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期，国际经济竞争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势力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首要因素。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解决国际经济领域中的重大结构失衡问题。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已成为当今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一、欧、美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形成与运作
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巩固自身的经济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量，力图与本区域内其他国家建立经济合作同盟关系，企图继续主宰世界经济。区域经济集团化实质是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出现的区域经济贸易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垄断。“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出现了大大小小21个区域经济集团，其中欧洲3个，北美洲1个，拉美5个，亚洲4个，非洲8个。在这些区域经济贸易集团中，最有经济势力、引人瞩目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①]
1.欧洲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形成与发展。欧洲经济区域集团是由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为了振兴西欧经济，对付美国、日本的经济和科技的挑战，1985年欧共体12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内部市场的白皮书》，决定在1992年底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大市场的目标是在欧共体内逐步取消边界、技术和税务三大无形和有形的障碍，实行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的自由流通，建立起一个在12个成员国内没有边界的大市场。1993年元旦起大市场建成并开始运作，实现了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通。1994年欧洲自由联盟6国加入欧共体，形成了欧洲经济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现在土耳其、奥地利、塞浦路斯、马耳他、芬兰、瑞典和挪威等国已正式提出加入欧共体。东欧解体后，波兰、罗马尼亚等一些东欧国家也要求加入欧共体。欧洲国家要求加入欧共体已是大势所趋。由此，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设计了欧洲经济区“同心圆欧洲”的蓝图：同心圆的内圈核心由欧共体12国组成，中圈是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欧洲经济区，外圈是东欧及其外围欧洲国家。同心圆组成的是一个地域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统一欧洲。[②]
2.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与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组成。1988年美国和加拿大首先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计划从1990年开始10年内消除关税壁垒，建立一个商品自由流通、降低劳务和资金流通障碍的自由贸易区。1992年12月，美加墨三国又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决定今后15年内，三国分三个阶段全面取消各自的贸易壁垒，其中大部分关税要在10年内取消。三国的投资者在区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均可亨受国民待遇。1990年6月美国总统提出“美洲事业倡议”，建议把北美自由贸易区延伸到整个美洲。拉美国家积极作出响应。现在，美国已制定了“全美经济联盟计划”，根据这一计划，要以美国为核心，以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为基础，把经济集团化的范围推向整个美洲，组建一个北起阿拉斯加，南至阿根廷的全美经济集团。预计九十年代美洲经济圈的营造将进一步发展。
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有经济活力和潜力的市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生气勃勃的亚太经济同死气沉沉的西方国家经济状况形成鲜明对照。“据统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8个成员国（或地区）、包容着22亿人口的经济区域，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达12万亿美元，已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1%，出口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已占到全球出口总额的46%。在1989年至1993年这五年内，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7%，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以下；同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贸易增长速度也高出全球平均增长速度近3%。”[③]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快，活力强，特别是东盟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各国关注。
适应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亚太地区一些国家迅速组建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访问韩国时建议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加强亚太经济合作问题得到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响应。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了首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后又分别在菲律宾马尼拉、韩国汉城、泰国曼谷、美国西雅图、印尼雅加达、日本大阪和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八届部长级会议，推动了亚太经合组织的迅速发展。1991年11月韩国汉城第三届会议确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宗旨是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各成员国和地区间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的经济合作，并确定了该组织的活动范围和方式。1992年在泰国曼谷第四届会议上又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标志着具体经济合作走向组织化。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第五届会议和首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贸易和投资框架宣言”，明确指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目标，是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并首先在亚太地区进行，消除各成员国的贸易和投资障碍。1994年11月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第六届部长级和第二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茂物宣言”，决心把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作为长远目标，同时规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即发达国家不迟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不迟于2020年在该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目标。