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对于归因理论与研究发展趋势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认知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6)01-0105-05
20世纪70年代，归因研究开始取代认知失调理论，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认知理论的迅速崛起，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范围几乎涉及各种社会心理现象，诸如解决社会问题的成就动机、认知失调以及社会压抑等[1]。时至今日，这方面的文献尚保持每年300多篇之多。
一般地，归因概念往往包括两个基本内涵：(1)伴随对个体心理特质或性格等的刻意关注而产生的对于靶子行为的推断。(2)关于行为成因的感知。据此，与行为相连的心理特质可分别为“内—外(性情—情境)”归因所决定。海德曾在其名著《人际关系心理学》(1958年)中首次阐释并确立了这一观点，即归因者的目的在于根据观测线索推测一般意义上的稳定的心理特质。他对“性情归因”的界定并非仅仅指向人格特质，同时还指向人的其他特性。他在社会与非社会的性情特性(dispositional property)之间作过一个生动的类比。他说，原本桌子上的沙子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它会激发对于潜在原因的搜寻：可能房间的天花板有问题！同样地，一个人的行为意义原本很小，除非作为个体更稳定而潜在的动机、特质及性格等的替代物。借用Johnson-Laird(1983)的话，在人类关于世界的“心理模型”中，归因是出于建构这一模型而对知觉性输入进行转译的过程[2]。
一、归因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定义由狭义走向广义
早期归因理论关注个体知觉情境下行为者的心理特质的归因。研究者根据行为与归因特质的关系将归因分为“内—外(或性情—情境、个体—刺激)”两种基本类型。与之相反，当代归因理论则强调特质归因与对知觉者所处环境之认知及其理解的连续性程度。Hewstone(1989)指出，“解释是理解的一般过程的一部分”，因而归因研究“实际上与基于这种前提的研究是同质的，即人们总是根据对环境中成因的知觉付诸行动”[3]。因此，早期研究注重行为与心理特质，而今则关注知觉者的心理模型的建构过程。这种变化反映出社会认知对自然认知与社会认知连续性的高度重视。
(二)归因推理由“内容空泛”走向“内容具体”
Jone和Kelly的早期研究主张人们利用一般知识而非具体的行为或特质进行推理。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强调具体的知识结构在归因推理中的作用。Reeder和Brewer(1979)发现，不同类型的行为(如学习与道德)具有不同的归因原则[4]。Smith和Miller(1979)认为，脚本(储存着事件的预期结果及其因果关系的知识)能够装备归因者用以思索的原因清单[5]。Abelson等(1988)提出了归因的“知识结构说”，强调课文理解中具体知识的运用与文章之间的外显联系[6]。Hilton和Knibbs(1988)直接比较了归因的共变策略(covariation-based strategy)与知识策略[7]。研究发现，当呈现某事件时，被试会分析它的意义，并且会基于有关脚本、计划或目标的具体知识将特质归纳到行动者身上，而非搜寻共变信息或恢复记忆中“假想”的共变信息。
这一变化与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社会认知领域研究重心的转变相辅相成[8]。早期认知研究者认为，一些内容上比较概括的推理规则足以产生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行为。而今则强调以对广泛的具体知识的表征和应用为基础的问题解决与适应性行为(如专家系统)。社会认知完全秉承了这一趋势，研究者一般都主张人们拥有大量的具体知识库，它们经由脚本、图式、原型、样例、推理规则及偏好等得以组织，并且据此作出判断，进而规定行为。
(三)由规范模型走向归因过程中的各种“错误与偏倚”
归因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即为由将归因者看做理性的人转而强调人们在归因推理时所犯的错误与偏倚。早期归因理论是在归因得到合理判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而不仅创建了归因者应当如何加工信息的规范模型，而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行为命题。然而，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规范模型存在的系统性偏差问题。这一情况集中反映在大量的归因错误中，包括各种自我服务偏倚、功能性归因错误等，并且据此形成了归因的两大心理过程：认知与动机。前者支持规范的合乎逻辑的正确推理，后者则导致各种判断偏倚。而今，社会认知开始已经逐渐摒弃了这种双加工观，主张归因受到认知资源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启发式策略与心理图式等心理捷径的使用以及信息的突显性与可利用性等因素的影响。即同一过程既可导致正确，亦会产生错误，这有赖于可利用的信息量、知觉者可调动的认知资源、判断的动机水平等因素[9]。即研究者承认认知活动一直服务于具体的加工目标，既包括出于自尊或自呈之动机，也涉及对世界理解的准确性。因此，认知与动机不是二分的，在任何判断行为中都是必需的。
