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
任何时代精神总是民族精神或寓于民族精神之中，但民族精神却未必总是包容于时代精神，哲学在它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民族哲学的形式出现的。这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她的民族精神就是她的时代精神，她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她的民族精神的精华，但随着人类的世界历史的开拓，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不再局限于单个的民族精神，而是超越了民族精神的特殊性，成为人类发展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当然不是超然于民族精神之外，而是寓于民族精神之中，但单个民族精神及其精华，独领时代风骚，独占哲学舞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人类世界历史开始以后，一个民族的精神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或包容于时代精神，就取决于这个民族的发展程度，尤其是她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程度，一个民族的发展程度越高，她与世界的交往程度越深越广，她的民族精神及其精华就越具有普遍性。
时代精神是反映了时代本质特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升华，哲学则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这里必然提出的问题是，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普遍、复杂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并据之提炼出指导自己行动的哲学来，这也是我们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问题。
执着于时代性是盲目的，什么是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当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工业化国家却出现了对工业化及其前提——科学技术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很显然，由于发展程度的差异，当然还有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国家所需要的支撑和促进其社会发展或可持续性发展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世界有着共同的潮流，但借以驱动和导向一个特定国家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却不是抽象的。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倡导肇始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推进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仍然是我们当今所需要的精神理念。工业文明尽管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是人的解放的必要准备”（马克思语）。当然我们也不应当漠视诸如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背景。如果我们善于总结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来。这也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机遇。
执着于民族性是狭隘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升华，特殊的生存环境，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各民族人民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特殊理解，积淀为特殊的文化观念，升华为特有的民族精神，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又难免带有自身的偏狭，必须经受时代精神的选择。在这里，与那些具有文物意义的文化形式不同，并非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中华民族在其数千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但由于在世界工业化潮流中的一度中落，恰如众多学者指出的，渗透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是与农耕生产方式直接相联系的，如果我们宥于某种民族“自尊”的情结，甚或视中国古代文化观念即是补求现代工业文明缺陷的“后现代精神”，固守一切民族的创造，就无异于拒斥科学技术理性、拒斥工业文明，概言之，拒斥现代化，实际上，只有那些能够真正把握时代精神，敢于自我否定，勇于自我创新的民族才是一个自尊自信的民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就是立足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为中华民族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确立一个行动指南。因此，恰当地处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应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问题，而对这一关系的处理仍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关于民族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等等深刻的论述，都应当作为我们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南。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在理论的建构上，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像以往那样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观点否定性地评判中国传统哲学，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中国哲学的范畴，而是立足当代实践，用我们先人铸就的哲学智慧在中国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更贴近中国的本土文化，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基于这一旨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必要的。有分析才有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或要求本身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各有特点。辩析异同，才能找到结合点。但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停留于简单比较上。
有一种倾向，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停留于理论构成的分析上。即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也有实践观等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哲学作为世界观，是人类在实践地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获得的关于世界与人的关系的观念的升华。人类在求生存求发展，实践地改变和超越现存世界，追求和创造理想的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产生相通的认识，遵循相同的规律，因而在具体的哲学观念上也必然具有相通性和普遍性。所以，理论上的相通和普遍性本质上源于实践活动的普遍性。如果在这一问题上仅止于理论构成的对比，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就变得了无意义。
各民族哲学的独特性，不在于它具体的理论构成上，而在于它基于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上，在于它基于这一理解和把握赋予其哲学概念，范畴的内涵上和表述这一内涵的话语上，古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各具特点，所谓西哲精于分析，中哲注重整合，个中因由皆在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理解方式与之结合起来，赋予其以中国本土文化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总结了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继承了人类哲学思想的优秀成果，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毕竟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多是通过前人的哲学而获得阐述的，其思维方式不能不带有西方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在理解人与世界关系方面的不同已是不刊之论，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方法问题以及知行关系问题，是每一种哲学都必须回答的，但由于看待问题视角的差异，使之在每一具体问题的内部都必然有一道不同的风景。
中国传统哲学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有其独特的角度。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构成其精髓因而制约着其它哲学问题的就是其整体性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或曰“天人协调”的基本观念。同许多论者一样，我们不认为这一观念直接就具有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赞同把这一观念与其原生时代背景对应起来而予以彻底否定。事实上，某种哲学观念能够被传承本身就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任何被传承的哲学观念都不可能是其原生意义的简单沿袭，而是被赋予了时代内容的诠释。同样，我们今天谈“天人合一”既具有今天的问题背景也就具有当代的意义。在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重视这一思维方式，对于吸取工业化国家的教训，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保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互补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强调从全面的、联系的角度看事物，也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但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看，这种对整体性的把握是通过对部分的分析而获得的认识，换言之，其思维的逻辑进程是，由部分到整体，由要素到系统，由分析而综合，与之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性思维则是直接从总体出发的，它是从整体理解部分，据系统解释要素，先综合而后分析，由部分或要素溯及整体或系统，和由整体或系统定位部分或要素，在结果上是殊途同归的两条道路，不同的思维历程会使我们领略到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景观。
这种双向思维在当今世界是极其重要的，它有助于我们克服伴随工业文明产生的人与自然的疏离，灵魂与肉体的分裂等等弊端，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持续的发展。
我们认为，这种蕴含于哲学中的思维方式的结合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因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长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的具体实践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首先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理论本身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借助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在实践中，外在文化才能与本土文化实现真实的接触；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二者才能发生互动关系，才能相互磨合，相互选择，达到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不仅是解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问题，而且也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现实的道路。
理论的实践运用本身就是对理论的重构。首先，对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就是一个对理论的再建构过程。现代认识论揭示，人的认识是一个思维的建构过程，亦即认识主体通过已有的逻辑观念、概念结构对认识对象的理解、分析和规范过程。对理论本身的把握也不例外。人们总是“依据”自身的通过社会遗传形式积淀起来的生活经验、文化观念和传统去接受某种非本土文化理论的。因此，实际的情况是，首先，在某理论被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开始之前，理论就已被建构了，被初步赋予了主体的本土文化因素。其次，在理论的实践运用过程中，一方面，理论指导规定着实践的方向和过程；另一方面，实践又选择、修正着理论。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所进行的活动。除了实践主体是承载着特定社会“遗传基因”的文化主体外，实践所指向的问题或对象也包容着文化的积淀。因为客体总是与主体相关的客体，或者说任何问题的产生、提出及其存在方式都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联系的，都是处于一定的文化时空中的。因此，一种外来文化或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它与本土文化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在此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理论就是融合了双重因素的适合于具体实践的理论形式。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言，这种实践的建构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上的。首先，必须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定不移地以之指导我们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失误则是误谈或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恰如肖前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
其次，必须切实地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实践的理论工具，而实践地改造对象性世界才是目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之一就在于颠倒了这一关系。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言，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是必然的要求。文化不是抽象的。文化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往中存在和发展的，是人类在对象性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活动中历史地创造和展示的。所以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直接体现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实践就是文化的存在方式。因此，只有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也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
当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是实践经验的简单总结，哲学是时代内容中“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产生，还需要思想家在人们实践活动创造的时代内容和时代文明的基础上，把握时代的本质，进行创造性的总结、概括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