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英寿教授新见欧阳修散佚书简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简论文,欧阳修论文,教授论文,东英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经比对日本天理本、宫内厅本及中国国图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书简》，发现欧阳修96篇书简未被编入明代定本全集。此消息于2011年10月一经公布，当即引起中日学界强烈的关注，中国学者更是希望早日见到这些从未读到的欧公书简。《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一辑刊载了我们翘首以盼的欧公文字，笔者不胜欣悦的同时，尝试着按东英寿教授整理的序列，对欧公书简从写作背景、重要内容、受简人生平及与欧公关系等方面作初步的解读，侧重对其中未系年而可考的加以系年，对受简者身份不明而可考的予以确定，以就教于学界前辈与朋友们。
一、欧阳修致吕公著书简的解读
新见96篇书简中《与吕正献公》有31篇，致吕公著(1018—1089)。公著字晦叔，吕夷简之子。夷简天圣六年即拜相，助仁宗废郭皇后，贬逐言官范仲淹等；景祐时，又指范、欧等为朋党，予以贬黜；庆历时，遭欧等弹劾而致仕。范、吕后来释憾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此前双方毕竟长时间因政见相异而交恶。然而，欧并不因此对其子有偏见。皇祐元年(1049)，欧知颍州，时吕公著为通判，两人甚为相得。《墨庄漫录》卷8称公著“为人有贤行，而深自晦默，时人未甚知。(欧)公后还朝力荐之，由是渐见进用”。《宋史·吕公著传》载，至和二年欧出使契丹，“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欧)首以公著对”。至和中，欧上《荐王安石吕公著劄子》，称公著“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推荐其与安石为谏官。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以下简称丛刊本《欧集》)属东英寿教授所称“明代定本全集”，其中《书简》卷2《与吕正献公》仅有皇祐二年(1050)至熙宁五年(1072)23年间与公著书简5篇，而从天理本新发现的就有31篇，凡36篇。以丛刊本原有书简加上天理本新见书简作统计，10篇以上的受简者有梅尧臣(47)、韩琦(45)、吕公著(36)、刘敞(29)、薛仲孺(20)、王素(19)、蔡襄(16)、焦千之(16)、欧阳发(15)、吴奎(13)、王拱辰(12)和常秩(10)，吕公著排在第三，可见欧吕交情非同一般。
书简1—6，均作于至和二年(1055)。简1—3多通常问候之语，唯简3言有“拙诗”，邀公著及梅尧臣应和，简4再请公著赐以大作，曰：“前日承示手教，兼见还弊制，便欲再伸面请……俗鄙屑屑于片文，诚不足以勤远大之怀。惟谅其勤切，一挥笔之顷，为赐无涯，亦何忍却也?谨再以请。”欧阳修勤于创作及喜与友人唱和切磋之热情流露于字里行间。当然，之所以“谨再以请”，还在于他看重公著的为人。简6云：“临行忙迫，殊少暇，无由一诣门求别，心实瞻系。”当作于是年秋，即奉使契丹之前。
书简7—11作于嘉祐年间。简7嘉祐元年(1056)作，言公著“承领太常”，此即《东都事略》本传所载“嘉祐中同判太常寺”。简8嘉祐二年(1057)作，云：“前时同介甫闲话，寻作得一篇，欲乞晦叔同之。久以多故，今谨录呈，乞赠斤斧也。”言“前时”，又言“久以多故，今谨录呈”，疑为嘉祐元年时所作。是年，欧同王安石会面“闲话，寻作得一篇”，疑即著名的《赠王介甫》诗，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等名句，欲请公著斧正并乞和诗。欧爱惜人才，时所作《再论水灾状》，称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简9承接前简，亦二年作，云：“辱惠诗，实深感幸，即送介甫也。”公著、安石分别比欧小11、14岁，时欧主盟文坛已多年，与后辈诗歌唱酬，态度是如此谦逊，确实难能可贵。简10、11均作于嘉祐三年(1058)，言及上年知贡举时所得进士王纮。简10云：“王纮举子所存甚远，岂易得耶?然不及苏洵，洵之文权变多端，然辞采粲然明白。”