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建设时期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双重变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论文,化与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至1966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和第一次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出现严重挫折的阶段。党和国家一方面在现代化探索中艰难前进，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波折迭起，阻滞了现代化的进程，呈现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发展趋向。以往研究常常限于经验教训的归纳总结，较少注意十年建设时期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大转变
什么是现代化？尽管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都不否认现代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和规律。它以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在欧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为起点和早期形态，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散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而形成和发展。其基本内涵是：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理性化。各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背景不同，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和要求也不一样。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一种，它既有世界现代化历程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点；既会受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影响，又有自己的内在因素和道路选择。
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特色”，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即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大变革是由外力推动的，这是它不同于历史上变革之根本特征。其基本原理是：在先现代化国家对华侵略的影响下，从民族自强自立的目的出发，推动本国现代化；学习外国先进文明，并使之与本国实情相结合，改造本国的传统社会因素，创造现代因素，逐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1]（P31）。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传统社会在完全被动的状态下逐渐发生新的变化[2]（P694），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由此说来，中国的现代化已经经历了160余年的历程，其中依次包括：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内部寻找改良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试图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在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寻求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阶段，可谓岁月漫长，代价深重。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带来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中国共产党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设计目标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且将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统一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虽然从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然处于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启动阶段，但是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前途命运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即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与此相应，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也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启动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启动阶段，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跨入了与前不同的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被中国人作为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对象，开始于民国初年，形成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确认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内逐步尝试，并对整个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同面逐渐扩大，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因此，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信仰和追求，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选择正确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结果。正是本着这种为国家和民族选择正确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为此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在不断探索，直至找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且建立了一个为广大民众所信赖的、能够统一领导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并实行了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启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努力引进国外的先进科技和设备，经济和社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经济恢复，政治清明，秩序稳定，人民团结，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平显著提高，从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地位得以确立。“这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开国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经由一场荡涤旧社会、打倒剥削者的革命之后带来的新鲜气象的胜利时期。”[3]（P178）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失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遭受了连续的挫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发展进程。
在新中国最初几年的经济建设中，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弊端已经开始显露出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也在重新估价自身发展道路的利弊得失，开始了初步的经济政策调整和以分权为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在东欧，南斯拉夫是最早的“离经叛道”者。在匈牙利、波兰，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道路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一切都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在总结本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从“一五”计划末期开始，决心寻找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探索的过程中，曾一度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可惜的是，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以及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效应及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的作用[4]（P286），加之后来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对国际和国内形势判断的过于绝对化和片面化，使新选择的道路再次偏离中国的实情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造成现代化进程的受挫。
二、艰难探索与现代化的背离
1956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年份，因为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收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5]（P89）
1956年4月25日，在广泛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6]（P267）的报告，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的方针。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建设中积累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必须兼顾国家、企业和生产者三者的利益关系，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反对个人物质利益高于一切，也要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重工业是建设的重点，但必须同时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对农民不要挖得太苦，不可“竭泽而渔”。第二，合理解决经济布局。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时，也要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作用。第三，调整管理体制。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工厂一点自主权，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第四，处理好学习与创新的关系。要学习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但必须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报告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中国知识界面貌发生的根本变化，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社会作用作出了正确估计和判断，成为制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针对国内外、党内外的种种疑虑和议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思想和文化建设的方针。他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7]（P229）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前一阶段已经开始的初步探索作了总结、提升和确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会确定了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以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关于改进计划经济体制，陈云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思想。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大会把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提到重要地位。在正确判断国内主要矛盾和今后主要任务的前提下，八大进一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即“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八大期间，毛泽东还提出15年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0年到100年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宏伟构想。[8]（P302）这是在初步意义上，提出中国将努力实现的现代化奋斗目标和分步实施的战略步骤。中共八大，在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转变时期，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提出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新的方针和设想，从而使以苏联为借鉴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6]（P363）的讲话，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八大路线。