1995年11月在日本大阪召开的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和第三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行动议程”，它包括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措施以及经济技术合作三个支柱。这次会议通过的“行动议程”是指导亚太经合组织未来工作以实现所有成员共同目标的行动指南。1996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和第四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的《马尼拉行动计划》和一个加强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会议原则框架宣言》，提出了近期、中期和今后很长时期内需要采取的措施和加强与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的问题。七年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很快，现已有18个成员，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和加快发展的过程，合作宗旨逐渐明确，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各项合作正向纵深发展，机制化步伐明显加快。这“反映了在世界事务中一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新声音的出现”。[④]标志着生气勃勃、充满活力、最具市场魅力的亚太经济区域的形成。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迅猛发展，与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积极参加与支持是分不开的。日本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以加强对亚洲各国的贸易和投资，企图以其为中心形成“亚洲经济圈”或“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加强它在亚洲的地位，并与欧、美经济集团抗衡。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也把对外经贸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世界经济重心的变化。“美国1992年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双向贸易总额达5340亿美元，而同东亚的贸易额为3480亿美元，同加拿大与墨西哥的贸易额为2650亿美元，同欧洲贸易额为2270亿美元。美国约有54%的对外贸易是与亚太国家进行的，相当于与欧洲贸易的1倍半和与拉美国家贸易的2倍。”[⑤]面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现实，美国经贸发展战略开始由欧洲转向亚洲，其目的一是与日本争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领导权，二是借助亚太经济迅速发展的东风，摆脱其经济的低速增长状态。克林顿总统1993年7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说中毫不掩饰地说“太平洋地区能够成为并将成为美国人民一个就业、收入、合作、思想和增长的巨大来源。”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西欧不再是世界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地区，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比亚洲对美国更重要了。”商务部长布朗则说的更明白：“亚太地区不仅是美国命运的归宿，也是美国财富的来源。”[⑥]因此，克林顿极力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为区域化经济集团，并建议把经合组织从部长级会议升格为政府首脑会议，并借亚太经合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东道国之机，举行了首届政府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了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建议。虽然该建议没有被通过，但表明了美国急于建成亚太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迫切愿望。
中国是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自1991年10月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来，就积极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各项活动，每年都派团出席部长级会议，并参加了该组织成立的经济、贸易、投资等各种委员会和专题组，主持举办一些与亚太经合组织有关的研讨会和培训班。国家主席江泽民分别于1993、1994、1995、1996年出席了在美国西雅图、印尼茂物、日本大阪和菲律宾苏比克召开的第一、二、三、四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参加讨论和制定了“贸易和投资框架宣言”、“茂物宣言”、大阪“行动议程”和“马尼拉行动计划”，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对推动和促成亚太经合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实现亚太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影响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迅速发展，实质是在国际经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出现的区域经济贸易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垄断。它将使世界经济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壁垒更加严重，对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1.分割世界经济市场加剧，不利于外资的引进。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建立，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就是要加快本区域集团内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区域集团内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不一样，但由于区域集团内各成员国之间实行了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流通的四大自由，关税优惠，对本区域集团内各国的经济贸易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刺激作用，促使区域集团内各国的贸易投资方向发生转移，并调整本国的经济结构进而解决国际经济领域内重大结构失衡问题。通过调整，过去向区域集团外出口和进口的商品，一律转向区域集团内进口和出口，过去对区域集团外的投资一律转向对区域集团内投资。这样区域内的发达国家势必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入区域内次发达国家，使区域内的投资重新分布，进而影响贸易的流向。这样就排斥了集团外其他国家对外的经济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这对我国继续获得国际资本和发展国际经贸市场是十分不利的。
2.增加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出口创汇。由于区域集团内各成员国之间关税和贸易壁垒的取消，区域内实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政策，这对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技术转让、劳务和贸易及土地转让等经济活动都非常有利，势必促使其生产成本下降，流通费用大大降低，经济迅速增长，国际竞争能力增强。但对区域集团外的国家则实行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排他性和歧视性增强，这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形成严重障碍。区域集团外的国家要想在集团内各国进行贸易和投资将十分困难，只能利用海外投资和设立网点等办法，绕过关税壁垒，向集团内市场渗透。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外贸出口创汇。
