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决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完全论文,决定性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5)06-0115-12 今年我重新回到了关于证据关系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我曾建议与我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知识的命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发展出的关于知识的社会解释一同解决。这个问题始于如下观察，即除了在经验归纳的案例中，在理论假说和作为为了这些假说的证据所提出的经验数据之间不存在形式上的关联(formal connections)。这样的形式上的关联(例如，在关于证实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解释中所阐明的)将保证从数据到假说之间的相关性。缺少这样的形式上的、逻辑的关联，数据就需要凭借背景假设来实现它们作为某些或其他假说的证据的地位，这些背景假设建立了数据和假说之间合理性或可接受性的关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完全决定性问题：数据不能完全决定假说评价。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在20世纪早期曾明确阐述过这个问题。但是，大部分科学哲学家跟随美国逻辑学家蒯因从而接受不完全决定性，并且将这个问题表达为多重经验等价的不相容理论(multiple empirically equivalent incompatible theories)的可能性。因此，哲学家如贾勒特·莱普林(Jarrett Leplin)和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认为，好像不完全决定性问题可以通过表明这样的多重性是不可能的来得以解决，或者，关于相同现象的多重经验等价的理论最终都是同一个理论。凯尔·斯坦福(Kyle Stanford)最近将问题表达为未被考虑的替代物(unconceived alternatives)。他的陈述反对莱普林和基切尔倾向于给出的解决方案，但是仍然将问题看作是多重理论的有效性。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群体称为对不完全决定性问题的整体论解释。我将回顾这些论证，进而表明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解决不完全决定性的最初问题，并恰当地解释和描述某些关于证据的额外问题——这些证据可以归入不完全决定性的标签下，并且提出了通过对科学知识的社会解释所形成的一些解决方案。 一些哲学家将不完全决定性论证同化为归纳问题。的确，两者都质疑了从有限的案例中推导出超出这些案例的主张在理智上的合理性。然而归纳(即枚举式归纳)依然坚持在证据陈述和假说之间的形式上的关联，那些证据陈述乃是假说的实例。并且，假说就是这些证据陈述的归纳——例如，证据：我看过的所有的鸟都会飞；假说：所有的鸟都会飞。迪昂将不完全决定性论证表述为不同于归纳的经典问题。 迪昂要求我们假设一个物理学家决定实施对一个假说的实验性检验。关于这个所提议的行为，他说： 为了从这个命题(假说)推导出对现象的预测并且着手进行实验来检验是否产生了这个现象，(物理学家)……并不会将自己局限在利用所谈论的命题；他同样利用一整组他毫无疑问地接受的理论。 迪昂利用了第六章余下的部分形成了后面的观点。首先，他扩展了关于“整组理论”的说明。对额外信息的依赖的必然性，其后果仅仅说明了什么能被看作是对一个假说的检验，检验并不是针对所考虑的假说自身，而是针对伴随着额外信息的假说。其次，当被预测的现象并没有发生，假说本身并没有被证伪，而是假说和额外信息的联合被证伪；并且，当被预测的现象出现时，假说本身并没有被证实，而是假说和额外信息的联合被证实。最后，如果不同的额外信息被原初信息所替代，对假说的检验，以及关于原初进行检验的现象的证据性关联相应地发生改变。 这当然意味着对于科学研究的可靠性来说有些可怕的结果。没有对额外信息的检查，假说的证实和证伪看起来就是独断的。迪昂本人借助物理学家的“明智”建议，如果不是空洞无物的话，似乎也不过是没有完全展开的。迪昂的问题一度让位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创新之处。解决他们对说明、理论和证实的形式主义解释的细节，是具有挑战性的，并且就数理逻辑发展的背景而言，在理智上也是值得去做的。但是，对于迪昂的忽略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逻辑学家蒯因在他1951年出版的论文集《从逻辑的观点看》中重新唤起了不完全决定性问题。 