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财政运行趋势的分析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趋势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连续三年实施的，以适度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政策效应，是促成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出现重要转机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国内外对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走势与后果也产生了更大的关注，引发了这样那样的思考与问题。
一、当前我国财政运行的状况分析
首先从衡量赤字—国债规模的主要指标来看：
1、赤字率，即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
《马约》规定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入围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 比重的趋同标准为3%， 我们可以大体以此为参照来衡量我国的赤字率状况。1997年之前我国与《马约》同口径的赤字率都未超过1%，1998 年为2%，1999年为2.8%，估计今年也不会超过3%的上限。
2、债务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
这一指标广泛用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此具有国际间的可比性。此指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45%～60%。1998年之前，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只有5%左右。1998年， 加上当年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因素，债务负担率升至13.3%，1999年为13.8%，今年的这一比率估计和上年相近。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同一指标相比，我国的债务负担率显得较低。1997年美国的债务负担率为62.1%，日本为97.3%（1996年），英国为52.7%，法国为57.5%，德国为62.2%。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已有上百年的国债发行历史，债务余额更有几百年的累积；而我国的国债发行只有十几年，债务余额具有不可比性。然而，尽管如此，至少说明我们的债务负担率还没有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3、财政债务依存度， 即当年的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与债务还本付息支出的比重。
从表面上看，当前我国全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大大高于20%的警戒线，1995年为20.1%，1996年为21.3%，1997年为22.2%，1998年为29.7%，1999年为26.6%。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更高；1995年为53.9%，1996年为56.8%，1997年为55.9%，1998年为71.1%，1999年为66.8%。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我国作为分母的“国家”或“中央”财政支出，只包括了预算内的支出数额，这显然是极不完整或大大缩小了的实际财政支出数字。比如在1995年和1996年，我国窄口径即只包括预算内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是20.1%和21.3%，但如加上预算外支出后的这一指标就只有15.5%和15.03%，如再加上1600 多亿元的政府基金支出，1996年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进一步降至13.39%， 就是说已在警戒线范围之内。同样，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如按窄口径计算，1996年为56.8%，加上预算外支出后变为43.74%， 再加上政府基金支出后则降至32%左右，低于按窄口径或现行口径计算的财政债务依存度达23个百分点之多！
可见，无论从上述的主要衡量指标、还是从国家财政的现实承受力来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到目前为止的运行是稳健健康的。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从政策选择上看，自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国内外特定经济情势下的一种现实而有效的政策抉择，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为代价，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为主要目标的一种必然性政策选择。理论和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充分表明，在经济萧条或经济紧缩期，在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和社会矛盾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不果断实行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举措，不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为代价，那我们所面对的可能就不是今天这样的好形势、好局面。
二、未来前景也将是良好的
之所以断定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前景良好，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种情况和因素。
一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态势和发展质量。
理论和许多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实践已充分表明，一定时期内一定规模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并不可怕，只要能以此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能达到经济社会稳定，充分就业，资源配置与利用合理，经济结构优化等目的，赤字和债务负担就能在经济总量增长、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加以化解。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七八十年代“滞胀”时期的高赤字、高债务，经过90年代以来以信息革命为先导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之后，逐步化解政府巨额债务并走向财政盈余的事实，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国家财政偿债能力的不断增强。
一国财政赤字的多少、国债规模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弥补赤字和偿还债务的国家财政实力。我国当前之所以出现国民经济的发债（应债）环境宽松（债务负担率较低）而国家财政的承债力（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较高）较弱的矛盾现象，其根源并非在于政府债务规模过大，赤字过高，而在于国家财政的实力太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可支配财力严重不足，债务的消化或偿还能力不高。因此，只要我们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大财政体制特别是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调整优化财政支出范围和支出结构，规范政府的收入机制，尽快解决预算外、制度外、费大于税等种种弊端与问题，建立起稳固、统一而强大的国家财政，现有财政赤字的弥补和国债的如期偿还都是不会有问题的，没有陷入赤字和债务困境之虞。
三是在正确判断和把握国债规模的基础上，优化其发行结构与流通方式。
尽可能使之不产生明显的还债“聚集效应”，对社会资金的“挤出效应”和有害的通货膨胀推动效应。
四是对财政风险的高度重视和防范。
就近中期的情况看，特别是从国际可比、国际公认的债务负担率来分析，我国的国债发行的确还有一定的空间或潜力。比如，我国2000年的GDP规模将近9万亿元，按照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目标，我国在2010年的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即达到约18万亿元。这样，即使按照10 %的债务负担率来计算国债发行规模，我国2000年可发行国债9000亿元，到2010年可增加到1.8万亿元，但事实上我国今年只发行了4980 亿元（已加上下半年增发的500亿元）。国内有些学者主张， 中国今后的债务负担率似可参照国际公认的60%的一半即30%来掌握，如果真能这样，那发债的潜力将更为可观。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当前和今后面临的财政风险又的确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的重要问题。
总之，理论和世界各国的长期实践已一再证明，一定时期国债规模的确定，必须留有充分的余地，必须高度重视和防范可能出现的财政风险。因为，与金融风险相比较，财政风险的波及面更大，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远较金融风险为甚，故切不可漠然视之，且要未雨绸缪，及早采取应对措施。我国近三年来的发债规模，正是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样的财政风险问题，故其规模和力度可以说是积极而又稳妥的。今后如继续循着这样的立场与思路办事，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三、当前和今后需重点解决的两个问题
1.确保和努力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果。
增发国债是在经济紧缩条件下的一种宏观调控举措，也是稳定经济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因此国债资金就必须用之得当、用之有效，否则就违背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衷，同时也将因国债资金运用的无效或低效而造成后续国债规模的虚增压力。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政策效应，是促成今年中国经济出现重要转机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但与此同时又毋庸讳言，国债资金的使用上也出现了诸如个别建设项目的选择不够慎重、资金到位不够及时、某些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没有保证、甚至贪污挪用国债资金等现象和问题，须引起有关监督部门的重视与警惕。
2.尽力扩大国债投资的“乘数效应”。
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启动、刺激作用，关键不在于其数量多少，而在于其投资乘数作用的大小。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不会太高，不可能通过其“单打独斗”来支撑经济的发展，但其对社会投资所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带动性、引导性（调节性）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财政投资的“四两拨千斤”效应，亦即乘数效应。一般说来，其乘数效应越大，所撬动的社会投资越多，国债的发行规模就可相对减少，社会资金对政府投资需求的“替代效应”也就越高。因此，在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通过财政补贴、财政贴息、财政参股和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的调整、优化等途径，努力扩大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迅速扭转社会投资增长跟进不快的局面，就对逐步减轻国债发行压力，防范与化解财政风险，乃至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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