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若干问题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世界大战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苦难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就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论与历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1.对法西斯主义认识不清与战争初期的思想误导，带来了巨大灾难；2.西方的绥靖政策与苏联在关键时刻从正确立场向错误立场的转变，使本来可能制止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制止；3.有效的军事合作与战争的正义性与全民爱国热情高扬，是反法西斯同盟取胜的决定性条件；4.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正面战场是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应全面评价；5.反法西斯同盟的两重性与胜利的两重性；6.近年日本否定侵略罪行的逆流与清算日本战争罪行不彻底之间的联系；7.正确汲取历史教训，关系21世纪的前途和命运。
关键词 二次大战 法西斯主义 绥靖政策 同盟 历史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本世纪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影响最大最广泛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重大历史课题，每一代人都要研究它。作为对数千万死难者的悼念，每年的胜利日都是世界性的追思与悼亡日。
在这五十周年的隆重的纪念日子里，应该特别认真地来探讨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对这次大战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但也必须指出，由于大战的悲剧刚结束又陷入“冷战”的悲剧之中，以及国际和国内斗争的复杂性，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往往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斗争。历史的大悲剧告诉我们：各种思想上的误导，正是引向战争犯罪和迟迟未能阻止侵略者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是否能正确和严肃地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科学地汲取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关系着对子孙后代的历史教育，而且也关系着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前途和命运！
今天，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的重大的转折：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尘埃早已落定，战胜国与战败国之分不复存在，大量的历史档案也已经解密。各国学者有可能站在现时代的高度，从更广阔、更全面的视角来心平气和地、深入地、客观地研究这将伟大的历史事件。鉴于这次战争的极端复杂性和参战国的广泛性，视角之不同与观点的差异是很自然的。但是，只要学术研究做到：一，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二，高扬主旋律，求同存异；三，检讨战争，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为了开创一个和平、友好、合作的国际新格局；那么，今后开展国际合作的研究，一定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这些原则，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完全适用。
本着上述精神，紧紧把握反法西斯这一主旋律，下面想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几个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它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中最伟大的战争”①。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战争。据统计，在最近四千年中平均每年发生一次战争。但真正世界规模的战争在20世纪以前还没有过。2500年前希腊编年史家修昔底德写过一部描写雅典与斯巴达争夺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把这次战争称之为“所有的战争中最伟大的战争”。其实那场历时28年的战争的范围仅及希腊半岛一隅，而它的影响还没有越出地中海。那位博学的史家当然不可能想像在2500年中世界战争的规模、方式和影响发生了多么惊人的变化。如果他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波及全球历史舞台的总体战争(total war)时，定会惊呼：这才是真正的“所有的战争中最伟大的战争”！
我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伟大的战争，并不是指先后参战的国家超过60个之多，卷入了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约17亿人），战火遍及欧、亚、非和太平洋大西洋的广大地区，在陆地、天空、海洋，全面地进行战斗。这一特征虽然也是重要的，但只说明这场战祸是人类的空前浩劫，说明它对人类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破坏度是旷古未有的，而不能说明战争的伟大意义。
这场大战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中、英、苏、美为主力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与以德、日、意为轴心的国际法西斯邪恶力量之间的一场大搏斗。从而这是一场保卫现代文明、反击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正因为如此，我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之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论是西方国家、苏联和其它反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势力兴起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甚至在战争爆发以后都不一致。这有许多复杂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前提是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军事火并。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历史前提与发动方式都与此大不相同。欧洲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具有西方民主主义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传统。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反动而又蛊惑人心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在欧洲的兴起，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深刻危机的表现。其中德国法西斯主义是作为最有理论形态的典型模式出现的，它是在1918年以后被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体系、经济危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动乱等搞得四分五裂的特殊形势下，逐步形成和羽毛丰满的。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则是非典型形态。