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我国政府支出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动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出对论文,我国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一方面，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可以通过乘数、加速数原理对国民经济起到倍增的刺激作用，进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资与居民私人消费形成互补关系，并且，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财政资金能给居民带来财富效应。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派则认为，在完全理性、消费期界无限和资本市场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债券融资与征税的影响是一样的(李嘉图等价原理)，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Bailey，1971)。一部分凯恩斯主义者甚至也认为，在财产和债务存在代际转移的情况下，即便个人消费期界有限，政府支出仍能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在国内，由于学者们依据的理论、采用的研究方法或考察的时间区间各有差异，结论也有很大不同。胡书东(2002)、李广众(2005)、李永友与丛树梅(2006)等的研究认为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引致效应。但樊纲(1999)、谢建国与陈漓高(2002)、黄赜琳(2005)则认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在研究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众多文献中，比较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并不多。李广众(2005)采用OLS线性回归估计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大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石柱鲜等(2005)认为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政府消费支出对居民消费均存在挤出效应，而政府投资支出对居民消费则是挤入的。但是，张自觉与吴定玉(2007)采用时变参数模型得出的研究结论却是：大多数年份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大于对农村居民的挤出效应；政府消费性支出(从1998年开始)与转移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张书云(2008)通过VAR模型得出，在短期政府消费对城镇居民是挤入的，但在长期无影响，对农村居民消费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是挤入的。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呈现挤出效应，但在短期对农村居民消费是挤入的，在长期则呈现挤出效应。
可以看出，关于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上述文献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差异，甚至相互矛盾。而且，在关于财政分类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研究中，前述文献的分类基本上沿用了Barro(1990)等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时的分类方法，即把财政支出划分为资本性(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两种。而在我国目前，旧的福利与保障体制逐渐被打破，新的体制又不健全，民生问题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政府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入新一轮扩张期的情况下，把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支出从资本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中分离出来，考察民生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政府部门经费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别，把握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特征，对于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刺激效率十分必要。
二 数据指标说明与计量模型选择
(一)指标选择与检验
在财政支出的分类方面，把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主要支出项目表中的基本建设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科技三项费用和地质勘探支出等四大项并称为基本建设支出；将文教科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和支农支出合称为民生支出；将包括行政管理费、交通流通部门事业费和国防支出的三类支出界定为政府经费支出①。为了剔除物价波动影响，所有的数据都除以以1978年为基期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在此基础上取对数，以便在计量回归中消除异方差，从而提高估计精度。由于现实中的许多经济变量往往是非平稳的，如果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直接进行分析容易产生虚假回归问题，因此，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常见的扩展的Dick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方法，相关变量指标的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本文应用的统计软件为Eviews 5.0)，可以看出，所有的数据指标均为同阶(1阶)非平稳序列。
(二)经典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与模型稳定性检验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财政支出与城乡消费支出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其中图1.1为政府支出与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取对数后的散点图，图1.2为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取对数后的散点图)，可以看出，财政支出与城乡消费的关系均存在明显的结构变化。通过经典的OLS线性回归，得出的有关财政支出与城市居民消费之间弹性关系的估计结果为(注：括弧中的数为对应参数T检验的P值，文章后面的标注方式与此相同)：
根据模型的前述检验与诊断结果可以判定，该模型存在结构断裂、预测失灵及自相关等问题。同样，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经典OLS线形回归模型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应用经典OLS线性模型回归得到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弹性关系的平均值来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结构性变化的弹性关系是不准确的。而运用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技术的状态空间模型中的时变参数模型，则能很好地克服变量之间由于结构变化而给经典OLS线性模型带来的困扰。
(三)时变参数模型的优势与特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政府职能、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环境、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特征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为了全面认识改革开放30年政府支出对城乡消费影响水平的演变特征，本文引入状态空间模型(Harvey，1989；Hamilton，1994)构造的时变(可变)参数动态回归(TVP)模型。利用状态空间形式表示动态系统具备两个优点：一方面，状态空间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变量(状态变量)并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估计结果；另一方面，状态空间模型是利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滤波来估计的。时变参数模型的具体结构形式为：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政府支出与城乡消费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水平的回归结果如方程(5)～(8)所示。其中量测方程(5)和状态方程(6)是财政支出对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影响情况的估计结果，量测方程(7)和状态方程(8)是财政支出对农村消费支出影响情况的估计结果。在这两组回归方程中，状态方程(6)中时变系数采用的是服从随机游走分布形式，状态方程(8)中的时变系数服从带有漂移项的AR(1)分布②。通过回归模型相应的参数值可以看出，两组方程的估计结果都是可信的。
图2 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弹性影响系数变化特征
