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蓝和尚”考
甘也达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摘 要： 史乘灯录诸文献中的“上蓝和尚”有二义：一为专名，即专指佛教禅门灯录中的洪州上蓝令超禅师；一为通称，即凡在洪州上蓝院住持过的高僧均可称为“上蓝和尚”。而《旧五代史》所辑《五代史补》提到的那位“失其名”而大为南平王钟传所礼的“上蓝和尚”应为通称，具体则指袁州蟠龙山可文禅师，而非洪州上蓝令超禅师。蟠龙可文禅师最初住持今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洪江镇绛桥村之蟠龙山禅寺，为袁州蟠龙寺之开山祖，《祖堂集》称其为“盘龙和尚”；后又续替其法兄上蓝令超禅师住持洪州上蓝院即今南昌佑民寺，《五代史补》称其为“上蓝和尚”。这位被正史称为“上蓝和尚”的蟠龙山可文禅师住持洪州上蓝院前后约十五个年头，于晚唐五代江西钟传政权覆亡前一年归寂。由此推算，《五代史补》提到的那位失其名的“上蓝和尚”即《祖堂集》所录“盘龙和尚”之卒年，可以确定为唐哀帝天祐二年即公元905年。
关键词： 上蓝和尚；盘龙和尚；袁州蟠龙山；天祐二年
《祖堂集》卷第八述录有“上蓝和尚”，其文曰：“上蓝和尚，嗣夹山，在洪州。师讳令超。”[1](P238)明言上蓝和尚即令超禅师。“和尚”为梵语Upādhyāya不确切的音译，其义为“师”。在中国的佛教典籍中，一般用来称呼佛教师长；后来成为僧人的通称。也就是说，“和尚”原本为一尊称，有一定资格堪为人师者方能称为和尚。作为尊称的“和尚”，又别称为“禅师”“上人”等。故而《祖堂集》述录之“上蓝和尚”，即《景德传灯录》述录之“洪州上蓝令超禅师”。这是无异议的。然而，《旧五代史》卷十七所辑《五代史补》也提及一位“上蓝和尚”，其文曰：“上蓝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蓝院，精究术数，大为钟传所礼。”[2](P156—157)《五代史补》中这位“失其名”而为南平王钟传所礼之“上蓝和尚”，是否就是《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所述录之上蓝和尚令超禅师？抑或另有其人？本文拟为《旧五代史》所载失其名之“上蓝和尚”正名，以释灯录史乘同名异义之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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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令超师承夹山禅，“上蓝和尚”为其法号之专名已为学界共识
《景德传灯录》卷十六载：“洪州上蓝令超禅师，初住筠州上蓝山，说夹山之禅，学侣俱会。后于洪井创禅苑居之，还以‘上蓝’为名，化导益盛。”[3](P1197)筠州为今江西宜春高安之古称。高安建城始于汉高祖六年(前201)，初名建成，辖今高安、上高、宜丰、万载四县市全境及樟树市一部分，属豫章郡。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为避太子李建成名讳，建成“改为高安，仍置靖州”；武德七年(624)，靖州改名米州，“又改为筠州”；次年即废筠州，“以高安属洪州”；[4](P1103)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复置筠州，仍治高安，领高安、上高、万载、清江四县；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改筠州为瑞州。可知自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平定江南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朱温篡唐二百八十多年间，高安均属洪州，而筠州之名在唐代仅存一年。虽然如此，南唐、北宋却用了两百七十多年，故而史乘灯录诸文献常沿用其称，特别是与洪州对举时。上蓝山或言在今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境内[5](P288)，或言在今宜春市宜丰县洞山附近。《袁州府志》则言上蓝山在今宜春市万载县北，并明言“唐僧令超居此”(见同治《袁州府志》卷十杂类·寺观22叶)①。不管是上高、宜丰或万载，自唐武德八年至唐末均在高安治下，故灯录称其为“筠州上蓝山”。
