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伯恩施坦：到底是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恩论文,列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到底是谁论文,修正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有人为了把民主社会主义编造成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把它强加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惜肆意曲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颠倒是非，把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说成“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而同修正主义进行坚持不懈斗争的列宁，反倒被说成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把被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的历史任务，从历史和理论上彻底弄清楚，列宁与伯恩施坦到底是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一、伯恩施坦不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而是全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把伯恩施坦说成“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其主要的“根据”就是恩格斯在1895年3月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
伯恩施坦在1898年9月29日《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中，确实曾经援引过《导言》说：“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应为导言——引者注）中详细地说明，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颠覆办法所得成就要多得多’。”[1]（p.73）问题在于，伯恩施坦对恩格斯《导言》的援引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从恩格斯这段认为无产阶级要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自己的革命斗争策略的论述中，引申出了与恩格斯的结论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结论。
恩格斯从上述那段论述中引出的结论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效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选举权夺得一切阵地之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2]（p.522）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人民群众的——引者加]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2]（p.523）而后，恩格斯又在一些与此相关的信件中，把他所说不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把力量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的论述，进一步发挥和表述为要坚决反对绝对守法主义和否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
反之，伯恩施坦却从这些论述中，歪曲地引申出了“恩格斯深信，以灾变论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1]（p.74）进而引申出“给我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1]（p.389）这样，“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行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3]（p.7）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朝一日，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了，它几乎也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1]（p.324）因而“谈论[资本主义——引者加]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1]（p.29）
十分明显，恩格斯的论述和伯恩施坦的引申有着本质的区别：恩格斯只是要求党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策略，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在宣传和争取群众方面能获得最大效果，以便保存力量到“决战的那一天”，在“决战的那一天”可以行使自己的“革命权”；而伯恩施坦却歪曲地引申说，有了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权，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统治者的殿堂就会自动崩溃，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两相对照，人们怎么能听凭有人肆意抹杀这样的本质区别，去相信什么“伯恩施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呢？
实际上，伯恩施坦还远远不止于歪曲地引申恩格斯在1895年《导言》中的论述并把它发挥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的方向上去，而且更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及其他相关著作和文章中，有意识地全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在1899年为该书第一版所写的序中公然宣告：“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内心斗争的产物”。[3]（p.7）面对伯恩施坦自己都承认“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样的自白，人们怎么能够说什么“伯恩施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呢？
之所以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修正是全面的，是因为这种修正遍及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首先，伯恩施坦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纯抽象概念”，劳动价值学说“则又作为一个纯理论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设才能被接受”，它不能说明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因此，不宜作为起点。据此，伯恩施坦认为“仅仅根据工人不能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1]（p.122）所以他引进了需求、爱好和效用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理论结合起来。其次，伯恩施坦认为，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伴随着生产社会化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再加上信贷工具的增加、通讯与信息服务的巨大改善，使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可以使资本主义几乎无限期地生存下去，能够防止甚至杜绝经济危机，因为“作为形成危机的因素已退居次要地位”，[1]（p.132）“普遍的停滞在世界市场目前的情况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1]（p.150）
在社会学领域。伯恩施坦认为，随着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产者的人数不是或多或少地增加，而简直就是更多了，就是说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1]（p.125）“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说法也是错误的，相反地，阶级斗争是一个走向消失的现象，起码可以说是一个趋向缓和的现象，可以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社会关系人道化”，“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4]（pp.25-26）
在政治学领域。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因为“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一切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一步步地向民主制度让步，政治制度越是民主化，巨大的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越少，“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据此，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他还摒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拒斥把权力和所有权从一个阶级的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手里。他说：“阶级专政却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1]（p.169）他还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巴贝夫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应成为一个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逐渐改革的道路来实现的目标，只有经过耐心的工作，才能从内部来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而“《共产党宣言》之革命的运动纲领，彻头彻尾是布朗基主义的”。[3]（p.28）
在党建领域。伯恩施坦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归结于创造形式和先决条件去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再发生痉挛性爆炸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即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社会民主党应改变性质，成为一个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去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①
在哲学领域。伯恩施坦拒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而信奉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他说什么“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1]（p.56）“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1]（p.229）伯恩施坦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世界观首先表现在他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人们怀着主观愿望参加历史活动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借口人有思想和愿望而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说什么“既然存在必然性，何必还要采取行动呢？”其次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将思想政治的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最终归结为生产力高度而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曲解成马克思主义具有否认人的道德动机的反伦理倾向。② 伯恩施坦还用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辩证法，并对社会主义运动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1]（p.40）的口号，鼓吹临时应付和迁就眼前的微小变化而忘记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伯恩施坦的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899年的汉诺威代表大会、1901年的卢卑克代表大会上遭到党内“左派”的一致批驳，他在无可抵赖的情况下，于1903年的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宣称，“我一开始就毫不迟疑地向你们声明，我是修正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企图到扭曲“修正主义”的概念中去寻找出路。他要人们不要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因为“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③ 在这里，伯恩施坦显然是故意在把水搅浑，以便浑水摸鱼。毫无疑问，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一定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不断修改前人提出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但修正主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之所以批评伯恩施坦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并不是因为他的观点是一种“新的认识”、“新的真理”，而是因为他表面上拥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借口时代和条件的变化，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企图修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不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而是与时俱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有人在把全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伯恩施坦说成“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的同时，却说“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显然是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时代特征以及本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混为一谈了。18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近25年之时为其德文版所写的序中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5]（p.248）但同时他们又特别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p.248）在这个“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列宁特别突出时代特征。他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6]（pp.142-143）“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6]（p.143）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区别所反映的首先是时代的区别。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欧洲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同时发动、共同胜利。在1872年的《关于海牙代表大会》一文中，马克思曾经以巴黎公社为例论证，“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7]（p.180）在那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取胜，是因为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得在一国爆发革命的时候，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可以同那里的统治阶级勾结起来去进行干涉镇压。恩格斯曾经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5]（p.241）
