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定义、概况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况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定义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5 冷战结束后，随着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学术界开始接触到该理论的后台学术背景，一个更广阔的研究领域——西方政治哲学引发了中国学界的高度兴趣。当代政治哲学流派中或是传统复兴的，或是最新浮现的种种学说，使人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学术思想和主题的巨大变化，看到了这些变化背后所折射的世界政治的急剧转型和风云变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和话题变更之快，各种概念和思潮出现的频度之高，势头之猛，在历史上前所未有。政治哲学成为当代显学，乃大势所趋，势所必然。 在当今学术界，没有对当代政治哲学及其来龙去脉的一定程度了解，文史哲政经法等各学科的学者几乎很难对本学科进行真正深入的研究。在当代世界，没有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知识和常识，政治家、媒体人乃至关心身边政治事务和时事的普通民众，也不易看清和把握概念演变背后崭露的公共政策变化和国内国际形势变幻的本质。因此，对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介，有助于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知识和发展轮廓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为了对当代主要政治哲学流派进行系统的梳理，本文试图先就三个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即政治哲学的基本定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概貌；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意义。 首先，政治哲学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即什么是政治哲学，抑或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政治哲学，顾名思义是研究政治的哲学。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即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不同，它不以政治权力、政治机构、宪政体制、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等具体政治原则为研究对象。政治哲学与历史学不同，它不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历史和规律为研究对象。政治哲学不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不以科学地说明事物“是什么”为研究定位。说到底，政治哲学是要为政治划定伦理底线，是关于政治的道德和伦理原则的学问。由于一般人对政治的观感不好，很容易把政治哲学理解为对恶行进行哲学辩护。其实正相反，政治哲学研究政治的伦理和道德尺度。作为一种哲学，它要为政治寻找理性，对政治原则和价值进行批判性反思。简言之，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的规范价值取向的一门学科。 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揭示政治行动的价值取向，回答政治生活中的“应然”(ought tobe)问题，其核心在于提供一种“应当如何”的构想，对现实的政治进行理性的指引。更具体地说，政治哲学研究的是关于政体、正义、自由、财产、法律和执法等权威的合法性这一基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要回答的独特问题是：政治事务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是正确的或完善的(正义的)政治制度?因此，对于政治的理想状态和原则的目的性追寻，即构成政治哲学的研究。政治哲学要为寻求解决相互冲突的根本价值而建立一个正确可靠的正义理论。从这一意义上说，政治哲学是研究正义问题的哲学。 为了回答政治哲学的追问，实现政治的理想状态，建立政治生活的普遍正义原则，当代政治哲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提出了自由、平等、权利、民主、公共理性、身份、效用等的基本原则和普遍标准。在政治哲学中，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实现的价值。那么，这些原则孰重孰轻，政治哲学应当建立在哪一种根本价值的基础之上?是否存在统一的价值目标和学说? 传统的政治哲学都试图建立一元论的正义理论，追求统一的价值目标。因此，当代政治哲学的光谱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自由至上主义者坚持自由原则，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坚持平等原则，主张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平等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主张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者处于政治光谱的右端，社会主义者处于其左端，平等自由主义者居于其中，而其他的各种政治哲学分别散落在这一光谱或左或右的位置上。尽管坚守的根本价值即各自眼中“统一的”价值目标不同，每一种理论都认为自己是一种对根本价值的诉求。尽管20世纪以来的当代政治哲学呈现出多样发展状态，使寻找一种综合价值的努力前景陷入茫然，但奇特之处在于，政治哲学的这种左中右划分和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然而，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哲学的一元思维方式终于遭遇根本质疑。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宗教原教旨极端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层出不穷，提出了对根本价值的更多理解和主张。