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弹性系数变化轨迹如图2所示，位于上方的是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弹性影响的变化轨迹线，位于下方的是对农村消费支出弹性影响系数变化的轨迹线。可以看出，30年来，财政支出对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效应(弹性系数)一直都明显高于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效应，这和李广众(2005)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且财政支出对两者的促进效应差距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可以看出，两条曲线在1996年前后都存在着一个转折点，在转折点之前，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弹性影响处于一种不断上升的状态，而在转折点之后呈现出一种持续下降的态势。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弹性关系的这种先升后降的变化特点，可以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与宏观经济波动中得到一定的解释。大体上讲，在1996年之前，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偏重增量方面，所有的社会成员处于一种共赢的局面。广大的城乡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在享受着传统社会福利优越保障的同时，也获得了改革带来的实惠，因此，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消费行为对政府支出的响应程度逐渐提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并逐渐进入到存量部分时，改革逐渐触及到社会各群体的既得利益。由于在改革深化阶段正赶上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宏观经济趋冷，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紧缩出现重叠。为了使大批的国有企业早日脱困，政府加快了职工下岗分流与企业体制改革的步伐，并相继进行了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改革，粮食与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等。这种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重叠，一方面在城市出现了大量的下岗职工(1995年-2000年，全国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下岗职工人数分别为：564万、892万、1435万、3019万、3700万、3854万)③；另一方面又使广大居民的实际与预期收入增长速度下滑，而预期支出则出现很大的增加，进而使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更为谨慎，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杜海韬，邓翔，2005)。
另外，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但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一直都在城市，在第二产业，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各种优越的社会福利保障也基本上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得到。而且，为了支持和加快工业的发展，国家还通过各种策略让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所以相比较而言，城市居民享受到的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成果远高于农村居民。这也是为什么在城镇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相应程度不断上升的过程中，政府支出对农民消费的弹性影响系数没有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贸易自由化范围与程度的不断加强，在广大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越来越多贸易自由化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广大农民的农产品价格却受到了进口品的强烈冲击。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与我国人多(农民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弱势地位。总之，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安排，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使城市居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的好处要高于农民，而且两者之间所获利益的差距处于不断扩大的局势，这一点从图3所示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系数的变化特征也可以看出。
图3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关系
(二)财政分类支出对城乡消费的影响
财政基本建设支出、民生支出与部门经费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回归结果如方程(9)～(12)所示，从状态方程(10)和(12)可以看出，两组模型的时变系数均采用的是带有漂移项的AR(1)形式。前一组回归模型是财政分类支出对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状况的估计，后一组是对农村消费支出影响状况的估计，回归模型的相关参数指标显示，两组回归结果同样是可信的。
图4反映了两组回归结果中各类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弹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轨迹。其中，图4.1反应的是基本建设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弹性影响系数的演变特征，可以看出，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对城市居民消费一直存在挤出效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挤出效应在迅速缩小，对农村消费在1999年之前存在促进效应，但之后弹性系数持续降低，促进效应转变为了挤出效应，但挤出效应水平仍低于对城市的挤出水平。图4.2反映的是财政用于改善民生的支出对城乡消费支出影响水平的变化轨迹，民生支出对城乡消费支出的促进(挤入)弹性持续下降，但对农村的促进效应一直高于对城市消费支出的挤入弹性。图4.3反映的是政府部门经费支出对城乡消费支出影响情况，很明显，政府部门经费支出对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存在着一定的挤入效应。这或许是因为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均在城市，其工作人员也都是城市居民，事业经费支出也都在城市消费。部门经费支出对农村消费支出却存在着挤出效应，这一挤出效应随时间推移在逐渐下降。
图4 财政分类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弹性影响的比较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分析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均有较高的促进效应，比如，财政支出每增长1％，会带动城市消费支出大约1.1％的增加，使农村消费支出大约增加0.97％。但也应看到，在1996年之后，财政支出对两者的促进效应在逐渐下滑，且两者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在财政分类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支出对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存在挤出效应，但对农村消费支出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由促进到挤出的转变。民生支出对城乡消费支出均存在促进作用，且对农村的促进效果高于城市，但都处于一种持续下滑的态势。政府部门事业经费支出对城市消费存在着促进作用，但对农村消费支出却有较高的挤出效应。
财政支出对城乡消费均存在较高的促进作用，使我们对本轮的积极宏观政策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财政支出对城乡消费的促进效应呈现持续下滑的态势，如果不做出相应的调整，会使财政政策效果逐渐弱化而难以达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政府支出对城乡消费促进效应的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这反映出现有的经济与财政政策设置不利于启动农村消费，不利于解决“三农难题”。根据政府分类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改善民生，增加民生支出，这对于扩大内需和缩小城乡差距能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从而缩减部门经费支出规模；控制基本建设的范围和领域，对于那些可由私人部门替代的、不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要坚决退出。另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对外开放进而贸易逐渐自由化的情况下，农业和农产品的经济特征与我国人多(尤其是农村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农民必然处于劣势地位，仅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对外贸易不可能解决城乡差距。因此，一定要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构建有效的、有保障的财政支农体制与制度。
注释：
①财政支出的11项分类支出是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表”计算出来的，由于电子版《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没有这一表格，所以有关财政分类支出的数据只能取1978年-2006年，财政总体支出与消费的数据区间为1978年-2007年。所得数据均来源于1993年-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关于时变系数分布形式的采用，本文是通过比较模型在可变系数服从不同分布情况下得出的回归模型的检验与诊断指标的优劣而进行选择的。
③胡鞍钢：《中国挑战通货紧缩》，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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