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祥[1]2002年在《十四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新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邓小平创立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研究新情况、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首先，强调邓小平理论是科学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其次，提出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面对当前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一般性地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已不够，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在提高领导干部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部署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远规划，加大投入；再次，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创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最后，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及途径，继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有共同理想的精神支柱，为新世纪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张文彬[2]2004年在《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程与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对中共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实践作了全面考察，对党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经验作了总体概括和分析。全文由导言、正文、结束语构成。导言部分点出了本文写作的缘由、主要概念，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了简要回顾。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发展市场经济对我国道德建设的影响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思路；第二部分考察了党在新世纪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探索；第叁部分考察了中共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践活动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第四部分总结分析了中共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以及对现实的重要意义。结束语部分对未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了展望，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张淑珍[3]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研究表明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叁章和第四章。第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叁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叁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叁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叁,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叁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叁,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叁,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李孟一[4]2010年在《道路与理论：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文中研究说明自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物质生活富裕,人民安居乐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取得这些成绩和进步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邓小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本论文拟从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入手,深入分析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作用,从而推进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坚定信心。本论文由导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叁部分组成。导论部分：简要地阐述了该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总体上概括了该课题国内外学术研究现状,并介绍了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包括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阐述了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本章主要从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既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严重挫折给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基础。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误及国内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第二章主要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地梳理了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事实上从1975年的“全面整顿”已经开始了,通过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这是酝酿阶段。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是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起点。十一届叁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移,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路线,这是萌芽阶段。党的十二大,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规划。在此期间,邓小平还首次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并成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线,这是初步形成阶段。党的十叁大首次论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且全面概括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轮廓。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新观点,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科学揭示,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这是深入发展阶段。党的十四大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将其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正式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此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邓小平理论发展成熟。第叁章着重探讨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作用。本章分别从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和党的建设道路五个方面展开分析和论证。第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第二,在经济发展方面,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此外,邓小平还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第叁,在政治发展方面,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民主的重要作用,提出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为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确定了“一国两制”的指导方针。第四,在文化发展方面,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概念,并且深刻论证了其战略地位；阐明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导党中央科学地制订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和实施方法。第五,在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主张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确保党始终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最后,邓小平主张通过从严治党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第四章着重分析了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作用。第一,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发展。首先,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未来社会发展阶段和特征以及对外开放的思想。其次,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和有益经验。同时,竭力避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二,邓小平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创新。通过系统地分析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绩与失误。最后,分析了邓小平对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第叁,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奠基作用。首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执政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是“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其次,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先导。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实践基础。最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邓小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并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和精髓。邓小平理论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并构建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结束语,客观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用事实来证明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世界影响。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鲜经验。中国的发展经验说明,发展中国家应该走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自主发展道路,并要在改革中坚持循序渐进的方针,同时努力扩大对外开放。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机与活力,坚定了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对整个世界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维护了世界和平、推动了世界发展并且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张大维[5]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叁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叁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叁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叁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许煜华[6]2018年在《党的十二大至十九大报告中文化建设问题研究综述》文中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象征,更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历史的缩影,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集中展示和重大决策部署的权威场所。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九大,文化建设始终在历次大会报告内容中占有一席之地。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从整体研究和个案探讨两个维度进行归纳和梳理,以期为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许华[7]2004年在《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江泽民作为党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关心和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对外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新成果——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跨世纪的历史时期，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的基础上，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一个科学、系统、创新的学说体系。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化和贯彻于实践的产物。