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新论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 、特点 及其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启示
王 超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 ：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内生出文明凝聚力和向心力并不断外溢，引发古代东亚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的过程，其具有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形成之初的历史无意识性；内涵的扩大化与多样化、发展过程的主动性与波动性等特点。立足于中国视角，对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特点进行考察，总结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改革、发展与开放三者关系的经验教训，能够为人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启示：必须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开放三者的辩证关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等方面形成社会系统性合力。
关键词 ：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古代丝绸之路的最初形成及其在后世的波动性持续发展，具有传统中国在改革、发展与开放等方面呈现出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与特点。“一带一路”则是中国社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性文明的重要环节，也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解决世界问题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获得了广泛认同”。[1]“传承”与“提升”包含着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差异性。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和内涵
古代丝绸之路是传统中国与其他地区以丝绸等商品为媒介进行商贸、政治、文化等交往和联系的标志，狭义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指汉代开辟的中原与西域等地区联系与交往的交通线。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Seidenstrassen’，也即英文的‘SilkRoad’，汉文译作‘丝绸之路’”[2]，这也是“丝绸之路”概念的最初提出。狭义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具有客观历史事实和史料依据。中国古人在《史记》、《汉书》等史料中存在“西域南道”、“河西道”等描述中外在西北方向的交流路线。根据现有考古和历史资料显示，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已经与周边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活动。周武王时期，戎夷“以时入贡，命曰荒服[3]2881”。至秦始皇时期，秦政权内部整合力空前增强，影响力急剧向西北、东南和西南等地区扩张。至汉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针对周边地区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开展的一系列军事、政治和外交活动而引发对西域等地区的交往和互动，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原地区开始与古西域诸国，继而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形成了历史持续性和波动性的商贸、政治和文化交往活动。
丝绸之路经过秦汉时期的最初探索，在后世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西北和东南沿海地区，而是扩展至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等方向呈现辐射式的对外交往路线。国内有学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申遗文件，将丝绸之路的内涵界定为“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的古代贸易路线和陆路商业通道。……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4]”。因此，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囊括了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非洲、东北亚、南亚、东南亚、日韩等地区和民族进行多样化交往活动的内涵，是传统中国对外交往活动的历史性总称。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和内涵也正是基于这种实践而被人们提出——法国汉学家沙畹(EouardChavanes)在1903年指出，“中国之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一重要商业，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为出康居之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5]”，从而开启了人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20世纪五十年代，让·菲利奥轧和三杉隆敏等国外学者开始以“海上丝绸之路”描述亚洲地区存在的商贸交流活动[6]。
因此，从中国的视角出发，狭义上的丝绸之路最初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并在后世得到了多样化的路线和内涵发展——形成了陆上草原丝绸之路、荒漠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以及海上近海、远洋丝绸之路等广义性的交流具体路线；丝绸之路也逐渐脱离丝绸贸易的狭义内涵，拓展为中国向外输出丝绸、瓷器、茶叶、冶铁等商品和技术并输入香料、作物、宗教、艺术等，亦即构成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含义的东西方、中外文明碰撞交流与合作之路。这种境况在汉代之后以各种形式和内涵延续数千年，并突出地表现于汉、唐、宋、元、明乃至清等主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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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丝绸之路开辟的起因，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由于匈奴阻断了中国与“月氏”、“塞人”之间的丝绸贸易，“使得汉政府不得不依靠国家力量夹击匈奴，以保证和维护这条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18]，或是汉为了“与西域各国共同分享汉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机遇与成果”。