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古代蒙学的伦理教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我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儒学为主体。儒学极为重视教化，所谓“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善于化。”（注：王符：《潜夫论·德化》。）主张通过教育培养社会成员良好的道德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而作为基础教育的蒙学尤其受到重视，这就使我国古代的蒙学具有了明显的承载和传播同时期儒学伦理思想的特点。事实证明，我国古代蒙学的伦理道德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深入人心，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的立身之本，有效地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传统蒙学的伦理教化功能。研究传统蒙学的伦理教育特点，批判继承这一历史遗产，对探讨当前我国中小学德育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蒙学即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问。“蒙”有幼稚、暗昧之意，《易经》中《序卦》曰“蒙者，蒙止，物之稚也。”幼童于事多暗味，因此称之童蒙。启迪童稚，消除暗昧称之启蒙，或称之发蒙、训蒙、养蒙、开蒙。对“蒙”的更具体的解释则融会于渐渐形成系统的伦理思想中。春秋时期的主要思想家就认为蛮、夷、蒙等所谓的不开化均表现为不知“礼”，不懂得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去做。会耕田、织布、疗伤、计算都称不上开化，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在道德条目的指导下处理各种人事关系，他仍旧处于“蒙”的状态。“蒙以养正，圣功也。”“而养正莫先于礼”。受这种伦理观的影响，蒙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一开始就被确定为“明人伦”。《孟子·滕文公上》中“教人以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总纲，一直被后代的教育者所承袭。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通常依受教育者的年龄和教育目的将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有“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之说。蒙学主要是对小学教育而言的，这一教育一般是在书馆、义学、乡学、社学、村学、家塾等地方进行的。没入学之前的家庭教育与小学教育具有同样的功能，也属于蒙学。小学阶段主要“教之以洒扫进退之节，礼乐射书数之文”；大学阶段主要“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概括为“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注：（清）张伯行：《养正类编·小学》。）小学教育是使学生行其所当然，懂得礼仪之规，进退之节；大学教育是使学生知其所以然，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
在我国历史上，蒙学一直受到极大重视，历代思想家、学者都提倡要重视蒙学教育，一些大学者常常亲自撰写蒙学教材。秦宰相李斯、晋朝王羲之、南宋王应麟、元代许衡、明朝王守仁等人都写过蒙学教材或蒙学教育方面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理学家朱熹，他不仅发表了许多关于蒙学的见解，而且亲自撰写了不少的蒙学读物。他写的《小学》被许多人奉若神明，称其为“万事养正之全书，培大学之基本者也”。《朱子家训》也被作为家教的经典，广为流传。在我国古代历史上，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几本流行甚广的蒙学教材以外，各类蒙学书目近2000本，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遗产。蒙学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是因为历代学者都意识到对儿童从小进行教育，特别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蒙养极大事，亦最难事。盖终身事业此为根本，而混沌初开，非可以旦夕取效者。”（注：（明）沈鲤：《义学约》。）
蒙学以“明人伦”为目的，以孝悌为主要内容，始终肩负着承载和传播儒家伦理道德的使命。伦理道德教育是传统蒙学的主要内容。如《三字经》中明确提出“三纲五常”这些封建伦理观念，“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千字文》中也有类似的句子：“资文事君，曰严与敬，严当竭力，忠则尽命。”在一些习字书中，也不乏“尊卑长幼、忤慢谨防”，“孝弟忠信、礼仪廉耻、好善恶恶、积德累仁”的道德说教，就连各类韵对中，也夹杂有“诗对礼”、“忠对信”、“道范对儒宗”、“父子对君臣”的价值观念的渗透。（注：载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蒙学便读》，作者许梓。）传统蒙学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明人伦，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伦常秩序和忠孝仁义等观念。二是孝悌，即事父兄尊尊长，它是忠的基础，礼的根源。三是正心敬身，即敬其心意，肃其外仪，整饬自身。其中的传统美德，如节俭、诚实、守信、忠义等内容仍然是我们今天应当借鉴和学习的。但其中的封建伦常、道德观念不仅距离儿童天真无邪的世界非常遥远，而且严重束缚了儿童的思想。至于后来的《二十四孝》、《列女传》等几乎不近人情的道德典范，更是给儿童套上了礼教的枷锁，压抑了儿童的个性，使整个蒙学教育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活力。从总体来说，传统蒙学的内容是封闭的、陈腐的，并日益趋向于僵化，它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抛开传统蒙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教育目的，以及它所宣扬的封建伦理观念，我们会看到传统蒙学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尤其是蒙学教育中的训蒙方法，更是它的精华所在。
