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玄与元代湖南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阳论文,元代论文,湖南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转型时期，文学上的最高成就是杂剧和散曲，即统称的元曲。王国维把它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并列，称为“一代之文学”，并认为是“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但具体到湖南地区的文学创作，杂剧方面没有传世之作，散曲作家和作品也不多，传统诗文创作仍然是元代湖南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
就散文而言，元代湘藉散文作家声誉最隆，影响最著者首推欧阳玄。玄(1283-1358)，字原功，呈圭斋，浏阳人。延祐二年进士，历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进阶光禄大夫，一生在朝四十余年，仕途之通达为元代汉族知识分子所少见。曾主诗纂修《经世大典》、四朝实录及宋、金、辽三史，是元代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与虞集齐名，文章为一代宗师。创作堪称宏富，据宋濂《欧阳公文集序》载，有文集一百余册，藏于浏阳故里，可惜焚于兵火之中。今所传《圭斋文集》十五卷，为其宗孙欧阳铭、欧阳镛编集，入《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初编亦收。
欧阳玄学识渊博，又久官翰林，海内文章无不寓目，因而对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元代散文创作有比较系统的认识。《潜溪后集序》云：
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为盛，逮及东都，其气浸衰。至李唐复盛，盛极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渐复于古。南渡以还，为士者以从焉无根之学，而荒思于科试间，有稍自振拨者，亦多诞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之流峙，皆归诸粲然之文意，将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四部丛刊》本《圭斋文集》卷七；下引此书只注卷、篇名）
这段话对元文的评价过甚其词，有媚今媚俗之嫌，但对元以前散文流变与发展轨迹的论述基本上合乎事实。欧阳玄推崇西京之文，表现出一种尚古的文学观，这种思想主张可以看作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的前响，所不同的是，前后七子认为文自西京以下俱无足观，而欧阳玄虽然推崇西京，但并不否定唐宋，他为文力主宗法北宋的欧阳修，以廉静深醇、舒徐和易为法。《族兄南翁文集序》云：
夫文，上者载道，其次记事，其次达焉，乌以尚人为哉？欧阳公（即欧阳修）生平于平心两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辈论读书之法，亦平心定气。人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兄文，廉则不夸，静则不躁，深则不肤，醇则不靡，尚愿羽翼吾欧阳公之学以模楷后进之士，将见江右之文章，粹然为四方师表矣。（卷八）
统观欧阳玄的散文创作，深醇尚嫌不足，但确实做到了不夸不躁，不肤不靡，近乎廉静。记事传人，尤能据事直书，没有世俗的夸诞浮饰习气。因而著名作家揭傒斯为其文集作序时，称许其文融汇了南北文学的风格与精神，“丰蔚而不繁，精密而不晦”，“有典有则，可讽可诵，无南方啁哳之音，无朔土暴悍之气”（《四部丛刊》本《圭斋文集》卷首《欧阳先生集序》），有廉静中和之美。
在古典散文诸文体中，欧阳玄最擅长传记碑铭的写作，这一类文章也最为时人所推许。据《元史》本传记载，当时“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金缯上尊之赐，几无虚岁。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辞以为荣，片言只语，流传人间，咸知宝重”。他为许衡、赵孟頫、贯云石、虞集等著名文人作家所写的神道碑，事详而辞巧，气沛而文赡，个别地方蒐补佚闻，还可以参证《元史》。写作方法上以记叙为主，间杂议论，在展开正面叙述的同时，善于运用细节和侧面描写突出凸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所传人物形象丰满。如《赵文敏公神道碑》，为了突出赵孟頫人格才华的英特卓绝，欧阳玄特别援引元成宗与侍臣的一段对话，借成宗之口将赵比作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归纳出他不同于常人的七个特点：一、帝胄之后；二、仪表修美；三、博学多闻；四、操行纯正；五、文词古雅；六、书画绝伦；七、旁通释老。这就使读者在了解赵孟頫生平行实的同时，从侧面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赵孟頫形象。