[19]古代丝绸之路从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在汉代所处历史方位变化，以及由此引发对外关系变化，以汉武帝为代表的西汉统治阶级基于汉初不断积累的、深厚的社会物质财富基础，出于维系政权安全需要，以及对大一统政治格局构建的追求，进而实施消解匈奴这一西汉王朝外部的、直接的、重大的威胁而造就的战略附属产物。其实质是西汉社会发展内涵演变和外延发展的结果。这种对匈奴进行的战略博弈，尤其是激烈而持续的军事和政治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为增强西汉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供了契机，呼应了西汉加强中央集权的内部需求，客观上加快了西汉社会变革、发展以及进行制度构建的步伐，并最终促使这种内部变革引发了东亚多元地缘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动——西汉这种政治战略诉求与西域诸国反抗匈奴压迫的时代需求之间形成了时代共振。换而言之，剪灭周边的政治威胁(主要是匈奴势力)是西汉王朝寻求开辟并增强与西域诸国之间联系的最初和主要目标。双方在这种政治联合中逐渐消解了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的实力，形成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开辟了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域性联系，这种交流与联系，构成了古代丝绸之路的最初形态。
二、古代丝绸之路的整体性特点
汉武帝时期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壮大及其影响力外溢，推动着传统丝绸之路的开辟。在内部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快速增长条件下，西汉王朝“南定两粤及西南夷，置官设治，东征朝鲜，开置四郡。其威加海内，教通四海，[14]”持续对南越、朝鲜、北方匈奴和西域诸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活动。其中，由于匈奴所处的地理位置、拥有的军事实力等原因，“几乎在他们以游牧强国的姿态在历史中出现的同时，匈奴开始侵犯中国[15]”，其在战略上对西汉王朝的稳定与发展的影响尤为严重(如汉文帝十四年，匈奴骑兵一度进逼距长安城百公里左右的甘泉，直接威胁着西汉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如何处理与匈奴关系问题是西汉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早在汉武帝继位初期，西汉“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3]2904”。其说明该时期西汉王朝在处理对匈奴关系上依然保持着相对保守与谨慎的做法。同时，其也暗含着双方的实力对比及战略部署在时空范围内发生着历史性转折——西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建设性发展，并以互市等经济让利形式促使匈奴民族产生了对中原地区的经济依赖，匈奴作为游牧民族的经济自主性开始出现动摇。正是基于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开始采取各种积极进取举措，力图主动解决匈奴对西汉王朝的战略威胁。在获悉匈奴与西域诸国尤其是大月氏的复杂关系之后，汉武帝首先尝试寻求军事行动之外的其他路径实现限制与消解匈奴综合实力的目的。其中，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月氏至大夏”、“厚赂乌孙”、“断匈奴右臂”[16]是其有效尝试。公元前133年发生的马邑之战，标志汉匈双方持续数十年的微妙博弈平衡被打破，双方关系再次陷入全面激化状态，“自是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9]3765针对这一战略博弈的变化，公元前129年、前128年、前127年、前123年、前121年、前119年、前99年、前97年、前90年，西汉王朝持续对匈奴采取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取得了系列重大成果。但问题在于，汉武帝时期始终无法彻底解除匈奴的战略威胁，而且这种持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给西汉内部发展带来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极大地消耗着西汉王朝内部的国力与财力。汉匈双方的博弈逐渐转向战略相持阶段，并更为明显地延伸到多边关系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对西域诸国的争夺成为双方战略的焦点。尤其是西汉王朝对匈奴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无法转化为彻底的战略胜利，促使西汉王朝更加注重多途径牵制和威慑匈奴。由于西域诸国与匈奴在地理位置、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特殊关系，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加强与西域诸国之间的联系，成为西汉消解匈奴实力的必然选择。在持续对匈奴施加军事压力形势下，匈奴对西域诸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开始有所下降，西汉与西域诸国之间进行频繁的使者往来，并“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名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17]3173运用物质财富吸引西域诸国上层阶级，是西汉意图加强双方关系的重要选择。官方使者之间频繁政治互动，以及经济往来与交流，伴随而来的是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催生出的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之间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这构成了古代丝绸之路内涵的最初雏形。
(一)古代丝绸之路开辟的历史背景——汉初复杂、多元并存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
1.丝绸之路内涵的扩大化与多样化
(二)丝绸之路的开辟是西汉王朝处理对匈奴关系方面的战略性附属物，具有历史无意识性
基于汉初几代统治者休养生息式的经略，至汉武帝即位初期，西汉政权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不断趋向良好，中华文明主体性显著增强，东亚地缘政治结构持续发生新的变化。“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11]3633”，“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2]”，社会生产力在汉初的休养生息氛围中获得长足发展。同时，“四夷未宾，制度多阙[11]3633”又是西汉政权面临的重大挑战。“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13]1240”，西汉内外制度构建等各方面亟待健全。围绕“制度多阙”，汉武帝延续并创新发展了前代进行的制度探索，在社会总体统治秩序构建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健全国家统治制度——在中央实行中外朝制度，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影响力，通过察举和征辟制等途径选拔人才，改善阶层固化状况，促进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流动，不断增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活力；在地方上实施推恩令、附益法等，消解诸侯封国的综合实力，并以上计制度、巡行制度、监察制度、虎符发兵军事制度等加强中央对郡县的管控效用；在基层实施编户齐民制度，以增进对下层劳动阶级的统治能力。在经济上一方面重视农业生产，采用薄租轻徭政策，释放农业生产活力，另一方面“通关去塞”，为商业发展提供相对自由的条件，同时探索运用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政策抑制由于商业资本过度发展而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负面侵蚀，并有效地充实国家的财政收入。在文化上树立和发挥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统治和教化功能。汉武帝时期一系列制度探索，逐渐形成以国家行政力量主导的，对包含商业与农业等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干预与平衡的社会统治策略，催生出大一统下的社会发展合力，形成“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13]1241，为汉代社会不断在制度探索中获得稳定与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和制度保障。基于雄厚的经济积淀，中华文明主体性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不断增强着凝聚力与向心力。
