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现实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是哲学家们的“盛宴”，更不应该是哲学家个人的私语和独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立足现实，面对时代，为捕捉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问题而提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哲学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相脱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
对话，这是当前哲学界正在探求的走出哲学困境的一条路径。但是对话，无论是哲学范围内的对话，还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内各学科之间的对话，只有当它有利于解决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时，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一、哲学要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对话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我们都在提倡“中西马”对话，这种对话对于沟通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尤其是现代哲学发展及其成果，很是必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封闭僵化意味着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与世界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相脱离的孤立自存的哲学。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定会枯萎凋谢。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在不断与自己的思想先驱们进行对话。我们只要读读马克思1837年11月10在波恩大学读书时给他父亲的信，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他读法律方面、艺术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如费希特、康德、最后转向黑格尔，并说自己“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①从《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伦敦笔记》以及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等可以看到，这种习惯，马克思保留终身。笔记中既有大量摘录又有批注。摘录是前人的思想和问题，批注则是马克思寻求的回答。阅读笔记，是马克思与思想先驱和自己同时代思想家们对话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尚且如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更应该注重哲学对话。当代中国哲学领域中的状况是，西方哲学流派纷呈并不断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是新一轮“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在经历“文革”寒流以后呈现出复苏现象，尤其是新儒学的影响更有变为强势话语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枝独秀”的时代已不存在。它亟需通过中西马对话来扩展自己的哲学视野、哲学问题和哲学范式。
但是中西马哲学对话有两大难题：一是难以形成共同认可的进行对话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虽然表面上都承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实际上一旦涉及具体哲学问题，分歧很难弥合。二是很难具有相同的问题意识。各自关注的重点不同，兴趣迥异，甚至南辕北辙。在当代中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优秀哲学家成果为思想资源，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任重而道远。更何况单纯的中西马对话有它的局限性，这仍然是哲学领域中的对话，哲学家们的对话，是范畴与范畴、概念与概念、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如果不超出纯哲学范围，那仍然是在思想的天国中徜徉。仅仅在观念王国中，思想可以复制，可以延伸，但难以有以现实问题为据的新的创造。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上海财经大学倡议开展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这是一个新的思路，是一种新的对话方式。哲学与经济学对话与纯哲学对话不同。经济学面对的永远是自己生活其中的世俗生活，或称之为市民社会。经济学理论都是为直接解决自己面对的活生生的社会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服务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②还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③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与他们面对的经济现实不可分。
当然，经济学同样有基本理论、有范畴、有思维方式。但哲学与经济学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的范畴、概念和问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抽象，而哲学则是间接抽象，可以说是对各门学科抽象的再抽象。经济学离经济基础最近，而哲学则离经济基础最远。正如马克思在同书中评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说的，他们“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④哲学家可以高居哲学神圣的殿堂，而经济学必须关注实际的现实生活。如果说，哲学家的对话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那么哲学家与经济学的对话则是思想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的对话。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中西马哲学对话，又要超越这种对话，特别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内各学科之间的对话。
二、历史提出的课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和价值取向
单纯的哲学对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是不相符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它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在马克思主义学科内部开展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比纯哲学领域中的中西马的对话，在当代更重要、更具迫切性。
马克思之所以能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因为他没有局限在纯哲学领域；马克思之所以是伟大的哲学家，并不是仅仅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而同时是由于从哲学转向经济学，并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过程。列宁说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决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形成史证明，英国古典经济学、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成熟同样起着重要思想来源的作用。没有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就很难由异化上升为异化劳动理论并经异化劳动理论而升华为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唯物史观；没有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会由于缺少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而成为知识论类型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它是科学的，因为它以世界客观性为依据，以实践为基础，以规律为对象，它关于世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揭示，具有可证性；但它又具有价值性，它不是对世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纯客观描述。它关心人类的处境、关心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所蕴涵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单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实证化的知识论倾向不可取，它会极度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凝结了全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19世纪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丰硕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从外引进的或附加的可以独立的部分。19世纪40年代，历史提出的课题是如何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这一使命的实现，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不同于一切空想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那种唯心主义的和抽象人性论的世界观，没有新哲学的创立，就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哲学共产主义，它以哲学为指导但并不是哲学原则的逻辑推论，单纯由哲学前提出发是不可能推导出科学社会主义结论的。要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必须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所谓现实基础，就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因为社会主义无论作为理论和实践都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否定才可能确立和产生的。而对社会主义现实基础的分析，必须分析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只能求之于政治经济学，因而没有经济学说就不可能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也不可能产生具有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最著名最精炼最具概括性的论断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明确地宣称，他的这些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结论，就是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中得出的。他以自述的方式描述了如何从经济学研究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⑤接着就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经典表述。
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结论和价值理想，则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中引导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价值判断，但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道德评价基础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们生活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状况做过道义的控诉，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以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为依据的，而不是单纯激于道德义愤。早年是如此，晚年也是如此。在逝世前第二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马克思仍然坚持的是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经济学分析。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⑥尽管历史并没有实现马克思的预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过国内对抗、经济危机、世界战争冲突和灾难后，通过调整仍然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并进入发达阶段。但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兴起，暗含的隐喻信号是明确的：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仍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所困扰，寻求改善资本主义的新的出路。当然，从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看，资本主义可以改善但不会因改善而永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中的内在矛盾决定它过渡到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必然性。这种过渡的方式、时间，以及从哪里开始，我们现在无法预料，但资本主义社会决不会因民主社会主义、或所谓第三条道路而终结。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