序跋、杂记，论赞也是欧阳玄擅长写作的几种文体，在《圭斋文集》中占有比较大的比例。由于受宋元理学的薰染很深，又主张文以明道，欧阳玄的文章道学家的气味比较浓重，在他所写的杂记、序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与一般道学家不同的是，欧阳玄很少抽象地谈论天理，文中所论之道多为人生恒常的伦理与哲理，颇能启人以思。如《忠史序》，阐述儒家传统的忠的学说，但并不给人以迂腐的感觉。欧阳玄认为：“天以事物当然之理赋于人，人尽其所当然者而无憾焉，是之谓忠。”这就把“忠”从狭隘的忠君传统中解放出来，泛化为一种永恒的人格操守。按照这种观点，直言进谏、临难死节固然是忠，而平时生活注意涵养省察，任事能做到鞠躬尽瘁，这些也属于忠的范畴，是忠的表现。又如《逊斋记》，将“逊”字视为知识分子“入门第一义，出门第一程”，也是着眼于人生修养而言的。而从《临溪亭记》、《自赞》等文章来看，欧阳玄思想中还有通脱自放、逸出儒家轨辙的一面。《临溪亭记》自言少有山水之癖，壮乃为禄仕所累，现在老了，未能去壮岁之累而仍有少时之趣，常想与友人临溪分坐，看游鱼戏石，摇琴而歌，表现出一种渴望逍遥自适的情怀。《自赞》云：
不古不怪，不清不奇，置之竹篱茅舍，似无不可。贡之玉堂金马亦无不宜。噫，百年三万六千日，与吾相对，吾亦不知其为谁。
短短四十七个字，自我定位，自我揶揄，自我解嘲，内中又蕴含着对自我之为人的反思，是真正的性情之作。这一类文章立论平实而时有创意，语言简洁而富于变化，是《圭斋文集》中较有传世价值的作品。
欧阳玄既是理学之士，又是性情中人，一身而兼有理学家与作家两重身份，前者必然对后者产生作用与影响，欧阳玄散文的艺术成就因此受到限制。他一生努力学习先祖欧阳修的创作方法，也深得欧阳修散文纡徐委婉而条理疏畅的奥秘，但他终生未能写出欧阳修《醉翁亭记》那样富有艺术魅力的散文作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心中的理学观念支配了他的创作意念，最终使他的文章理趣有余，而情趣不足，缺少欧阳修散文的悠长的情韵。
欧阳玄之外，元代湖南散文称作手笔者还有冯子振、陈仁子、李祁、冯复可、何克明诸人。冯子振、号海粟，湘乡人，是有元一代湘籍作家中唯一一位紧跟文学发展的时代步伐从事散曲创作且声名卓著的人物，其文亦有可观者，今存《钟鼎缘韵序》、《居庸赋》等文八篇、赋二篇，清词绮靡，酣气淋漓。茶陵陈仁子，生当宋末元初，以治《文选》和刻书著称，曾比照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法纂辑《文选补遗》四十卷，明嘉靖《茶陵州志》认为此书“去取精当，议论辩博，足以补昭明于末备，而有益于后学也”。又撰著《迂褚燕说》三十卷，《牧莱脞语》二十八卷，后者入《四库全书总目》。醴陵冯复可，衡山何克明，也有文章传世，延祐四年乡试，二人同试《云梦赋》，皆文采绚丽，广为人诵，《醴陵县志》、《衡州府志》均载其文。上述诸人中，比较而言又以李祁的散文成就较大。李祁(1299-?)，字一初，号希蘧，又号危行翁，茶陵人，元统元年进士，官至江浙儒学副提举。其时天下大乱，他于是隐居江西永新山中，洪武初年，朱元璋遣人诏征，他力辞不就，隐逸而终，后人辑其遗著为《云阳集》十卷，收入《四库全书》集部五别集类。
《云阳集》里收有八卷散文，以记传、赠序、题跋之作为多，从总体上看，行文结篇“雅洁有法”（《四库提要》），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李祁善于综合运用议论、叙事、描写、抒情和说明等表现手法，文章的形式与风格视内容而定，灵活多样。大而言之，赠序和诗文序用笔较严肃庄重，为亭台楼阁、隐士居处作记则比较自由洒脱。前者如《青阳先生文集序》，开篇感叹自己“朋旧凋落”，呻吟疾痛之中得同年老友余阙诗文集一帙，读之怆然流涕，接着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历述自己与余阙的交往及余的生平，对余阙死守江淮、为国死节一事备致景仰之情，最后展开议论，推崇余阙诗尚古雅而其文温厚，文章一气呵成，条理疏畅，感情真挚。后者如《秋兴楼记》，写主人以“秋兴”名楼，“不以常情之戚戚者为己忧，而以造物之洋洋者为己乐，可谓度越流俗”。《竹隐记》借胡思贤居处多竹而写他的性情趣味；《懋斋记》借“懋”字有勉而不怠之义阐述天下事勤则成、怠则废的道理等等，都是借一物或一字发抒性情，纵横议论，形式上不拘一格。
值得一提的还有《讯蟹说》。这是一篇寓言小品，堪称元代湖南散文的名篇，结篇立意与韩愈的《毛颍传》、《送穷文》等相似，文章用拟人化的手法设想客人与蟹的一段对话，然后正面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从散文发展史来看，结构上并无创意，但文章所蕴含的思想对今天的人们仍有一定的启示和警戒意义。兹录文中客人与蟹的对话：