令超禅师最初住持筠州上蓝山禅院，“说夹山之禅”。夹山禅为唐末五代佛教南禅“五宗”之外一个稍小的宗派支流，其开山祖为澧州夹山善会禅师(805-881)。夹山善会与洞山良价同出药山惟俨师门，与曹洞宗同源，为青原-石头一系。夹山善会精通佛教经论，但他却抨击三乘十二分教和祖师玄旨，认为此等“皆属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故主张“无依”。[6](P350)有偈云：“劳持生死法，唯向佛边求。目前迷正理，拨火觅浮沤。”[3](P1113)此偈语机锋，体现的正是一种不向佛边求的思想上的“无依”。而禅众聚居，亦禅亦农，自食其力，无求于人，则是这种“无依”思想在修行方式方法上的具体体现。令超禅师作为夹山善会弟子，颇得乃师禅法心传。有僧问：“如何是上蓝本分事？”令超答：“不从千圣借，岂向万机求！”又问：“只如不借不求时如何？”师曰：“不可拈放汝手里得么？”[3](P1197)令超禅师这“不借不求”之说，正是乃师夹山善会“无依”思想之体现。僧问：“二龙争珠，谁是得者？”师答：“其珠遍地，目睹如泥。”[3](P1197)珠玉遍撒于地而不妄取，表现出处世而超然的禅者风度。清雍正帝胤禛《悦心集》卷一所录元真大师《垂训诗》云：“行藏虚实自家知，祸福因由更问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闲中检点平生事，静坐思量日所为。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亏。”[7](P350)元真大师乃令超禅师谥号。这“一心行正道”为“目睹如泥”作了诠释。元真诗以有“佛心天子”之称的雍正帝辑录而大行于世。可知这位被《祖堂集》称为“上蓝和尚”的令超禅师颇为世人乃至帝王敬重，诚为一大德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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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代史补》所述之“上蓝和尚”并非筠州上蓝令超禅师
那么，前引《五代史补》提到的那位“失其名”而为南平王钟传所礼的“上蓝和尚”，会是令超禅师吗？抑或另有其人？
《五代史补》即述及一位无名无法号的上蓝老僧，其文曰：
又《祖堂集》卷第八载：“(令超)初住上蓝山。钟陵大王统霸预章，迎师出府，构护国院，礼重为师。凡百亿所须，始终不替。奏紫衣，师号妙觉大师。”[1](P238-239)此上蓝山自然也是筠州上蓝山。钟陵即豫章(预章)，唐宝应元年(762)“以犯代宗讳”改[4](P1103)。钟陵大王即唐末割据江西的南平王钟传(约847-906)。《新唐书》载：“钟传，洪州高安人，以负贩自业，或劝其为盗必大显。时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乱，众推传为长，乃鸠夷獠，依山为壁，至万人，自称高安镇抚使。”[8](P4226)钟传微贱未贵居高安时，作为肩挑背驮买于东而卖于西的所谓行商“负贩”，与筠州上蓝山禅院免不了会有经济上的接触交往，也就免不了会受到令超禅师的关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令超禅师在筠州上蓝山“说夹山之禅”时，聆听其宣讲禅法的“学侣”之中，自然也就少不了负贩高安人钟传。钟传受其禅风布化宣导，心诚皈依，遂为令超禅师居家弟子。乾符四年(877)，王仙芝部将柳彦章掠江西，陷江州；次年王仙芝战死黄梅，其余部继战洪、饶、抚、吉、虔、朗、岳、宣、润、湖诸州，一时“江南大乱”。这位钟居士在江南大乱“郡将不能城守”[2](P156)的情况下趁势而起，聚众万人，击贼夷獠，所战频频获胜。唐僖宗中和二年(882)钟传挟入据抚州之威，进据洪州；后授镇南军节度使；又拜检校大保、中书令，爵颍川郡王；不久更受封为南平王，雄踞江西，风光无限。故《祖堂集》呼之为“钟陵大王”。南平王钟传虽然出身负贩且为人孔武勇迈，但却好学重士，笃信禅佛。史载这位号称钟陵大王的钟居士聚众起兵，“凡出军攻占，必祷佛祠，积饵饼为犀象，高数寻”。[8](P4227)于杀伐中见出虔诚良善。又在兵围据抚州而叛的危全讽时，见城内失火而于城外扫地祭天祷告说：“全讽不降，非民之罪，愿天止火。”[9](P295)此“不迫人之危”之举显然得前述令超“目珠如泥”“一心行正道”之禅语机锋心传。可见南平王受令超禅师影响颇深。钟传发迹后虔诚礼佛不忘师恩，礼聘令超法师住持洪州开元寺。