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教育价值的坚守和发展
朱 丹
今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 70 年的发展，使中华民族一改解放前积贫积弱的形象，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70 年了， 几代的少年人长成了青年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他们经历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 目睹了世界风云际会，但每一代人大都坚守着国家的归属感、政治的认同感、制度的优越感、文化的自信感。 这除了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值得指出的是，70 年来，基础教育领域的教科书发挥了不可小觑的教育培根固本作用。
世界以痛吻我，我或许不能报之以歌，但我可以做些什么继续活下去。活得好坏也许不重要，庆幸的是，我活着。那些遭遇生活打击却依然活着的人们，就像大海中航行的小船，不管是迷途还是停滞，只要还在航行，只要还没有沉默，茫茫大海上就总会有灯塔，在努力向他们投射光亮。
一、政治性是教科书的天然属性
教科书具有教育价值、 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知识价值等，其中教育价值是教科书的核心价值。 教科书的教育价值首先表现在它的政治性。 教育从成为一种社会的专门活动开始，就和政治密不可分。 夏商周时期的“学在官府”，封建时代早期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等，都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存在：政治性是教科书的天然属性。
在氏族公社时期，人类的主要斗争是生产斗争，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还处于非常简单的阶段。 当历史发展到生产资料相对丰富的时期， 生产关系逐渐复杂起来，氏族成员间关于生产资料的分配和支配的权利冲突开始成为突出的矛盾，人类的关系开始呈现出政治的关系。 教育对传承和发展文明，对协调和维护秩序显现出了重要作用，开始由一种泛社会化进入专门化、专业性活动。
教科书晚于教育产生，它应该是出现于文字发明之后，出现于有了教育专门活动的组织单位——学校之后。 台湾地区李弘祺博士在 《学以为己》 这本书中指出：“汉朝太学教授‘五经’，可看作中国有系统的官学课程的开始。 ”官学课程就是教科书的前身。 其实官学课程的开始应该更早，经过夏商到了西周时期，奴隶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官府有学，民间私家无学术”说明了当时统治阶级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育的垄断性，贵族阶层高度重视子弟的训练和教育，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家庭教育、小学教育、大学教育以及乡学等较为完整的教育系统。 “六艺”就是小学、大学、乡学的基本学科课程，这已经是十足的官学课程了。
二、对教科书的管理是行政管理的一个领域
道德规范性是教科书教育价值的又一重要内容，从《六艺》到《六经》，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修为始终是教育的主要基调。 《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核心素养”，它包含着政治宗法、伦理道德、爱国主义和习惯培养等。 在这六种核心素养中，“礼”无疑是第一位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典籍中把中国称为“礼仪之邦”，把社会的动乱称为“礼崩乐坏”，说明了“礼”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分争辨讼，非礼不决。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 知自别于禽兽”。 党的十八大把“立德树人”确立为教书育人的根本任务，就是继承、 发展了教育的传统价值，“立德”显然也是教科书的教育价值内容。
教科书对不谙世事的青少年来讲有着先入为主的作用， 按照脑科学的理论，先入为主的东西具有铭刻效应，对于人文科目尤显突出。 意识形态的斗争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冷战结束以后，关于“主义”“政党”“道路”之争似乎淡化了，但围绕着“民主”“自由”及国家主权、民族历史的冲突逐渐上升为焦点。 教科书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形式：研究生认为现有的入学教育形式单一、过于枯燥，缺少有效的方式。建议丰富教育活动形式，增加实践性活动等，只有形式多样，引人入胜，才能吸引学生眼球，从而达到教育目的。
三、教科书之争往往是政治博弈
前不久发生在香港的“修例”之乱，使当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遭遇到了空前的破坏。 这次动乱中的滋事者，多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出生的孩子。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打出英美的国旗，却把五星红旗扔到海里， 表现出令人愤慨的反国家行为。他们没有国家的归属感，没有民族的自豪感，没有中国文化的自信感，反而有殖民统治下二等公民的奴化心态。 导致这种不可思议现象出现的，很大程度上源于教科书！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在会见记者时对此表示痛心，他承认这是自己任内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的失败，是通识教育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