古代丝绸之路的整体性特点包括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形成之初的历史无意识性；内涵的扩大化与多样化、发展过程的主动性与波动性。
通过对农村地区小学的访谈和观察发现，农村地区小学生的综合素质要低于城市小学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生知识面狭窄，知识大多来源于课本和教师，通常家庭知识和教育缺位，尤其是网络知识、生活常识匮乏，这对多媒体教学带来了难度；二是学习自制力差，遇到困难就往回缩，难以坚持，而语言的学习又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长久的坚持是看不到成效的；三是学生学习习惯较差，学习热情不够，作业字迹潦草，对教师的批阅漠不关心，不做作业和拖欠作业的现象较为严重；四是缺乏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意识，造成课堂主动性较差：五是农村孩子做事情没有计划，比较懒散，时间观念淡薄，学习效率低下。
(三)古代丝绸之路内涵的扩大化与多样化、发展过程的主动性与波动性
恩施州内8县市旅游业发展不均衡，从历史发展状况来看，恩施市、利川市等各个方面发展较其他县市就处于领先地位，资金、基础设施、接待水平等较好、投入较大，且作为恩施州首府所在，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和资源；从旅游资源来看，恩施州大多数景区的同质性较高，较早开发的景区通过加大广告投入等措施有较大的知名度，后来发展的景区对游客的吸引力减弱；州内旅游业整体上还是较为粗放的模式，而这些问题与资金投入相关性很大，资金充足、投入大的恩施市、利川市在旅游业发展中遥遥领先，其他县市都偏弱，从而造成了恩施州旅游业的发展不均衡。
客观而言，秦汉处于中国自春秋战国以降“革故”与“鼎新”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贯穿于该时期的社会发展主线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的制度探索与重构，中国社会所处的地缘政治秩序以及自身历史方位的演化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掠取河南地[7]252”，公元前214年，“自榆中、亚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7]253”。在此历史时期内，一位名为乌氏倮的商人由于与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等部落进行丝绸和牛羊交易活动而被秦始皇册封为贵族[8]，这也预示了中国西北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及其非普遍性。秦代及其之前的对外交流是中华文化圈不断形成和外延的过程，其一方面受限于早期文明发展阶段中不同民族之间经济、政治交流的困乏，表现为以军事和政治为主要形式的碰撞、交流，另一方面从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而言，这种碰撞和交流为后世中华民族的内部融合及对外交流奠定了历史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时期的中国虽然首次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并开始促使中华民主的主体性向外进一步延伸，但由于秦政权建立之后在时空上存在历史的短暂性，稳固而具有向心力的社会统治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尚未完全形成，东亚政治秩序随着秦政权的瓦解而走向多元化。与秦汉之际中原地区面临的秩序混乱和制度重构相比，东亚其他民族和地区陆续形成新的区域挑战性力量。在南部地区，公元前183年，南粤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并进犯汉长沙国边境，最终形成威压闽越等南部边疆诸族的态势。在北方地区，游牧民族匈奴在冒顿单于主导下，通过强有力的内部变革，成功改变了匈奴内部原本处于相对松散状态的社会统治结构，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方面的特性获得充分发挥，实力不断壮大，军事势力盛极一时，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3]2890”。匈奴民族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先后击灭东胡，驱逐月氏，进取河西走廊，威服西域二十六国，形成“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9]”，时常南下侵袭西汉边境的局面。据史料记载，“六十六年(高帝九年至武帝元光二年)间，匈奴背约入侵多达九次[10]”。因此，在汉初的东亚地缘政治共同体之中，汉政权并不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依然处于一个内部凝聚与外延自卫的过程。汉与以匈奴为主要代表的周边民族进行了包含边境互市、商品互赠、政治联姻等多样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但是，该时期的不同民族政权保持着极强的政治与经济独立性，彼此在交流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并极为容易受到双方军事和政治活动的影响而出现波折。脆弱而微妙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丝绸之路开辟前夕的重要时代背景。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为人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道路发展、制度构建等方面的启示。
2.丝绸之路发展过程的主动性与波动性
在人类社会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历史之前，区域内部的密切联系构成了文明互动与交流的空间表现，古代丝绸之路则间断性地充当了文明跨区域间的联系桥梁，并具有内涵的扩大化与多元化、发展过程的主动性与波动性的特点。