通过将视野延展至整个科学，蒯因强调了我所说的迪昂式论证的整体论特征，将其理解为我们的(或个体的)整体的信念集合。蒯因和约瑟夫·于连(Joseph Ullian)合作，将视野拓展到了整个“信念网络”。根据蒯因的观点，一个“拒不服从的经验”(recalcitrant experience)，即一个与预测和预期相矛盾的现象并不是面对单一的假说，或者甚至是单一的理论，而是整体的信念网络。这个网络由于其边界条件是如此的不完全确定，以至于不存在唯一的正确或最佳的调整。这个态度是蒯因著名的拒斥对分析与综合陈述进行区分的一个方面。任何一个信念都能被修正来保持网络中要素的一致性。蒯因的这个观点成了迪昂论证的主要解释，在此之后被人熟知为迪昂—蒯因论题。但是，请注意迪昂论证到底发生了什么。无论我们是否坚持我们的整体信念系统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理论，或者坚持存在不同的理论，这个论题都被理解为关于理论的论题。作为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拒斥的一部分，蒯因论证道，只要所有的元素保持一致，一个人就可以在网络中做任意的调整。我将这种对迪昂的解释称为整体论解释(如果能被看作是对迪昂的总体解释的话)，因为并不聚焦于个别的假说和它们的证据，而是聚焦于构成一个理论的整体的命题系统以及针对这样一个系统的证据。接受迪昂—蒯因论题挑战的哲学家将其接受为在经验上等价的理论的可能性。这一点意味着具有完全相同的经验后果的理论。 同样地，它和如下建议纠缠在一起：假定任意理论，总是可能构造这个理论的一个替代物，两者具有完全相同的经验后果。例如，人们可以为经典物理学增加一个以相同方式作用于万事万物但是因此无法察觉的“普遍存在的力”(Universal Force)的假定(正如赖辛巴赫所考虑的)。那么，我们就有相互矛盾但伴随着相同的经验后果的理论T和理论T+U，也就是说，它们在经验上是等价的。如果有人认为，正如逻辑经验主义者那样，所有的意义都来源于理论的经验基础，那么他可以认为理论T和T+U是相同的。不过，如果有人认为理论表达式在意义上独立于它们的经验基础，那么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如何证明要接受理论T而不是理论T+U，抑或相反？这一点和不完全决定性交织在一起使注意力远离数据和它们的证据相关性的问题，而聚焦于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和创造可供选择的理论有关，而和解释数据无关。被标识为迪昂—蒯因论题的不完全决定性，被理解为如下建议，即给定任意科学理论，都可能构造出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两者具有完全相同的经验后果，也就是说，它们是经验上等价的理论。 这种转换可以在一篇试图克服由不完全决定性所造成的威胁的重要论文中看到。劳丹和莱普林①以及很多其他的科学哲学家，以迪昂—蒯因论题的方式谈论不完全决定性，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关于理论的经验等价性的论题。当他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时，经验等价性是不完全决定性论题的根源，反之不然。聚焦点完全在经验理论等价上，也就是说，聚焦于通过诸如以相同的方式作用于万事万物的普遍存在的力的方式来创造具有完全相同的后果的理论前景，而不是聚焦于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关系。 劳丹和莱普林关心的是经验等价性可以被用作一种认识论工具的方式，来对抗实在论者关于不可观察对象的解释。和怀疑论者相反，他们声称，如果理解得当的话，经验等价性论题对于认识论来说失去了一切意义。通过控制经验等价性，他们声称战胜了或不理会关于不完全决定性的担忧。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论证的，是否真的成功了。 他们通过接受他们所称的“熟悉论题”(familiar theses)来开始论证： 1.可观察的范围的可变性(VRO)：可观察对象的范围的任何界限都和科学知识的状态以及可供观察和检测的技术资源有关系。 2.预测中对于辅助信息的需求(NAP)：对于可观察结果的导出来说，理论假说典型地需要通过辅助的或附属的信息来进行补充。 3.辅助假设的不稳定性(IAA)：辅助信息为从理论中导出可观察结果提供前提，这在两个方面上是不稳定的：它是可取消的并且是可扩张的。 辅助假设一旦足够保证被用作前提，往往随后就会被拒斥，并且那些允许导出额外观察结果的新的辅助信息往往变为有效。 通过第一点，可观察的范围的可变性，我们从来没有把握认为，观察陈述的集合目前就确定为一个将保持恒定的理论的结果。改进的研究设备可能会让现在无法观察的东西在未来变成可观察的。因此，两个理论的经验等价性是相对于科学现状的，包括当前接受了其他哪些理论以及当时可用的观察和实验仪器。