3.区域集团内国际经济分工扩大，不利于技术引进。随着区域集团内国际经济分工的扩大，集团内各经济发达国家的产品结构会逐步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把国内一些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向集团内次发达国家或集团内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在国内重点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集团外围次发达国家就可以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进而推动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这样就会在集团内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国际经济分工的发展格局。相反，在集团外的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想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改造国内经济结构，使其升级换代，则是十分困难的。
四、抓住机遇，采取对策，发展自己
上述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政策，开拓国际经贸市场，进入区域集团内部各成员国形成了屏障，这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为了适应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趋势，顺应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抓住机遇，积极采取对策，发展自己，实现我国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
1.以亚太为中心，周边为重点，坚持多层次开放。我国已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为其举足轻重的成员，要积极主动地参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筹备和建设工作，促使和影响其发展与建成，置身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系统内，通过亚太经合组织这个集团势力，以抗衡的方式，扩大对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开放。
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有经济贸易吸引力的地区。除经济发达的国家外，大部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工业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第二层次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6千美元到1.6万美元不等，主要以对外贸易带动经济起飞；第三层次是充满经济活力的东亚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在3千美元以下。”[⑦]在这三个层次中，有的同中国陆地相联，有的隔海相望，有的毗邻接壤，在历史文化传统上有相似的地方，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层次不同的次经济区，如环日本海经济区、东北亚经济区、黄渤海经济区、海峡两岸经济区、华南经济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巴丹岛的“金三角”经济区以及以泰国为核心、联合印支三国和缅甸的“黄金半岛经济区”等。这些次区域经济集团的经济发展很快，在90年代和下世纪初，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及东南亚地区，将成为世界上最具有活力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充分利用我国拥有的自然资源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尽快与周边国家建立区域经济集团，实行国际经济分工，发挥区域经济组合的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要立足亚太地区，放眼世界，以亚太经合组织和周边次经济区域为基础，积极主动地协调和处理好与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各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发展关系，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以市场换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保持和扩大与区域集团各成员国的国际交换和分工协作。同时我们要积极调整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过去我们对南美洲、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重视不够。九十年代和下世纪初，我们要加强与南美和非洲等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些地区一般都具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潜力很大。我国目前生产的一些机械设备、轻纺产品、加工食品、家用电器等，都比较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且中国技术引进后，经过消化、吸收、创新，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具有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优势。这样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就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2.坚持“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并重方针，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当前我国要坚持全方位、多元化的开放格局，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并重的战略方针，改变或纠正只强调“出口导向”，忽视“进口替代”的做法。我国在引进外资政策上，主要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采用“出口导向”政策的理论根据是：亚洲“四小龙”都是采用外资发展“出口导向”战略，促使经济腾飞的。认为我国外汇短缺，如果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让外商占领国内市场，不但解决不了外汇的平衡问题，而且还会严重影响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国家采用了“出口导向”政策，把外商投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这是我国在制定吸收外资政策的总体战略上的失误。
对于“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我们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其实，亚洲“四小龙”的具体条件与我国的国情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它们土地面积少，人口密度大，境内市场狭小，国内资源贫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能源依靠国外供给。它们所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长的海岸线，良好的深水港，海外交通发达，有利于开展对外贸易和转口业务。而我国土地面积广大，国内资源比较丰富，拥有12亿人口的国内巨大市场，我国地区跨度大，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必须根据具体的国情，不能盲目照搬。