作为东亚地区的主要文明主体，中华民族以“丝绸之路”为载体对外进行文明交流之时，受到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尤其是自身凝聚力、向心力强弱的深刻影响，并在时空范围内表现为丝绸之路发展过程的主动性与波动性。具体而言，传统中华文明在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制度构建等方面具有相对于周边其他文明主体而言的种种优势，这造就了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的主动性。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开辟的标志，汉匈双方关系构成了丝绸之路交往的重要内涵，即使在双方关系比较紧张时期，汉匈之间的经济联系依然从未间断——“匈奴贪，尚乐关市，耆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9]3765西汉王朝在以丝绸之路为途径的对外交往中不断居于主动地位，这种主动性在后世由于中华文明在历史演绎中不断进行完善而得到增强——在唐、宋、元、明、清等历代的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中原王朝在农业文明时代所具有的强劲的生产力恢复与发展能力，牢固的生产关系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关系体系，完善的上层建筑构造等，促使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稳定性，持久的延续性而创造出优于同时代其他文明的物质和文化财富，极大地吸引了其他民族或文明主体不断往来中国，和亲、朝贡、互市等行为贯穿于古代中国与周边政权的整个关系体系。而且在这一关系体系之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中华文明虽然经历着政治上层建筑主体的周期性变更，但中华民族整体上始终秉持和平与合作的对外交流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周边政权与古代中国交流的意愿，并构成了东亚传统地缘政治秩序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由于丝绸之路沿线包括了高山、荒漠、草原等，在古代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条件下，空间范围内的复杂性极大制约了丝绸之路的连续性。最为重要的是，从中华民族自身角度而言，随着北方游牧民族主体以及中原政权的更迭，汉代以后的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了持续数千年的碰撞、冲突与融合。在此过程中，一旦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包括军事和政治实力在内的战略博弈形势发生历史性变动，尤其是随着中原王朝自身上层建筑不断出现以朝代更替为主要特征的周期性变动，中原王朝依据自身实力而在内外战略方面诉诸于积极或消极的行动，进而影响丝绸之路的发生与发展。早在汉代时期，“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17]3185”，至汉在与匈奴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西域诸国方才能够与中原地区进行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公元640年，唐平定高昌，“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22]随着公元八世纪“中亚和东部大草原的叛乱、起义与革命、在欧亚大陆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使互相的联通发生改变”。[23]唐王朝在此时期经历安史之乱的破坏，与西域乃至西亚等地区的交流受到严重影响。至明清等时期，瓷器、茶叶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交易内容，而随着中原王朝整体的发展态势出现内向化趋势，尤其是明清两朝错失近代工业化先机之后，传统中国遭遇了内生外发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方位的系统性挑战——传统丝绸之路贸易受到西方工业化造就的商品倾销式输出的极大冲击，并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发展和成熟，陆上和海上资本主义霸权国家的崛起而走向式微和衰亡。最终，中国社会在近代以来的自我挣扎中被纳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和交流体系被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取代。因此，将丝绸之路置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进行考察能够发现，丝绸之路的路线及繁荣程度受到沿线各国尤其是中国实力强盛与稳定与的重要影响，并呈现出与中原政权兴衰盛亡相同步的波动性变化特征。
三、古代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之初依赖于沿线大国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诉求，政治动机大于经济利益需求。在交往关系建立之后，汉与大宛、龟兹等西域地区之间最初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更多的是为满足各自社会上层阶级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而服务的，汉武帝时期，“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17]3170在汉代及其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原地区生产的丝绸主要是供给西域乃至西亚、欧洲等地区的上层阶级，而输入中原地区的胡桃，琉璃等首先也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制于人类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来源以及科学技术、交通工具发展的局限性，人们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往活动的内容相对比较匮乏。随着交往时间的不断持续和推移，包括西北在内的丝绸之路沿线人口出现流动性变化，中原王朝与沿线各政权普遍加强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及其辅助的军事防卫设施、政治管理职能建设。军事防卫的完善、政治和亲与经济交流的密切，为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其他各线路如海上丝绸之路等也开始向深入方向发展。丝绸之路所衍生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属性不断得以扩展，中原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交流内容更加多样化。至唐代，唐玄宗明确认定“国家与突厥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繒帛，彼此丰给”，[20]此时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已经更加明显，构成了中原王朝维系丝绸之路的除政治利益之外的另一积极推动力。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经济贸易的具体商品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广大群众所需要的地方产品，已部分地代替了统治阶级奢侈品的运销”。[21]“在天山南北各城镇商业贸易臻于繁盛之际，商品的内容随着农业，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比如粮食市场的兴起……，都反映了交易品已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为供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起了重要的作用”。[21]在政治上，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在古代农耕文明时代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最为直接和严重，因此，北方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是历代中原王朝战略防范的重心，中原王朝通过设置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等机构增强对西域地区的政治联系，并最终为西域大部分地区在后世融入大中华文明圈奠定了基础。