在由革命转入建设的历史转变时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尽快地从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基本任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它不但是使科学和文化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他主张，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文化的发展。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说，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9]（P819），以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它的内容归纳起来是：第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现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第二，改变过去主要依靠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动员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做法，确定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社会动员和进行社会经济建设的动力。第三，从中国经济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经济与国防建设等重大比例关系，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四，改革经济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适当保留部分个体经济和一定范围的市场调节，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补充，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适当放权。这些理论的取向适合国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新中国最初几年工业化建设经验的结晶，体现了十年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化探索的正确发展方向。这些表明，中国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探索，是与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结合苏联的教训和本国实践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潮流相同步、相适应的，在探索的方向上是正确的，所涉及的内容也是有一定深度的。对此，毛泽东自己后来说过：“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0]（P213）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取得了上述成效，但也还只是初步的成效；有关认识或理论还不够系统、完善，有矛盾，有疏漏；有些正确的认识还不巩固，或者在认识上还没有取得统一。1957年五六月份知识分子在短期内对“一五计划”爆发出的批评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一是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恰当平衡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二是过分主张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与权力下放的关系；三是关于中共与中国社会其他团体的关系，使中共发现知识分子的批评过于严重，以至不能允许“百花齐放”继续进行下去。这就为反现代化趋向的出现甚至愈演愈烈终成压倒之势埋下了伏笔。
在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处阶段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说，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建立起来，一方面说，中国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完成。认为中国还处于过渡时期，是因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的任务只完成了“三改”，“一化”还没有实现。认为只有完成工业化才算“建成”了社会主义。虽然结论是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但这种表述却是不完善的。因为“过渡时期”这个概念自身蕴含的任务是搞阶级斗争。后来，当转而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就不再谈当初继续使用“过渡时期”的前提和本意，而是从这个概念自身包含的任务中找到了理论根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概括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对中国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状况的分析却存在着矛盾之处。他把与落后生产力相适应之处，如农业集体经济内部的小私有、个体经济的存在，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成熟、与生产力不适应，要把它们“完善”掉。这种认识导致生产关系向着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侧重于对人民内部的政治、思想矛盾的分析，而把更为基础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放在从属的位置上，因而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主要是“批评—团结—批评”。这批评可以是教育或斗争。显然，这种方式不适于处理经济利益矛盾。刘少奇等人更侧重于分析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内容也就有了很大区别。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关于如何动员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重视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动群众，通过批评、教育、斗争，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发动和领导，一切工作、一切事情都要大搞群众运动，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破坏性后果一次比一次严重。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侧重于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合理的分配制度，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在如何改革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上，“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虽然提出，但没有进一步发展，而以行政分权为主要特点的改革思路成为主流。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问题，却未能触及原有体制的本质问题。在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对于是否要坚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在中共中央决策层中也有不同的认识。
上述存在的问题，说明探索的成果是初步的。如果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些成果可以成为进一步探索的良好基础。但也正是因为存在着上述问题，当因国内外出现某些重大事件的影响、而急于求成思想又不断滋长时，便对原来的一些正确认识发生了动摇，一些不完善认识中的错误部分却上升为主导地位，探索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导致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背离。
急于求成的情绪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已初见端倪。急于结束多种经济成分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对实现工业化时间的估计太短。运用上层建筑的力量，通过群众运动，在短短四年里便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工业化却只取得初步成果。为了使已建立的社会主义早日取得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就要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原以为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千百万小农的改造是件非常困难的事，需要很长的时间，结果通过群众运动，掀起一次大的高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如果只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不对相应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将对生产力发展造成长期的影响作出正确的估计，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人们下定决心去做，通过不断反右倾，掀起群众运动的高潮，都可以得到成功。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1955年底到1956年初，中共中央在经济工作中批判右倾思想，提出要走非常规的道路，以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结果，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了，却引起了国民经济局部性的比例失调。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发现了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反对“冒进”，以稳定国民经济。
在反右斗争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结合政治上的反右，对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采取的反冒进措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此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逢会便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调子越来越高。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只讲速度，不讲效益；只讲发动群众，不讲经济规律；只许反右，不许反“左”；不作科学论证，任意扣帽子、打棍子。它的结果，使经济建设方针发生重大转折，为即将到来的全民大跃进作了思想准备。
1956年，波、匈事件的发生，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世界反共浪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本身就有显示团结和力量之意。苏联提出15年赶超美国，向共产主义进军。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号大国，在这种气氛中，似乎也应有所表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要在15年中赶上或超过英国。
就一般意义而言，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无可非议。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本身就包含着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意思。社会主义制度要显示出优越性，也要最终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超过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是客观的。问题在于，在中国经济如此落后的基础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在不断批右倾、鼓干劲的热潮中，赶超的期限又不断缩短。这就成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空想。忽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与艰苦性，力图在不长的时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完成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这是50年代末期提出“超英赶美”口号的实质。它是不断滋长起来的急于求成思想的产物，又成为“大跃进”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反冒进的产物。总路线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它在理论上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却忽视了客观规律。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情绪不断发展的同时，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过渡的思想也滋长起来。首先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即按劳分配原则的批判，其次是主张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为主要内容的“左”倾理论的形成，标志着探索走向了脱离国情的轨道。这直接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发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舞台，因而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尽管“关于大跃进的目标、运作甚至还有持续的时间，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然而，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11]（P81）
其一是热烈的乐观主义，宣称中国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历史性的任务，认为先前的问题已经找到并将得到解决。二是将群众路线的原则神圣化，认为人的努力和意志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大众动员是解决所有行动领域的问题的有效方法。这种拔高群众路线的做法十分强调所动员人员的数量，颂扬牺牲精神和体力劳动的价值，贬低专业化技能和知识精英的专业知识。三是强调“政治挂帅”，断言正确的政治觉悟最重要，因而是社会行动的唯一恰当的基础。这一原则要求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官方意识形态，努力保证政治思想推动和指导群众动员。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党委在贯彻中央政策时的权力。最后，大跃进相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同时进步是可能的，它不承认在发展中存在不可克服的限制或是相互排斥的可能性。