近代东亚沦为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边缘，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与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的双重压迫。日本是唯一通过“富国强兵”路线快速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并通过向东亚邻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而跻身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之列；由国家神道与军国主义相结合，逐步建立起“天皇制法西斯”体制的②。法西斯主义尽管有多种形态，它的思想本质都是：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即种族优越主义，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极端凶恶的军事霸权主义，极端的反理性主义，极端的反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敌视人类长期以来积累的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支柱——现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大反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一般帝国主义，它对一切民族的独立、自由与民主都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不能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模式来套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在大半个世纪以前，由于患了严重的恐战病、恐共病和政治短视症，西方国家很少有人能真正认清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对德国法西斯一直采取自欺欺人的绥靖主义政策。
当时在苏联、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方面，对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警觉与认识也是很不够的。由于受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根本对立与1914年世界大战前夕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影响，加之“左”倾路线、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的危害，国际工人运动处于分裂状态。当时在德国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工人阶级的国家却没有能够阻止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德共把打击对准社会民主党，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一类极左口号，在客观上有助于“一个自身难保的党”在德国夺取政权。这是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后来共产国际“七大”虽然做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大政策转变，但已为时太晚。一直到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以后的一个时期，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仍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错误口号，把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的一个阶段称为帝国主义战争阶段，甚至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辩护，等等，都说明对这场战争的性质的认识是错误的，至少是模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侵略者首先发动对东西方的弱小民族和新兴独立国家的侵略而点燃战火的。在东方，是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在西方，是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侵略与德意支持西班牙法西斯叛乱；然后是德国对中欧一次大战后的新民族独立国家的肢解。这些情况都大不同于一次大战。被侵略国的反抗斗争使这场战争一开始就具有反侵略与民族独立解放双重性质。这就是说，就被侵略国一方而言，一开始就是一场以各种反法西斯斗争形式出现的人民阵线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是这场战争的主流，并随着战争进程而壮大。
对大战初期阶段的性质的看法，后来斯大林也有明确的转变。他在1946年公开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性质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它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解放的战争的性质，恢复民主自由也是其任务之一。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能加强并且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和解放的性质。”这实际上是公开承认了过去的错误。④但战后“冷战”时期苏联出版的二战史著作，又都倒退回过去的按苏联参战划线的观点去了。
二、战争是不可制止的吗？
反法西斯同盟的一位著名领导人、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他的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这是“‘一场并非必然的战争’，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⑤。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论点。但确实是一个值得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一代人认真思索的问题。后代的人们也会追问：当时的一代人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制止那场可怕的战争？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著名论点：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的确，战争狂人是不可理喻的，任何时代都不可能避免发生侵略战争。但帝国主义战争与世界大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一样。世界大战不同于一般战争，它是各交战国全部政治与经济的总和与全部国际矛盾并发的产物。任何战争狂人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但事实告诉我们：日本侵略者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到扩大成为太平洋战争经历了十年时间；希特勒法西斯党从1933年上台就准备欧洲新战争，到1939年侵波战争爆发，也经历了七年时间。如果从这场战争启动和扩展开来的特点来看，再从战后的档案研究来看，的确不能说这次世界大战是注定不可避免的。首先，战争策源地是在东西方分别形成的，战争的发动是毫无联系的，开初并无军事集团的形成。其次，战争在启动阶段是偷偷摸摸的，局部区域性的，侵略者在开始时只追求有限的目的。形象地说，胃口虽大，却“一次只切一片”，“一片一片地吃掉”。这在日本称之为“蚕食”政策；在德国称之为“有限战争”。⑥这一伎俩足以麻痹西方国家；更深刻的原因是法西斯侵略者的争霸野心与其有限实力之间的矛盾，使之只能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再次，在局部战争的阶段，西方国家一再妥协退让，从未采取过任何集体的实际行动。其实当时只要对日本和意大利实行禁运军火、废铁、石油等军用物资，就可以立即制止侵略和限制战火的扩大。丘吉尔提出这次战争是容易制止的论点，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站得住脚的。英法美等西方国家都绝不愿意爆发世界战争，但他们的绥靖政策却正好在客观上促使法西斯侵略者加速了发动战争的时间表。