这开元寺为南朝梁太清元年(547)豫章王师葛鲟捐宅所建，初名“大佛寺”，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奉敕改称“开元寺”。唐代宗大历八年(773)，禅宗八祖马祖道一(709-788)移锡入住钟陵开元寺弘法，倡“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之说，建马祖道场，创“洪州禅”。寺中香火绵绵，梵音远播，盛时僧人达三千馀。然而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开元寺不幸毁于一场大火。唐僖宗中和二年(882)钟传入据洪州后，“构护国院，礼重为师”。这护国院，一般认为即重建或修复后的开元寺[5](P288-289)。钟传“迎师出府”，礼聘令超入住。令超禅师念其高安故地，“还以‘上蓝’为名”，遂改开元寺曰“上蓝院”。此洪州上蓝院即今位于南昌市民德路和苏圃路交汇处的佑民寺，牌号为民德路181号。故上蓝院有二：一在筠州，一在洪州。令超禅师始则住持筠州上蓝院，继则住持洪州上蓝院，故《祖堂集》称其为“上蓝和尚”，《景德传灯录》则称其为“洪州上蓝令超禅师”。这“上蓝和尚”作为令超禅师法号之专名，已成学界共识，殊无异议。
《景德传灯录》卷十六述及令超禅师：“至唐大顺庚戌岁正月初，召众僧而告曰：‘吾本约住此十年，今化事既毕，当欲行矣。’十五日，斋毕声钟，端坐长往。谥元真大师，塔曰本空。”[3](P1198)令超禅师原本约定住持上蓝院十年，至此则认为化导之事已完毕，于是未满十年便提前端坐示寂。前述钟传于中和二年(882)进驻洪州，修复开元寺即上蓝院应该在此年或此后一二年间。令超入主上蓝院大概也在这段时间。这样算来，令超禅师住持洪州上蓝院约九个年头，于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正月十五日圆寂；钟氏政权则覆亡于唐哀帝天佑三年(906)。如此则令超归寂至钟氏覆亡，洪州上蓝院有约十六年非令超住持期。此期间如有他僧入住，是否也可称为“上蓝和尚”？
那么，可文禅师主持过洪州上蓝院吗？《祖堂集》卷九言可文禅师“初住盘龙山，后居上蓝”[1](P247)，《景德传灯录》卷十六也说可文“师后居上蓝院”[3](P1202)。古代文献典籍特别是上古史书言“居”，对常人而言当指定居、安居，对帝王而言当指建都、定都，有农耕文化宗法制意义上的“经略长住”之意。今本《竹书纪年》卷上载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12](P7)又《世本·居篇》载：“(周)平王即位，徙居洛。敬王东居成周。赧王又徙居西周。”[13](P97)此数“居”显然均指定都。《世本》之“居篇”，即为叙记黄帝以来汉代以前历代帝王都城徙迁所在之篇章也。禅门灯录此种用法之“居”，则当指住持，也有“经略长住”之意。“居上蓝”之“居”便是。《景德传灯录》言令超禅师“后于洪井创禅苑居之”之“居”亦是。又《祖堂集》“居上蓝”与“住盘龙山”对举，亦显出“居上蓝”乃住持上蓝禅院之意。据此，我们认为可文禅师也曾住持过上蓝院。那么，这上蓝禅院是洪州上蓝院吗？前述《景德传灯录》言上蓝令超禅师于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正月十五日圆寂于洪州上蓝院。若此时可文禅师入居上蓝院，其意显然是为了填补令超禅师迁化所造成的住持空位。且《祖堂集》明言可文“在洪州”。故所居自然应该是洪州上蓝院，而非筠州上蓝院。又《五代史补》言“失其名”之上蓝和尚“精究术数”，善为偈谶卜。那么，可文禅师是否也“善术数”？灯录中虽未见有此类记载，然如前所述灯录言可文弟子善道禅师“异迹颇多”，其异迹异术自然与其师可文有关。源于天竺的原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汉代被方术化[14](P36)，僧人大多善术数。也就是说，可文善术数并非不可能。
鉴于此，以京津冀城市群为载体，以土地综合承载力为基础，扩大生态环境容量，不断调整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和空间结构，确保区域经济健康增长，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约束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增效策略，促进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由良好协调向优质协调发展转变。
本文开头亦曾言及一位见于《五代史补》的“失其名”的上蓝和尚，其文曰：