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们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彼此支撑彼此促进。一旦分割，就会失去由整体性赋予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在我看来，我们现在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性，是西方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名称下的变形。我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西方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但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它们，而不是用西方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路径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要求它不可能纯学术化，在政治和价值取向上，它必须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直接或间接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相联系。在当代中国必须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哲学问题，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整体中分裂出来，变为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为思辨哲学的哲学。同理，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不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的，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所说的那种为资产者“发财致富的科学”；当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一旦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又不以中国当代经济现实分析为依据，只能陷于空想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主义，决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内部学科的适当分工，不能成为彼此割裂的理由。
马克思主义完整性形成的历史过程，也就是理论上相互促进、相互论证，逐步融为一体的理论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立、成熟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具有标志性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转向解剖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第一部著作。它的明显特点是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中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利润、工资的分析，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异化和异化扬弃的分析，把经济学、哲学和共产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虽然这种结合还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它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完整性的雏形；而《资本论》则是它的成熟形态。《资本论》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剖析的经济学著作，又是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卓越运用的典范，同时是宣布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其内在矛盾必然被超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论证。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和意义时说：“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结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意图，奠定直到现在为止无论傅立叶和蒲鲁东，亦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础。”⑦还说，“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⑧因此《资本论》并不只是经济学著作，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是融三者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从中剔除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要仔细体会一下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关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就体现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三者的统一。如果没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哲学思维方法，没有关于所有制与分配、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关系等等方面的新的经济学思考，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消灭剥削，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可能产生。科学发展观同样是如此。
三、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多视角地考察市场经济问题
哲学与经济学彼此分裂是极端有害的。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在于它脱离社会实践，特别是缺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总是停留在纯哲学概念范围，同时也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有些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简单斥之为“工具主义”，或者说“意识形态化”，认为马克思主义越纯粹，就越具有学术性，这实际上是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我们只要读读某些哲学文章，从术语到文风，都能感受到这种空泛给读者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疏远和厌恶。
说句实在话，没有经济学研究基础，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对现实，可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现实是经济现实，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确立的政治和意识的结构。根本不研究经济学，不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不理解以经济为依据的社会分层，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多元性，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在我看来，没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哲学社会永远浮在社会的表层，不能进入社会的深处，流于空论。
我不相信，一点不懂经济学的哲学家对当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对人类解放或人的主体性问题，能做出科学的具有说服力的分析。不管哲学家怎样强调哲学就是人学，哲学应该研究人，研究人性，但如果根本不懂在人类的活动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实践活动，是生产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产品，因而经济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其他一切活动都是在物质生产建立起来的历史平台上展开的，离开物质资料生产及其形成的各种社会性关系，就不可能真正能够理解人和人的本质。离开经济学，哲学家的“人”就会永远吊在半空中。
而我们的经济学说当前最缺乏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是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经济学当然有自己的特有范畴和分析方法，诸如实证的、数学的、或统计的、模型的等等。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不相信一个不承认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不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反对辩证思维理论和方法的经济学家，能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来说，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只能是缘木求鱼。
事实上，哲学和经济学本来是不可分的。不以一定的哲学思维方法作指导的经济学家是没有的。经济学思维并不单纯是实证思维，它需要抽象，需要运用范畴和概念，需要有哲学支撑点。著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也写过《道德情操论》。但他的哲学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矛盾。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人是具有道德心同情心的人，而在《国富论》中的人则是利己主义的人。它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依据的。这种矛盾造成双重危害：在道德领域中，人的情感缺乏经济利益的基础；而在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则缺乏道德同情心和道德自律。“看不见的手”虽然揭示了市场经济规律，但“经济人”这个关于人的本性的哲学前提，排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存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矛盾，不存在哲学思维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的分裂。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最大的危险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蔑视。如果说，马克思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写不出《资本论》；列宁没有唯物主义辩证法就不可能写出《帝国主义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哲学笔记》之间就存在同样的辩证思维方法的联系；毛泽东没有矛盾论，就写不出《论十大关系》；邓小平没有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倡导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为确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打下基础。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倒向西方经济学，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种种经济现象给予正确的哲学分析。
市场经济问题，就不单纯是经济学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市场经济只看成是资源和劳动力的配置，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科学社会主义问题。它必须从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多视角的考察。