简11云：“王纮者，去年南省所得进士，履行纯固，为乡里所称。初见其答策，语辞有深识，遂置之上等。今得其书五篇，粲然甚有可称。更虑愚鄙偏见，敢质之长者。可否幸示一言，庶几自信。”欧对苏洵评价之高，尤在于“辞采粲然明白”。置王纮于上等，固然因其识见高远，也由于其文“粲然甚有可称”。欧知贡举，断然排抑险怪奇涩的劣作，倡扬平易自然之文风，影响深远。请公著品评王纮作品以“庶几自信”，既见变革文风阻力之大，亦见欧决心之坚定不移。王纮甚少见于记载，《古今事文类聚》外集卷8“富弼荐王纮”条载：“富弼荐王纮为江东转运。纮常言：‘不法之人，如使肆贪于一郡一邑，害良民千万家。不若去之，不止利一家。’”此人疑即嘉祐二年登第之王纮。简12嘉祐四年(1059)作。是年正月，公著为天章阁侍讲①，故称“晦叔侍讲”。
书简13—31凡19篇，作于熙宁三年(1070)至欧逝世的熙宁五年(1072)。熙宁三年春，欧于青州上劄子，言依散青苗钱不便；吕公著以御史中丞身份亦上疏，言新法不当行。四月，吕公著贬知颍州。五月，欧阳修因擅止散青苗钱受责；七月，改知蔡州。熙宁四年七月，欧致仕归颍，遂与州守吕公著重逢，交往频密。正因为欧吕为旧交，政见相近，又同处一地，故书信往返甚多。这些书信，为研究欧吕关系，特别是欧公晚年的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简13—16熙宁三年作。简13言“修至亳，少留一宿即趋铃下”。欧早就将颍州视为归老之地，更何况吕公著已在彼处，“即趋铃下”中可见急切与愉悦之情。公著治平二年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熙宁初以礼部侍郎知开封府，熙宁三年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故简14称其“知府侍读侍郎”。简15、16皆作于12月，欧自述“居僻事稀”，“老病日增”，“病目仅能执笔”。简17—30作于熙宁四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226载，是年九月，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吕公著复兼宝文阁学士，故简25称其“宝文侍郎阁下”。简17述“眼疾为苦”，“执笔甚艰”；简18述“道中暑毒，发动齿疾”；简21述“以病足为苦，艰于步履”；简22述“以足疾为苦，不堪人事”；简26述“以弊疾经旬为苦”；简28述“十余日左车牙痛”；简30述“以病齿尤苦”，“病目不能自书”；简31作于欧去世的熙宁五年之二月，仍述“口齿复发”之苦：足见晚年的欧阳修深受病痛的折磨。当然，也有与朋友相聚宴饮、谈诗论文的欢乐。简27曰：“湖上之约，深荷意爱。不期偶会，兴味至佳。”简28曰：“辱手诲，欲枉旌骑访戴之事，数百年来未有继者，曷胜为幸!”
二、欧阳修致孙沔、王安石、韩维、韩绛、王素、刘敞书简的解读
书简32—35《与孙威敏公》，致孙沔(996—1066)。沔字元规，天禧进士，卒谥威敏。庆历元年为右正言时有《上仁宗论范仲淹答元昊书》云：“范仲淹夙负时望，多士归慕，今处边任，得将士心，军民受赐。”针对范因答书备受攻击而指出：“国家一朝失贤，三军无帅，去边地之长城，开贼众之大路，此实可忧之盛者。”他称仲淹“尽诚许国，立义忘躯，独处远徼，不顾危亡”而力挺之。庆历三年，宰相吕夷简求罢，仁宗优诏弗许，沔“上书言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皆谓
邪，而陛下不知者，朋党蔽之也”②。后沔因犯法被革职，欧鉴于其熟悉边事，有治军才干，而西边御敌，急于用人，乃乞请朝廷对孙沔“特加奖用，庶于人才难得之时，可备一方之寄”③。沔遂被起用，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
书简32、33题下均注“皇祐中”。简32言范仲淹“在徐而终”，简33言“其终也昏迷”，写作时间皆在皇祐四年五月仲淹逝后。前简云“即日暑毒”，“哀苦中(按：四年三月欧母病故)，又闻希文病”，又云“趁明年卜葬”；后简云“昨赠官诰”，又云“修病暑”，当皆作于皇祐四年(1059)五六月间。二简谓“范公平生磊落”，“所惜用于时者，万不伸一，为国家惜耳”，对仲淹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希文材行高，忌嫉众，若非圣君仁明，朝家以忠厚为治，不能保此始终”云云，见庆历党争是何等激烈，新政领导者又承受了何等沉重的压力!