上蓝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蓝院，精究术数，大为钟传所礼。一旦疾笃，往省之，且曰：“老夫于和尚可谓无间矣，和尚或不讳，得无一言相付耶！”上蓝强起，索笔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来年二三月，柳条堪作打钟槌。”偈终而卒。传得之，不能测。洎明年春，淮帅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为杨氏所有。“打钟”之偈，人始悟焉。[2](P156—157)
其事当在唐哀帝天佑二年(905)。此后一年即天祐三年(906)，江西钟氏政权覆亡。前此钟传似乎有某种预感，向病中的上蓝和尚请教来日之事；上蓝示以“打钟”之偈，不幸而言中。江西遂入杨吴版图。两处引文所述“上蓝”，均居洪州。前劝谏之“上蓝”于景福二年(893)自称“老僧”，献以联闽抗吴之策；后作偈之“上蓝”于天佑二年(905)“偈终而卒”[2](P157)，示以杨吴灭赣之谶。二者时隔十二年，所述年岁情事大致相合且有前后时序相续之轨迹。前者“通于术数，动皆先知”[10](P1246)，大为钟传所重，可随意入谒进谏；后者“精究术数”[2](P157)，偈测灵验，大为钟传所礼，与南平王起居无间。前者主动献策，劝钟传预结盟友，颇有识见；后者预测来日，为钟传病中强起，竭诚而卒。据此时地人事及行事风格看，《旧五代史》辑《五代史补》前后两处所述之“上蓝”，有诸多相同基因，应该同为一人。也就是说，前所述之上蓝老僧即为后所述之“上蓝和尚”。这样说来，则此上蓝和尚居于洪州上蓝院不少于十二年。这位上蓝和尚偈终而卒后，南平王钟传不久也病卒。死后其子钟匡时自立为节度使留后，其养子钟匡范(延规)大为不满，“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结汴人图扬州”[8](P4227)。此“汴人”指朱温，唐僖宗赐名全忠。朱全忠曾劫夺杨行密至汴贸易之茶万余斤，扬、汴积怨颇深，常有攻战。钟匡范绝情断义，投奔十国吴王杨渥，力劝杨渥遣兵攻钟匡时。唐哀帝天佑三年(906)九月，杨吴遣淮南将秦裴攻克洪州，江西钟氏政权覆亡。淮南兵攻南昌城时“以机发火”，是为火药用于战争之始。上蓝和尚能预知未来，一语成谶。这位偈谶“动皆先知”[2](P1246)的上蓝和尚，疾笃而卒于钟氏覆亡前一年即天佑二年(905)，距令超禅师归寂之大顺元年(890)已有十五个年头，因而不可能是令超禅师。
要想让宝宝自己在3～4岁之前完全学会穿脱衣服是不可能的，但自己穿衣、自己叠被、自我管理的意识却需要从小开始培养。2岁左右的宝宝已有自己穿脱衣服的独立意识，虽然费时很长，也穿不好，但还是要不厌其烦地鼓励宝宝慢慢实践。同时教给宝宝正确的穿脱衣服方法，否则依赖性一旦形成，宝宝会做的事也不愿自己动手。除了鼓励宝宝自己穿脱衣服，还可以通过言传身教使宝宝逐步具有冷了添衣、热了脱衣的意识。并可以教宝宝叠自己的小棉被，洗自己的小手绢、小袜子等等，培养宝宝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观念。
三、《五代史补》所述之“上蓝和尚”当为令超之法师弟“盘龙和尚”
前述“失其名”之上蓝和尚“善术数”，其谋略、地位影响力不在令超禅师之下，应该是位大德高僧。当时江西南平王名下“大为钟传所礼”的高僧不少，除上蓝令超、蟠龙可文之外，尚有九峰通玄、九峰普满、九峰道虔等。南平王钟传所礼高僧，多为曹洞一系，且多居九峰山。九峰山位于上高县西南约35公里处。或囿于门派之限，南禅五宗最早创宗立派盛极一时的沩仰宗之开山祖袁州仰山慧寂禅师(840-916)，则未能进入南平王视界。曹洞宗源出青原下药山惟俨禅系。澧州药山惟俨(751-834)有弟子潭州云岩昙晟，传筠州洞山良价，遂有“曹洞宗”；又有弟子华亭船子德诚，传澧州善会，遂有“夹山禅”。也就是说，夹山善会与洞山良价均为药山惟俨下二世法嗣。故令超、可文所奉之夹山禅与曹洞宗同源，亦源出青原下药山惟俨禅系，或可视为泛化之曹洞禅。通玄禅师即为曹洞宗开山祖洞山良价禅师(807—869)之法嗣。洞山良价圆寂后，通玄禅师于其师墓塔旁筑庐守孝三年。唐僖宗中和初年(881)，通玄离开洞山北游参学；后复南归豫章，钟传执弟子礼，北面而师事之。未几，钟传在末山建隆济精舍，延请通玄禅师住持。师住末山九峰约十五年，至乾宁三年(896)三月二十日圆寂，时年六十三岁。普满大师亦为洞山良价弟子，居洞山不下三十年。唐乾宁年间(894-898)，钟传捐其当年聚兵九峰山时的故宅建为禅寺，昭宗赐号宏济，延请普满大师为第一代住持。昭宗天复年间(901-904)，宏济寺改号为崇福禅林。