具体说传统蒙学的伦理道德教育有以下特点。
第一、先入为主，重视行为习惯的养成。
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提高。这就决定了蒙学教育主要在于打基础，形成良好习惯。因此传统蒙学的道德教育基本是一种外在规范的养成教育。由于蒙童心智未全，“蒙昧未知向方”，极易受到外界的熏染，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先入为主，使儿童从小接受纯正的儒家伦理思想，以端蒙养之基，为今后成圣贤之人，打下良好的基础。入头处如果出错，将无处查究，入头处产生偏差，就会一偏到底。“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注：（清）陆世仪：《养正类编》。）此时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道德教育应先入为主，先铄于外，然后渐化之。所谓“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学之法，以豫为先。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日复一日，虽有谗说摇惑，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意虑偏好生于内，众言辨口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已。”（注：（清）张伯行：《养正类编·小学》。）先入为主可以有效地预防各种异端思想的侵入，抵制周围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且由于儿童可塑性强，“使之则为，使止则止”，先入为主易于使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渐至习惯成性。传统蒙学强调从生活细微之处培养儿童的道德习惯。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开篇就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只有在小学阶段就“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长大以后才能穷究事理，通达事物。坚持习礼，久则体貌习熟，德行坚定，如孔子所言：“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如从幼便骄惰坏了，及至长大“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病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注：（南宋）吕祖谦：《少仪外传》。）以后，习染将深，性情已就，再进行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将教之不及，即使“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乎成长，终为败德”。
第二、规范行为，强调道德的可操作性。
传统蒙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道德教育要求具体、明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实施。传统蒙学是为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服务的，其目的性决定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要把儒家伦理道德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就必须把经书的精言微义，化作揖让言辞，使它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被蒙童所接受。如《童子礼》规定了蒙童在家里的举止要求：盥栉、整服、叉手、肃揖、拜起、跪、立、坐、行及至进退、出入、邂逅、朔望、晨昏等二十三目。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大事小情。而且每一目都有具体、严格的标准，诸如叉手：“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大拇指，其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着胸，须令稍离方寸。”（注：（明）屠羲英：《童子礼》。）又如“立”目要求：“拱手正身，双足相并。必顺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与墙壁相近，虽困倦不得倚靠。”（注：）这些要求具体、规范，包罗万象，既有外在的礼仪规范，也有自身的整饬要求，甚至连大小便的方位都有具体的规定。至于塾课方面的要求，由下面这些书名，就可知道其严格详尽程度了；《家塾常仪》、《塾中琐言》、《变通小学义塾章程》等可见一斑。蒙学把深奥的道德理论、抽象的道德说教化做具体的行为要求，这不仅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极易操作，便于监督。单吃饭这一项就作了如下详尽的要求：“毋先，毋后，毋择，毋翻，毋邻（谓取邻簋食也），毋以箸入口，毋以舌接食，毋归余（谓以食余再入簋肩也），毋他顾，毋含食与他人语，毋遗粒，箸毋过肩（肩谓箸肩也），毋桥（以箸高置簋上也）。嚼无声，咽无疾，啜无流。食毕，敛齐两箸，乃起。”（注：（清）崔学古：《幼训》。）要求具体、明确，但如此详细的要求，也显得过于繁琐，苛板，缺乏灵活性、变通性。要求的整齐划一，束缚了儿童的个性，使儿童动弹不得，同时，这一种罗列方法，也难免会挂一漏万。