书简34注“嘉祐元年”，云：“公坐镇之外，其乐如何?”此“坐镇”处当指青州。毕仲游《孙威敏公沔神道碑》载孙沔“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杭州，岁满，加大学士知青州。麟府将郭恩轻出，军败，乃以公为观文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据《长编》卷176，枢密副使、给事中孙沔授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在至和元年二月。岁满，知青州，则在至和二年。又据《长编》卷185，郭恩兵败在嘉祐二年五月，此后，孙沔方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然则嘉祐元年及二年五月前孙沔仍在知青州任上。时沔为资政殿学士，故称“判府资政”。
书简35注“嘉祐二年”，时孙沔已在河东经略安抚使、知并州任上，为观文殿学士，故称“河东安抚观文学士”。简云：“薛亲干敏，河东土人民间事可询问。”欧之岳父薛奎，河东路绛州正平人。“薛亲”，指薛氏亲属，时在孙沔处效力，故称“得佐幕府”。按：此简与丛刊本《书简》卷3《与冯章靖公》内容大致相同。
书简36《与王文公》，致王安石(1021—1086)，未系年，云：“修近见耿宪所作《杜子美画像》诗刻题后之辞.意义高远，读之数四。不相见多年，根涉如此，岂非切磨之效耶!修当日会饮于聚星堂，狂醉之间，偶尔信笔，不经思虑，而介甫命意推称之若是，修所不及也。”皇祐二年，欧与吕公著、刘敞等燕集聚星堂，探题赋诗。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载：“又赋壁间画像，(欧)公得杜甫，申公得李文饶，刘原父得韩退之……诗编成一集，流行于世，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欧所谓“狂醉之间，偶尔信笔”之诗，即《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云：“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苟可垂后，士无羞贱贫。”而“修近见耿宪所作《杜子美画像》诗刻题后之辞”，显然为王安石所作。皇祐四年，安石在通判舒州任上作《老杜诗后集序》，其《杜甫画像》诗疑亦同时作，一序一诗于杜甫推崇备至。诗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吾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比较欧、王同题诗，王诗显然更胜一筹。就此而言，欧赞王之“命意”，有“修所不及”之叹，并不为过，亦见其奖掖后辈的欣悦之情。当然，欧所指系“诗刻题后之辞”，然而毕竟与《杜子美画像》诗密切相关，境界当一致，且安石手笔不凡，令欧公折服亦理所当然。耿宪字天骘，安石挚友，《临川集》中有十余首与耿天骘唱酬的诗作，卷27《送耿天骘至渡口》云：“四十余年心莫逆，故人如我与君稀。”“题后之辞”不知何时作，故本简作年亦不详。
书简37、38《与韩门下》，致韩维(1017—1098)，均未系年。维字持国，元祐初，拜门下侍郎，故题称“韩门下”。《欧集》有嘉祐年间欧、韩唱酬的诗作。据《宋史》本传，韩维曾被“史馆修撰欧阳修荐为检讨、知太常礼院”。神宗即位，韩维“除龙图阁直学士……求去，知汝州”。时为熙宁元年。简37有“持国请麾，不候成书，而出何速也。汝阳亦自佳郡”云云，汝阳为汝州之旧称④，知时方赴汝州。简中又云：“修昨过颍，少留营视故居。”据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以下简称胡《谱》)，熙宁元年，欧“筑第于颍。”则本简当作于熙宁元年(1068)。因韩维为龙图阁直学士，故云“修再拜持国龙图执事”。简38作年无考。
书简39《与韩献肃公》，致韩绛(1012—1088)，未系年。绛字子华，韩维之兄，卒谥献肃。皇祐时，诏遣使体量安抚诸路，时韩绛受命安抚江南东西路，欧有《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嘉祐二年欧作《子华学士傣直未满遽出馆伴病夫遂当轮宿辄成拙句奉呈》，云：“金马并游年最少，玉堂初值夜犹寒。”欧与韩绛同为翰林学士，故称“金马并游”，时绛“年最少”，方46岁，皆参与学士院内值勤。此简云“出宿”、“与叔平、武平换一宿”，即言值勤事。赵槩字叔平，胡宿字武平，皆翰林学士。据《长编》卷188载，嘉祐三年十月，赵槩已罢翰林学士，出知郓州，未行。《东都事略》卷71《赵槩传》谓槩“以龙图阁学士知郓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已不可能参与值勤，故本简当作于嘉祐二年(1057)至三年间。
书简40、41《舆王懿敏公》，致王素(1007—1073)，均未系年，简40末注“九月八日”。素字仲仪，庆历时，与欧阳修并知谏院，勇于进言，极力支持新政。素亦有治边之才。简40云：“以徙居出疆，俗事鲜暇。”出疆，指至和二年出使契丹。而是年九月，恰有徙居之事。与王拱辰简云：“秋冷……北人讣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辞，因改为贺使……家中少人照管，且移高桥，去薛家稍近。”②故此简为至和二年(1055)九月八日作无疑。据《华阳集》卷58《王懿敏公素墓志铭》载，至和二年秋王素“以龙图阁学士为定州路安抚使、知定州”。本简云“自板桥拜别，忽已逾月。即日旌旆已临治所”，即指王素赴定州任职事。