再从欧洲的战略态势来看，由于凡尔赛体系的建立，法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结成同盟，英法两国在中欧保持绝对的优势，这一态势不改变，希特勒绝不敢贸然发动侵略。希特勒的手法是：首先打破凡尔赛体制的束缚，争取与西方在军事上平等以扩军备战；然后是等待时机，制造欧洲或地中海的事端或混乱，用各个击破的方式夺取捷奥。由于英国竭力避免与德国冲突，拒绝保护法国的东方盟国，使希特勒有恃无恐，不战而胜，轻而易举地改变了欧洲的战略态势。慕尼黑政策实质上是西方自己破坏了欧洲均势，这样，希特勒德国就开始从劣势逐步向优势方面转化。这是西方国家在战前的最大的外交错误导向。到1939年3月希特勒公开撕毁对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四国保证并将捷肢解之后，英国的政策才被迫开始明显转变，即对希特勒持强硬态度，并匆忙地与波兰结成同盟。⑦当时这一艰难而痛苦的转变，连丘吉尔也大吃一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了如此沉重的评语：“现在，英法两国终于不再屈服了，在最坏的时刻和最不利的条件下终于作出了必然导致千百万人遭受大屠杀的决定。”⑧
在当时的困境中，如能联合苏联以对抗德国，仍可望保持在欧洲的均势，推迟大战的爆发。在欧洲战争危机日前加剧的日子里，苏联曾为争取建立集体安全做出过多次的真诚的努力，遗憾的是都完全被西方国家拒绝。据李维诺夫的日记透露，斯大林在慕尼黑协定后已开始考虑转变对德政策。⑨在1939年春夏之交波兰危机爆发的新形势下，英德两国对苏联突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英法与苏联的谈判与德苏谈判都在秘密中展开竞赛。极大的遗憾是：前一谈判失败而后一谈判成功。8月23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条约还有一个秘密附加议定书，德国就苏联在波罗的海各国、波兰与比萨拉比亚的利益，达成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谅解。这个早已盛传的绝密文件到1952年才归入苏共中央档案，近年才解密公诸于世。⑩
战前最后一个制止法西斯侵略者的罕见机会就这样丧失了。从当时的极其险恶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严重不安全感来看，苏联不信任西方而被迫做出这一危险的选择不是不可理解的。德苏条约也的确为苏联加强东部边疆和准备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一些有利的时间。但从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苏联自身转向“坐山观虎斗”，采取了有利于法西斯的中立，则一旦希特勒击败英法而转向进攻苏联时（这是应该估计到的），苏联将面临丧失一切外援而被彻底孤立的危险性。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法国战败后英国对德妥协和美国袖手旁观，苏联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关键时刻从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向企图侥幸自保的机会主义策略方向转变，从维护和平的正义立场向沙俄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回归，从今天来看，这是社会主义对外政策性蜕变中的一个深刻教训。
遗憾的是，战后苏联的二战史研究并没有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反而提出“祸水东引”的伪证来混淆视听。(11)事实很明显，当时德国和苏联两国的领土根本不接壤，如果西方国家奉行唆使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政策，那么在波兰危机爆发后站出来维护波兰利益，岂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么？从西方国家方面来看，德国在中欧一再毁约进兵，英国都总是当缩头乌龟，而当德国威逼波兰、接近苏联之时，英国与波兰并无盟约关系，也谈不上有什么特殊利益，却突然伸长脖子宣布要对波兰作出军事保证（那怕是口惠而实不至），不是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么？希特勒原以为德苏条约可以震慑住英法、再搞一次慕尼黑勾当。结果却完全错算了。德军9月1日进攻波兰，英法9月3日就立即对德宣战。据说，当时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气得浑身发抖。(12)就这样，一场在希特勒德国方面尚未完全准备好，而在西方国家却根本没有准备的欧洲大战就突然爆发了。一位英国著名的二战史专家事后写道：“1939年爆发的这场战争变成了一件历史上稀奇古怪的事情。”(13)
其实，这一点也不古怪。世界大战是从局部战争逐步发展升级而来的。在初始的量变过程中，侵略战火是完全可以控制、可以扑灭的。制止世界大战，大小国家都有责任，大国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害怕战争和厌恶战争都是无济于事的。向侵略者乞求和平更是错误，只能起到纵容侵略的实效。战前公开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英国保守党著名人物艾登在评论战前的历史教训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二十年后还能用得上的话，我也决心去运用这一条教训。一个军事独裁者的扩张野心，只有对他采取确确实实的制止手段才能加以限制。希特勒在接连获胜，势力大增之前，一直没有遇到挑战，日后为此付出的代价改变了我们这个行星的历史。”(14)
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啊！
三、伟大而艰难的同盟
如果说，希特勒法西斯党在德国上台未能被阻止，欧洲战争之爆发未能被阻止的重要原因都在于当时国际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力量太薄弱、太分散的话，那么，德、日、意法西斯轴心的最后失败，其决定性因素则在于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及其有效的军事合作。与此对比，东西方的法西斯强盗尽管也结成轴心，貌似强大，但实际上从未形成有效的政治与军事合作，故终于被各个击破。这正反两方面的成败得失，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始于英美的军事合作（1940年即逐步展开）与英俄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定（1941年7月），接着是捷波等国流亡政府加入。随着战争的进展，反法西斯阵线日益壮大。1942年1月，在共同合作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宣言上签字的国家达26个之多。(15)反法西斯同盟中各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政治信仰，其中几个主要大国（美、英、法、苏）之间曾长期互不信任甚至相互敌视，能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结成联盟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无怪有人把这一艰难的联盟称为“奇怪的同盟”(16)。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每个国家都把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抗击法西斯侵略这一场全球性的大搏斗中，同盟的成员国既有打败法西斯敌人这个共同目标，又有各自追求的利益目标，这是反法西斯同盟的两重性。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经常发生争执，既有合作又有斗争。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探讨这个同盟是怎样成功地实现了军事合作并保持到最后胜利的，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