政治哲学根本价值的多元视野突破了一元论的传统眼界，大量新兴理论(如生态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种族平权理论，等等)根本不可能纳入左中右定位的传统政治光谱。尤其是自福柯以来，主流的一元论思维方式及其方法论备受诟病。因而，传统政治哲学狭隘的一元视野实际上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政治现实和理论发展。这些更多元化的根本价值彼此矛盾，甚至根本对立，加剧了政治哲学领域价值冲突的局面。在狭隘的一元思维方式陈旧过时的情况下，用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涵盖和指导其他价值的政治哲学努力备受指责，政治哲学试图建立解决政治价值冲突的综合标准、达成其传统追求目标的努力似乎也遭遇困境。这种价值冲突展现的深刻矛盾在于：要确定一种能统摄所有理论的、至高无上的、统一的一元正义准则，似乎已然是一种奢侈的梦想。然而，放弃建立和确定综合准则的传统目标，又意味着政治哲学将丧失其存在的意义，陷入生存危机。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解决这一深刻矛盾的努力始终存在。政治哲学家并未因为一元观的淡出而真正放弃目标追求。在我看来，德沃金和金里卡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使政治哲学传统的目标追求在新条件下得以重构。他们两人认为，当代政治哲学家追求的并不是相互冲突的根本价值，他们之间至少存在着更根本的平等主义共识。他们的观点是：现代各种政治理论并没有诉求不同的根本价值。如德沃金所言，“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同一种根本价值——平等”。①因此，“平等”即被视为各种政治理论共有的根本价值追求。金里卡特别指出两点：其一，“平等主义理论”并非指平均分配收入，而是指一种更抽象也更根本的平等理念，即把人“当作平等者”；其二，这种更根本的平等理念既出现在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中，也出现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是最普遍的根本理念。差别只在于，“对于这种更根本的平等理念，存在着多种阐释途径”。②他强调指出：“各种不同的平等主义理论都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其公民：每个公民都有获得平等关照和平等尊重的权利。”③ 金里卡和德沃金对政治哲学目标的崭新解释充满智慧，有两大突出的优越性。其一，明确指出各种政治哲学理论存在着“平等主义的共识”，将平等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最抽象的和更根本的普遍价值目标。众所周知，当代所有政治哲学家(似乎只有哈耶克一人例外)和政治哲学流派，均以各种方式论证如何实现共同体成员的平等，界定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左中右的政治哲学家，包括不能以此画线的各种新兴政治哲学家，无论他们如何定义平等，也无论他们是否恪守某一价值原则，都必须回应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要求：政治上平等待人，承认共同体内每一位成员的利益都同等重要。在这个尺度上，平等的就是公平正义的。当代政治哲学的这一根本价值原则，是国家作为公共机构的政治伦理的基本哲学准则，同时也是具有正当性的公民义务的准则。在这个时代，以任何理由将人分成三六九等、主张不平等待人的政治理论，都必遭唾弃。在这一基础层面上，金里卡和诺齐克用平等主义共识为当代解决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提供了哲学基准，以当代方法回答了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目标问题。 其二，说明“平等主义的共识”实现了当代政治哲学普遍性和差异性的统一，没有落入一元化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的窠臼。正是由于平等主义契合了政治哲学的根本价值诉求，平等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然而，平等主义并不是绝对主义意义上的最高价值。自由、平等、权利、民主、公共理性、身份、效用、男女平权、种族平权、生态和谐，等等，当代各种价值原则都是论证公平正义的不同概念。在现时代，任何妄称大一统的正义原则都不复存在。故包括平等主义在内的各种价值原则都无法在这个意义上比较优劣与否。平等主义在逻辑序列上并不先于任何一种价值原则，它只是在体现政治哲学的基本宗旨，即协调各种根本价值的冲突的方法层面优于其他价值选项。在这个意义上，平等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一”价值，而是一种人类通识(common sense)或常识。况且平等主义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价值理念，每一流派、每个哲学家都有不同的平等观，都以各自对政治哲学根本原则的理解为基础去解说他们对平等的不同诠释。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平等主义是政治哲学规范讨论的基础。平等主义不是至上的最高目标，而是可能达致最高共识的平台。由此说来，平等主义不是统一的，而是普遍的价值目标和学说。“平等主义的共识”彻底否定绝对主义一元论的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容纳多元差异的平等观，在政治哲学对象领域中实现了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高度统一。政治的正义理念所反映的人及其平等首先是政治公民及其政治平等。 一言以蔽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所研究的，是政治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各类政治哲学对平等主义规范问题的不同解释。 本文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概貌如何，它缘何在20世纪下半叶重新兴起?本文从历史演变轨迹中纵向地分析当代政治哲学的崛起原因，横向地展示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貌，以期全景式地展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演进。 