简41末注“中秋日”。简云：“自大旆之西，忽已二岁。”当就治平元年秋王素因西部边事紧急赴渭州而言。据《王懿敏公素墓志铭》，治平元年秋，“天子西忧，以端明殿学士又知渭州”。“忽已二岁”，则此简当为治平二年(1066)作。
书简42《与刘侍读》，致刘敞(1019—1068)，未系年。敞字原父(父，一作“甫”)，庆历进士，后为翰林侍读学士。敞小欧公12岁，学识渊博，尤长于《春秋》学，为欧所敬重。皇祐时，即参与颍州聚星堂诗会，后在京师与欧交往更多。嘉祐五年，知永兴军，欧有赠诗，京、陕两地书信不断。敞又以长安所获古器铭文相赠，令嗜好集古的欧公不胜欣喜。此简与丛刊本《欧集·书简》卷5《与刘侍读》注嘉祐七年作的第三简大致相同。如彼简云：“辱书，承经暑动履康和(天理本此简“康和”作“清胜”，下添“少慰瞻勤”四字)。兼蒙惠以《韩城鼎铭》及汉《博山槃記》(此简无“及”字、“汉”字，“博山”前有“莲勺”二字)，二者实为奇物(此简作“不意顿得此二佳物”)。某(此简作“修所”)集录前古遗文(此简“文”作“迹”)，往往得人之难得(此简无此句)，自三代以来莫不皆有(此简作“往往有之”)，然(此简无此字)独无前汉字(此简“汉”后有“时”字)，每(此简作“常”)以为恨。今遽获斯铭，遂大偿其(此简无“其”字)素愿。其为感幸，自宜如何!(此简二句作“乃万金之赐也”)”两简大同小异，此简疑为修改本，当亦嘉祐七年(1062)作。
三、欧阳修致尹洙、蔡襄、梅尧臣、苏洵、曾巩书简的解读
书简43《与尹龙图蔡忠惠公》，致尹洙(1001—1047)与蔡襄(1012—1067)，未系年。宝元元年尹、蔡二人即已同在洛阳(简44是年作，有“今君谟又与师鲁在洛”之语)，故欧以一简致二人。尹洙与欧景祐三年因范仲淹忤权相吕夷简而牵连同贬，蔡与欧为同年友。欧两度至滑州任职。《长编》卷123载，宝元二年六月，乾德县令欧阳修为镇南掌书记、权武成军判官。武成军旧称滑州。胡《谱》康定元年(1040)条下载：“是春赴滑州。”本简作于四月四日，云：“三月十七日至滑。”时间正相合，故当为康定元年(1040)作。据胡《谱》，欧庆历二年九月通判滑州。《画舫斋记》是年十二月作，谓其时为“予至滑之三月”，依此推算可知十月到任，明显与本简之作无涉。本简云：“夫马虽善走，若饱饲而系于枥，立之数月，则足力损矣。故善养马者，虽无所用，犹使仆吏骑而走习，盖惜其天姿，不欲废堕也。用此每自勉励。”可见，欧之勤于政事与创作，其来有自。
书简44—55《与蔡忠惠公》，凡12封，均未系年。简44云：“今春蒙恩徙都城，季夏之末，方至官下。”《太平寰宇记》卷145《山南东道》四“光化军”条载：“光化军理乾德县……复废为镇，古城在今谷城县北，皇朝乾德二年改镇为光化军。”“谷城县”条载：“鄼城在县东北。”由此可知，欧所言鄼城，即指光化军乾德县。《长编》卷121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条载：“夷陵县令欧阳修为光化县令，上谕执政令移近地故也。”胡《谱》是年条下附制词：“可特授守光化军乾德县令。”欧于翌年3月离夷陵赴乾德，4月2日尚在途中⑥。此与简中“今春蒙恩”云云相合，故可定为宝元元年(1038)作。是年，欧撰《尚书虞部员外郎尹公墓志铭》。尹公名仲宣，乃尹洙之父，故简末有“尹虞部志文，乞与改抹”之语。
简45当作于嘉祐七年(1062)或稍后。欧嘉祐七年作《集古录目序》，同年又有《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本简云：“《录目序》中欲更周宣王作穆王，盖曩时但得《石鼓》，今续得《伯囧铭》故也。若已镌石，不知尚可改否。”按《集古录跋尾》卷1《古敦铭跋尾》云：“盖余集录最后得此铭，当作《录目序》时，但有《伯囵铭》。”由此可知，本简写于《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作后不久，故有“若已镌石，不知尚可改否”之问。
简46云：“因发《茶录》披寻，遂不能释手，辄书百余言于卷后。盖尝蒙见许识书，故聊为兹论。”查《居士外集》卷23有《跋茶录》，百余言，为书论，并署“治平甲辰”。其后又有蔡襄题数十字。本简当为是年即治平元年(1064)作。
简47云：“闻韩公以《昼锦堂记》奉烦，势必难却，拙文遂托妙笔以传不朽，实为鄙人之幸。幸勉为一挥，以成一段佳事。”按《相州昼锦堂记》治平二年作。丛刊本《书简》卷1治平三年致韩琦简云：“《昼锦》书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称为惭，而又以得托名于后为幸也。”本简当作于此简之前。蔡襄知杭州发布于治平二年二月⑦，五月二十六日到任⑧，本简云：“承已入辞，应渐治行装。”当作于治平二年(1065)春夏间。
简48云：“今日……不能闲坐，辄取君谟所惠《荔支谱》跋其尾，谨以录呈。”按《居士外集》卷23《书荔枝谱后》云：“君谟，闽人也，故能识荔枝而谱之。”末书“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本简当作于同日。
