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与“人类中心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界论文,地位论文,人类论文,主义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2)02-0168-04
一、“自然”及其与人的相互作用
考察有关“人类中心主义”争论，再回到马克思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将对争论有一种新的认识。在马克思的著作里，自然概念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基本含义[1]：
第一，作为一切存在物总和的自然，其内容包括“人的自然”和人以外的全部自然界。这里的“人的自然”指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尽管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能动的自然存在物”[2]。这种广义的自然概念，是把人作为一种依赖于自然界并具有一切存在物特点，即客观实在性而纳入自身之中。“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自然就是整个世界、宇宙、存在。
第二，作为人的环境的自然。它是指给人提供生存的生活资料和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感性外部世界”[2]，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马克思把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说成是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这种作为人的外部环境的自然构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必要环节，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人对外部环境的关系；人依赖于自然界，反过来，人又改造着自然界。这种依赖和改造的关系，在人类历史实践中，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物质变换的实践中，人的外部自然环境不断地发展和扩大，不断地展开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第三，作为人类活动要素的自然。作为自然与人类之间进行物质变换必要前提和条件的外部自然界，在物质变换的具体实践中，必然成为“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一方面，人把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人把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2]。这样，自然在人的物质变换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成为人类活动的要素，它渗透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和整个劳动过程中，成为人类社会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
从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三种理解可见，自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与人及其实践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正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上，构成了真正的自然的发展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及二者的辩证统一。
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人对自然的主动的作用和自然对人的受动的反作用的辩证统一。
人对自然的主动作用，表现为人在自身的生产劳动中对自然界能动地占有，把自然对象变换成为符合人的目的的存在物，这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使自然界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改变了自然的原初状态，使之成为充满人的意志印记的存在物——“人化的自然”。人对自然界的占有活动，表现为人类历史中生产劳动实践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工业之前，“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3]，主要是获取直接的自然生长物。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它表现为“物质的工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这时，人类社会“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3]。“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通过工业所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今天，表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人对自然界的作用，在更广泛、更深远的方面发展着，人似乎越来越远离自然界，完全成为自为的独立存在。
其实，人与自然的作用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包含着自然对人的反作用，表现为“人的自然化”的过程，它是人与自然关系不可或缺的方面。“人的自然化”是指人在生产活动中广泛地掌握和同化自然力，将自然规律和自然的力量纳入自身，变为自身部分的过程。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认识自然力，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本身固有规律性来充实人的主体能力，从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因而，它和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历史实践中，人与自然成为有机的整体。其中，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必然顺应自然所固有的规定性和规律性，“人化”只能是人循自然法则之“化”。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地位”及其表现。虽然在资本主义工业之后，人对自然的直接依赖性逐渐降低，人的能动性和独立性日益增强，但人还是不能离开自然法则，超越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地位”。
二、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与人的目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问题。他是在谈到以人类社会为中介的自然与原始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论述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4]。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这种“优先地位”只是在人脱离原始人成为社会的人之后，社会对自然界发生作用时才具有意义。它首先是自然界相对于人的先在性以及人作为直接的自然存在物对自然的绝对依赖性；其次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在人类社会劳动实践中，自然所必然表现出来的固有规定性和规律性。这种规定性和规律性是人对自然作用的先在原则，既不可超越也不可违背，只有顺应并服从于这一原则才能达到人对自然作用的目的。
物质本身的优先存在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前提，“人类不管其生活的历史条件如何，都不能超越面前的物的世界，而要充分利用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1]，“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5]。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创造了一个不同于原始自然的“人化的自然”，这种人化的自然依然作为感性世界的构成要素存在着，它与原始自然一样，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并没有失去它作为原始自然所固有的规定性和规律性；相反，“人化的自然”是对原始自然所固有的规定性和规律性及其潜在的可能性的开掘，只有在自然物质所固有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才会在生产实践中生产出以人的方式存在的产品。正如施密特所说：“在马克思那里，与费尔巴哈相对，自然的直接性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它不是一种被消亡的现象，而是保存了它对于人类及其意识的先在性的东西。”[1]“从自然的形式、内容、范围以及对象性来看，自然决不可能完全被消溶到它进行占有的历史过程里去。”[6]
但是，自然界对人“优先地位”，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和最高的存在原则。人并不是自然物的奴隶，而是以社会为中介能动地作用于自然及其物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实践（工业生产）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实现人的目的的历史过程。
“目的”是人的实践的范畴。在现实世界中，人为着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是通过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生产实践来实现的。人有目的意志，是指人在思想上能预见到自己活动的结果。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质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7]