政治哲学在当代的进程经历了兴衰荣枯，大起大落。在历史上，自20世纪以来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最多，观点最复杂，主题变化最快，争论和冲突最激烈，代表人物和作品最丰富，发展也最多元化。下面，笔者尝试清理这一错综复杂、多元发展的格局和线索，总结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成败得失。 众所周知，政治哲学曾经有过辉煌的年代。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作为知识与价值统一的、整全式的理论，希腊哲学既是一种知识理解，也是一种政治伦理立场。它既包括对“政治事务之本性”的知识理解，也兼顾对“政治事务之正当、善和政治秩序”的政治伦理评价。苏格拉底提出了“道德即知识”的命题；柏拉图思考“至善”问题并形成了“理想国”的构想；亚里士多德则执著地探索形而上学的“理性智慧”和关于城邦政治大善和个人美德之善的“实践智慧”。整全式的古典哲学始终关注政治美德和政治伦理，追求恪守政治事务的价值底线。 近代以降，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近代政治哲学的崛起，另一方面也目睹了传统政治哲学伴随着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不可避免地加速衰落的趋势。自17世纪以来，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康德，及至黑格尔、马克思和约翰·密尔，这些近代政治哲学家确定了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影响了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然而，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和价值目标的深切关怀，却阻挡不了政治哲学整体上走向衰落的大趋势。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描述和分析了这一衰落进程及其原因。在《何谓政治哲学?》一文中，施特劳斯指出，从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中经18世纪的卢梭，到19世纪的尼采，通过这三次现代性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这样，从古希腊先哲的“爱智慧”的探究中生成的政治哲学，一步步卷入了与“权力”和“权利”的不断纠缠，以至蜕变为“权力意志政治学”。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施特劳斯进而说明，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不仅是西方现代性危机不断暴露、日趋深刻的见证，更是西方政治哲学陷入深刻危机的见证，这一危机如此深刻和严重，以至于政治哲学在今天的世界已无可能。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哲学迅速丧失了它的信誉和尊严。现代性浪潮对政治哲学的根本冲击，是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不断以事实研究取代价值思考，否定了非科学的价值追索及其意义，造成了科学与价值的根本对立。在古希腊整全式的古典哲学中，政治哲学和政治学浑然一体，不分彼此。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形成，过去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的大部分内容，现在已发展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各自分门别类的独立学科。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实证的社会科学已经基本形成了它的最后形态，实现了体系化的发展。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的终极价值目标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而科学的社会科学认为，人类理性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不同的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它只相信科学知识，认为现代科学追求的知识是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并把道德上的迟钝视为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实证的社会科学强调，只有事实判断才是科学范围之内能做到的事，坚持“道德中立”“价值中立”的原则，由此划定了事实与价值的基本区别。20世纪社会科学对政治事务的全面“科学化”理解，使“不科学的”的、以价值目标为对象的政治哲学颜面尽失，成为没有确定科学标准的、不靠谱的学说。善恶冲突、是非辨别等价值判断被排除出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由于20世纪西方思想发展中出现的事实与价值的这一严重分离，政治哲学被理解成为与政治科学全然不同的东西，一度被“妖魔化”为“神话”或“意识形态”。20世纪政治哲学的衰落与危机，是现代性危机的体现，是事实与价值对立的必然结果。当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及其深化的一大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社会科学的崛起及其体系化。 政治哲学在20世纪走向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国家化。自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这一大规模政治势力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和动员能力日益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支配和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政权化和国家化。国家化的意识形态在法西斯主义式的独裁国家成为官方教条，在西方民主社会也成为舆论主流。“思想一元化的趋势一旦成形，针对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要作批判与评比，也就不再可能，政治哲学当然无所施展。”