反法西斯同盟完全是由法西斯轴心的狂妄的世界霸权战略逼出来的。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战前年代里欧洲就出现了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运动，但力量是非常薄弱而分散的。1939年德波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时期，这个阵线可说是完全混乱了。1940年夏，法国迅速溃败，英军溃不成军，进一步改变了欧洲的形势：英国的法国盟友已不存在，与苏联的联系完全破裂，美国也想充当“和事佬”。在这种险恶形势下，英国并非不可能与希特勒妥协，而希特勒也正是力图压迫英国求和。值得庆幸的是，丘吉尔在这时接任英国首相，领导了这场力量悬殊的孤军战斗，以最大的拼搏精神粉碎了希特勒发动的“不列颠之战”。后来丘吉尔把英国历史上这一最危险的时刻称为“最光辉的时刻”(17)。毫无疑义，英伦之战是这次大战的决定性事件之一。
整个英联邦都动员起来支持了战争。西欧被占领国的流亡政府纷纷聚集伦敦。美国罗斯福总统克服了孤立主义的强大阻力，通过租借法案的方式援助英国，实际上已开始间接卷入了战争。
希特勒的征服英伦的计划未能实现，突然掉过头来实现他的欧洲霸权计划中最狂妄的“东进”方案——进攻苏联。这样，英国总算得到喘息时机。这时德军突破苏联西部边境而长驱直入，如果说要“祸水东引”，这确是给英国与希特勒妥协提供了另一个时机（赫斯曾飞英诱和）。但是，丘吉尔在德苏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就立即发表了支持苏联的广播演说。他明确声称：“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18)丘吉尔是一惯反共的国际领袖人物，他在这一关键时刻做出联苏反德的重大决策，这充分说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远见与胆略在历史关键时刻对民族命运的重大影响。
希特勒进攻苏联在客观上迅速推动了英、苏、美三国反希特勒同盟的建立。同年12月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突然袭击，发动太平洋战争，推动了美国在一夜之间就对日宣战。美、英、中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同盟迅速建立。这样，在东亚和欧洲分别发动的战争就蔓延成为一场全球性的大战争。反法西斯同盟使东西几大主战场——苏联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联成一气，形成对德、日、意法西斯的大包围圈。同盟国家的一个重大协议是保证合作，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后来经罗斯福总统倡议，确立了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这条原则，从而为战争的全面胜利和彻底粉碎法西斯规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点。(19)
德、日、意轴心在战争期间从没有建立过联合的有效的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反法西斯同盟则建立了打败敌人的统一的军事战略与相互协调的军事行动。英国和美国吸取了一次大战的教训，一开始就建立了联合总参谋部。两国进行的紧密的军事合作在世界战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太平洋战区建立了美、英、荷、澳联合司令部。在中国战区建立了中国战区统帅部，管辖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北部，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苏联战区保持以斯大林为首的完全独立的军事指挥系统，但获得美英的军事物资与装备的援助。
反法西斯同盟面临的局势十分险峻，它们要达成一个协调作战的联合战略也困难重重。英国是一个海上强国，只有有限的陆军，它主张从欧洲的外沿进行大包抄的边缘战略，从北非、地中海、意大利方向反攻大陆，其目的也是为了尽可能保卫大英帝国的利益。美国对战争毫无准备，在西太平洋上未设防，在1940年6月只有正规军23万人（其中5万在海外）。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日本而不是德国，自然不愿为维护英帝国的利益而战。苏联几乎是单独承担最沉重的战争重担，与德军进行着生死搏斗。它要求同盟国在西欧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可说是十万火急。但英国绝不愿再冒敦克尔克大溃败的危险，轻率在西欧登陆。美国坚持中国在战后享有大国地位以作为对苏联的平衡力量，而苏联与英国都反对中国进入四大国之列。(20)
同盟国内部经过复杂的斗争，建立了“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方针。在欧洲首先击败了意大利，这为西欧登陆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罗斯福的坚决支持下，经过周密准备的诺曼底登陆终于一举成功。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德寇陷入致命的两线作战。从事后来看，基本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和富有成效的。1944年6月11日，斯大林在祝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致丘吉尔的密电中对这次登陆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从其规模、计划的宏大和执行上的完善来看，在战争史上像这样的措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将把这件事作为一次莫大的成绩记载下来。”(21)
西欧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总结盟军作战的经验时也指出：“地中海区战役和欧洲战役中的一个首要的和最难忘的经验就是证明：几个国家结成联盟能够有效地进行战争。”(22)
在东亚，太平洋战争相当于在东方开辟了“第二战场”，它使中国摆脱了单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国根据租借法案得到了美国的援华物资。陈纳德率领的美国空军志愿队改组为第十四航空队，加强了中国战场上的空中打击力量。在中国沿海地区陷敌和被封锁的严峻形势下，通过云南边境的滇缅路与驼峰空运，保持了战时中国对外的不绝如缕的联系。但英国对这一地区的联合作战一直作梗。一直到1942年初英军在缅甸惨败之后，才急求中国派兵入缅援英。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新开辟的中印缅战场上与盟军并肩作战。这也是史无前例。打败日本侵略军的胜利是靠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美军从西太平洋上的强大反攻，以及最后苏军在东北开辟了“第三战场”。这三种力量的汇合，加速了日本的溃败和投降的进程。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取得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千真万确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只要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起来同心协力把斗争进行到底，法西斯敌人的最后失败就是确定无疑的。原因何在？按侵略者的战争逻辑是无法解释的，只有按照反侵略的现代总体战争的逻辑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先例，那就是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帝国被反法同盟击败。法西斯轴心妄图建立第三帝国、大东洋帝国、新罗马帝国，不过是在更大规模上以最凶残的形式重蹈了历史覆辙。
现代战争是以交战各国的经济力与人力的总和来作战的。德国军事家很早就鼓吹“总体战时代”的思想。(23)但是法西斯轴心国都不可能真正开展一场胜利的总体战，因为它们的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与其有限财力、物力、人物资源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就是轴心国最终必然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侵略者指望用“闪电战”和“速战速决”来解决这一矛盾，但只要它们一旦陷入强大的反法西斯同盟的持久战的包围圈中，它们就注定要失败了。英美苏是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工业国，拥有比轴心国大约强三倍的工业力量，其中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工业后备力量。它在1939年时的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是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9倍。美国投入战争后经济以最大的速度转入军事轨道，在一年内的军需生产就相当于德日意三国之和。苏联的工业虽遭受“闪电战”入侵的巨大损失，但东迁的工厂迅速转入军工生产，在1943年以后苏军不论在军队的数量与装备的数量上都比敌人占优势。(24)这就是同盟国胜利的巨大物质保证。
