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进程中的成人：当代青年对成人标志的选择与认识_社会认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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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4)04-0060-07

       一、问题的提出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批孩子已经成长为二三十岁的青年。随着他们逐步融入社会，所引发的关注和讨论也日益增多，其中不乏一些负面评价。简而言之，这一代年轻人被视为“只为自己着想”的“不愿长大的一代”，“成年”似乎不再是顺理成章的生命节点，也不再是责任担当的代名词。那么当下年轻人的成年之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成年”又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不同于相对简单社会里的个体可借“成人礼”对是否成年做出明确的区隔(Hogan & Astone，1986)，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会发现对成年做出清晰的界定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技术世界的文明中，年轻人需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海洋中找寻方向”(拉葛雷，2007：19~24)，一些人经历着从依赖到独立再到依赖这种“溜溜球式”(yo-yo-ization)的后传统生命历程样态。西方的研究者指出，激进的社会变迁使得成年与未成年之间的界限不再“一刀切”，向成年的过渡也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复杂的、碎片化的和个体化的(Horowitz & Bromnick，2007)。毫无疑问，向成年过渡境况和模式的剧烈变化也会影响到年轻人对于“成年”的认知。最直接的体现是他们所选择的成年标志不再聚焦于生命历程中一系列的角色过渡，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特别强调基于个人主义的独立自主。相应地，大多数年轻人认为自己并未达致完全的成年，而是处于“成年”与“非成年”之间。

       由此可见，对成年认知尤其是成年标志的考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变迁与青年发展之间的互动逻辑和内在张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斯梅尔瑟就已关注到社会变迁对个体成年的影响，将影响因素归结为经济、家庭及制度等方面的变化(拉葛雷，2007：3)。后续“向成年过渡”(transition to adulthood)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研究的兴起，则进一步指出向成年过渡的延缓是与个体化的轨迹相伴而生的。个体向成年过渡轨迹的多样化，会导致不确定性风险的产生，个人将不得不独自承担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风险，包括自由选择、社会威胁和强制的新形式、生存方式的不可预测、传统价值期望的不相干性等等。所以，在个体化的社会中，个体的个性观念以及对个人发展与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的认同也会不断增强(拉葛雷，2007：17~24)。

       就成年标志而言，当前个体化最显著的表征是年轻人从注重角色的过渡转向了个人主义的独立自主。以往，客观过渡事件及其相对应的年龄是向成年过渡的参考系，如完成学业、离开父母家单独居住、参加全日制工作、结婚、初次生育(Shanahan，2000；Marini，1984)，一旦个体经历这些事件并完成了相应的角色转换，即被视为迈入了成年的门槛。其中，结婚是角色过渡维度里最为重要的成年标志，原因在于婚姻与向成年过渡的诸多方面相匹配，包括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发生性关系、脱离出生家庭等。然而当社会变迁导致各事件之间原本紧密的内在联系解散之后，婚姻所具有的成年意义也随之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强调心理的、主观的个人主义成年标志(Furstenberg，2000；Cote & Bynner，2008)。

       有研究者认为成年标志在角色过渡与独立自主维度上的差异，实质上彰显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歧(Arnett，1998；2000；2001)。所谓集体主义，诸如团结、为他人着想，与他人融洽相处等观念，在许多非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如中国传统文化通常就被视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代表。所谓个人主义则被宽泛地定义为情感上独立于群体，缺乏对他人观点的关注，较少关心家庭和亲人，个体通常被鼓励在情感上和社会上取得独立，其指向个人主义的责任，即强调为自己负责而不是为别人，具有强烈的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意味(Arnett，1998)。因此，有研究者提示需要注意这种个人主义责任与传统文化中“给予”“保护”和“生育”那些指向他人的责任之间存在的不一致(Gilmore，1990；Galland，2003)。

       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年轻人到底如何看待成年?上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峙的二分法将中国社会文化等同于集体主义文化，认为中国年轻人会更多地选择以角色过渡作为成年标志的观点，无疑过于草率和简单。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国也遭遇了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社会变迁，这使得中国年轻人从绝对的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或实用主义(拉葛雷，2007：208~210)。阎云翔对下岬村新的社会现实的考察显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尽管逻辑基础和发展路径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个体化的转型，个体公民能更多的流动、选择和自由；与此同时，可能也会存在因将个人主义等同于功利个人主义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新的个体主义既令人担忧又给人以希望(阎云翔，2012：327~345)。