普满大师住持崇福寺不多年，有大觉道虔禅师(？-921)由湖南石霜山北游至九峰山。其后崇福寺便由大觉道虔接续，遂为九峰道场。前述“失其名”的上蓝和尚圆寂于天佑二年(905)，住持上蓝院至少有十二年。而通玄禅师住持九峰约十五年，且迁化于乾宁三年(896)，其居地、殁年与上蓝均无交集。普满禅师则长年住洞山，至乾宁转住九峰崇福寺，所居时地亦与上蓝不相合。大觉道虔续代九峰普满，已是钟氏政权覆亡前后，且延续至五代后梁，时空相左更无可能。又佛史灯录并无曹洞宗诸师入主洪州上蓝院的任何相关记载。因而通玄、普满、道虔均不可能是前述“失其名”的上蓝和尚。唯有蟠龙山可文禅师，如前述《祖堂集》明言其“初住盘龙山，后居上蓝”[1](P247)，《景德传灯录》卷十六也明言“师后居上蓝院”[3](P1202)，可谓言之凿凿。而可文与令超均为夹山善会之得法弟子，同奉夹山禅。南平王钟传未贵时即为令超的居家弟子，与可文有法叔侄之谊。令超圆寂后，由其同门法师叔可文续替填补上蓝法席空位，是顺理成章之事。综合以上诸因，我们认为《五代史补》提到的那位“失其名”而“精究术数，大为钟传所礼”的“上蓝和尚”，应该就是《祖堂集》所谓“初住盘龙山，后居上蓝”的盘龙和尚可文禅师。由此推算，蟠龙山可文禅师住持洪州上蓝院即今南昌佑民寺前后约十五个年头，与江西马祖道一住持洪州开元寺的时间长度大致相当。
蟠龙山在今宜春市袁州区洪江镇绛桥村东南约二里路处。正德《袁州府志》卷之五载：“府城南集云乡蟠龙山顶，唐南平王初建蟠龙禅院。”①明代之集云乡，即今之宜春洪江镇。《祖堂集》卷第九载：“盘龙和尚，嗣夹山，在洪州，师讳可文。初居盘龙山，后居上蓝。”[1](P247)这位“盘龙和尚”，应该就是《景德传灯录》述录之“袁州盘龙山可文禅师”，《五灯会元》则称其为“袁州蟠龙山可文禅师”。阮元《经籍籑诂》：“蟠，通作盘。”王力《同源字典》：“在屈曲的意义上，‘蟠、盘、槃’实同一词。”[11](P583)盘、蟠古通。蟠龙可文与上蓝令超同出澧州夹山善会师门，所奉行的自然也是夹山禅。有僧问：“亡僧迁化，向什么处去也？”可文答：“石牛沿江路，日里夜明灯。”有石牛镇伏，有明灯照耀，亡僧迁化所向应该是个好去处。又问：“如何是佛？”师曰：“痴儿舍父逃。”[3](P1202)此处借用了《法华经》中一个佛教典故，说一富家子不知将继承其父财产而远遁，于是迷失他乡而穷困乞食。此喻众生不知将来必可成佛，却为妄想邪念遮蔽，以致流转迷界，无法自觉。可文于此告诫弟子不可迷失自己本有之佛性，若向外境求佛法，必无所得。可文这“痴儿逃父”之喻，正是乃师夹山善会“无依”思想之体现。可文禅师有得法弟子善道，住持袁州木平山云峰院。云峰院又称兴化禅寺，离可文住持的蟠龙寺只有约三十里路。善道最初学道参谒的并非可文，而是澧州乐普山元安禅师。问：“一沤未发已前，如何辨其水脉？”乐普答：“移舟谙水势，举棹别波澜。”乐普与可文同门，亦为夹山善会法嗣，道行自然不浅。但善道认为乐普元安所言不合己意，于是转而赴袁州蟠龙山参谒可文禅师，问了同一个问题。可文的回答是：“移舟不辨水，举棹即迷源。”[3](P1559)言行舟不必辨水势，桨一动便迷失源头。佛性不念善恶，五祖弘忍传授六祖慧能密语即为“不思善，不思恶”。蟠龙可文之“不辨”，颇得曹溪之“不思”、夹山之“无依”禅法心传。可文这“不辨”之语录机锋，在善道看来显然更合乎其静虑所得，“从此悟入”[3](P1559)。木平山善道可以说是可文禅师最得意的弟子，父子心心相印，颇有佛缘。
上蓝令超为南平王之师，蟠龙可文自然便是南平王之法师叔。蟠龙寺为南平王钟传所建，一般认为即为可文禅师而建。其所延请的第一代住持便是可文。也就是说，可文禅师应为袁州蟠龙寺之开山祖。《祖堂集》称可文为“盘龙和尚”，可为其证。可文禅师住持袁州蟠龙寺，僻处山野丛林，香火规制虽无洪州上蓝风光，然而其法脉却有多人传承。《五灯全书》录有其法嗣四人，且均有机缘语句。《景德传灯录》录有其法嗣三人，另有无机缘语句者二人。灯录可文法嗣五人，除上述袁州木平山善道禅师之外，尚有江州庐山永安净悟禅师、陕府龙溪和尚、桂阳志通大师、庐州寿昌院净寂禅师。可文诸弟子，多为深谙佛理、颇有悟性之高僧。龙溪和尚居陕府(今河南三门峡市)，上堂谓禅众曰：“直饶说似个无缝塔，也不免老僧下一个橛。作么生免得下橛？”见众僧无人能应答，龙溪和尚便自问自答说：“下去！”[3](P1562)怎么才能不被我找出你的破绽呢？唯一的办法是“下去”藏起来让我见不着。自负之中深藏禅机。净悟禅师居江州(今江西九江)庐山永安寺，有僧问：“如何是出家底事？”净悟答：“万丈悬崖撒手去。”又问：“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净悟答：“迥殊雪岭安巢节，有异许由挂一瓢。”