法西斯轴心国在战争中侵占了大量的领土和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仍然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总体战，就在于它们发动的战争的非正义性与残暴性。这是它们的致命弱点。现代总体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道义的、政治的、精神的因素的重要性的比重的绝大增长。全民的拥护，充分的精神动员，高度的爱国主义与无畏精神的发扬，是反法西斯同盟夺取胜利的精神保证。这一强大精神资源随着战争的进展而愈来愈壮大。希特勒的巨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估计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英勇作战，认为苏联在战争打击下立刻会制度解体而迅速瓦解。这种偏见与愚昧终于使希特勒自受其害。法西斯轴心国的灭绝人性的战争暴行，不但未能摧垮各国人民反侵略的斗志，反而大大激励了这种斗志，使必须彻底打败法西斯这个人类公敌成为坚定的共识。这种战斗到底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英伦海峡的上空，在酷热如焚的北非沙漠，在冰天雪地的苏联战场，在茫茫西太平洋的岛屿，都留下了悲壮的血写的史诗。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为抗击德国法西斯承受了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更是举世公认的。据过去公布的材料，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大约丧失了2000万人。但近年根据新的估算，这个数字增加到大约2700万人。(25)中国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的损失，1946年估计为1040万人；据近年新的估算，损失大约在2000万人以上。(26)这是一场多么艰苦卓绝的斗争啊！
在这里，我们想就中国战场谈几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国际反法西斯的抗日前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一直单独抗击日本，对这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日本侵略从中国大陆扩大到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以后，由于各种因素，中国战场的实际地位不是提高而是有所降低。(27)长期以来，中国战场一直未受到国际二战史研究应有的重视。由于海峡两岸的敌对关系的存在，中国史学界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片面性，从而影响了对抗日战争的全面研究。这种情况随着近年来两岸关系的改进而发生很大变化。(28)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遇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不是一党一派的抗日战争，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略的一个极大错误，就是低估了甚至根本忽视了中华民族捍卫民族生存、独立与自由的伟大凝聚力。日本军事评论家池畸忠孝在1929年曾狂妄扬言：中国是一个陷入分裂状态的半殖民地，没有抗战的能力，只要三、四个师团和三、四只大炮舰就可以打败中国。另一位侵华老手、关东军主要谋士石原莞尔污蔑中华民族的“先天劣根性”而夸耀日本民族的“先天优秀性”。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陆军大臣杉山元认为，只要三个师团至多再增派两个师团就可迅速解决问题。(29)
但是，日本侵略者的估计完全错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停止国内武装冲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在战争前夕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时抗日情绪之高涨，从一个日本情报人员记载1936年11月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日、百灵庙大捷的记录片在北平放映时的情况，可见一斑。他写道：“我有一次混在中国人当中，去中国电影院去看这影片。见到群众兴奋得发狂，真是手舞足蹈，同时每遇到蒋介石和傅作义的特写镜头，就站起来立正，报以热烈鼓掌。在他们这种出于爱国热情的狂热情况之下，我这个穿着中装的日本人，被他们拥挤推撞得胆战心惊。”(30)
毛泽东在1945年胜利前夕曾对抗日战争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31)的确是这样。老一代的人当记忆犹新：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不会亡”，“不分男不分女，不分老少壮，不分派，不分党，不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这些歌声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国各族人民从各个不同的岗位奔向抗日战场。高昂的战斗气势，使中国军民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就粉碎了“皇军无敌”的神话和日本“速战速决”的美梦。抗战伊始，八路军就东渡黄河，在五台山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根据地，由此开展了令敌人胆寒的游击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个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对抗一个穷凶极恶的现代工业国的战争，在这场敌我悬殊的持久的总体战争中，不论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都是重要的。过去有关敌后游击战争的论述甚多，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却非常薄弱。但正面战场始终是抗日的主战场，从而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32)由于主客观的许多因素，中国内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军事合作远没有国际反希特勒同盟的军事合作那样成功；正面战场在中后期采取了“等待”战略；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值得加以探讨的。但总的来说，对于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中国军的战斗力应更全面地予以评价。德国著名军事评论家M·威尔纳在战时出版的《大进攻——联合战争的战略》一书中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所做出的客观评价，我认为是难能可贵的，至今不失为公允之论。
在中国没有日本的闪电战：中国迫使日本进行一次长期的消耗战。空间，中国的庞大陆军，中国军队战斗的强韧性，人民战争的精神，中国士兵的善于适应地形——这些因素使中日战争有着一种和日本对西方列强的陆地战役大大不同的景象。日本军队的强韧品格在太平洋战役中是居于很高的水平。可是在中国战役中它们至多是平凡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日军武器上的巨大优势时。(33)