简49、50，为答谢蔡襄赠茶、鱼而作，不详作年。简51云“方铨次《集古录》”，末称“君谟三司内翰执事”。蔡襄先后担任权知开封府、权知三司使。据《长编》卷191载，嘉祐五年五月“戊申，知泉州蔡襄为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又，卷194载，嘉祐六年八月乙亥，“蔡襄曰：‘吾三司使，司会之名，吾愧之。’”蔡襄《端明集》卷24《辞权三司使表》云：“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臣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然则蔡襄为“三司内翰”当在嘉祐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之后。《集古录》编成，作《录目序》在嘉祐七年，此简当作于嘉祐六年(1061)至七年间。
简52云：“闻《魏公真赞》欲烦巨笔，是否?”末云：“上君谟三司给事坐右。”《魏公真赞》见《居士外集》卷8，全称《有宋谏议大夫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韩公真赞》，为韩琦之父韩国华而作。赞其“气刚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亲。”作于治平元年。治平二年二月，蔡襄知杭州。称其“三司给事”，当在此前，本简谅亦治平元年(1064)作。
简53、54、55或因“辱手教兼惠题名”致谢，或因“忽有令侄之戚”致悼，或因“李随比部不知于何处葬事”询问，不详作年。
书简56《与梅都官》，致梅尧臣(1002—1060)，未系年。尧臣累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故题称“梅都官”。简云：“适承异贶，岂不愧荷!修平生不欲夺人奇物，惟度其人不贤，不足以畜佳玩者，或一留之。若吾兄，岂不足畜邪?砚，聊领厚意；余二物，谨以奉归，幸无疑也。”此简有颍叔跋云：“余闻梅圣俞尝以翡翠鼎赠欧永叔，前帖所谓奇物者，乃此也。”查《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庆历五年诗有《同次道游相国寺买得翠玉罂一枚》，云：“古寺老柏下，叟货翠玉罂。兽足面以立，爪腹肩而平。虚能一勺容，色与蓝水平。我独何为者，忽见目以惊。家无半钟畜，不吝百余金。都人莫识宝，白日双眼盲。”《归田录》卷2载：“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在颍州时，尝以示僚属。坐有兵马钤辖邓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据此，可知尧臣“不吝百余金”买下翠玉罂，当又名翡翠罂，确系“宝器”。颍叔跋语或将“罂”误书为“鼎”。据胡《谱》，庆历四年秋，欧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五年仍在河北。是年，尧臣在汴京买得翠玉罂后，是当即送给在河北的挚友欧阳修，还是多年后相赠?欧先是不肯收下，“谨以奉归”，后来何以又收下?详情均不明。本简难以准确系年，但不早于庆历五年(1045)。
书简57《与苏编礼》，致苏洵(1009—1066)。编礼，指太常礼院编纂礼书。简云：“昨日论《范公神道碑》，今录呈。后为其家子弟擅于石本减却数处，至今恨之，当以此本为正也。”范家子弟否认范、吕释憾，擅改《范碑》，为亲历其事、尊重史实的欧公所不能容忍。此简内容邵博载入《邵氏闻见后录》卷21。欧多次言及此事，《避暑录话》卷上、《墨庄漫录》卷8等均有记载，其愤懑可知。此简题下注“治平口年”，何年不详。
书简58《与曾舍人》，致曾巩(1019—1083)，未系年，云：“辱示介甫鄞县新文，并足下所作《唐论》，读之饱足人意。盛哉盛哉!天下文章，久不到此矣。”王安石庆历七年知鄞县。是年曾巩有《与王介甫第一书》，告知“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安石称出生鄞县的女儿为鄞女，《鄞女墓志》谓其“庆历七年四月”生，见至迟其时已在鄞；而曾巩访欧公在是年八月，该月十五日，巩有《醒心亭记》之作。此简称“介甫鄞县新文”，当为履职鄞县后新作，在曾巩呈献欧公的作品中，则本简极可能为庆历七年(1047)作。从欧公对王、曾作品的不尽赞叹中，见其为后学之不凡成就而极度欣喜与竭力揄扬的满腔热情。
四、欧阳修致张洞、丁宝臣、陆经、杜植、范镇、李大临、王硅等书简的解读
书简59—63《答张仲通》，致张洞(1019—1067)。洞字仲通，仁宗时以布衣求上方略，因得召试舍人院，寻登进士第。皇祐初欧知颍州，洞任推官，为欧所器重。晏殊知永兴军，奏洞管勾机宜文字。历知棣州、权三司度支判官、江西转运使等，官至工部郎中。简59题下注“时从晏元献公辟于长安”，又注“皇祐三年”。是年(1051)，欧有《送张洞推官赴永兴经略司》诗，称：“张子美而秀，文章博群经。从军古云乐，知己士所荣。”本简云：“足下入临淄幕，送诗不敢草草，续附上。某亦临淄门生，乐为诗也。”足见欧对恩师临淄公晏殊的尊重和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
简60亦注“皇祐三年”，就张洞惠药治小儿病，表感激之情。简61注“皇祐四年”，谢张洞寄惠《许道宁山水图》，称“真奇笔也”。简62注“至和元年”，欧自述“服除，被召还阙。入见之日，便请蒲、同，朝旨见留，遂领铨管，视职七日，遽以罪逐”的遭遇，极抒内心之不平。简63注“时任秘阁校理，出知棣州”，又注“嘉祐六年”，云：“朔陲事有可施为者，目见当得其实，不惜见教。”棣州在河北路，故称“朔陲”，欧向来关切边事，于此亦可见一斑。