[3](P1557)出家人一切皆空，无牵无挂，自由来去，品行高洁如冰雪，自是世俗凡人无法理解且无法企及的。复问：“众手淘金，谁是得者？”师曰：“黄帝不曾游赤水，珠承罔象也虚然。”[3](P1558)言“罔象”似有而无，不在意故能独得玄珠。颇有可文之法兄令超“目珠如泥”之气度。前述善道禅师住持袁州木平山兴化禅寺，灯录言其“异迹颇多，此不繁述”[3](P1560)，并未述录具体事例。宜春地方志书则言及善道所住兴化禅寺内有饲龙亭建于潭上，“潭有龙，善道禅师常以饭饲之”(正德《袁州府志》卷之五寺观5叶)②。或认为相较于佛法而言，“异迹”只是雕虫小技，不值一书。灯录言善道禅师“肉髻螺纹”，一派无见顶佛相。法眼宗开山祖清凉文益禅师与其有诗偈往来。偈曰：“木平山里人，貌古言复少。相看陌路同，论心秋月皎。坏衲线非蚕，助歌声有鸟。城阙今日来，一沤曾已晓。”[3](P1560)善道相貌古朴，言语不多，一身粗布衲衣破旧不堪，向天一歌竟引来鸟声相伴。法眼此偈盛赞善道心如皎月，晓悟禅理。南唐中主李璟仰慕其禅誉，迎请供养，待以师礼。李主尝问：“如何是木平？”善道曰：“不动斤斧。”又问：“如何不动斤斧？”师曰：“木平。”[3](P1560)木料本身平正，故而不必动用斫木之斧。善道禅师似乎在强调平正之佛性人皆有之，内修可得，不必外求。于因果反复中蕴含禅机。此“木平斤斧”之喻甚得乃师可文“痴儿逃父”之心印，与夹山禅一脉相承。可文诸弟子之不凡可见出可文之不凡。灯录所述可文禅行语录虽然不多，但亦足以见其善根佛性。与令超一样，蟠龙山可文禅师亦为大德高僧。
其事当在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即令超归寂后三年。是年，泉州刺史王潮假道洪州攻取福州。时福建连帅陈岩卒，子婿范晖自称留后，王潮欲图之。钟传则忧王潮日后坐大于己不利，“阴欲诛之”[10](P1246)。上蓝老僧入谒察而惊，竭力劝阻。言王潮与福建有缘，若据福州则“彼时作一好世界”[10](P1246)，必有福于江西，故“宜加礼厚待”[10](P1246)。于是钟传纳其言而“加以援送”[10](P1246)。是年王潮攻克福州，自称留后，朝廷命为福建观察使；后又任节度使，王潮遂据有福建全境。唐昭宗乾宁四年(897)王潮卒，其弟王审知自称留后，不久即为威武军节度使。值此之时，“杨行密方盛，常有吞东南之志气”[10](P1246)。唐时扬州富庶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虽经唐末兵燹，淮南士民转徙几尽，然杨行密治淮，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杨行密之盛，对江西构成威胁，也对福建构成威胁。王审知“居常忧之”[10](P1246)，于是通过于其兄王潮有恩的“上蓝”来疏通关系，结好洪州，以缓解来自杨吴政权的压力。从上蓝老僧进谏的内容、语气及钟传的反应看，其地位影响力不在令超禅师之下。上蓝老僧不但为钟传所礼，也为王审知所重。王审知不但“送供”，而且“问国之休咎”[10](P1246)。这位上蓝老僧一时俨然成为南平王与闽王谋划决策共同倚重之智囊。赣与闽在上蓝老僧的进退俯仰、疏通斡旋下幸无宿怨，互不攻伐，均无后顾之忧，便可以全力对付“常有吞东南之志气”的野心勃勃的南吴杨行密政权了。
初，王潮尝假道于洪州。时钟传为洪州节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为己患，阴欲诛之。有僧上蓝者，通于术数，动皆先知，大为钟所重。因入谒，察传词气，惊曰：“令公何故起恶意，是欲杀王潮否？”传不敢隐，尽以告之。上蓝曰：“老僧观王潮与福建有缘，必变，彼时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礼厚待。若必杀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传加以援送。及审知之嗣位也，杨行密方盛，常有吞东南之志气。审知居常忧之，因其先人常为上蓝所知，乃使人赉金箔往遗之，号曰“送供”，且问国之休咎。[10](P1246)
那么，这位“精究术数”而为南平王钟传所礼也为闽王王审知所重的“上蓝和尚”究竟是哪位高僧呢？我们认为极可能是令超禅师的同门法师弟蟠龙山可文禅师。
四、结语