教科书不仅具有教材的知识性，还具有制约教师的边界性。 教科书对重大的历史事实、对有影响的社会事件给出了正义的、公道的、客观的观点和答案，避免了教师个人可能存在的孤陋和偏见，也避免了教师的随意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科书不仅有提供知识材料的作用，对教师的言行还有一定的规范作用。
第三，“以人为本”管理理念要求要平等公正地对待学生，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高等学校要意识到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一样，有权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留学中国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改善来华留学人员的后勤生活保障制度，不断优化来华留学环境，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积极为来华留学人员举办各种文体活动。学校应考虑留学生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水平，在举办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和教育教学资源环境里能够使用双语，增强来华留学生的存在感、认同感和幸福感，给留学生提供更多融入学校校园生活的途径和空间。
许多媒体指出了香港一些学校使用通识教材的混乱情况，甚至在一篇《新领域高中通识》中印刷着这样的文字：《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不在香港司法机构，却属全国人大常委会”。 “却属”二字充满了对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挑衅，毫不掩饰编写者的用心。 香港、澳门和内地政治制度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有一个“认祖归宗”的底线。 香港和澳门的社会局面对比再次告诉人们，教科书的政治性不能含糊，含糊不仅会模糊历史的真相，还会稀释掉民族的情感。
通识教育是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不同于关乎科学发展的专业性知识的学习，但却影响着人类存在的永久性的基本理念——人性的善恶、 民族的传统价值、国家历史的认知、道德价值的认同等。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古典教育都是通识教育。 也有学者认为，人文学科对社会学来说非常重要，理解社会并不能完全从科学出发，需要将人文知识加进去。 而在香港，历史竟然不是必修课，而是选修课；决定公民意识的通识教材竟然不需经过统一审定。 香港回归，结束了百年殖民的世纪悲剧，端正历史的认知，加强香港民众的向心力本应该是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教科书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 但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却仍然在喝着“狼奶”长大，这不能不说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重大疏忽和通识教育失误带来的深刻教训。
清代龚自珍说的一针见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中华民族几千年能延续壮大，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中华文明有一个清晰的历史，有一个全民族共识的正确历史观。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历史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因为割断了历史，就割断了“国”与“家”之根。 台湾的媒体人黄智贤谈到自己和家人在“统”“独”上的不同立场：“变的不是我，是社会环境，小时候我们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和《红楼梦》，大家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国家的历史认知不牢，社会就会地动山摇。 近些年台湾出现的“天然独”现象，就是李登辉之流和民进党30 年来为了实现渐进式台独而在教科书上作祟的“收益”：围绕着中小学的课纲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他们与国民党“统派”不惜在立法院大打出手、多年对抗，终于在执政期间把中国史合并为东亚史，把教科书中的古文比重减小。 这个前车之鉴，没有成为香港的后事之师。 真让人痛心！
教科书不是流传于坊间的识字读本，也不仅是脍炙人口的文字佳作。 教科书的编撰首先是选择原则， 它要满足三个需求：执政者的政治需求，人类先进文化的传承需求， 时代的文化意识及民俗需求。有时候围绕着教科书会发生激烈的政治之争，台湾及香港的情况就是佐证。
其实， 这种斗争在历史上早就发生过，甚至表现得相当惨烈。 秦朝之所以发生焚书事件，李弘祺博士就认为是秦灭六国之后，“不同教育课程确实存在，而且他们之间一定有相当的竞争，这是秦朝焚书的部分原因”。 教科书的政治性是因为它承担的社会作用所决定：一是通过知识的传承和民智的开发，促进人类的科学发展和文明发展；二是按照统治者的要求教化人民，使之道德和公共意识及个人操守符合社会的规范。
在教科书的问题上，可以透视出执政者的政治远见、政治成熟度和历史责任担当。 毛泽东在1953 年指出，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 也要多调人编写社会主义教材。邓小平在1959 年强调“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 2016 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更是鲜明地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 ”教材是意识形态的最重要部分， 它决定着未来20 年、100 年的青年心之所向。 没有这个战略站位，必然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之患。