书简64《与丁元珍学士》，致丁宝臣(1010—1067)，未系年。宝臣字元珍，景祐时即向欧举荐孙侔。欧贬夷陵，宝臣时任峡州军事判官，两人过从甚密。《东轩笔录》卷10载：“丁宝臣守端州，侬智高入境，宝臣弃州遁，坐废累年。嘉祐末，大臣荐，得编校馆阁书籍。久之，除集贤校理。是时苏寀新得御史知杂，首采其端州弃城事，遂出宝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宝臣治平四年卒，欧为作墓表，王安石作墓志铭。丛刊本《书简》卷8有《与丁学士》五简，其一作于宝臣失守端州的皇祐四年，叹其“遘此不幸”。又二简作于嘉祐四年，另二简续添自《英辞类稿》，未系年，皆为宝臣抱屈。欧与王安石均强调失守端州有客观原因，宝臣一度也有御敌的行为。本简云：“攀违但增瞻恋，惟冀宽中加爱，以须亨复”，当作于皇祐占四年受罚遭贬之后。宝臣长期失意，确切年份难考。总共六篇书简，都体现了欧对宝臣的深切同情与关爱。
书简65—68《与陆学士》，致陆经(又称陈经)。经字子履，以其母再嫁陈氏而冒姓陈。历集贤校理、知颍州、判太常寺、知河中府、直史馆等职。明道元年即与欧交往，常得到欧的关心与帮助。欧有《奉答子履学士见赠之作》、《送陈经秀才序》等诗、文。简65云“昨日承见过书局”，此指《唐书》局。据胡《谱》，欧至和元年(1054)留京修《唐书》，嘉祐五年(1060)上新修《唐书》259卷。本简当作于此期间内。
简66云：“自被大水惊恐，意子履一相访，杳然初不承问者累日。不审水后余暑，体履佳否。”查丛刊本《书简》，欧遭大水惊恐，有两次。卷3至和三年(是年九月改元嘉祐)七月《与赵康靖公》简云：“某为水所淹.仓皇中般家来《唐书》局，又为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另有卷5嘉祐二年《与王龙图》简云：“暑雨为孽，古所未闻。”卷6同年《与梅圣俞》简云：“自入夏，闾巷相传，以为今秋水当不减去年。初以为讹言，今乃信然。两夜，家人皆戽水，并乃翁达旦不寐。”梅尧臣有《嘉祐二年七月九日大雨寄永叔内翰》诗，欧有《答梅圣俞大雨见寄》：“夕云若颓山，夜雨如决渠……岂知下土人，水潦没襟裾……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故本简作年应是嘉祐元年或二年。梅诗言“七月九日大雨”，与本简云“初不承问者累日”、“水后余暑”及末注“十五日”在时间上相合，故本简嘉祐二年(1057)七月十五日作的可能性更大些。
简67约陆经“庶接清话少时”，简68“约持国闲话”，作年均无考。
书简69、70《与杜郎中》，致杜植，均未系年。植字挺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武溪集》卷5有余靖庆历七年五月作《涌泉亭记》，云：“峤南溪山之胜，曲江称最……尚书外郎杜君挺之之为守也……挺之名且。”曲江为韶州治所⑨，故是年挺之当为韶州守。查《全宋文》第26—27册所录《武溪集》(底本为明成化九年刊本)，亦作“挺之名且”。上海书店丛书集成续编第101册影印广东丛书本《武溪集》，为“梃之名且”，“挺”作“梃”，而“且”字内多一横。“且”内有三横，而“梃”又从“木”，疑“且”字为“植”字的残泐，正确的原文应当是“挺之名植”。检台湾成文出版社据同治十三年刊本印行的《韶州府志》卷3《职官表》，有“杜植字挺之”。又，《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雍正九年编成的《广东通志》卷26《职官志》，载宋代知韶州事，姓杜者仅一人，为杜植。由此，可断定“杜且”乃“杜植”之误。杜植与梅尧臣为诗友，《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有许多篇赠、答或言及挺之之诗作。卷21有皇祐三年作《杜挺之新得和州将出京遗予薪刍豆》；卷26有嘉祐元年作《书二客论呈李君锡学士》，曰：“我慕杜挺之，磊落高世谈。”又有《送杜挺之郎中知虔州》，此为《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所见赠杜氏诗之最后一首，亦编在嘉祐元年。简69云：“修多难早衰，向尝屡自恳激，冀乡里一麾，渐为归计。诚愿未遂，遽误器使。贪冒荣宠，忽已三年。碌碌无称，附仰羞愧。”此自述嘉祐二年起，即屡上奏章，乞知洪州，孰料未获允准，却于三年六月“遽误器使”，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忽已三年”，当指嘉祐三、四、五年。本简应作于嘉祐五年(1060)。按：丛刊本《书简》卷7《答杜植》，注“嘉祐五年”，所述有与此简及下简相似者，正说明此二简与丛刊本《答杜植》当为同年作。但就内容而言，后者乃合二为一，原因尚待查考。
简70云：“昨自圣俞云亡，识与不识，皆为之出涕。盖其材可惜，其志可悲也……修两手指节拘挛，屈伸皆难，目愈昏暗，自非久处于此所宜。独得免于罪戾而去，则为幸也。”杜、梅友情不浅，故欧有如此悲悼与感伤语。《梅圣俞墓志铭》载，尧臣卒于嘉祐五年(1060)四月。此年十一月，欧为枢密副使，位高责重，身体欠佳，难免生畏难避祸之念。本简当作于是年。