为什么自20世纪上半叶南斯拉夫开始探险，然后是波兰、匈牙利，随后是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进行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结果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一个改变颜色，中国却能成功地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使经济得到持久迅速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在实现这种转变中又得到不断完善呢？根本问题不是不应该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而是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进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改革。当改革者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方针，把市场经济改革与全面推行私有化相结合，必然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调动各种所有制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以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从而达到既迅速发展经济又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最佳效果。
有的西方学者难以理解，为什么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仍然坚持共产党的所谓“一党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按他们的看法，既然实行市场经济，那政治制度应该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那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他们期待中国，或者改革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改变整个上层建筑，或者由于上层建筑束缚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为市场经济的积极力量所冲垮。只有这样才符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
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曲解。邓小平说过，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说明无论是计划或市场都不是经济基础，而是经济运行的方式。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核心是所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它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与这种经济基础相符合的。当然也会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因而必须通过改革不断调整这种矛盾，但上层建筑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依据，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基础，而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方式。它对上层建筑不起决定作用，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作用和范围，要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制约。
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并不忽视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市场经济既有利于调动所有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又可能导致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而且它有可能浸入到政治领域，引发钱权交易，有可能浸入思想道德领域，引发价值观念的混乱和道德水平的下降。如何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积极效应的同时，防止它消极方面作用的扩大和泛化，就不是单纯政治经济学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必须把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研究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放在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关联的体系中展开研究。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应该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制约和规范市场经济，而不是用市场经济来改变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一个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经济活动的方式。我们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奉行市场社会主义，用全盘市场化的改革来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对市场经济运行特点的分析，我们不仅要有经济学观点，同样要有哲学观点。市场关系是把人与人的关系物化，货币成为人与人关系的纽带。这一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具有某些共同点。历史唯物主义充分认识到，货币不只是发挥交换、流通、价值尺度，或储藏的职能即一般等价物，它蕴藏着许多经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从哲学来看，当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以货币为中介时，很可能带来拜金主义和价值观念的颠倒。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货币有过许多精彩的分析。他说，“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所以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媒介的那个东西，也在我和他人为我的存在之间充当媒介。对我说来他人就是这个意思。”⑨“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⑩“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11)当然，这些论述中包含道德性的评价，它与马克思关于货币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不是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能消灭货币吗？不能！消灭货币、消灭商品、消灭市场，纯粹是一种乌托邦。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以货币为中介的经济活动有可能对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在哲学理论上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从而在思想文化建设中注重道德建设，反对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
市场经济是资本运作的经济。如何看待资本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是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同样不是物，而是以物为载体的人与人的关系。我们不应该讳言，在不同的资本属性中存在不同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各种形态的私有制的资本中，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关系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在考察资本主义资本形态时，抽象掉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这种关系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没有劳动，比劳动没有资本活得更长久些。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有它自身的逻辑，有它运行的规律，即对利润的追求和对劳动的强势地位，包括在政治领域中对政治权力的攫取和控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通过对传媒的占有而对思想的控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会按照法律限制资本对劳动的优势权利，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使两者得到适当的平衡。要防止资本对政治权力的入侵和用金钱制造的话语霸权。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所要求的。但我们应该警惕这种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哲学会比单纯的经济学看得更远。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重中之重。但完善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把整个社会生活市场化，而是使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健康有序，使市场经济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包括完善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结构，正确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职能。这次四川汶川县大地震的救灾活动，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负有社会经济和政治职能，不可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来配置一切。十万解放军和数千医生奔赴灾区，物资的调拨，老百姓的无私捐助，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国家宏观计划的功能，而不是单纯依靠看不见的手。不仅在经济活动中，会发生“市场失灵”；在涉及全体人民利益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中，更容易发生“市场失灵”。在经济学中考虑市场的作用问题时，不能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说。
有些经济学家总是讳言我国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讳言存在剥削，乐意把它称为民营经济或民本经济。在我看来大可不必。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发展自己重新搞起来的。当年我们党领导三大改造，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叫做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现在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再生和迅速发展问题，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同样是个哲学问题。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作用的规律，就很难理解这种变化。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不如此，就没有强大的国营经济，也没有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基础的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除了共产党执政外，与夺取全国政权前的旧中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这样，就没有后来进行改革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问题是中国在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并形成比较强大的国有经济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国有经济独占独大，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这就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多不相适应的矛盾。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以后又重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社会资源和劳动力配置的方式，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改革本质上是调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从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着眼，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用不着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名称，也用不着讳言存在剥削，更用不着修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只要我们懂得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真理是没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剩余价值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绝对坏的东西。当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资本主义在英法矛盾重重，可在德国资本主义还被当成初升的朝阳受到欢迎。