四、教科书的道德规范性
教育一旦进入统治者的视野，教科书管理就成为了行政管理的一个领域。 过去的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官学课程的建设。 明太祖朱元璋命令太学生必须学习《说苑》，还不断颁行有关教育法令，规定所有学生都要学习明朝的法律。 教科书是推行统治者的政治主张、文化观念以及教化子民的教育载体。 清廷在《癸卯学制》中规定：“须用官设编译局编撰，经学务大臣奏定之本；若自编教科书，须呈学务大臣审定，始准通用。 ”短短十几年寿命的北洋政府，也设有专门的教科书编撰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确定了公民、历史、国文、地理四科教材统一的政策。
教科书要把“立德树人”这一崇高育人目标变成工程图纸、变成可操作的技术性教学，使教师和学生在教科书的平台上深化对历史的认知、对善恶的认知、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深化情感的体验、促进思维品质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 将全国教材的编写、审定、出版、发行全部收归中央。 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指出：“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 ”其实，何止国计民生，它对执政者的治国理政，对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有着载舟覆舟的作用。
从本质上讲，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与控制是随着建筑工程的进展和施工过程中的不可理解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建筑业的内部企业形成了更加激烈的竞争。客户的施工质量越来越高，对施工成本的动态管理和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动态管理和控制工作的质量已成为施工企业管理部门和施工部门的研究对象。
五、教科书与教师、考试的关系
（1）从本次问题的处理来看，调节变压器的分接头后必须要测量各分接头的直流电阻，如发现三相电阻不平衡，可以将分接开关进行旋转处理去除其表面的氧化膜。由于本次#6B高厂变吊罩大修时，分接开关操作杆进行了拆装，所以这项工作尤其必要，可确保分接开关触头接触良好。
规范作用要通过教育者和教育方式活化起来，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教科书的视角对考试的作用再定位： 考试不仅是对教学效果的检查和评价， 还是升级教科书作用的重要教育教学手段。 考试科目的确立和考试评价的标准， 对实现国家意志和诱生政治、 道德倾向有着难以替代的力量。教科书有航道作用，它决定着学子们的努力方向。 无论是过去的科举制度， 还是今天的高考都强化着这个航道作用。
元朝时期， 学者许衡推荐的 《论语》《孟子》《大学》等课程为官学所采用，对此李弘祺博士指出“这些著作被科举考试的权威机构采用为标准教材，在所有年轻学子的学习进程中非常重要。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大多数教师都会要求学生集中精力去记忆和学习这些著作”。 教科书是静态的，但教师和考试可以让教科书变成动态。 教科书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教师解决了怎样教的问题，考试解决了怎样落实“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 从教科书的政治性和道德规范性上讲，教师、考试、教科书相互成为一体，显示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埕东西区二元复合驱污水资源化应用试验研究……………………………………………………………………陈景军（2.35）
从教科书的科学价值、思维发展价值的角度去看，需要弱化考试与教科书的依存程度， 考试与教科书的一致化越强，学校越容易走向唯知识化的 “应试教育”泥淖。 教科书的政治性和道德规范性更多的是体现在人文学科中，所以教育部在多级教材编写的体制中，把《思想品德》《语文》《历史》规定为义务教育阶段的统编教材，可知个中深意。 要把抓牢抓好人文学科、放开搞活自然学科，作为教科书编写的重要原则。 人文学科抓牢抓好就是严守红线，把空间做大，把教师选对，把考试做到灵活可控。 高考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就难在要从以上原则中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对于考试和课程的关系，李弘祺博士认为：“一旦科举考试成为确定的制度，就开始对学习目的产生了影响。 由政府认可的课程及官方课程， 因此可以说已经形成。 ”按照他的观点，官学课程从汉朝太学教授《五经》开始，到形成于科举制度之时，经历了4 个朝代之久。 由此看来官学课程差的不是800 年时光，而是一场科举考试。 考试对官学课程成熟的催化作用何其之大！
1897 年， 上海南洋公学效法西洋，编了国文、算术、历史……打破老传统，把各门知识较有系统地编为教科书。 官学课程从此换了一个称谓——教科书。 虽然称谓不同，但它的教育价值（这里指的是政治性和道德规范性）愈发显得重要和复杂起来。 但不管怎样复杂，教育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功能没有变，教育让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民安居幸福的目标没有变。 坚守教育人文价值和推动思维与科学的发展价值，永远是教科书的追寻！
（作者系国家督学、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责 编 东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