⑤国家主导的垄断化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直接导致政治哲学在20世纪走向衰败凋零。 然而，政治领域毕竟不是科学领域，人类的政治活动始终受价值观的牵引，对一个正义的“好社会”的愿景始终存活在人们心中。对政治事务的评判摆脱不了伦理判断和道德评价。20世纪政治实践中的大善大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再次把对政治事务和政治行为的道德拷问、价值质询推向了前台。政治哲学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在它沉寂了若干世纪之后再度复兴。以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理论为标志，政治哲学重新走向学术前台。具体而言，西方政治哲学的这次复兴产生于两大现实推力。第一个现实推力是人们对20世纪两次人类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世界大战的理性反思，尤其是对30年代希特勒上台和法西斯主义崛起事件的深刻反思。国际思想界在反思中取得的一个共识是，希特勒通过民选上台具有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但却不具有政治的正当性。所以，政治的“合法性”与政治的“正当性”有时并不天然一致。二战的惨痛经历证明，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有时会使政治的正当性成为问题。但是，人类永远不能抛弃对“好社会”的理想追求，永远不能摆脱回答政治正当性问题的责任担当和道德勇气。也就是说，对政治事务的政治哲学思考是必要的。20世纪的人类经历使人们真切地认识到了追求宗教、道德、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性所要付出的代价。意识形态的国家化在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整合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一元论的专断本质。历史经验提示我们：人类必须保持对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的高度敏感性，坚持对目的性价值的根基和政治伦理的正当性辩护，从而对大一统的极权主义保持警惕，坚决抵制。第二个现实推力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对主流价值观的持续关切。西方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繁荣之后，60年代遭遇了战后一代的文化抗议。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1968年革命”，是西方青年一代的造反运动，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社会动乱和秩序紊乱。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各式各样的民主运动反映了新一代青年的多元分化的新价值诉求和抗争，迫使西方进步思想界反思传统价值观的缺陷，思考青年造反运动和新价值诉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了寻求重新整合社会的民主共识，巩固和发展主流价值观，西方政治哲学思考重新时兴。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哲学的价值关怀使这一学科焕发了青春。 当代政治哲学的历史纵贯百年，各种流派与思潮不断翻新，层出不穷。自罗尔斯始的此次复兴中，政治哲学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期，而且历经40年持久不衰。但是，当代政治哲学错综复杂的发展中有其主导线索，有其相对稳定的主题和演变的轨迹。金里卡归纳道，“‘公民资格’是20世纪90年代的行话，正如‘正义’是20世纪70年代的行话，‘共同体’是20世纪80年代的行话。”⑥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一石激浪，围绕政治哲学的宗旨引发了对“正义”的热议；80年代，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倡导“共同体主义”，使“共同体(社群)”(community)这个概念风靡一时，变成了判断政治事务正义与否的尺度；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对多元的“公民资格”的研究又成为新“行话”；新世纪以来，“9·11”和反恐战争引起了思想界对“全球正义”的关切，反映政治上的多元认同的“承认”等概念一时成为热词。“行话”和热词的演化和行时，体现了当代政治哲学主题的不断变换，也折射出20世纪后期世界政治的巨大变迁。尽管当代依然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冲突，但是思想界各个流派、各路人马在各个时期对这一矛盾的不断求解，正体现了政治哲学的魅力所在。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需要理顺当代政治哲学的这一演进历史，厘清它的纵向发展线索。 历经了百余年的兴衰沉浮，尤其是近40年的迅猛发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目前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宏伟的思想画卷。这种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思想界的主要学术热点之一。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见证了纷纭多样的“主义”和思潮——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后现代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以“新”“后”为标识的各种新“主义”、新思潮。其中，既有传统政治哲学的老谱新唱，如哈耶克对传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原则的坚持与弘扬，罗尔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由主义的补充和发展；也有并无理论传统的新政治哲学的创新涌现，如找不到出身谱系的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和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以生态主义为代表的各种多元文化政治哲学，等等。