而即使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原王朝政治和军事势力不断向四周扩散，并不时显现出大国主义倾向，但它们始终遵循“和而不同”、互惠合作的理念，极为注意尊重周边民族或地区在制度构建、民族风格等方面的社会发展特色。因此，丝绸之路扩大化的内涵，包含了中国主导、塑造和维护下的东亚地缘政治和区域治理秩序的演变。在文化上，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或艺术形式相继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并与中国本土文化逐渐融合，文化与艺术的本土化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开放性的重要表现。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如果让大家在神奇动物系列中选出一个吉祥物，我想很多人会选择嗅嗅。在第一部电影中，正是因调皮的嗅嗅大闹银行，才让纽特惹上官司，同时也让神奇动物们纷纷走失。但是到了第二部，嗅嗅不仅凭借着灵敏的嗅觉，找到了女主角的线索，还从大魔头格林德沃那里偷走了重要的血咒，为邓布利多和纽特在未来打败格林德沃，提供了重要筹码。
(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与开放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考察丝绸之路的内涵及特点能够发现，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核心和实质是对改革、发展、开放三者关系的运用。广义上的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对外交往活动的统称，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但从中国长时段历史视角出发，能够发现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起、发展、消亡与中国内部的改革发展态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丝绸之路的开辟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战略的附属产物，但其之所以能够达成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消解匈奴的战略威胁，并为丝绸之路成功开辟和持续运行提供保障，根本上依赖于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雄厚物质基础，以及由于物质基础的丰富程度而形成相对于其他民族和区域的整体性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与中华民族的人口优势及其勤劳、勇敢的民族性格等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持久性，以及在持久延续中积累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但这种物质基础和比较优势也并不是在数千年中一以贯之而不变的，纵观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整体性发展态势，周期性的政权更替是其显著形态，其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同政权的兴盛衰亡，实质上则具有社会通过残酷的治乱周期进行自我调节以维系持久性和延续性的深刻内涵。而且处于周期运行中的每个新兴政权基本上都能够“革故鼎新”，在政权初期极为重视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并为了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巩固统治地位而诉诸于社会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普遍共识，并贯穿于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的统治理念和实践。尤其是一个政权初期和后期的改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亦即改革成败与否，决定着旧政权能否延续或新政权能否确立和稳固，其也直接关涉到政权对外交流的积极或被动。如汉初面临亟待解决的社会生产力恢复问题，几代统治者根据对国内改革发展形势的判断，从而对周边政权采取消极保守之策，至汉武帝时期，数十年的改革发展成效得到彰显，汉王朝开始对匈奴和西域诸国的实行积极进取方略。又如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早期基于国内良好的发展局面，在对外交流方面以更加主动地以军事、政治、经济或文化等形式与周边民族和政权加强联系以汉政权为中心的东亚政治秩序也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周边众多民族的认可。及至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内部改革和发展态势受到各种因素的阻碍，社会难以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各条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走向和繁荣程度相继出现波动性变化等。至宋代，以及清代后期，社会内部变革的效力无法与同时代的其他博弈对手相匹配。因此，宋代虽然在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方面较为活跃，但在传统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交流中始终处于消极和被动地位，而清代后期更是由于社会变革和发展速度无法跟上时代步伐，彻底丧失了在近现代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一席重要之地的机会。
国家兴则丝路畅，国家衰则丝路阻，古代丝绸之路的波动性变化，以及其最终在近代归于消亡，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兴衰变动曲线大致呈现出同步姿态。从整体上而言，古代丝绸之路实质上是中国古代社会在内部改革、发展与对外开放状况的延续。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面临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历史追求目标诉诸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24]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中国社会对改革、发展和开放三者辩证关系的当代运用，而“一带一路”是科学处理三者辩证关系的最新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在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实践之后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长足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重要基础。在后08年经济危机时代，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强国内生产力向外辐射能力则是现实背景。世界其他众多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对资金、技术、商品等方面的强烈需求，正好与中国的经济外溢具有相互补充性。尤为重要的是，“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它第一次绕开了资本主宰劳动的历史逻辑，第一次摆脱了西方的制度框架、政治模式和文明体系，第一次摆脱了殖民、扩张、掠夺的发展逻辑，……第一次在吸纳西式现代性的精华之后开启了更为壮丽的现代性之路。”