       关于当代中国年轻人生活方式和生命历程个体化的客观路径，本研究将不再赘述与展开分析，而着力于对年轻人个体化进程中的主观认知进行考察。在有限的几项中国青年向成年过渡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尼尔森等人曾对207名中国大学生和248名美国大学生的成年标志认同展开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虽然59％的中国大学生认为自己已成年，较美国大学生高出31个百分点，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五个成年标志与美国大学生相类似，分别是“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较好的控制情绪”、“经济独立于父母”、“较少自我中心，更多地为他人考虑”，以及“独立决策”。结果似乎说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快速社会变迁的确会使年轻人更多地关注自我(Badger & Nelson，2006；Nelson & Chen，2007)，然而如何解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共存，研究者并未给予更多的探讨。

       另外，由于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可能使仅有的几项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局限或偏差。首先，研究对象多选择大学生，但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并不能代表更为广泛意义上的青年，而且他们对角色过渡标志重要性的认知可能会因自身缺乏完整婚育经历而受到影响(Bynner & Chisbolm，1998)。其次，现有研究资料的收集多采用偶遇抽样和集中填答的方法完成，所得结论难以推论至总体。因此，要厘清中国年轻人成年认知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机制还有待更为系统的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成年标志的测量和梳理，厘清社会转型期“成年”所具有的新的涵义，并深化对嵌入这一社会过程中社会-个体互动形式和逻辑的理解。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概况

       目前成年标志的测量基本上采用的是阿奈特设计的成年标志量表，为了便于与以往的研究进行比较，本研究也将以此为蓝本对中国年轻人的成年标志认同展开测量。量表的提问方式与阿奈特的研究保持一致，即直接询问被调查者“你是否同意以下列描述作为界定成年人的标准”，回答选项设为“很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分别赋值为4、3、2、1。

       由于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年轻人生活与文化的差异，本问卷对成年标志的选项内容进行了少许必要的修改、删除和替换，经过预测试和微调最终形成了包含30个项别的成年标志量表。在比较两部分年轻人成年标志认同的基础上，本研究还将就成年标志的信度、效度以及年轻人的自我成年判别加以考察，以期形成适用于本土测量的成年标志量表，并更深入地剖析成年认知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结合以往文献对“青年”的界定，将研究对象限定为18~35岁的城市在职青年，既包括在职的城市籍青年也包括在城市务工的农村籍青年。相较于阿奈特将研究对象限定为20~29岁的年轻人而言，本研究样本的年龄范畴更大，便于对处在不同婚育状态的年轻人的成年认知进行比较，以避免个体因未经历完整的角色过渡而可能产生的认同偏差。

       考虑到调查的可行性和合适性，本研究最终选择在南京进行调查。作为江苏省会，南京的经济水平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好，除城市青年外也有相当多的农村青年前来谋职发展，便于我们对青年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本研究借鉴以往相关定量调查研究的经验，按照职业进行了近似分层整群抽样。资料收集尽量采取当场填答、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25份，收回有效问卷634份，有效回收率为87.4％，样本基本构成情况见表1。

      

       三、结果与分析

       (一)成年标志项别的选择

       为了考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年轻人对成年标志的选择和认同，本研究将样本在不同成年标志上的得分与以往西方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① 从总体上看，本研究样本对成年标志各项别的认同比例普遍高于比较样本，有18个项别上的得分超过50，而比较样本只在11个项别上达到或超过50(如表2所示)。

      

       从成年标志各项别的得分排名结果来看，本研究样本得分最高的五个成年标志是：“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94％)、“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90％)、“独立于父母及他人的价值观进行决策”(89％)、“能够管理家庭”(87％)、“能够保卫家人安全”(86％)，这一结果与比较样本所代表的西方年轻人的选择非常接近。除此之外，两者的相似之处还体现在他们都对“长足个头，身高不再增长”(16％)、“有性生活经历”(23％)、“具有生育能力”(26％)、“与某人保持长期的恋爱关系”(29％)、“年满18岁”(34％)等标志不太认同。

       与此同时，调查结果也表明两部分青年对成年认知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70％的人认可将“结婚”、“生孩子”作为成年标志，且除性别外对这一标志的认同度不受地区、年龄、文化程度等变量的影响。另外，调查样本中分别有90％和79％的人选择了“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不在情感上过度依赖父母”作为成年标志，而比较样本中只有53％和17％的人对此表示认同。回顾文献可知，已有的研究结果也揭示了这一分化(Nelson，Badger & Wu，2004；Sirsch，et al.，2009)。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更重视个人的自我约束，强调个人情绪的控制和内敛，所以尽管行动的主体聚焦于个体但行动的取向仍指向他人。

