组织领导行为，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职责分工、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严守政治纪律，禁止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相违背的言论；严守工作纪律，坚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严守廉政纪律，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树立领导干部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
最后，建立文化自觉还要对物质文化有自觉认识。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只有不被拜金主义、物质主义诱惑，不被奢靡浪费风气所打倒，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才能保持对物质文化的自觉认识。总而言之，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2.“自我净化”需要正确的党内斗争和党纪惩处
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党内斗争是我们党揭露和消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教育自己和人民，保障党的纯洁性的重要手段。鉴于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党除了需要向党的一切组织和党员提出严格要求，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支持党内自下而上的批评之外，尤其需要鼓励来自社会对党的批评，任何压制批评的行为都是妨碍党的自我净化的有害行为。不过党内斗争还必须适度，要将有利于党的纯洁和团结统一起来。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只要所犯的错误可以在党内改正，并且本人愿意改正，党就应该采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那些坚持错误，并且继续进行危害党的活动分子，就必须执行党纪，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把他们开除出党。在党的自我净化过程中，适度的党内斗争、社会批评和党纪惩处这三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密切联系。党员干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适度的党内斗争既是查找问题、发现不足的好办法，同时也是敢于亮丑、不怕揭短的高姿态。只有有了这种勇气和胸襟，广大群众才会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掏心窝、讲实情，形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宽松氛围和良性互动，群众“雪亮的眼睛”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帮助党员干部洗去尘垢。我们党的党纪惩处也只有党内外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才能正确地发挥纪律保障的根本作用。
3.“自我净化”需要党内党外的多方合力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决定了其“自我净化”行为必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从这个角度看，“自我净化”毫无疑问是一项系统的政治工程。首先，党员是“自我净化”的主体。自我净化离不开党员主体地位的发挥，离不开党员的自觉行动。其次，群众参与是党的“自我净化”的重要途径。要实现彻底的“自我净化”，就绝不能闭门搞自身建设，必须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同时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是纯洁性的基本内容之一。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最后，我们党除了党内的监督和人民的监督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党外人士作为我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政治力量，通过他们的监督有助于提升我们党“自我净化”科学水平和实践效果，有助于体现我们党对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党员的自觉行动、群众积极参与和党外人士监督作为我们党“自我净化”的三个方面的要素，缺一不可，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了这几方面的作用，我们党的“自我净化”才能更加深入、彻底。
4.“自我净化”需要媒体与社会的全方位监督
加强党内的“自我净化”能力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并不矛盾。偏废其中任何一方，都会从整体上损害党的纯洁性建设成果。当前，作为政党净化重要问题的腐败问题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已经嵌入到了社会的很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少数腐败现象甚至已经构成了一些不正常的社会运行机制的一部分。在党的腐败与社会腐败很难区分开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政党的力量去自我清理某些组织肌体，不从根本上遏制社会腐败是不可能根治党的腐败问题的。一切侥幸心理和讳疾忌医的态度，只会延误医治，有害无益，必须坚决防止。媒体作为社会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是宪法赋予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由于新闻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辐射面宽、公开透明、影响力大等自身优势，能够迅速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促进一些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紧迫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媒体对于反腐败题材的报道，对社会上的丑恶行为进行鞭挞，大力披露和抨击歪风邪气，有利于营造“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的良好社会舆论环境。我们党要实现“自我净化”就必须充分发挥媒体监督这方面的正面作用。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对于媒体反映确实存在的问题，不能敷衍塞责、文过饰非，甚至狡猾抵赖，更不能谈病色变，草木皆兵，而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加以重视并采取改进措施，来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践证明，错误缺点不可怕，只要乐于接受监督批评，善于改正错误和缺点，我们党就会不断地完善自我，塑造出可亲、可敬、可信的良好政治形象而获得群众信赖和拥戴。
5.党的“自我净化”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
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往往是抓一抓、好一点，松一松，又抬头，搞不好就会变成一阵风，变成夹生饭。巩固“自我净化”的成果，最终还要靠制度。尤其是要从制度上对权力和利益最集中的地方进行体制改革。除了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规范以外，与此同时，党的制度建设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有些地方党内“人身依附、家长制、一言堂”的潜规则以及一些权力外溢的特权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由于选贤任能的干部工作的原则在一些地方得不到贯彻，以及部分制度的操作性不强，模糊性太大，才会给潜规则留出充分空间，导致行贿、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有可乘之隙。能否从权力和利益最集中的地方入手改革，不仅是当前改革开放的关键，也是考验党的“自我净化”决心和勇气的指标。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将执政党从权力与利益高度集中的体制中解放出来，通过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来提高制度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绝不允许做变通、搞例外。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使排查作风之弊、扫除行为之垢的工作不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不因活动的完成而终止。最终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执政党，才是贯彻党的宗旨、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本质要求和可靠保证。
在权力和利益最集中的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能否真正做到“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直接关系到党的“自我净化”的成败。这些领导干部能否保持党性纯洁，是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首先，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正确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没有纯洁的干部队伍，尤其是高层领导，指望实现党的纯洁性建设任务是不可能的。其次，领导干部对党的形象至关重要。中国政治文化历来重视高层的垂范作用，一个部门的领导，尤其是一把手，对一个部门的风气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对普通党员群众要求做到，领导干部一定要能带头做到，如果领导干部做不到，就不要向群众提要求，放空炮。即使部分群众做不到的，领导干部也要按照党章要求，带头先做到。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最后，对于领导干部的权力约束是当前组织制度监督的薄弱环节，少数领导干部及其身边人不遵守制度的行为是对制度权威的最大威胁。近年来，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就是少数领导干部、其身边人、其家属子女追求特权，谋求不当利益，带了坏头，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对于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以及关键岗位的权力行使，要制定有效制度进行监督，最终实现将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97.
②参见孙立平.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衰败过程及其对现代化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1992，(2)：5-17
③以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为基础而产生的“社会中心主义”以及以法国、德国和日本经验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完全无法诠释清楚近代以来政党在中国制度变迁路径与当代中国政治结构中的轴心地位。因此杨光斌等学者提出政党建构政治秩序进而创建国家结构使得中国的国家建设总体上更多的体现出“政党中心主义”的色彩。但是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概念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参见杨光斌.政治变革中的国家和制度[M].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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