第三、顺其天性，量资循序渐进。
传统蒙学遵循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在道德教育内容的安排上，体现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原则；在道德教育方法的采用上，因人而异，因势利导，量力而行，留有余地。传统蒙学的道德教育虽然也讲封建伦理纲常，但不究其义理，只是从浅近处着手，先教之以小学规矩，使儿童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习之，及至智慧渐开，性情已就，才可近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尽管后来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一些儿童从小诵习经书，但古代几乎所有的教育家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先习经书，犹作室而无基，对儿童是十分有害的。“后生学问，切须理会《曲礼》、《少仪》、《仪礼》等，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下学而上达，自此脱然有得，自然度越诸子也。不如此，则是躐等，犯分陵节，终不能成。孰先传焉，孰后传焉，不可不察也。”（注：（南宋）吕本中：《童蒙训》。）“君主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蒙学还根据不同的学童采取不同的训蒙方法：“极慧者，必摘其短以抑之，则不骄；极钝者，必举其长以扬之，则不退。倦者必加以礼貌，则不鄙；稍长必砺以蒙工，则不佻。”（注：（清）崔学古：《幼训》。）认为道德教育要量弟子的资禀，循序而进，操功于悠久，不可操之过急。内容要少而精，贵乎简约，不可庞杂。道德的循序渐进还表现为要留有余地，能接受十分，只可予以七八分。
第四、熏渍陶染，以歌诗讽诵化育之。
儿童活泼好动，此乃天籁之发，天机之动，“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于歌诗，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异之习礼者，非但肃其成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注：（明）王守仁：《训蒙教约》。）儿童天性好动，喜欢嬉戏玩耍，单纯的道德说教、礼仪规范难于为儿童所接受，特别是儒家的纲常礼教，刻板、僵化，要使它为儿童所接受，就必须采取活泼多样的形式。传统蒙学道德教育除少数教材是对儿童直接进行道德说教外，大多采取偶句韵语、诗歌、故事、警句、嘉言懿行等形式，潜移默化，熏渍陶染。《三字经》、《弟子规》、《女儿经》以三字为一句，句短而音谐，和仄押运，便于诵记，并且内容含量大，凝练，概括性强。如《论语》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亲而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段话被概括为“首孝弟，次谨严，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既朗朗上口，又易背易记。《幼学琼林》、《增广贤文》采取对偶句形式，广泛采录先贤的格言语录，辑集名人典故逸事，内容丰富，知识性、趣味性、感染性强。如《幼学琼林》中的“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好，孙策与周瑜”，“蔡邕倒屣以迎宾，周公握发而待士”，一个对偶句中就包含了两个历史典故，对仗工整，便于口诵心维。《增广贤文》中雅句俗语共存、玑珠瑕疵互见，它较多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但其中也不乏一些人生哲理和至理名言，如“少壮不努力，老来徒伤悲”、“莫笑他人老，终须还到君”、“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隐善扬恶，执其两端”、“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等，读来自然、亲切。还有一些以诗歌等形式写成的蒙学教材，如《小学诗礼》、《蒙养诗教》，以及朱熹写的《训蒙诗百首》。诗教虽不像其它伦理教材那样直接对蒙童进行道德教育，但它通过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熏陶渍染，渐滋化育，使儿童在讽诵吟咏、欢笑嬉戏中接受教育，诵读歌诗久则可使蒙童“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达到“精神宣畅，心气和平”，从而义理渐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伦理道德在内容上的严重僵化、落后，在客观上促进了古人对道德教育方法的不断探索和改进。而传统蒙学教材形式上的活泼多样，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道德教育内容上的不足。
第五、事理并举，重视榜样垂范作用。