假如中国曾及时地获得英美的支持，中国可能已经变成为一个完全拖住日本而使它无力向别的方面进攻的军事力量。英美及时援助中国会阻止日本的征服南太平洋。中国能够给反法西斯联盟在亚洲大陆提供大量陆军。从1939年开始到1942年春季共三年多中国军队曾对物质上远远强大的敌人保持了一条稳定化的战线，中国军队所表现的不单是伟大的强韧性，并且还有战术的熟练和对于所有现代战争武器的惊人适应力。假如有良好的装备与训练，中国士兵将胜过日本士兵。中国还给反日同盟提供一个在亚洲大陆的战场，它能够牵制大量的日本陆地部队。有意思的是，日本权威军事评论家石丸藤太，多年以前便主张向英国进攻，却认为日本军事上征服中国是一种不可能。(34)
这段评语清楚地说明：东亚战场上的反日同盟的军事合作存在一些重大弱点。这在全面总结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经验时不容忽视，而这个问题在过去似乎长期被忽视了。
四、人类能汲取历史的教训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了两大辉煌战果：一个是德、日、意侵略者被彻底打败，法西斯主义被永远钉上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另一个是西方与日本殖民主义长期以来控制的殖民地世界全线崩溃。
有位西方学者写道：“每次现代战争都是一次革命。”(35)再没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适合从这一视角来加以总结的了。这里所指的不是军事科学的革命与现代科学技术在战争时期的巨大飞跃，这些当然也是重要的；而是指世界政治发生的大变革。这场大厮杀最后所造成的世界格局大改组的局面，是交战双方的大国都完全没有料到的。德日意法西斯为争夺世界霸权而战，结果却丧失了它们的海外帝国和全部霸权。西方国家为维持与恢复战前的世界秩序而战，结果却是丘吉尔很不甘心地为大英帝国安排了葬礼。法国与荷兰也都丧失了自己的殖民帝国。西亚、南亚和东南亚都因大战乱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重新改组，并在战后年代里通过不同形式纷纷取得独立。在中国，紧随抗日战争而来的是解放战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最为惧怕的新的革命政权在中国大陆取得了胜利。按所谓多米诺骨牌的比喻，从1945年到6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新老殖民主义都丧失了它们的殖民帝国。一位欧洲史家写道：“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人眼看就要退回五百年前他们曾极其英勇地冲出去的那些旧边境之内了。”(36)另一位美国的历史学家写道：这是一场“大灾变”（cataclysm），“改变了人们还认识不到的现代人类社会的海岸线”(37)。法国的历史学家则认为：“这场战争……其影响所及动摇了集体生活的条件、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如此广泛的变革，其涉及面之广泛复杂，足以使历史学家晕头转向。”(38)
总之，世界大战的最大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一个世界崩溃了！——那就是西方与日本殖民主义者“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殖民地世界。这就是说，跨过战争的废墟，世界是前进而不是倒退了。法西斯轴心曾想穷凶极恶地剥削那个世界，而西方大国曾千方百计要维护和修复那个世界，但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这是这场大战最意外的辉煌“战果”。这最有力地显示了这场战争的反法西斯和解放的主流倾向。这一“战果”的获得，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场斗争最大地动员了人民和武装了人民，这样亚非欧各被压迫民族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形式的参与，都是为自身摆脱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准备了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所有的民族解放斗争都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道义原则的延伸和扩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维护民主制度、维护国际和平而进行国际国内斗争，进一步加速了这次战争所开辟的不可逆转的世界发展进程。
但是，也不能把胜利描写成玫瑰色的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冲击波的确引导了本世纪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但反法西斯同盟的两重性也在胜利时刻显露出来。前面已经提到，打败法西斯轴心这个最凶恶的人类公敌是同盟的共同目标。历史的悖论就在这里：在大敌当前时，共同目标占居主流地位，民族目标只是支流；但当形势好转特别是接近胜利时，民族目标就逐步上升，甚至损害共同目标。战前欧洲的国际政治一直是受大国强权政治支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各大国所追求的民族目标都是力争保持一次大战以来的既得利益。在接近战争胜利的阶段，这方面的冲突与斗争就日益突出。反法西斯同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大国政治的霸权因素没有影响到战争的胜利进程，但是，这一因素却严重影响了战后的和平进程。战争后期由美英苏三国首脑秘密商定的雅尔塔协定就是传统的强权政治的继续。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战争的胜利有重大贡献，但也参与了西方强权政治的俱乐部，主要表现为力图继承和恢复沙皇俄国的权益，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苏联的二战史著作掩饰它们的大国利己主义观点，把战时符合苏联利益的行为和战后美苏争夺都解释为社会主义外交政策。(39)这些观点应重新予以评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的新大国强权政治代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的旧强权政治，在处理战败国及其他许多问题上，都展开复杂的斗争。战胜国的同盟瓦解，演变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的两极化格局，并形成全面的政治与军事对峙。这一政治趋向与战后新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向，与人民民主大潮高涨的趋向，都背道而驰，因此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冷战”局面只保持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就逐步解体了。战后半个世纪出现了比战前半个世纪大得多的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变化，很多变化是出人意料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经济飞跃；丧失殖民地的战败国很快又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强大的苏联东欧集团突然解体；东亚出现“经济奇迹”并重新崛起。世界正在向一个复杂的多极化格局方向演变。
对即将落下帷幕的20世纪应如何评价，可以留待21世纪的人们去争论。当前一个应引起各国人民重视的问题是：人类是不是汲取了历史的教训？是不是通过两次大战找到了维护世界和平与促使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永远避免大悲剧重演？在隆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五十周年之际，各国人民对近年某些国家中出现的为法西斯、为侵略罪行翻案以及新法西斯主义日渐抬头的趋向，感到尤为关切。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达半个世纪（1895-1945年）的中国人民对日本出现的否定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逆流，更加不能坐视。据最近日本公布的一项民意测验，61%的日本人认为日本没有能足够地承担战争责任。(40)这说明广大日本人民还是对这场侵略战争有较深的反省的。但也不能不指出，早在60年代，日本就有人抛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41)，此后慢慢发展到为“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开脱罪责；七八十年代以来，甚至有人“考证”南京大屠杀也是“虚构”的了。一些政府官员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大臣狂言”更是年年不断。这些动向已引起东亚各国舆论的纷纷评论。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指出：“为何日本人只有在子弹爆炸纪念日在广岛与长崎举行仪式，而不对侵略外国的事实进行反省？”可谓一针见血。