(四)由规则或算法走向过程
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区分出了各种认知加工过程的不同分析水平。其中最重要的区分是指导信息加工以及输出结果的生成的算法、程序或规则与实际执行这种法则运算的硬件的属性与实施方法之间的差别。Pylyshyn(1984)将其分别称做表征水平和机能结构水平[10]。Anderson(1983)认为这实际上是程序表征的具体内容与认知系统的基本结构之间的差异[11]。在此基础上，Hewstone(1989)进一步区分了逻辑归因(发生在规则或算法水平上，如应用共变信息)和加工过程及内容(指归因时所涉及的详细具体的认知过程和知识结构)[12]。
这些差异的重要性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即算法和执行水平在根本上是独立的，正如在计算机程序中发生的那样。同一算法可以通过各种不同执行水平的计算机来执行。通过算法(根据输入值得出结果的规则)的定义，每种执行运算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只是速度和信度水平不同。反之，许多不同的程序也能通过一个单一的执行过程来运算。
总之，早期的归因理论直指算法或逻辑水平，其具体的归因判断规则只跟输入的各种信息的类型有关，并且都可经由被试对外显归因问题的反应内容得到检验。近年来，更多的理论则开始更加关注执行水平的问题，如信息呈现的方法和从记忆中提取信息的方法，然后将各种不同输入相互连接起来计算有关结果的加工过程等。有关的实证检验已经应用到了加工定向测量，比如误差率、反应时。在具体说明加工定向研究这一趋势时，追随社会认知研究范式的归因理论的研究者一般都会应用反应时认知过程进行推测。
二、当前归因研究的三条线索
在社会认知的影响下，目前有三个领域已然成为研究的热点。
(一)ANOVA模型的复苏
凯利(1967)建立的归因ANOVA模型对共变信息的作用十分关注。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随着一系列归因偏差的发现，研究者开始对归因过程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产生怀疑，凯利的观点逐渐不再盛行。然而，ANOVA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Japans与Hewstone(1983)等提出归因的逻辑模型。该模型认为，对于含有一致性、特异性和一贯性共变信息的信息构件，被试会努力辨别出因果因素(人、刺激、环境)或对目标事件的出现是必然的和充分的因素。也就是说，他们会找出总是伴随事件的发生而出现、事件不发生就不出现的因素。凯利的模型仅仅通过3个共变维度来预测8种可能组合(2×2×2)中的3种，而该模型则能预测所有的可能组合。一些心理学家则提出了另一种归因理论。该理论认为3个共变信息实际上无法传递目标事件在三度理论的所有层面出现或不出现的总模式。据此，Hilton和Slugoski(1986)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归因模型——异常条件聚敛模型[13]。该模型认为，被试拥有关于事件出现时三度理论所有方面的背景知识，并且应用这些知识和信息在三个共变维度上作出归因。被试的共变信息成为解释异常条件下有利于目标事件归因的明显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异常条件会夸大并作为目标事件的原因。同时，正常条件下不能够用来判断原因，就像空气中的氧气并不能够成为燃烧的原因，尽管它是必需的。这个模型体现出因果关系的反事实性标准：异常因素不出现，目标事件就不会发生。
Cheng和Novik(1992)则认为人们依据完整的信息模型进行归因，而不仅仅局限于凯利的三种共变信息[14]。他们的加工模型不同于上述两种理论。首先，比起先前的模型，该模型维护了人们的推理和科学家分析程序之间的拟合，主张人们能够将某一因素或一些因素的组合作为原因。如果这些因素能够与事件一道编码的话，那么当其出现时，如果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同于因素未出现时，则不必要且不充分的因素就不会成为真正的原因。该模型同样能够处理关于原因与稳定的刺激情景之间的争论，主张只有将事件编码成记忆表征时，才可能成为代表性的原因。一直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得到编码，因此不能够作为原因，即使对事件的发生在逻辑上是必需的。
ANOVA模型方面的进展说明了三个问题：首先，人们会应用具体内容的知识来填充以共变信息为基础的假想模型。其次，理论家们正在不断研究人们在进行归因时的各种加工过程问题。第三，研究更加重视正常和异常条件下归因的差异。
(二)语言对归因的影响
事件的归因判断常常在记忆中进行语言编码，并在人们之间交流着。大量研究都获得了这样的结论，即语言中含有一系列内隐归因信息，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事件，它们都对人们的归因产生影响[15]。其中，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描述情感和动作的句子在意思上还会发生变化(如：我喜欢纽约杂志和我订了纽约杂志)。因而这些句子会引起归因判断的重大差异，前者容易关注杂志的特征，后者容易推测个人的作用。对语言作用的解释倾向于援引语言材料中由动词作为线索的知识结构。关于语言对归因影响的研究都说明了一个趋势，即研究者逐渐脱离没有内容的原则(比如分析共变信息)，进而建立以具体内容为基础的归因原则，并且认为这种归因原则会随着事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总之，这个趋势又回到了海德所强调的语言在内隐归因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上来。