[25]中国国内改革发展积累的良好基础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一带一路”能够提出并获得不同民族广泛认同、积极参与的重要条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成功探索的，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道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极为关注并力图进行学习、参考的重要方面。而且中国现当代所面临改革、发展和开放的时代背景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大不同地方在于，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国家，却处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一方面，这一世界体系自形成之后即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强力推进的西化进程的严重影响，甚至人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普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另一方面，处于该世界体系之中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意识，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相冲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推动改革、发展和开放事业的稳步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但中国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依然在内部面临道路探索和制度塑造的时代挑战，在外部遭遇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方位战略围堵的威胁。“一带一路”从中国视角出发，是中国重新回归世界历史舞台中央，重塑东亚乃至全球治理秩序的尝试。中、美乃至中、西方在国际分工地位、意识形态、现代化路径、国际话语权等层面的战略博弈必然贯穿于“一带一路”的推进全过程。在具有外部多方博弈对手情况下，“一带一路”推进程度和成效如何，又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的改革和发展态势，即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持续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的全方位进步，形成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道路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才能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提供保障，并增强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现实说服力。当然，在全球化与区域化、民族主义并行的当代社会，复杂的国际关系决定了中国社会在处理改革、发展、开放三者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积极汲取他国先进的改革、发展与建设经验，善于灵活应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实现共赢、共享、发展，也要科学评判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多重影响，并制定积极应对之策，真正形成改革、发展和开放的良性持久与互动式推进。
(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提倡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对古丝绸之路理念的现代传承和扬弃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赖以依存的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局面所呈现的独特性在于，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与古代丝绸之路的领导主体和根本依赖力量相比具有先天优势与后天积极性。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主导者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推动者与践行者，其本身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它“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26]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当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主体，在促进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引领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与健全过程中，始终注重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始终注重与中华民族的总体利益相一致。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在自身性质的基础之上，一直坚持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贯彻至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在数十年的执政与改革探索中，与中国以往上层建筑主体显著不同的是，它极其注重对自我革新能力的塑造和实践，致力于加强自身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增强和改进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执政能力。在坚持阶级立场、价值追求，以及注重自我革新能力塑造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以往社会统治阶级整体上具有的剥削性和自私性以及在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利益维护本能，能够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高效性，并不断预防和消除古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官僚体制在自我演变过程中衍生出的历史惰性和腐朽性，克服统治阶层利益扩大化和固化趋势，跳出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统治阶级与劳动者阶级激烈地争夺社会发展成果的历史周期性。而且这一阶级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克服传统中国上层建筑阶级性所具有的弊端之后，能够摒弃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至上主义倾向，继承其所包含的和平、合作、共赢与发展理念，并将这种传统优秀交往理念与共产党人坚持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进行时代化结合，从而能够在国际合作中祛除西方社会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的僵化束缚，兼顾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与发展诉求，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采用的自我中心主义、强权主义、霸权主义等不平等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消极后果——国际社会两极分化差异趋势愈加剧烈。