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你唱罢来我登场，使整个当代政治哲学的宏观景象绚丽多彩，蔚为大观。这些思潮大多数出身于20世纪，是当代实践中形成的新政治哲学流派和思想。它们的主题和兴趣大大超出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视野，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多元性。 面对当代这些灿烂的多元思想成果，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总盘点，以展示20世纪以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多元发展，显现西方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由于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的百年发展线索纷纭复杂，观点五光十色，代表人物众多，这种梳理难以面面俱到。笔者认为，在研究和梳理中，至少不能没有下述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流派：自由至上主义的哈耶克、古典共和主义的汉娜·阿伦特、平等的自由主义的罗尔斯、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的诺齐克、后现代主义的福柯、社会批判理论的哈贝马斯、共同体主义的桑德尔和麦金太尔等、多元文化主义的查尔斯·泰勒。也就是说，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即使进行最粗略的勘查，这八大政治哲学流派都不可忽视，即自由主义的两大派——自由至上主义和平等的自由主义、古典的公民共和主义、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共同体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而上述八位政治哲学家个个都是具有原创性理论贡献的当代政治哲学大家，其多元纷呈的思想点亮了当代政治哲学思想的灿烂星空。罗尔斯和福柯称得上是西方政治哲学当代复兴大潮的领潮人。他们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不同的方式撬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之门。在当今世界，罗尔斯仍位居政治哲学第一人，其身后诞生了整整一个“罗尔斯产业”；而20世纪后30年出现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葛兰西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主义”等一系列“后学”产业链，都是与福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其方法论之源盖出于福柯。哈耶克自不待言，1974年因其自由至上的经济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思想之父。在他影响下西方政治家启动的政治思想和公共政策，至今仍占据西方政策主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二代的思想领袖，哈贝马斯是在世的欧洲最有世界声誉的思想家，其“公共领域”和“商谈理论”对发展当代多元民主起了很大作用。他被誉为“欧洲的良心”，一言一行对欧洲的思想和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阿伦特倡导了公民共和主义古典传统在当代的重兴，对重塑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共和主义居功至伟。她对极权主义根源的揭露为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她对极权统治下助纣为虐的“平庸之恶”的批判，叩击着人们的道德良知。查尔斯·泰勒既是共同体主义、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2007年以后由于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杰出贡献，两度赢得世界性的政治哲学大奖，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之一。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画卷中，上述人物和流派无疑是最为光彩夺目和至关重要的。当然，流派和学说绝不止上述这些，精彩的人物和理论还有很多。我们不会忘记施特劳斯、奥赖肖特、波普、伯林和马尔库塞，不会忽视为生态哲学、女权主义公民资格理论作出了贡献的那些当代政治哲学家，而且还会注意到目前在西方思想和政治实践中崛起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所有这些当代政治思想都与其政治哲学价值取向有直接关联，已经或正在影响和改写着当代的思想政治图景。上述八大流派只是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大体轮廓，对它们的强调，也仅只是为了提纲挈领地抓住要害，掌握精髓，管中窥豹。 至于为什么强调这八位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学说而不是其他，我依据的原则主要有二。一是厚今薄古。上述八大流派的理论和人物基本上集中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主要发生在1970年以后。而对有些时下的显赫人物如霍耐特、齐泽克、耐格里之所以不予置评，是因为他们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地位尚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确认。二是看其理论对当代政治实践，尤其是公共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也适当参考该政治哲学家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地位。例如，罗尔斯及其平等的自由主义自然是评价自由主义主流的首选。这不仅是因为罗尔斯的赫赫大名及其理论无可比拟的学术影响力，而且是因为这一理论对当代西方主流政治的深刻影响。又如，介绍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流派，选择哈耶克而不是伯林或施特劳斯，也主要是考虑到哈氏理论成为所谓“里根革命”和“撒切尔主义”的真正思想动力这一客观因素，尽管我在主观上更偏爱伯林，在学术上更尊崇施特劳斯。