书简71、72《与范蜀公》，致范镇(1008—1089)，未系年。镇字景仁，历任谏官、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等职，累封蜀郡公。范镇与欧皆参与《新唐书》修撰，又同知嘉祐二年贡举，有诗作唱和。两简皆甚短，为往来应酬之语，未知何年作。
书简73《与枢密侍郎》，其人、作年均不详。
书简74《与李舍人》，致李大临(1010—1086)，未系年。大临字才元，庆历末为秘阁校理，出知广安军、邛州，入为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熙宁初知制诰，因不满李定破格除监察御史里行，与宋敏求、苏颂相继封还词头，合称“熙宁三舍人”。此简邀李大临“与介甫、持国、晦叔闲话”。王安石嘉祐三年十月除三司度支判官，翌年回京，嘉祐八年八月丁忧归江宁，再回京已是熙宁元年四月，欧阳修治平四年已出知亳州，故治平、熙宁时，四人无法相聚，然则欧与李大临、王安石等“闲话”，疑在嘉祐四年(1059)至八年(1063)间。
书简75—77《与王文恭公》，致王珪(1019—1085)。珪字禹玉，庆历进士，官至宰相，卒谥文恭。简75谢王珪“以金漆书案为赠”，简76以王珪母疾而问候之，作年均不详。欧《归田录》卷2载：“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入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简77云：“昨日写榜了，第一甲八个卷子，不知曾封起否……或传语圣俞，且令速去封起。”所言即知贡举时事，当为嘉祐二年(1057)作。
五、欧阳修致焦千之、张续、范仲淹、陈绎、欧阳发等书简的解读
书简79、80《与直讲寺丞》，受简者疑是与欧关系密切的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焦千之，详见后文简87之解读。简79未系年，云：“修经春在病告，忽被恩徙并，忧恐惶惑，累力恳乞淮西，如素志未报，遂此留以俟旨。”当为熙宁三年(1070)作。“被恩徙并”，即是年四月知青州任上欧阳修所云“伏蒙圣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⑩。据《舆地广记》卷18《河东路上》载，嘉祐四年并州升为太原府，此处仍用旧称，故曰“徙并”。欧坚辞不受新职，累力恳乞淮西。此简称“修再拜直讲寺丞足下”，盖熙宁时千之已授大理寺丞。末署“五月廿七日”，而至七月欧终于改知蔡州(11)，得遂所愿。简80题下注“熙宁四年”，曰“解绶还家旬浃”，末署“七月十八日”，可知“还家”当在是月上旬。
书简81《与推官》、82《与编校屯田》、83《与宛丘秘校》之作年及受简者姓名均不详。书简84《与运使司封》亦不知受简者姓名，云：“修尸素无补，衰病交侵，未能引去，不知何以少逃罪戾。”此等语，常见于嘉祐后期书简，恐为其时作。
书简85、86《与张续》，张续，生平不详。《居士集》卷2《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诗曰：“先生二十年东鲁，能使鲁人皆好学。期间张续与李常，剖琢珉石得天璞。”此张续为石介得意弟子，不知与书简中的张续是否同一人。简85未系年，云：“修性多病，加渐老益衰，殊不喜京居，深自勉强。”当为欧嘉祐治平时语，此简应为其时作。简86题下注“熙宁三年”，云：“修向作范文正文字，而悠悠之言，谓不当与吕申公同褒贬。二公之贤，修何敢有所褒贬?亦如此而已耳。后闻范氏子弟欲有所增损，深可疑骇。别纸所喻甚善。如范氏子弟，年少未更事，愿以此告其亲知。”由书简57《与苏编礼》已见欧因《范碑》遭更动而极为不满，可知欧视此为大事，不能含糊，久而难以释怀。范、吕释憾事，南宋周必大与朱熹有争议，周谓无有范、吕“解仇”之事(12)；朱谓“二公前憾之释然，不待言而喻矣”(13)。周云：“本朝诸公心平如忠宣者几希……《张续帖》在谁家?如‘修性多病’之句良可疑，‘殊不喜居京’亦非六一语。”(14)显然，周氏怀疑《张续帖》的真实性。欧简中是否有伪作，需有切实的依据与考证。而欧对范氏子弟擅改碑刻的不满，见诸多处文字，是千真万确的。
书简87题称“此帖恐是与焦千之”。千之字伯强，严毅方正，欧敬待之，常馆欧家，关系甚密切。吕公著通判颍州，延之教子。嘉祐时试舍人院，赐出身，为国子监直讲。《京口耆旧传》卷1有《焦千之传》，称千之熙宁初，以殿中丞为乐清令，八年知无锡县。本简称《胡先生表》“字画淳古”。《胡先生墓表》嘉祐六年作。丛刊本《书简》卷7《与焦殿丞(千之)》有二简言及作墓表事，皆注“嘉祐六年”。一云：“文字传远，须少储思。”一云：“前者《胡公墓表》误书陵州人，当问其家，为改正。”可知千之为撰墓表之联系人。据《焦千之传》载，千之出为乐清令时，“欧阳修贻书勉之云：‘更当屈伸取舍，要于济务。’盖以千之刚方，不能善事上官故也”。“更当”二语见《书简》卷7注“治平□年”一简，云：“自承赴乐清后方拜此一书。”可见此前已赴乐清。本简云：“小官难处，知所屈伸，则为远久之资也。”意思一致。《书简》卷7又有注“嘉祐末”一简，云“遽尔大热……知已授乐清”，然则本简当作于嘉祐八年(1063)夏，的确“是与焦千之”。其时，就已得千之“授乐清”的消息，而非在熙宁初，《京口耆旧传》恐有误。又，《焦千之传》后引《苏颂文集·外集》所载《除国子监直讲焦千之为大理寺丞敕》，云：“外内更试，于今五年，进跻卿寺之属，仍莅师儒之班。”据此，嘉祐八年，千之由国子监直讲出为乐清令及无锡令时并非大理寺丞，过五年，约于熙宁元年(1068)返京再任直讲时方擢为大理寺丞。而千之知无锡县亦非熙宁八年，前引《书简》卷7注“治平□年”一简云：“自临县治，今将及期。”如千之于嘉祐八年秋冬赴乐清，则治平三年秋冬已“及期”，离任赴无锡，约至熙宁元年回京。