(三)信息加工与归因
目前大部分归因研究集中于探讨信息加工变量。对此，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归因推理的自发性
20世纪70年代末是归因研究迅速发展的时期，其中的研究热点是：人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归因？是否在各种条件下都一样执行着呢？一些理论致力于回答这样的问题。研究者把归因内容编码为书写材料或在自由情景中的语言交流，他们用实验来探究人们进行归因的条件。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利用新的方法理解由书写材料所描述的事件或行为的即时特质归因研究。这种研究在理论上要归功于强调课文理解过程中推理的必要性这样的传统。
Smith和Miller(1983)应用反应时法展开了相关研究[16]。他们让被试阅读描写事件的材料(当他们散步时，拉里踩了女朋友的脚)，然后计算对事件作出回答的时间。他们采用了关注型问题，包括预先知道特质来推测事件。不管事件是否有目的，都要询问有关事件的个人和情景性原因。结果发现，特质问题回答得很迅速，几乎跟控制性问题中回答行为者的性别一样快。研究者发现在理解句子的过程中特质推理似乎是自动发生的。
Uleman(1987)则运用了线索回忆的方法：被试阅读未加任何说明的事件的相似句并要求进行归因[17]。他们在线索回忆的测验中惊奇地发现，句子中的线索要么是特质，要么是对事件的意义描述或者对行为者的语义性联想。特质线索和意义线索同样都比无线索和语义联想线索更有效。对此，Uleman认为记忆负荷加重会降低特质线索(而非其他线索)的作用，特质线索的作用依赖于理解过程中的信息加工，而不仅仅是被试采用什么样的记忆恢复搜索策略。这说明特质推理无须认知资源时亦非自动(否则就不会受到记忆负荷的影响)。据此，特质归因推理具有自发性而非自动性的特点。
Bassili(1989)运用了第三种研究方法[18]。他让被试阅读描述行为的短文，并通过指导语分别形成人物印象或分清人和情景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些短文暗含行为是由人或情景所决定的共变信息。随后给被试呈现与行为相一致的特质词，并且这些单词是残缺不全的，要求被试努力补全特质词。结果发现，当被试按要求形成人物的印象，甚至当共变信息表明存在情景成因时，特质概念往往会被激活，从而提高了残词补全速率。反之，当被试任务是在人或情景之间分配成因时，补全特质词的速度却没有任何提高。Bassili的研究反驳了自发的特质推理假设，主张只有当被试形成了具体印象时，才会导致高水平的特质激活。
Newman(1991)则采用了用来研究课文推理的间接测验方法[19]。被试相信他们参加了记忆实验，但不要求形成印象。在实验中，被试听到一个个包含暗示特质的单词的句子，接着呈现一个特质词，要求被试判断该词在前面句子中是否出现，并测出反应时。实验同时通过控制句剔除了特质词与句子中的“暗示”词的简单联想效应。从逻辑上讲，当句子暗示了特质时，要比特质词与句子无关时的正确“否”反应慢。利用这个范式，Newman在五年级而非大学生被试中发现了自发特质推理的证据。
第五个方法则由d’Agostino(1991)首倡[20]。被试阅读描述行为的句子，这些句子分为与特质词相关和不相关两种。然后，给他们呈现特质词进行再认测验。如果存在自发特质推理，则当句子学习过时，将降低对此再认的正确性。结果证明，当阅读的句子能够形成印象时，才能形成特质推理，仅仅记住内容是不能形成特质推理的。
就整体而言，上述研究都得出了重要的结论。首先，自发特质推理对被试的目的极为敏感，其主要证据来自印象形成，而在记忆及其他条件下则很少。这种目标因变量、跟前面提到的语言效应一道证明了这样的假设：或许在典型的归因研究中书写材料的使用会内隐地赋予被试寻找特质推理或材料的另外含义这样的目标。这个观点认为被试观看行动者的表演要比阅读句子不大容易形成特质推理。但是没有研究来直接证明这个假设，因为不可能就同一行为通过视觉和语言呈现相同的信息。其次，不同类型的归因推理的来源并不相同。一些研究明显说明行为的相应特质在没有进行因果分析的情况下也能激活和推理。Lupfer(1990)等进而发现[21] [22]，特质推理和因果加工过程是彼此独立的。
有关自发特质推理的研究是社会认知对归因作用的最好佐证。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加工的定向：人们一理解事件就作出归因，还是仅当搜寻外在成因时才会作出归因？目前运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反应时测验、字母填充实验、线索回忆、再认偏差等。很明显，大多数研究还都限于传统的纸笔测验，尽管这样做也能揭示一定的归因模式，被试也可以根据外显目标作出一些推理，但仍然不能很好地解释人们如何按照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事件和行为做事，因此亟待深入发展和提炼对于即时推理的研究方法。
2.归因的可利用性和突出性效应
社会认知对原型的研究证明知觉突显性和记忆结构的可利用性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和推理。如果是通过记忆中的知识结构的加工而进行归因，记忆的可利用性便会影响归因。这一点在许多实验中都得到了证实。当某事件有几个潜在原因时，通过启动变得更可提取的因素往往会被看做真正的原因。