前述洪州开元寺改名为上蓝院始于中和二年(882)后一二年间，历经晚唐五代十国，入宋至祥符年间(1008-1016)真宗诏改为承天寺，上蓝之名前后用了一百二三十年。据有关资料，上蓝令超、蟠龙可文之后入主洪州上蓝院之禅僧，五代有释缘德、释元殷，入宋后有释寂光、释法灯等。释缘德住持上蓝是在天福年间(936-942)，释元殷住持上蓝是在建隆元年(960)以前一段时间。五代时，释贯休(831-912)也曾过化上蓝院，并创作巨幅罗汉像留寺。[5](P289)又《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述录有“洪州上蓝院守讷禅师”，为前金陵清凉文益禅师法嗣，其有“尽令提纲，无人扫地”[3](P2041)之语行世。我们设定守讷与其师文益生年相差十岁，再设定守讷年二十岁受戒出家，那么据法眼文益禅师生卒年(885-958)推算，上蓝守讷禅师应生活于南吴、南唐至北宋初；其悟禅弘道之活动期当在可文、贯休之后，释缘德之前，与盘龙可文即“失其名”的上蓝和尚之迁化时间(905)相距约十年。这是见于灯录的记载。然而，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洪州上蓝院即今南昌佑民寺之诸文献资料中，袁州蟠龙山可文禅师与洪州上蓝院守讷禅师住持洪州上蓝院之记载似告阙如。今佑民寺门侧墙所列汉英对照之《佑民寺简介》，甚至说开元寺改名为上蓝院是在“宋元时期”，不知所据为何。本文述而议之欲补其不足与正其不确，以抛砖引玉，且求教于方家。
要而言之，古代史乘灯录诸文献中的“上蓝和尚”有二义。一为专名，即专指佛教禅门灯录中的洪州上蓝令超禅师；一为通称，即凡在上蓝院住持过的高僧均可称为“上蓝和尚”。而《旧五代史》所辑《五代史补》提到的那位“失
其名”而大为南平王钟传所礼的“上蓝和尚”应为通称，具体则指袁州蟠龙山可文禅师。蟠龙可文禅师最初住持今宜春市袁州区洪江镇绛桥村之蟠龙山禅寺，约九个年头，为袁州蟠龙寺之开山祖，《祖堂集》称其为“盘龙和尚”；后又续替其法兄上蓝令超禅师住持洪州上蓝院即今南昌佑民寺，《五代史补》称其为“上蓝和尚”。这位被正史称为“上蓝和尚”的蟠龙山可文禅师住持袁州盘龙寺约七年，住持洪州上蓝院约十五个年头，于晚唐五代钟氏政权覆亡前一年归寂。由此推算，《五代史补》提到的那位“失其名”的“上蓝和尚”即《祖堂集》所录“盘龙和尚”亦即袁州蟠龙山可文禅师之卒年，可以确定为唐哀帝李柷天祐乙丑二年即公元905年。
注释：
①[清]同治《袁州府志》十卷首一卷，骆敏修等修，李佩云等纂，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藏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宜春市图书馆、万载县图书馆萍乡市图书馆等处。2015年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有宜春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校勘的影印本。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字的起源，为中国早期典籍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据考古证实，我国早在奴隶制社会的殷商时期，就已存有记录史事的“甲骨”和对典、册进行收集、整理与保管的史官，形成了我国古代“图书馆”的雏形。考古发现，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挖掘有大量甲骨文，是商朝收藏史料所在地，这是目前我国已知的最早图书馆的起源，距今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
②[明]正德《袁州府志》十四卷，严嵩纂修，明正德九年(1514)刻本。藏宁波天一阁；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一胶卷。196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正德《袁州府志》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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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aster Shanglan
GAN Ye-da
(Vocational Technical School in Yichun ，Yichun 336000，China )