你可能不同意经验等价性意味着理论的所有经验后果都是相同的，而不仅仅是我们目前能创建的。第二和第三个论题强调了这种异议。通过第二点，对辅助信息的需求，以及第三点，辅助假设的不稳定性，即一个给定的理论具有一组特定的可观察后果的集合，是否它们能被容易地确定，同样是一个时间索引现象(a temporally indexed phenomenon)。当一组不同的辅助信息替换了原初的，理论T在时间t1的后果，是相对于在时间t1所接受的辅助信息的，不再可能是理论T在时间t2的后果。因为可观察的范围和辅助信息都可能会改变，劳丹和莱普林指出，没有纯粹的逻辑的或概念的论证能显示出经验等价性的条件是一个永久的条件。经验等价性可能是临时的。由于是临时的，它也就不像是原先所见那样的认识论上的威胁。 所以，没有任何论证能证明从当前的理论的经验等价性可以推出持续的或永久的经验等价性，并且因此，当前的经验等价性并不提供对作为“理论选择完全不能通过任何可想象的证据来得以决定的激进论题”的不完全决定性的任何支持。不过，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们用来拒斥经验等价性的“熟悉论题”正好是迪昂本人也支持的论题，特别是论题的第二点。不完全决定性真的能被用来击败不完全决定性吗？ 凯尔·斯坦福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不完全决定性问题的版本，他称这个问题为“未能考虑的替代物”。他通过来源于19世纪生物学史中的案例来展示这个新版本。有三个案例研究支撑了他的论证：(1)达尔文没能鉴别出针对他的泛生论的可用的替代物，即使这些理论进入了他的视野；(2)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没能发现针对他的不变颗粒遗传理论的替代物，即使当这些理论在当时获得了对于他来说有效的证据支持；(3)奥古斯特·韦斯曼(August Weissman)尽管对遗传的许多方面都富有洞察力，却没能把握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使得他假定特异性特征的细胞内决定因素的多样性(a multiplicity of intracellular determinants of specific characters)也能通过作为生产这些遗传因素的工厂的遗传物质(germ plasm)来解释。也就是说，遗传物质自身在不同的语境中能够变化响应(variable responses)。斯坦福为我们的认知状态得出了明显的推断：如果存在(实在论的和有效的)可供选择的理论，那么我们如何能知道相同的东西目前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真的。正如19世纪的生物学家要么没有考虑到、要么没有认识到针对他们所发展的观点的已被设想的替代理论，我们今天或许处于同样的状态，即要么没有考虑到、要么没有鉴别出针对我们已经采纳的理论来说同样得到很好支持的替代理论。不完全决定性，作为通过有效的证据支持的可供选择的以及不相容的理论的存在，持续成为我们认知状态一个基本的方面。 关于斯坦福的论证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蒯因和斯坦福都理解并且都认为不完全决定性与科学实在论或反实在论有关。要么是支持科学实在论(劳丹和莱普林)，要么假借工具主义来支持反实在论(斯坦福)。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问题就是，这种关于理论的解释以及它们与关于实在本质的形而上学主张的潜在关联这样的普遍问题。其次，斯坦福的进路依然是理论中心的(theory-centered)。他从对实际的替代理论的有效性的注意出发，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现实中的。和迪昂—蒯因版本的区别就在于前面所提到的充满幻想的替代理论——例如，一种普遍存在的力。在这方面，斯坦福的版本，同样还有劳丹和莱普林的版本，仍然是整体论特征的。这种整体论要和诸如库恩这样的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家的整体论区别开来，库恩论证了对证据的观察和描述是负载理论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预设了它们将要充当证据的理论。与关于意义的可观察基础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式图景和关于意义的理论基础的库恩式图景相比，不完全决定性假定了对观察和描述的独立性。它的支持者就面临着要对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的问题，如果这种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坦福的论证基本结构和劳丹与莱普林是相似的。