传统蒙学特别重视榜样的示范作用。是为“古人云：‘千载一圣，犹旦暮也，五百年一贤，犹比髆也。’”（注：（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以古人为榜样，学习古贤圣的品质，是榜样示范的重要方面。如大禹治水，夷、齐义不食粟，巢父、许由让于天下等，都成为蒙学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至于孔融让梨、黄香枕席、陆绩怀橘、叔敖阴德、子路负米等故事，也都在许多蒙学教材中屡屡被提到。《童蒙训》、《少仪外传》等都例举了贤人、名士的嘉言善行用以说明道理。《日记故事》收集了古人贤德、可师可法之事，专供儿童记诵，《二十四孝》则是典型的对儿童进行孝道教育的蒙学教材。如《童蒙训》中的“杨应之劲挺不屈，自为布衣以至官，于朝未尝有求于人，亦未尝假人以言色也。笃信好学，至死不变”，为儿童树立了一个正直坦荡的君子形象。“司马文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唯绝编，迨能背诵乃止。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讲诵者，乃终身不忘矣。”则通过司马光刻苦用功的事例阐明勤能补拙的道理。以事教人，理在其中，不仅可以养德，兼可博闻。典型人物和事例形象、生动、感人，便于儿童模仿学习。榜样的垂范作用还表现在重视教师的以身作则和率先垂范，师者当以自己持身之庄，处话之正，为学生树立一个道德楷模。“为师者，弟子之所效法。其师方正严毅，则弟子必多谨饬；其师轻扬佻达，则弟子必多轻诞。”（注：（清）石天基等：《训蒙辑要》。）一个好的教师必须能成为儿童在道德修养方面的榜样，否则教育就失去了说服力，失去了约束作用。长辈的言行举止也可以直接影响到晚辈，“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注：（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因此，要求子女作到的事，父母首先应当作到。
第六、诱掖奖劝，以正面教育为主。
传统蒙学主张道德教育应宽以济严，以正面教育为主。凡儿童都对成年人心存畏惮，只有与之以宽，才可诱其入道。王阳明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注：（明）王守仁：《训蒙教约》。）为此，宜用诱掖、劝善为主，“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提倡导之以礼，养之以善，反对单纯课以检束，示以恶德，以至“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及年龄稍长，可略用以威，使之警悟，如仍未觉，略用教笞，如久用不止，将使儿童耻心丧尽，顽钝不悛。对儿童应循寻诱掖，好言劝谕，勤于教导，多鼓舞，少拘束。对不同的儿童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鲁钝者，锐气易衰，虽一知半解，也不妨极言嘉许；聪颖者，骄心易启，虽日新月异，亦不可过于揄扬。”（注：（清）张行简：《塾课琐言》。）
传统蒙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发展完善，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它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的重视，传统蒙学课本《三字经》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儿童道德丛书》。传统蒙学的以养为教，养教并举，重视践履，学不躐等特点；循序渐进，文德相彰，文以载道，禁于未发，先入为主，居敬持志，修身养性等思想，都极大地丰富了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传统蒙学教材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独领风骚，弥久而常新，成为我国历史上影响最深、传播最广的文字形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蒙学教材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里，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它不仅遵循了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而且遵循了汉语言的规律，充分运用了汉字独特的叶韵、音调，将深奥的道德换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活泼多样的形式，使之不仅为儿童所接受，而且受到成年人的喜欢。至今它的一些形式仍被不断地应用在各种形式的教育中，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如“三字经”、歌诀、对偶句等。传统蒙学的活力还来自于它的实用性，它是为做而学，而不是为学而学，因而，避免了一些空洞的、脱离实际的说教。
传统蒙学的内容可说是瑕瑜互见、良莠参杂，尽管其中有不少对我们很有益处的处世格言，也不乏一些做人的道理，但大量充斥其间的是封建伦理道德，它毒害着儿童的身心，束缚了儿童的手脚，压抑了儿童的个性，使儿童变得循规蹈矩，畏首畏尾。传统蒙学在方法上尽管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世上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可以一成不变的，而是因人、因事、因时而不断变化的。从总体上看，传统蒙学的道德教育基本上是一种规范教育，条例式教育，它重外在约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明朝的《社学要略》规定，学生“行步要安详稳重，不许跳跃奔趋；说话要从容高朗，不要含糊促迫；作揖要舒徐深圆，不可浅遽；侍立要庄严静定，不可跛倚；起拜要身手相随，不可失节；衣履要留心爱惜，不可邋遢；瞻视要静正安闲，不可流乱；抄手要着衣齐心，不可怠惰；在坐要端严持重，不可萁岸，诱违反者，罚跪，再三犯者重责”。要求之刻板、严格，已经使道德与纪律条规的界限模糊了。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传统蒙学道德教育的内容以及形式日趋僵化，并开始走向衰落。探讨传统蒙学道德教育的优点和弊端，是为了使我们能以古为鉴，汲取精华，弃其糟粕，以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