Abstract : There are two meanings of Shanglan Monk in Shi Chengdeng's documents. One is the proper name, which refers specifically to Shanglan Lingchao, the Zen master of Hongzhou in the Buddhist Chan Record, the other is the general name, which refers to any of the senior monks who have been the abbots of Shanglan Temple in Hongzhou. And “Shanglan Monk” should be the general name, who was mentioned in Five Dynasties History supplement of Old Five Dynasties History as “nameless” while treated with courtesy by Nanping king. Specifically it refers to Canwen Zen master of Yuanzhou Panlong mountain, intead of Lingchao Zen master of Hongzhou Shanglan temple.Canwen Zen master was originally the abbot of Panlong mountain temple of Jiangqiao village in Hongjiang Town, Yichun city of Jiangxi Province. He was considered the founder of the Yuanzhou Panlong temple and was also called “Panlong monk” by the Ancestral Collection .After that, he took the place of Shanglan Lingchao Zen master, the senior monk, as the abbot of Hongzhou Shanglan Temple, which is now the Youmin temple in Nanchang City. This Panlong mountain monk, known as the “Shanglan monk”by the official history, had been the abbot of Hongzhou Shanglan temple for about 15 years and died one year before the collapse of the Zhongchuan regime of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From this,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death year of the unnamed Shanglan monk mentioned in the Five Dynasties History supplement , that is, the death year of Panlong monk recorded in the Ancestral Collection , should be the second year of Tianyou Reign of Emperor Aidi of Tang Dynasty, that is, the year of 905 A.D.
Key words : Shanglan monk; Panlong monk; Panlong mountain; the second year of Tianyou Reign
收稿日期： 2019-07-11
作者简介： 甘也达(1948—)，男，江西丰城人，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中国历史文化及宜春地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 B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0X( 2019) 10-0006-07
(责任编辑：周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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