近年日本出现否定侵略罪行的逆流，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原因，就历史原因而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清算远不及对德国纳粹的审判做得彻底。据1946年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法官韦布勋爵后来的陈述：当年距日本投降只有8个月，大量罪证收集不全，审讯采用的是英美制。“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形式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十分奏效，并且看来能保证获得公正的判决。不过，按英美的法制，提出起诉的权利仅仅属于检察方面，当时法庭的检察方面起诉的日本国家领导人为数甚少，并特别豁免天皇出庭受审。”(42)法庭上有一位法官公然为日本战犯开脱，否定侵略战争的犯罪性，主张被告全部无罪。菲律宾籍的法官提出反对，认为审判过于宽大。而中国籍法官在整个审判中却一言不发。在美国的袒护下，一些重要战争头目没有被逮捕。细菌战这样重大的罪行被免于起诉，以便于美国独占细菌战人体实验的秘密资料。被判刑监禁的战犯后来也大都提前释放。(43)至于在中国关押的全部战犯，则因中国内战局势变化，都被匆忙释放返回日本。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参与占领日本的同盟国军中，只有中国对日本处理特别宽大”(44)。这种特别宽大带来什么社会后果，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值得深刻加以反省。
今天，大多数日本人都是战后年代出生的。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那个可怕时代的历史事实。他们所读的教科书对这场战争轻描淡写，甚至是歪曲的。我国的年轻一代也不了解那个苦难的时代，他们也一样需要认真学习历史，勿忘国耻。一个人老了往往患健忘症，但一个民族不能患“集体健忘症”，更不能受那些有意制造“集体健忘症”的人误导。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之一。纪念大战胜利五十周年，我国青少年应读一些二战史，努力做到去伪存真，汲取历史教训，这样对提高全民族在未来的更加复杂的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自主性与识辨能力，是完全必要的。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中日战争，距今一百年前的甲午战争是第一次中日战争。今年正好是甲午战争结束的一百周年。有人把1937年“七七事变”上推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称之为“十五年战争”(45)。这样的认识还是不够的。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应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与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因此，“十五年战争”应改为“五十年战争”才对。有正义感的尊重事实的日本史学家都把甲午战争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划时代的标志。(46)但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一部大部头的著作，谈到战争起源时对甲午战争却只字不提，而从“中国的排日运动——满洲事变”讲起(47)，真是岂有此理！日本与中国有一海之隔，日本人如未侵入中国领土，中国怎么会出现“排日”运动？这完全是重复日本军国主义“倒打一耙”的强盗逻辑。中国台湾学者许介麟教授写的《近代日本论》（原书1979年用日文在东京首次出版），根据大量史料，对日本在这五十年中侵华的种种密谋，进行了尖锐的揭露。(48)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今后还应继续大力去做。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战时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树立了一块纪念石碑。(49)碑文写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以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50)
这块石碑的复制品矗立在今天北京大学西校门内南侧的湖畔。它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的爱国主义的历史见证（石碑的另一面镌刻了联大投笔从军的844名学生的姓名）。
当年联大校歌的歌词唱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这歌声曾激励一代青年发愤图强，闻鸡起舞。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燕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今天，千秋耻，终已雪，中华民族正在开创汉唐以来所未有的中兴局面。为了保卫和开创更加辉煌的明天，必须牢记“居安思危”的古训，提高警惕，永远不让历史的大悲剧重演。
注释：
①罗荣渠：《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页。
②树上重良：《国家神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9页。另参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5年；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阴谋》，商务印书馆，1984年；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
③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初步检讨了当时的错误，参《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西方共产党都对德国法西斯上台的教训进行过探讨。法共的多列士的评论见《法国统一战线与人民战线》（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1935年）；意共的陶里亚蒂的评论见《陶里亚蒂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英共的杜德的评论见Fa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1935；德共的评论见阿柏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三联书店，1958年。
④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见《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早在1941年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时的讲话中，斯大林已改变了战争的提法。战后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又从理论上论述了这个问题。
⑤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V页。
⑥罗荣渠：《通向全面战争之路》，《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
⑦塞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北京出版社，1978年。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斯德：《论二次大战前夕美国的对外政策》，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