研究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解和贯彻“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全文共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分析了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况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及形成与发展的时段。 第二部分：阐述了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主要内容。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内容丰富，观点众多，在大量阅读、分析、归纳、研究江泽民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的基础上，经过了系统分析与梳理，主要阐述了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与任务，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及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第叁部分:提炼了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基本特征。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问题，具有鲜明的战略性、时代性等基本特征。 第四部分:总结了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即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丰富和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理论，贯彻和体现了“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内涵，开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促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王文强[8]201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引领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关注文化建设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在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更加深刻认识到了文化对提升综合国力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加强文化创新,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等一系列战略新举措。党引领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党探索文化建设规律,总结文化建设经验,不断创新文化理论的过程。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问题的研究工作,对于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束语共计九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指出了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以及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具有国际、国内两个大背景。从国际背景来看,西方国家十分注重文化战略,文化对其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其国际地位的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从国内背景来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文化建设领域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国内外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迄今已经历了叁个主要阶段。考察西方现代化的文化进程,在比较中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判明现代化的目标与方向、明确文化建设的责任与使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章阐述了文化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绝不是由党独立完成的一项工作,中国共产党是文化理论创新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倡导者。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文化生活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品性和独特的文化创新功能是文化理论孕育生发的基础。针砭时弊、百家争鸣的学术理论是广大知识分子辛勤耕耘的结晶,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追求真理的品性和主动担当的精神成为文化理论的探索和传播主体。各主体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它是建立在一定价值预设基础之上的,这种价值预设往往包括维护民族利益、维护人的权利、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等方面。第叁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文化理论创新的精神和文化资源。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个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文化建设的灵魂。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核心不断总结开展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阐发了关于文化创新的思想观点,这成为我们创新文化理论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僵化的特点,但是其中也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创新精神,它对于当代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富的文化创新资源。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党的文化理论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党的创新发展观,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结果。正因为文化理论创新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赋予了文化理论以可贵的工具价值,这为党在施政过程中,实施大政方针,设定文化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第四章阐述了文化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与创新方法。文化理论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矛盾的变迁、文化建设成就的积累,文化理论需要与时俱进。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看,我国叁十多年的文化建设理论主要经历了叁个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既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内容,又有开拓创新的崭新成就。这些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不断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科学的创新方法优化了文化理论内容,增强了文化理论活力,扩大了文化理论影响。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文化理论的主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开展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化建设方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这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注重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增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中国共产党设定文化理论创新的评价标准,以保证文化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相协调,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和方向相一致,与党的执政要求相统一。第叁,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文化理论创新过程中坚持基本原则不动摇,以此保证文化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第六章分析了当前中国共产党创新文化理论面临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过程中,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面临现有理论不能满足新的实践发展需求的紧迫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文化潜能不断拓展,建立文化强国迫在眉睫,这在客观上向党提出了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既面临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既有的文化成果与经验、人民的文化消费转型和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等发展机遇,又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文化建设错误观念的困扰、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文化体制改革滞后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等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第七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和文化理论创新的发展方向。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导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彰显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等重大使命。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能够认清问题,通过不断加强文化理论创新主体建设,加强文化理论创新的机制建设,加强文化理论创新的环境建设,来提高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整体效应。中国共产党要想充分发挥文化理论创新的效能,还要明确方向,选准路径。结合现有国内外形势来看,文化理论创新离不开对综合国力、文化安全、国际竞争能力、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满足人民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结束语总结了文化建设在国际竞争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了文化建设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开展文化理论创新研究的现实意义,进一步思考了开展文化理论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研究方向。
李永杰[9]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党的性质及其事业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的作风建设,这是它历经近百年之所以能不断取得革命与建设胜利的政治优势和法宝。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进行历史考察和梳理,就能够发现其作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不断传承与创新的长长链条。通过对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容研究,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作风建设进行了历史梳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基本做法、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全文共把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具体如下:本文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政党学说中的作风建设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探究了对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本文主体部分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八大以前的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新时期四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系统梳理。在论述中,又把党的作风建设具体分为七个时期,即党在创立之初作风建设的萌芽时期;大革命阶段党的作风建设的开创时期;土地革命阶段党的作风建设的初步形成时期;抗日战争阶段党的作风建设与理论的丰富时期;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党的作风建设完善时期;文化大革命阶段则是党风建设遭到破坏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至十八大阶段是党风全面恢复和发扬的时期;党的十八大以后是党风建设全面推进的新时期。通过对以上历史的总结,在文章的最后归纳出了对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张瑞岚[10]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十四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新发展[D]. 王永祥. 首都师范大学. 2002
[2]. 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程与基本经验[D]. 张文彬. 安徽师范大学. 2004
[3]. 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4]. 道路与理论：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D]. 李孟一. 武汉大学. 2010
[5]. 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6]. 党的十二大至十九大报告中文化建设问题研究综述[J]. 许煜华.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8
[7]. 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研究[D]. 许华. 西南师范大学. 2004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研究[D]. 王文强. 南开大学. 2013
[9].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考察[D]. 李永杰.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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