列宁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批评一些怀有左的僵化思想的共产党员时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12)列宁强调，“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像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13)
在经济学研究中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懂得历史唯物主义，懂得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就不必要讳言私营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应该懂得，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和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处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它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没有强大公有制为主体的私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结构中，它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解决就业，增加供给；剩余价值既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又可以满足私人资本逐利的活力；私人企业主，可以以他们的资本、管理经验和技术创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不要在名称上争论，是企业家还是资本家；是剩余价值还是资本收入，对哲学家来说没有多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语义哲学。它要求对任何问题都要放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分析。
我们丝毫不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富裕与贫困之间的社会矛盾肯定会存在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即国家当然要发挥它的调控功能。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矛盾。如果矛盾处理不当，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中各经济成分的结构失衡，甚至让私有化的思潮成为主流，当然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不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不把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问题，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来考察，是会不得要领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经济学家绝不可缺少的锐利认识武器。
其实，不仅哲学与经济学要加强对话，同样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与社会主义学说理论研究的对话。社会主义学说，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如此，当代中国同样如此。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首要的是价值观念，把所谓价值性置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之上，片面强调自由、平等、人权、和谐、公正之类的价值首要性。可是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最基本原则：任何一种社会价值都不是悬空的，它都依存于它借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恩格斯曾经尖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本质并把价值放在首位的观点：“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14)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同样适用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提倡以人为本、提倡自由、公平、正义、和谐，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这些价值观念的逐步实现提供了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如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一句话没有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有价值目标都会变成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它的双脚始终稳稳地站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认为归根结底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中具有决定意义。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我们今天，反而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塞进新康德主义价值观的理论框架中，岂不怪哉！
我重点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各学科的对话，这种对话对消除马克思主义内部各学科的分裂，对坚持和发展作为完整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极其必要的。但是，我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例如，在经济学方面，我们一些学者对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的符号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很显然鲍德里亚关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批判，对我们很有启发，但它的理论出发点很难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沟通。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普遍规律。任何社会即使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停止生产，哪怕是几个星期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根本不存在一个不以生产高度发展为基础的消费社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分析，以生产为起点是完全正确的。虽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当产品匮乏消失，消费会越来越超越人类自身需要的水平，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转变为一种奢侈，这是必然的，但它的基础仍然是生产。
从文化角度来考察消费可以是一种新视角，但它不能取代生产在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消费可以有符号意义，因为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内容，而生活方式就是文化的载体。从来消费就不仅是物质的，而且具有符号意义。在封建社会，衣服的式样或颜色都是身份的标志，例如黄色代表皇族。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限制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失，但衣着代表高贵、时尚、新潮、先锋或反世俗、叛逆的符号意义更加强化。但符号意义是文化意义，它不能改变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
同样，消费中的异化倾向在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出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关于《需要、生产和分工》中已经开始批判资本主义的消费观。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下贱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下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15)这种消费异化表现为人成为消费品的奴隶，这种消费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因此马克思在指出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同时存在消费需求不足，即人的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现象。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普遍高消费的社会。无论资本主义生产如何发展，总体财富如何增加，普遍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但只要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剥削、存在贫富对立，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消费水平仍处在不同层次上。资本主义强势的广告宣传和商业文化攻势，可以使高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普遍追求的文化观念，但不会使普遍高消费成为全民的客观事实。
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鲍德里亚以符号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但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观念日趋处于主导地位的看法，对我们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提倡合理消费、科学消费、文明消费，使对需求和消费的满足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某种警示作用。我们目前主要矛盾仍然是消费不足和消费水平不平衡。发展生产，满足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但同时应该防止消费主义的滋生和膨胀。我们应该接过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去寻找另一种答案。其他与各种旗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总而言之，哲学处于“冰冷”状态，应该加强对话，尤其是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内部的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虚，不能脱离实际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反过来，经济学不能太实，太微观，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目标，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能；而社会主义学说，必须双脚牢牢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上，而不能朝抽象人性论和唯心主义价值论靠拢。如果我们能把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逐步扩展到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彼此间的对话，肯定对坚持和发展作为完整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对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统一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容，具有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在加强哲学对话中走出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的困境。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4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1-41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3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0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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