客有恶蟹者，得而束之。以蒲坐于庭，而讯之曰：“尔之生也微，其为形也不类。尔之臂虽长而攘不加奋，足虽多而走不加疾，而徒欲恣睢睚眦、蹩躠戾契以横行于世，尔果何恃而为此？吾将加尔乎炽炭之上，投尔乎鼎烹之中，刳尔形，剖尔腹，解尔支体，以偿尔横行之罪，尔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蟹于是怒目突瞳，掣足露胸，喘息既定，乃逡巡而有言曰：“噫！子何昏惑眩瞀而昧于天地之性乎？子之于物也，何见其外而不察其内乎？子何深于责物而不为人之责乎？吾之生也微，吾之形也不类，吾又长臂而多足，凡吾之所以为此者，天也。吾任吾性，则吾行虽横，亦何莫而非天哉！吾任性而居，循天而行，而子欲以是责我，是不知天也。又吾行虽横，而吾实无肠，无肠则无藏，无藏则于物无伤也。今子徒见吾外而不察乎吾之内，是不知物也。世之人固有外狠而中恶者，此其内外交暴，又非若吾之悾悾乎中也。子何不是之责而唯我之求乎？又有厚貌而深情者，其容色，君子也；辞气，君子也；衣服趋进、折旋唯诺，皆君子也，而其中实嵌岩深幽，不可窥测，此又大可罪也，而吾子之不之责也何居？且吾之生也微，故吾之欲也易足。吾嚼啮蒿秸，适可而止，饱则偃休乎蛇蟺之穴而无营焉，吾又何求哉？吾之行虽横，不过延缘涉猎乎沙草之上，于物无损也，于类无竞也，而吾又何罪哉？吾任吾性，吾循吾天，而子欲加我乎炽炭之上，投我乎鼎烹之中，是亦天而已矣，而吾又何辞焉”？
客于是俯首失辞，遽解其束而纵之江。
即使在今天，人类生活中也仍然普遍地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观照万物的情况。以容貌取人，以表象观物，对凡属与自己相异或不适合自己性情趣味的东西一概加以责难、排斥和摧残，而不能反观自身，辩证地看待事物各自不同的自然天性，从而做到与外物宽容而和谐地相处。对此，作者深有感慨地说：“人固异于蟹也，异于蟹而不自异焉，又反有不蟹若者，此岂不深可愧也？”诵读此文，人们可以结合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验，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它丰厚的客观意蕴。
茶陵李氏是一个文学大家庭，李祁创其首，其子李位以书法著称，也善作文。至五世曾孙李东阳领袖一代文坛，卓然而成大家，成为湖湘文学的一个重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结上面的叙述，有元一代湖南的散文创作具有以下特征。（一）从作品内容上看，元代湘籍作家很少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所作以碑文墓志、记传序跋为多，题材内容也以游山玩水、品诗论文、叙事怀人以及为亭台楼阁作记为主，写性抒情，感慨生平，赞美隐逸生活和隐士人格，间或流露出一种故国之思，部分作品把笔触伸向现实，反映了元代湖南的社会生活。（二）从艺术上看，元代湘籍作家继承了唐宋古文的优良传统。欧阳玄师法欧阳修；李祁的文章峻奇雅洁，也明显地受了韩愈散文的影响。客观地说，欧、李二人的创作成就并不高，未能写出较多的富有艺术魅力而又激动人心的名篇佳作。但历史地考察，这种缺憾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个人，整个元代散文创作的趋势是急遽地衰落。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社会和时代方面的，也取决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散文经过唐宋古文运动的解放达到高度的繁荣，元代作家要突破唐宋八大家的樊篱、另辟新的境界已非常困难，加上理学逐步成为官方哲学，占居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理学家们重道轻文的思想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作家对散文艺术的探索，作为元代散文的一翼，欧阳玄、李祁的创作自然也难逃此宿命。（三）从时间上看，除陈仁子、冯子振以外，元代湖南主要散文作家都出现于延祐之后，个中原因可能与延祐年间元政府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有关。（四）由于地区内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元代湘籍作家的地理分布极不均匀。湘中及湘东地区文化教育发达，人才兴盛，文学创作的气氛比较浓厚，上述作家都集中在这一带，尤以茶陵为多，而广大的湘西地区没有出现一位比较知名的作家，这种不平衡一直延续到明清近代，构成湖南文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