在对因果推理进行的理论探讨中，Einhorn(1986)等提出了突显性效应介质说[23]。他们认为原因和条件是有差别的，这种区别就像随地乱扔烟头和空气中有氧气都可作为火灾的原因一样，虽然正常存在的条件(空气中有氧气)对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但却不会作为真正的原因。Einhorn进一步指出，原因和条件会随情景的变化而变化。比方说，如果钟表用锤子敲了一下便停了下来，我们可以认为表停的原因是锤子敲了一下；而在制表厂敲表是一种检查程序，发生这样的事很容易被认为是钟表出了问题。Einhorn认为，突显性归因主要受到人们所考虑的条件的影响(即条件突显还是不突显)，突显性因素更容易成为原因，因为它们是从认为不是原因的背景中突显出来的。
Kahneman(1986)等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并且拓展了原因—条件的区别来解释Johnes(1972)等指出的在归因中存在的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如果问我(行动者)以某种方式做事的原因时，我倾向于把我作为条件，因为这个因素在我所有的行为中是恒定的。因此，我更愿意根据客体的性质来解释我的行为。相反，如果我是观察者，则在解释别人的行为时，原因往往被解释为人们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我作为行动者所作出的归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4]。
总之，突显性和可利用性具有多重效应。显然，它们都会影响几乎不需思考的归因判断，但在人们需要时间和努力归因时，其作用也是存在的。
3.归因推理的信息加工模型
在过去10年间，出现了有关归因的几种信息加工模型，主要分为两大类：图式模型和序列阶段模型。许多理论家强调内容具体的图式知识结构对归因的影响，并且形成了语言因果图式和知识结构这两个亚范畴。就信息加工模型而言，它们都承认图式模型是基本假设。伴随目标事件或行为及其发生背景等线索，包括事件最重要的具体属性，观察者能够从记忆中提取信息，用以解释或推断事件。提取的信息一般会简单地直接暗指可能的原因。
由于知识结构不能提供归因加工模型，因此有人提出了归因的序列加工阶段。Trope(1986)提出了“辨别—推理”阶段模型。在该模型看来，首先，目标行为通过知觉过程分类，此时不仅应用行为本身作为线索，而且情景和知觉者的已有知识也是线索。在第二阶段，行为的一致性和情景被用来进行行为者的性情推理。此时，诸如添加、删减等人们熟悉的加工过程便开始起作用了。而且Trope还主张，情景因素在辨别和性情推理阶段具有相反的作用。
Gilbert(1988)在Trope的模型基础上指出，性情推理还可以分为两个次级阶段：特征化阶段(将先前辨别的性情分配给行动者)和更正阶段(根据情景特征调整推理)[26]。Gilbert的独特贡献是主张更正阶段要比特征化阶段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他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利用想象测验来检验一般假设，该假设主张(与事实)非常相似的推理是由认知者在认知负荷的情况下作出的。
总之，归因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就社会认知对归因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1.社会认知通常强调目标的重要性。为此，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是否作出归因、人们寻找归因问题答案的本质以及交流什么样的因果信息，都取决于他们的目标。目标依赖性在自发归因推理中最为明显。
2.社会认知强调人们在记忆中常常提取和应用的是具体知识，而非抽象知识或无内容的推断原则。近年来，更多的归因研究认为应用与人们在日常中的推理过程相一致的已有知识比人们仅仅应用共变信息有效得多。为此，应当建构在知识解释之上的归因的平行分配加工模型。
3.有关归因问题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来自社会认知方法的强有力的影响。基于以往问卷调查法的种种缺陷，研究者们开始大量利用线索回忆、反应时测量、字词补全实验等复杂的加工定向的方法对有关理论假设进行着检验，将来可能会得出更多有价值的结论。
4.研究加工定向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而非迷耽于计算机模型的争论。研究者需要回答人们进行归因的时间、在记忆中的因果知识怎样组织和表征、判断时怎样提取、需要什么样的认知资源、认知容量怎样影响归因判断以及不同加工类型的顺序对于归因过程的影响等问题。此外，那些代表社会认知观点的研究者们还特别关注在社会信息的归因推理与判断中的认知加工过程和内部表征问题。
5.社会认知对归因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或许也是对社会心理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它促进了理论的整合。归因将成为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框架，来说明人们如何感知外部环境或构建世界的心理模型。而今，在认知和社会心理学中解释情景和建构心理模型的想法不再只是一个比喻，而是完全能够根据具体的、特殊的认知和人际加工过程来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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