然而，在19世纪末，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一方面，地球上全部领土已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极其不平衡和跳跃式的发展，却使以前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地跳跃前进并赶上和超过从前相对先进的国家，因此，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军事上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内的均势，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出现的重新分割世界的趋向使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它削弱着垄断资本的势力，阻碍着它们在反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达到统一，这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冲破帝国主义阵线的最薄弱环节创造了可能。列宁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适应于时代的这种变化而提出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虽然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共同胜利的设想，但却坚持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想，并且在俄国首先实现了它。这就叫作既没有丢弃老祖宗又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却又符合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的新话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划时代的创造性发展，怎么能说得上是什么违背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列宁却提出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在继承和发展布朗基主义，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呢？当然不是这样的。
关于在落后国家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早在1923年1月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批驳第二国际苏汉诺夫的类似指责时，就已经做了答复：“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8]（p.371）“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8]（p.371）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p.370）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列宁信奉布朗基主义，相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1918年夏以来，在为应付战争和经济破坏而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导致严重经济危机、引发严重的政治动乱以后，列宁在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而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等阶段进行逐渐过渡、迂回过渡。于是，从1921年春开始，苏联就转向了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就基本内容来说，新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小农经济，用粮食税（即按事先确定的标准，用征税方式征收农民一部分余粮和其他农产品，农民在完税后可自行支配其余粮和其他农产品）代替余粮征集制，允许自由贸易、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二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用租让制、租借制、合营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等形式去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三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身，整顿国营经济，实行经济核算和物质利益原则。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25—1926年度的国民收入比1920年增加了一倍多。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的伟大意义时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8]（pp.74-75）“我们已抓住日常问题的核心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8]（p.302）“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8]（p.302）在这些典型地反映列宁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中，哪里有什么“继承和发展布朗基主义”的影子，哪里有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的影子呢？
三、列宁恢复共产党名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恢复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
有人为了给列宁扣上“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还不惜编造历史，说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
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完全是在编造。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称作“共产主义者”，以示与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区别和对立。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曾揭示“社会民主派”的起源和内涵，他说，在1849-1851年间的法国立法国民议会中，“与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5]（p.613）由于在这种联合中，“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从而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5]（pp.613-614）“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5]（p.614）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又揭示了这种社会民主派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是“空论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5]（p.461）“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5]（pp.461-462）
而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则以民主主义小资产者同革命无产者之间的区别来展开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共产党人的对立：“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5]（pp.367）“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5]（p.368）
因此，历史的记录清楚地说明，根本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恰恰相反，情况正如恩格斯后来回顾时所强调的：“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9]（p.489）“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9]（p.490）“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5]（p.264）这也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5]（p.264）的原因。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一方面，当时出现的特殊形势要求工人政党在革命尚未提上日程时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使他们能在日常斗争中善于妥协，服从策略考虑的联盟，既不回避选举，也不放弃议会斗争。这使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西欧许多工人政党都自称是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使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也接受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使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态度做了一些调整。恩格斯后来回顾当时的情况说：“现在情况不同了，[社会民主主义——引者加]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9]（p.490）
但是，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以后，事情又再次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把社会民主党说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又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参加使各国工人相互残杀的世界大战，这就使第二国际进而堕落成在国际范围内替民族沙文主义辩护的联合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14年12月5日，列宁在《一个德国人对战争的评论》中呼吁：“抛弃被他们（指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引者注）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而恢复共产党人这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6]（p.97）
因此，列宁把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完全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标新立异”，“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从形式上说，列宁的这一次为党更名，是恢复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而不是什么“标新立异”；从内容和实质来说，是在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分裂了工人运动的形势下，脱掉被他们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件肮脏的衬衣，而穿上“共产党人”这件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整洁的衣服。
1917年5月，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中，列宁全面展开了他为用共产党人的称呼取代社会民主党人的称呼而提出的论据。
列宁提出这个问题的着眼点是党用怎样的称号“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他指出社会民主党在两个主要之点上歪曲和背叛了《共产党宣言》：一是《宣言》强调工人没有祖国，而社会民主党却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这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二是第二国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既然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自称的那样叫共产党，而不能再叫社会民主党。为此，列宁还提出了四项论据：一是“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无产阶级政党对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看法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二是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国家还是必须的，但这种国家并不像一般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像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1917年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三是由于革命已经在俄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因此，民主这个词已经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四是应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这种形势已经不是巴黎公社失败后要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而是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而社会民主党领袖、议员、报纸却跑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如果我们仍沿用旧名称，就是鼓励和助长这种欺骗，阻碍运动前进，而我们却要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④ 因此，列宁得出结论：“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10]（p.182）
据此，在当时的形势下列宁恢复共产党的称号并成立共产国际，恰恰表明，他是在反对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修正马克思主义，而丝毫不是像有人现在强加于他的什么“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注释：
①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69页。
②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50，64-67、82-83页。
③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04-308页；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27-635页。
④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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