根据上述特点，我们应该坚持“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并重的战略方针。我国技术水平不高，机器设备陈旧，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开放国内大市场，吸引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对内地的重化工业、基础设施、电子工业等加以改造，使现有老企业更新换代，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随着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就可以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内地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出口工业，把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实施大经贸战略，坚持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技术、服务协调发展，外经贸、生产、科技、金融等共同参与，形成多渠道、多领域的开放格局。这样经过几年或十几年的全方位开放，我国就会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强国。
3.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走出国门，到国外经商办企业。鼓励工商企业到国外经商办企业，这是我国实行开放型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不但是“全方位”的引进外资，还要“全方位”的到外国直接投资经商。这既是一个观念更新、解放思想的问题，又是一个要立即采取行动的现实问题。近十几年来，我国在国外直接投资经商的情况很不乐观，投资金额少得可怜。从1979年至1992年底，我国在海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5亿美元，其中我方15.9亿美元。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凭我们国家的经济势力，凭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我们为什么不能到外国去赚钱呢？问题的核心，是总体投资的指导思想还不明确，还有“左”的思想影响，片面强调引进、吸收，很少想到或者鼓励工商企业到国外去投资经商赚钱。为此：一要解放思想，尽快制定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到国外投资经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日益发展的趋势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新格局，我们必须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国家立法机关和政府决策机关要解放思想，尽快制定出鼓励工商企业到国外投资经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规定到国外投资经商的主体、范围、审批程序和优惠待遇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要选择投资经商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到国外经商办企业，目的就是赚钱，但风险也很大。这就要求我国的工商企业到国外投资经商，必须注意充分了解投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无非是政治环境、法律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和资源环境等。要选择那些政治社会稳定，保护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金融市场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这样投资经商能得到保护，获得的利润能及时汇出。在上述前提下，选择投资经商国家可先近后远，先亚太地区和周边国家，后漂洋过海到欧洲、美洲和非洲等国家。三在投资经商的项目选择上，要扬长避短，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到国外投资经商，项目选择尤其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利的关键性问题。在项目的选择上不能贪大求洋，要尽量选择那些风险小，有利可图的项目。投资经商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购买外国债券，风险小，盈利有保障；可以建厂经商，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和优势。从饮食服务、传统工艺美术、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及制造业、纺织服装等。凡是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技术特长，外国人又喜欢的，都可以投资兴办。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经商，可以国产设备和技术入股，扩大出口，减少现汇投资风险，绕过贸易壁垒，开拓和保护出口市场。还可以直接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先进科技成果，使我国外贸在双向流动中实现对外经济活动的动态平衡，并使整个外向型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4.优化投资环境，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鼓励外资的投向。投资环境是外商投资首先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投资环境好与坏，直接影响外资的投入。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在优化投资环境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硬环境和软环境都有很大改观。但也必须看到，在投资环境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水电、煤气、通讯、交通和市政建设还比较落后，涉外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金融外汇市场还不够发达，市场规则还不够健全，在提供高水平的社会化服务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加强发展交通、能源、邮电、通讯和城市建设，加快有利于外商投资的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服务事业，尽快完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务市场和科技市场等市场规则的建设。在优化法律环境方面，要加强和完善法律法规建设，改变传统的重政策、轻法律、以政策代法律的现象。要改善文化教育环境，采取多形式、多层次的方针，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
要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鼓励外资的投向，使外资服从于国家整个经济的战略部署和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规划的需要。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积极引导外资投入到我国的机电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汽车工业等主导行业和薄弱产业，大力发展新兴工业和高科技产业，改造传统工业，推动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工业、农业以及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促使外资结构进一步合理化。
注释：
[①]薛荣久：《90年代国际贸易的态势》（上），载《国际贸易问题》1991年第11期2～6页。
[②]王克明：《世界两大自由贸易区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载《决策借鉴》（哈尔滨），1994年第6期6～7页。
[③][④][⑦]郑曦原：《亚太经济合作面向21世纪的选择》，载《经济世界》（京）1995年第1期7～10页。
[⑤][⑥]杨岚：《急剧升温的亚太经济合作》，载《国际经济合作》（京），1993年第12期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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