劳丹和莱普林从根本上论证了，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未来将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发展，即保持或者消解关于经验等价的现状，因此被他们看作是不完全决定性的基础的东西——永久的经验等价性——就被排除了。斯坦福论证了，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我们没能设想一个针对目前的理论和所接受的假说来说在经验上获得支持的替代性理论。在这两种情况下，论证的关键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we do not know what we do not know)。我们不知道在自然界中的关系和过程的全部范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工具仪器和框架假设(framing assumptions)在未来会如何改变。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忽略或现在没能想起什么样的替代理论。正是数据和理论之间关系的这种偶然性削弱了任何类型的关于这种关系的特征的绝对主义的或非时间性的主张。不过，正如我们无法论证不完全决定性的现状是永久的，我们也无法论证貌似可靠的经验支持的现状也是永久的。可观察的范围或许会改变，并且处于竞争状态的辅助信息也会改变。确实仅仅因为我们不能在那一刻设想替代的辅助信息(alternative auxiliaries)，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去设想它们，它们不会是貌似合理的。所以，劳丹和莱普林反驳不完全决定性的策略是失败的。 如果我们不从关于科学理论的理论和一般论题的问题出发，关心实在论或者科学的认知权威性，而是从产生于对当前出现的科学研究的特定时期的考察的问题出发，那么，可能被称作不完全决定性的东西，就有一种不同的特质。并且，和不完全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状况具有不同于经验等价性的形式。无论我们是不是科学实在论者或反实在论者，不完全决定性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分析证据性关联。正如我的早期著作中关于不完全决定性问题的阐述，它考察的是在充当数据的单个观察(或观察的集合)的描述和数据所支持的假说之间的语义鸿沟——当这些被明确表达的时候。作为例子的有，考察在云室中轨迹模式的描述和基本粒子行为的主张之间在内容上的差异，或者血红蛋白氧合的模式和脑组织通过磁共振成像测量脱氧以及特定的大脑/心灵活动的主张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不考虑关于研究的一种虚构的结局，而是考虑此时此刻，并且描绘不是作为多重经验等价理论的可能性的状况，而是作为如下问题的状况，即(1)确定证据的相关性，以及(2)对促进了这种确定的背景假设的评价。不完全决定性成了对科学认识论研究者而言的一个严肃挑战。和整体论者的解释相比，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关于不完全决定性的语境主义解释。这是假说特性的，而且并不预设任何类型的整体论。在我早期的著作中，我展示了建立证据的相关性所需要的背景假设——如何能够允许社会价值进入科学推理，以及如何转移到关于知识的社会解释来帮助保持科学的客观性。到目前为止，在科学自身中未得到正确评价的发展不仅强调了不完全决定性问题和当代科学哲学的持续相关性，并且要求将分析进行扩展来强调这些发展。我将讨论这三点。一个来源于我们要去理解的某些现象的复杂性；另一个来源于统计数据和假说的特征；并且越来越多的使用计算机建模来理解和预测复杂系统的行为，导致第三点的出现。 在我的最新著作《人类行为研究》中，我确定了诸进路的一个共同特征，其证据结构我正在进行比较。它们每一个都需要我所说的因果空间分析(a parsing of the causal space)。并且，这些分析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每一条进路仅仅考虑了可能的因果因素的一部分，这些因素影响了以特定方式行动之倾向的建立。研究者试图理解人类行为中的变量：为什么一个人会显示出一组行为特征，而另一个人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经验研究聚焦于可能的行为特征与倾向集合中的个体成员：冒险相对于恐惧、害羞相对于善于交际、抚养的/关爱的行为、攻击行为、性行为，等等。不同的研究进路被用来研究在这样的人类行为中的变量，它们一起揭示了被牵涉的因素的诸多不同类型。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展示在下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