三、反现代化压倒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危机
正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导致现代化建设事业遭受挫折，使人们开始反思和寻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过程中，遇到了国际国内一些复杂的情况和问题，促使毛泽东在国民经济通过调整刚刚走出低谷的时候，由于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判断的失误，决心重提阶级斗争，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重大课题，从而导致了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并沿用和发展反右斗争中的“群众运动”方法，以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现代化的正常进程。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此，政治思想被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改变了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某些策略。毛泽东认为，“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反右派斗争所创造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去解决。[6]（P480）正是这种策略，使冤狱遍及神州，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也从此生长。
1959年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级。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和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对毛泽东批评不得。推动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发展，没有了监督和制衡，以个人是非为是非，全党跟着领袖犯错误。庐山会议不仅直接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中心组多次讲话，特别严重地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重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各种经济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阶级斗争这个主题。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出发，把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分歧，都被误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被作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进行批判。这不能不对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
根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从1963年至1965年间，全国城乡普遍开展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基层农村中许多性质不同的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现象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采取了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和处理，这就不能不影响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开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对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越来越严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使“左”的思想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进一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方针下，运动的重点最终被确定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指导和国际反修斗争的影响，很快渗入经过调整刚刚有了新的起色的思想文化领域。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形势作出了越来越背离实际的估计，“左”倾错误也就逐步地发展起来。从1964年夏季开始，对文艺界的错误批判又逐步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在历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及“让步政策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过火批判的同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再度发生严重的“左”的错误。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的发展，把学术观点问题、世界观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敌我界限，破坏了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十年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提出及其在实践中的日益发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理论和实践，使这十年的国家发展出现正确的发展趋向同错误的发展趋向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这两种趋向此起彼伏，在不同的阶段或隐或现，最终还是由错误的发展趋向占居了主导地位。由于党内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决策的正确与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毛泽东个人的作用。[12]（P59）如果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判断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就会推动正确趋向的发展；反之，则强化错误的发展趋向。这样一种民主集中制不健全的决策过程，反映到整个国家工作的指导中，正确发展趋向的积累不足以抗衡错误趋向的发展，愈来愈处于非主流地位，从而导致“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不断升级，终于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使中国现代化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蕴含的现代化道路是错误的道路，“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摧残文化的灾难。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并萌发了新的技术革命。而在此期间，中国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挫折，延误了时机，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这二十年中，虽然从反帝防修出发，使中国的国防科学技术获得了重大发展，加强了军事工业建设，石油工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整个国民经济却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有过某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努力，也不能收到大的成效，并埋下了许多隐患，这是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遭受的最大挫折和损失。
四、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创造性转换
十年建设时期是中国经济走向命令经济和长官经济的十年，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高度集权的十年，是中国意识形态走向个人崇拜的十年。这十年由于1957年以后“左”的指导思想的滋生和发展，加上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重大失误，中国没有取得本来在正常轨道上可以达到的更大的建设成就。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的体制方面以及发展模式上，积累了许多深刻的矛盾和问题。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理论和实践，使这十年的国家发展出现正确的现代化的发展趋向同错误的反现代化的发展趋向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这两种趋向此起彼伏，在不同的阶段或隐或现，最终还是由反现代化的错误的发展趋向占居了主导地位，反现代化压倒现代化，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严重危机。
虽然“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了两次重大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代表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政党，加之“三面红旗”本身也含有对此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检讨和探索新模式的用意，在此期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曾多次调整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政治关系，理论界和人民群众也在这些调整政策的指导下积极探索适合当地情况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模式的探索中作出了不少新的创造，如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包产到户、社队企业等。这些调整政策和生产模式的创造，不仅对当时的国民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没有政治动荡的干扰，其成效将更为明显）而且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一些基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此以后，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创造性、全局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不断完善，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第二次转型，即从经典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此，不仅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而且开始了实践探索的新阶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全面推进、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改革进一步深化，开放进一步扩大，各种体制进一步理顺和完善，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而逐步走出困境，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以法治国的新阶段，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平稳而适度发展的腾飞景象。在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方针也取得了重大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不仅系统总结了邓小平理论，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及其建设方针更加明确而深入人心，而且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突出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使命、方针和途径，将有力地推进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前两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有着不同之处，加之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必然会产生和形成不同于前也不同于后的新特点。一是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目标和实现途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安定团结环境的可靠保证。二是以确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虽然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是直到1978年才开始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进入到顺利发展的新阶段。三是谋求全球化与中国化的统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现代化建设中，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创造了许多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有力地推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并为21世纪的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没有十年建设时期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双重变奏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现代化的危机，就不会有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创造性转换，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拓。代价与补偿，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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