⑧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第515页。
⑨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671页注释。
⑩参苏联外交部编：год кризиса1938-1939，TOM Ⅱ，1990，ctp.321。俄文原件。中译文见《新解密苏联档案选译》，载《苏联历史问题》终刊号。当年签约的莫洛托夫一直到1983年还矢口否认有此协定。1986年他又说：“我记不得了”（《莫洛托夫秘谈录（菲·丘耶夫日记摘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11)《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证）》，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48年。
(12)冯·隆：《失去了的世界帝国》，转引自赫尔曼·沃：《战争风云》，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157页。
(13)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284页。译文有改动。
(14)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下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34页。
(15)《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第34-36页。
(16)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商务印书馆，下册，第71页。
(17)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第329页。
(18)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伟大的同盟》，第568页。
(19)“无条件投降”原则在战后受到各种批评，认为它不必要地延长了战争。参保罗·克奇克梅提：《战略投降》，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
(20)《艾登回忆录·清算》，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657页。Mark A.Stoler,The Politics of the Second Front,1941-1943,1977,p.129.
(21)《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228页。
(22)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三联书店，1975年，第494页。
(23)Max Weiner,Battle for the World,the Strategy and Diplomac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40.
(24)沃兹沃先斯基：《卫国战争期内的苏联战时经济》，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48年。
(25)据1995年4月18日俄通社的报导。
(26)马振犊：《惨胜——正面战场大写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0页。
(27)参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李荣秋：《珍珠港事变到雅尔塔协定期间的美国对华关系》，台北东吴大学，1978年：Luo Rongqu,China and East Asia in America's Global Strategy,1931-1949，载Akira Iriye(ed),American,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Wartime Asia 1931-1949，1990（中译文：“美国在东亚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对华政策”，见入江昭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
(28)李隆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见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9)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东京波岩书店，1986年第二版，第28页，113页。
(30)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7页。
(3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1967年合订本，第933页。请注意毛泽东1961年1月24日对日本黑田寿男的一段有风趣的谈话：“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60-461页。）
(32)马振犊：《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33)原书1942年10月在美国出版。中译名为：《世界大战透视——从苏德战争到联合大攻势》，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第202页。
(34)原书1942年10月在美国出版。中译名为：《世界大战透视——从苏德战争到联合大攻势》，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第211-212页。
(35)Gordon Wright,The Ordeal of Total War 1939-1945,1968,p.234。
(36)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92页。
(37)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92页。
(38)皮埃尔·莱昂主编：《世界经济与社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
(39)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批判，参日共总书记不破哲三1982年1-2月在日文《赤旗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斯大林与大国主义》。
(40)据法新社波恩1995年4月24日电讯。
(41)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番町书房，1965年。
(42)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韦布勋爵序言”，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页。
(43)许介麟：《日本现代史》，第8章，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44)《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96页。
(45)参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伊藤隆：《十五年战争》，小学馆，1976年：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史》，东京青木书店，1966年。
(46)参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依憙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1868-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47)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
(48)许介麟：《近代日本论》，台北故乡出版社，1987年。
（49）原碑现存昆明西南联大旧址。碑文由冯友兰教授撰文，闻一多教授篆额。
(50)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校史编委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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