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主体，能够获得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其提出的和平、合作、共赢、共享的倡议也能够受到世界不同其他民族和国家人民的普遍理解和支持。在社会主义先进上层建筑的维护和促进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社会所积聚的历史合力会显得更加积极与主动。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各项事业领导核心的稳定性、创新性，有效地促进着中国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健康运行，这也要求在改革、发展与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变革能力，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进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国内发展基础。
传统课堂形式过于沉闷，引入多媒体，利用动画、视频吸引学生注意力，但容易忽视的是多媒体最终只是一种教学手段，要配合教学进程使用，一味的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媒体承载的知识点过于密集，教学内容节奏过快会导致原本注意力更加分散，超出学生认知负荷。媒体的使用减少了师生互动，单向传输的多媒体在学生课堂参与度方面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总之，古代丝绸之路是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古代民族对不同民族彼此交往活动的持续探索，其包含了中国古代社会对改革、发展与开放三者关系的历史无意识性把握。随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人类互相交往活动的范围和内涵借助于各种因素而获得了爆发式变革。当代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但已经不再是完全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作为经过由近现代被动式参与到当代主动式融入转变的中国社会而言，“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改革、发展与开放三者辩证关系的实践延续，其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塑中华现代文明，为解决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从中国视角而言，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启示人们，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建设，必须在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同时，探索构建现代型改革、发展与开放的良性社会运行机制，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建设凝聚而成系统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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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cient Silk Road ′s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WANG Chao
(Marxism Schoo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 :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was the produc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cohesion and centripetal force in continuing to overflow and causing the ancient East Asian Geopolitical Pattern Reconstruction, which has the complexity historical background.It is of the un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a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expans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itiative and volatilit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to review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an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three relations among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reform,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it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People advancing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Socialis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New Era: we must properly handl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aspects of reform,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adhere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push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form a systematic social force in the road, theoretical system, system and culture.
Key words : silk road; “belt and roa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中图分类号 ：K092；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03(2019)01-0107-10
收稿日期 :2018-09-28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2017ZDZT28)。
作者简介 ：王超，男，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理论。
(责任编辑：杜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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