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体育场地器材_蹴鞠论文

浅谈中国古代体育场地器材_蹴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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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自它开始出现在人类的活动中,就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各民族中得到了逐步地丰富和发展。同时,随着这一文化形式的繁荣和演变,作为其主要内容的活动场地和器材,在历史的发展中,也由间接形式逐渐地向专业化形式演进,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说来,古代早期的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活动,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并伴随着早期的科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活动而适时出现的。中国史前时代的体育活动,尤其是带有竞技特征的活动形式,是与生产、军事、宗教等方面的活动杂然交织在一起的,因而有关的场地、器材也多为混同使用。像史前人类使用的砍砸器、刮削器、弹射器、投掷器等这些生产、生活用具,当先民们以此为手段进行有意识的锻炼身体的某些活动时,这些生产、生活用具,同时也就成为了他们最初的活动器材。原始社会后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少量的专用器材逐渐开始出现了。如相传原始社会后期的“击壤”游戏活动,就有了专用的器材——“壤”。《风土记》记载说:“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这种壤的形状如鞋子,前宽后窄,长一尺四,宽三寸,是一种“击壤”活动的专用器材(见封二图一)。

我国商周时代,出现了许多青铜武器,其中包括戈、戟、矛、钺、剑、殳、斧等等。这些青铜武器的出现,为古代武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有的既是军队作战中的武器,同时又是体育活动的器械,甚至有些武器后来演化为纯体育活动的器材。在青铜兵器大量出现的同时,战争中的车战也开始流行起来,因而战车和各种兵器的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至当时出现了利用马匹战车和各种兵器以及弓箭进行比赛的盛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的齐王赛马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庄子·说剑篇》中,还记述了赵文王聚集剑客斗剑的情形:“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这种斗剑场面,从侧面反映了剑作为一种主要的武艺器械已非常盛行了。当时,各诸侯国为鼓励人们习武,还颁布了一系列尚武的法令。如魏国李悝作上地之守后,为激励上地的民众习射,曾制定《习射令》,“人之有孤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见《韩非子·内储说上》)。诉讼打官司,一律依射艺来判定,虽有些荒唐,但如此一来,人人皆积极练习射箭,日夜不休,达到了强国强兵的目的。

鼎,是一种金属铸成的器皿,最早用于烹煮牲畜,以供祭祀,后来也成为比试力量用的器材之一。《史记·秦本纪》说秦武王喜好力技,当时的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成为武王的高官。一次,“王与孟说举鼎,绝膑”。由于进行举鼎比赛,致使膑骨骨折,反映了举鼎竞赛的激烈程度。以后,“举鼎”、“扛鼎”等还成了测试军士力量技能的一个主要项目。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时的体育活动器械,还是以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专门的体育器材仍较少见到。

商周时期的体育活动场地一般没有专用的,多数是就地利用。如城郊的旷野在教阅军队或进行体育活动时,便成为赛马、射箭等运动项目的场地。绘于山东曲阜孔庙的《孔子观射图》,所反映的就是孔子在旷野观看学生进行射箭比赛的情形(图二)。

秦汉以后,古代体育的活动场地与器材有了一定的发展,专用的体育活动器材逐渐多了起来。如汉代蹴鞠所用之鞠,是用皮革包裹禽兽毛羽之类而缝制成的实心球体。棋类当中的弹棋、围棋、六博以及投壶所用之壶,也都有了专门的制作技术。盛行于南方水域地区的传统体育活动——龙舟竞渡,最初也只是以一般的水上木舟作为竞渡之舟。至春秋时期,才出现了专门用于竞渡的以龙首装饰的龙舟。这种龙舟的形象,在广西、广东、云南及贵州等地发现的春秋至汉代的铜钺、铜鼓上面的铸纹中多有所见。

两汉时,在皇帝宫中以及游乐的离宫,一般都建有蹴鞠场地;一些贵族官僚的私宅,也建有“弥于街路”(晋·陆机《鞠歌行序》)的鞠场。据《汉书·戚夫人传》记载,西汉刘邦曾在宫苑内建造了供蹴鞠比赛用的“鞠城”,亦即古代足球场。这种鞠城呈东西走向,设有坐南朝北供观“讲肆”用的大殿。四周有围墙,称之为“鞠城”。鞠城两端,分别有月状型的“球门”,称之为“鞠室”,这是宫内鞠场。另有一种是野外鞠场,一般没有“鞠城”,只在鞠场两端“穿地作鞠室”(见《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7、8辑)。这种鞠场在当时应用得非常普遍。如《史记》载汉初名将霍去病,在行军打仗之余,就曾在营地建造鞠场,并亲自下场参加比赛。

除了蹴鞠,盛行于汉代的马球活动还有专门的球场。唐代诗人蔡孚曾在《打球篇》中提到过被董卓烧毁的东汉洛阳“德阳宫北苑东头”的马球场,说明当时的马球场规模是相当大的。

角力,是汉代非常盛行的一种体育项目。除了一般平民百姓,军队中也将其作为一类重要的竞技活动。当时,角力的表演和比赛已有了专门的类似后来“擂台”的角力台。如1979年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了一件木篦,在其背面所绘的《角力图》中,右边有两人正在向对方扑来,左边为一裁判。三人装束相同,皆赤裸上身,着三角短裤,腰系长带。表现的是正在进行角力竞赛的情形。画面中的上面,有一下垂的似帷幕式的飘带,说明这场比赛是在饰有帷幕的专用角力台上进行的(图三)(参见陈振裕《秦代的漆绘人物画》一文),反映出当时的比赛场地已经较为正规了。