书简88、89题称“见履常斋石刻，未知与何人”。受简者及作年均不详。简89云：“小儿生六七岁者，未识乃翁醉，皆惊呼戏笑之。”自述醉归家中的情景，惟妙惟肖，情趣盎然。书简90题称“此帖恐是与范文正公”。丛刊本《书简》中未见致范仲淹简，如确实“与范文正公”，则弥足珍贵。欧阳修、韩琦、范仲淹与尹洙关系均甚密切。洙卒，欧撰墓志铭，韩撰墓表，范于尹洙身后事极为关心。孙甫，字之翰，为尹洙知交。此简论孙甫为尹洙作行状事，云：“师鲁功业无隐晦者，修考之翰行状无不是处，不知稚圭(韩琦字)大骂之翰，罪其何处，此又不谕也。稚圭处，修自附去也。”范、韩、欧、尹的友谊，在庆历革新中经受考验，更加深厚，他们都很珍惜。此简批评尹材(洙兄尹源之子)“率然狂妄”地责难作行状的父执孙甫，谓“明公若爱师鲁，愿与戒岛此子”，同时，极不满于同命运、共患难的挚友韩琦责怪孙甫的举动。此种情绪，看来也只有向革新阵营的领袖、欧待之以师友的范仲淹抒发才合适。称“明公”，望其“戒勗此子”，亦符合范仲淹的身份，故谓本简“与范文正公”，当是正确的判断。此简展现了欧与范仲淹、韩琦等友人关系亲密而又直言不讳的相处之道。欧庆历八年作《尹师鲁墓志铭》，时在知扬州任上。本简云：“修在扬州，极不平之，亦曾作书拜闻。”观其口吻，已离扬州，疑本简作于皇祐初。
书简91《与陈内翰》，题下注“名绎，治平□年”。陈绎，字和叔，庆历进士，嘉祐时为集贤校理。简云：“更希顺时节哀，以全孝履。《汉书》不废校正，居闲凉可精求，所须悉已应副。”《宋史》本传在“英宗临政”前载：“刊定《前汉书》，(绎)居母丧，诏即家雠校。”即言其事。考太后还政，英宗亲政，在治平元年五月(15)，陈绎“居母丧，诏即家雠校”应在此前。简云“时序迁速，忽已霜寒”，已是深秋。若作于治平元年秋，则英宗亲政之时已过。既然作于“英宗临政”前，只能是嘉祐八年，谓“治平□年”则有误。
书简92—96《与大寺丞》，写给长子欧阳发。除简96外，均注“治平四年”；丛刊本《书简》卷10有11简与欧阳发，其中4简作于治平四年。计欧与长子共16简，其中8简治平四年作。是年正月，英宗卒，神宗继位。二月，御史彭思永等以飞语诋毁欧阳修。三月，欧出知亳州。简93作于六月廿九日，时欧已在亳州，远离朝政，有“邸报胡侍郎有事，必恐是的。汝有书来，更不要言及”等语，见避难畏祸的心态。多事之秋，故与长子亦多书信交流，父子、祖孙间的亲情及家庭生活方面细节更是历历可睹。如简94云：“向迎子、婆孙道莫厮争，翁翁、婆婆忆汝。”真切展现了孙辈的天真活泼与爷爷奶奶对他们分外的思念与呵护之情。简96作年不详。
(本文中书简56、69的解读，承蒙李强、许庆江先生给予帮助，谨此致谢。)
注释：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9嘉祐四年正月己酉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史》卷288《孙沔传》，中华书局1977年。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明一统志》卷31汝州：“郡名汝阳”，下注“晋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欧阳文忠公文集·书简》卷3《与王懿恪公》，《四部丛刊》本。
⑥《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外集》卷13《游鯈亭记》，《四部丛刊》本。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二月辛丑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蔡襄：《端明集》卷24《杭州谢上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9“韶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欧阳文忠公文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卷5《辞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四部丛刊》本。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辛卯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书稿》卷3《与汪季路司业》，清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刊本。
(1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8《答周益公书》，《四部丛刊》本。
(14)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书稿》卷3《与吕子约寺丞》。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治平元年五月戊申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