人在思想上对自己活动结果的预见，包含着对有关自然对象性质的一般知识，这种“预见性知识的产生，已经以实现了的实践行为为前提，反过来，预见性知识同样又成为一切行为的前提”[6]。这样，一方面人的目的意志只有与物质固有的规律相一致，该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人的目的之间有内在的必然一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在人的目的实现的过程中，人的行动被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所束缚并不是绝对的，人能动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在遵循物质固有规律的前提下产生出符合人的需要的产品。因此，人的目的的设定从属于自然及其物质的规定性和规律性，而自然及其物质也从属于人的目的的设定，二者是相互适应、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人作为二者的主动方面，在任何时刻，都把他所需要的东西交换成他能够做的东西，把他能够做的东西变换成他要造就的东西。
三、人的目的与“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为着自身生存发展的目的，必然要对自然界进行获取物质产品的生产实践活动。因而，人类对周围自然界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贝尔纳认为，人类从作为一个猎人或者农夫开始，就“从事着推翻自然界的平衡以利自己”[8]的活动。这种打破自然界自身平衡状态的物质生产活动，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发展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随着这种发展相应地变化着。在近代工业社会以前，由于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适应、受制于自然。这时人对自然界的干预活动是狭小的和孤立的，即使局部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也还远远没有突破自然界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生态界限。到了近代工业社会，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实践活动把原来顺应自然力的活动，转变成以工具为中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人类借助于通过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强大的生产工具，把自然界当作满足社会多种需要的财富的原料仓库，向自然无限地索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实现了一次根本的转换，原来人对自然的直接依赖性转变为人直接依赖于生产劳动结果——物质产品的独立性。在人类天性中，那种超越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而成为独立自主的人的梦想，在近代工业社会的物质生产中得以实现。这时，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本原性被遮蔽和遗忘，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既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独立性，又发挥和证明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于是，物质生产活动变成人最根本的生存方式，社会成了一个为不断满足人物质需要而不断地向自然索取和占有的物质加工厂和生产体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无法逃脱的、不断扩大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加速运动。
在从人适应和依赖自然转向主动向自然索取和占有的过程中，工具作为有一定目的的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中介，是这种转向的直接承担者。人通过发展和控制工具，使工具和自然对象本身相互作用，这样，人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尽管工具对可被加工的对象来说仅仅是外在的事物，也与作为人的直接目的的劳动产品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生产的手段。然而工具却通过这种外在性来保存自己，并超越合乎人的目的的物质产品而成为“更高的东西”[6]。马克思曾引述了黑格尔关于作为中介的工具的如下思想：“犁要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一些。直接的享受会消逝并忘记，而工具则保存下来。人就其目的来说，他毋宁是服从自然，但又凭借他的工具而拥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力量。”[6]正是基于劳动产品的暂时性，人在生存和发展的驱使下，赋予了作为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工具以无比的连续性和不断提高的继承性，延续和扩大着对自然的索取和掠夺，从而使生存对生产的自然强制中横亘着“恶的无限性”[6]。这完全是由近代社会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实践决定的。
如果我们把以上描述的近代工业社会的生存方式及其必然产生的生态危机看成是“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后果的话，那么，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一种人的生存方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一方面人遵循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能动性作用的历史必然性。这正是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历史实践中转向存在方式的必然，也是人类的本质的生存命运。
我国学界有关“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主要是胶着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环境生态危机该不该由“人类中心主义”负责；二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能否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如果说人作为理性动物围绕着自身目的而旋转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生存方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如果说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和束缚，成为统治和主宰自然的独立自主的人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这是人类几千年来梦寐以求并最终得以实现的梦想，只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独立性孤立地、一厢情愿地建立在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上，而完全遗忘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本原关系。如果我们把生态危机归责于“人类中心主义”，而简单地反对它，那么，这就是对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实践的生存方式的反对，就是完全抛开人类的艰辛的历史事实，孤立地、抽象地谈论“人类中心主义”及其生态危机。那种试图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建立什么“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只能是流于空话。现实只能是在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面对存在的问题，利用人的智慧和不断发展了的科学技术成果消除生态危机，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当然，这种和谐统一关系的重建，是以在历史的辩证法中获得了对整个自然系统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的位置的正确认识，逐步摆脱片面的功利目标为前提的。到那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0]。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的永恒的目的和主题，但是这个主题是随着人类所面临的历史问题的变化而变化的。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摆脱对自然的依赖、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是人的近代主题；今天，消除生态危机、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的关系，是人的现代主题；它们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在人的历史实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走过了它的不协调的两极之后，必将走向它的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达到二者之间和谐发展的有机整体。未来必将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在历史的辩证的实践中，达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有机统一。
收稿日期：2001-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