隋唐时期,在体育器材和场地的完善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武艺中的器械种类也有了许多改进。据《唐六典》所记,仅弓就有“长弓”、“角弓”、“稍弓”、“格弓”等4种,弩有“擘张弩”、“马弩”、“角弓弩”等7种;箭有“竹箭”、“木箭”、“兵箭”、“弩箭”4种;而刀也包括有“仪刀”、“障刀”、“横刀”及“陌刀”4种。种类繁多的武艺器械的出现,必然为武人们所重视并成为其钻研的课题。这一时期,表现在体育器材上的另一项进步,就是蹴鞠所用之球的改革。唐人徐坚在《初学记》中说:“鞠即球字,今蹴鞠曰球戏。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脆为里,嘘气而蹴之。”这种由过去的实心改为充气且有胆有壳的球,其形制与近代的皮球已很相近了。

体育活动场地的修筑也越来越多,仅马球场这一设施,在唐朝各驻军所在地即均有设置。如徐州军队3000人经过许昌,节度使薛能招待他们在球场住宿;庞勋率1000人到泗州,刺史杜滔招待他们在球场吃饭,等等。从记载的场面看,这些球场的面积都是很大的。除此而外,在唐代的宫城及禁苑里,也多半筑有打球的场地。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刻有“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的石志,表明在修建宫殿的同时,亦修建了球场。当时的球场建筑是很讲究的。根据对当时有关资料的分析,打马球的球场多是三面用矮墙围绕着,一面是殿、亭、楼、台之类,供观赏之用。球场的面积大,地表平坦光滑。有的还将油料铺洒到球场内。如《资治通鉴》卷二○九载,唐中宗的“驸马武崇州、杨慎交洒油以筑毬场。”用油料来修筑马球场,可以防雨防尘土,使场地平滑如镜;同时,对提高击球技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体育器械的制造至宋代达到了高峰。在经济发达的北宋都城汴梁,有纵横交错的街道,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其中就有专门出售球杖,弹弓等体育器械的店铺,而且这些器械的做工都很考究。这在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及描述汴梁风情的《东京梦华录》中,均有详细的反映。在器材的制作工艺上,宋代也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如蹴鞠所用球的壳,已从八片尖皮的缝制形式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并且均“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在重量上要达到“正重十二两”。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40个不同的品种。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蹴鞠技术的发展;而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参见刘秉果《中国古代体育史话》一书)。这时,还出现了一些专业体育书籍,如《丸经》、《角力记》等。在这些专业性书籍中,对当时流行的许多体育活动所用器材的形状、大小和制作材料等,均作了详尽的介绍,反映出体育器材的使用和制作已基本正规化。

宋代的竞赛场地也呈多样化。如蹴鞠,既有设置球门的场地,也有不设球门的场地。前者的球门立在场地中央,其球门“柱高三丈二尺,门径二尺八寸,阔九尺五寸”,网中有“风流眼”(见《事林广记·戊集》)。比赛双方各有十余人,分列左右两边。后者由于不设球门,因而场地较为简单,比赛也仅以“一般场户”的踢花样为主。这样一来,使蹴鞠活动更为兴盛。宋太宗时,还曾于太平兴国元年下令开凿“金明池”,引金河水注满,作为水上竞赛和演练水军的地方。这可谓是一种专门的水上运动场地。当时出现的“水秋千”这一跳水活动,所采用的方式就是在尾部设有秋千的大型画舫上,让表演者荡秋千与支架齐高后,翻筋斗入水(参见《东京梦华录》卷七)。除此而外,在民间的相扑活动中,还出现了比赛用的台子,即“露台”。在这上面所进行的是正式争胜负的比赛,类似后来的“打擂”。南宋临安护国寺的南高峰露台即是这种比赛的专用“擂台”。

夏、辽、金、元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为了开展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如骑射、马球、摔跤等,也修建了不少专门的场地和制作了一些专用运动器材。辽、金、元统治者,为了举行“拜天”典礼,都要进行打马球比赛,为此,专门修建有周围遍树彩旗的马球场进行表演。金人还制作了射礼用的木兔靶子,成为其射箭用的重要器材。据《金史·礼志》载,金人所制作的马球用球,则更具特色,其“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他们所制作的球杖为“长数尺,其端如偃月”的形状,与今日国际上所通用的球杖较为一致。

明清时期,体育活动的器材、场地,多已定型。如武术器械已基本上具备了现代武术器械的类型和形式;代表了清代满人传统体育特色的冰嬉活动,其所用的冰鞋与今日已无差别,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如皮制冰鞋等。其他如球类、棋类及一些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器材也已定型。与此同时,专业的体育活动场地大量出现,为多数传统项目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明清时期所逐渐演变、发展起来的并流行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体育活动的器材和场地设施,无论从其类型,还是其形制上,都为现代体育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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