因此，观察和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家，尽管是各花入各眼，我本人也不免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我始终主张，不能漠视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必须重视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哲学的政治影响力。 西方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命运兴衰，是在宏观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从世纪初的默默无闻，到20世纪30年代的极端发展(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都形成于这个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的奄奄一息，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兴旺发达；一部政治哲学史就是一部当代政治发展史。政治哲学的走红或走弱，从来就体现着政治情势本身的客观需要和发展趋势。再以罗尔斯为例，他的名著《正义论》似乎只是书斋里的一介书生所做的一种抽象的政治哲学推理。但是，如果没有1968年运动，如果没有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剧烈的价值冲突，罗尔斯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做这样的理论模型。即使他天才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和理论，它们也不会产生今天这么重大的影响。从罗尔斯出版《正义论》前，政治哲学在世界上默默无闻，濒临灭绝，到《正义论》出版后，政治哲学著作一时洛阳纸贵，这个现象实际上只是佐证了政治哲学与它产生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密切关联。又如，20世纪90年代人们把政治哲学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公民资格”。然而，如果没有冷战结束导致的两极世界坍塌和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的过时，如果没有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流动、新的融合和新的矛盾与冲突，就不会出现对“差异政治”“承认政治”的多元诉求，也不会产生从“共同体主义”向“公民资格”，再向“全球正义”的理论转折。总之，没有政治潮汐的起落，就没有政治哲学的变化。反之，没有政治哲学的观念改变，也不会有政治景观的深刻变革。政治哲学是实践性、规范性很强的哲学，它的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对现实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最后，我想简略地说明我们今天学习和了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意义。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这种学习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进步。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状况和价值观的多元演化已然是一个事实。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经历过社会分化、动乱与价值观的重新整合、政治秩序的重新调整，其间得到过政治哲学理论的极大助力。我国转型期出现的价值观冲突和矛盾，有些正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过的、其政治哲学争论中曾经和正在提出的问题。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平等、法治、正义等问题的解决方式，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将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和价值观的重建，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政治民主和法治建设。同时，政治哲学作为对政治行为的道德和政治论证，既为政府的政治行为，也为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规范了道德底线。汲取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正面道德资源，有利于提升政府和国家公务人员的现代政治伦理素养，也有利于提升公民的基本道德水平和公民责任感。 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哲学大家曾经说过：“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政治哲学的伦理关怀对于这个世界不可或缺，否则人将沦落为缺乏伦理尺度的两脚动物。笔者相信，政治哲学绝不是书斋里的纯教条，它有灵性，有生命，有德性，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它能够为政治行为提供理性的规范伦理尺度。政治哲学的研究至少能让我们保持正义感，保持对未来世界的正义期待和追求。 注释： ①[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7页。 ②同上，第7～8页。 ③同上，第7页。 ④转引自万俊人：《政治如何进入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7页。 ⑤关于“社会科学的崛起及其体系化”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化”两大因素导致20世纪政治哲学走向衰亡的观点，参见钱永祥：《为政治寻找理性——〈当代政治哲学〉译本前言》，转引自威尔·金里卡，2005年第二版。 ⑥[加]威尔·金里卡，2005年，第3页。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正义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