       (二)成年标志量表的修订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中国年轻人与西方同龄人在成年标志量表各维度上的认同差异，并检验量表各维度内成年标志项别之间的一致性，本研究进行了相关统计，如表3所示。

      

       本次研究调查样本所选择的成年标志中，得分排名最高的三类分别是家庭能力、个人主义和规范遵守，而比较样本得分最高的三类分别是个人主义、家庭能力和规范遵守。另外，比较样本不认为角色过渡于成年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得分相对来说排名最低，中国年轻人则认为角色过渡比较重要，而生理过渡对成年的意义最不显著。所以从总体上而言，与个人独立相关的成年标志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具有普遍较高的认同度，除此之外中国年轻人则相对倾向于与家庭能力和角色过渡相关的成年标志的选择。

       上述成年标志量表是阿奈特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设计而成的，其共计包含7个维度的38个项别，本研究将其修改为7个维度的30个项别，并对信度进行了测量。如表3所示，本次测量表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783，变异数分析检验表明该信度系数显著，即整个量表模型通过了检验(F =473.303，P<0.001)。但是从各分量表来看，Cronbach's α系数从0.531至0.782，信度系数不是特别理想。对照比较样本的信度系数我们发现，其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其余各分量表系数也有三项不高于0.60。这说明原量表在对成年标志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可能并未完全厘清不同测量项别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了进一步检验该理论量表的适用性，本研究对其进行了内容效度和构念效度的检验。

       从内容效度来看，表2中“其他”维度包含的6个项别所涵盖的意义相差甚远，且完全可以将其分别重新归入个人主义、生理过渡等已有明确定义的类别，因此没有必要保留这一无明确意义内涵的维度。就构念效度检验而言，较好的构念效度检验一般采用近年发展起来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其原理是对量表所测分数对应的因素个数以及每个因素应该包含的项别进行对照。本研究的具体做法是采用主轴因素法(principal axis factors)强行指定按照6个因子个数进行因子萃取，因为主轴因素法更符合古典测量理论对于潜在构念的估计的思想，理论检验目的性较强。在因子转轴命名的分析中，本研究采用了均等变异法(equimaxrotation)，力图在因素简化和结构清晰之间达至均衡。

      

       由表4可知，对成年标志进行6个公因子的萃取后，其提取的因素特征值之和占所有因素特征值总和的53.850％，说明用提取的6类因子即可以较好地浓缩原有的30个项别所涵盖的信息。根据成年标志得分数据的内部关系，成年标志可归纳为6个子量表，根据其所含项目的内容要旨，可分别命名为规范遵守、家庭能力、个人主义、青春过渡、角色过渡和规范年龄。与原量表所归纳的7个维度相比，现有量表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涉及年龄和生理过渡的维度，且原有的“其他”维度的各个项目被予以了更明确的归类。

      

       从各子量表的项别构成来看，家庭能力、个人主义以及角色过渡子量表所涵盖的项别与因子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原量表涉及的理论基础得到了证实。而在规范遵守子量表中，增加了一些非正式的社会规范，涉及个人的自我约束和情绪克制。在对年龄标志的区分中，原有的从法律意义界定的年龄与从规范意义界定的年龄之间不存在较多的共性，因此被分别归入青春过渡和规范年龄范畴。信度和效度检验的结果共同表明，修改后的成年标志量表不仅较好地与原量表保持了一致，且更适用于中国情境。

       (三)成年标志认同的逻辑

       对成年标志认同的测量和比较发现，中国年轻人并未显示出对角色过渡单一维度特别认同的倾向。他们的成年标志认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且对个人主义维度成年标志的强调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结论无法通过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分歧加以解释，也许我们应该突破两者对峙的观点，从新的视角审视年轻人在成年标志认同内部的逻辑和机制。因此，表6对被调查者在修改后成年标志量表各维度上得分的相关系数进行了统计。

       由表6可知，个人主义维度的得分分别与家庭能力和规范遵守维度的得分呈正相关，而规范年龄的得分则和角色过渡、青春过渡维度的得分呈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主义维度与家庭能力维度相关联，说明对中国年轻人而言个人取向与他人取向的认同并不能完全地区隔开来。这一点从被调查者关于“成年意味着什么”的回答中也可以得到证实，绝大多数人认为成年意味着“义务”(89.9％)、“自主”(89.3％)和“付出”(86.3％)。因此用“个人主义”去命名这一维度上的成年标志有失偏颇，不如冠以“个人独立”更为准确和妥当。

      

       结合两类成年标志的实质内容可知，年轻人对成年标志的认同呈现出逻辑结构上的分化，据此可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关注价值、能力的主观认知型成年标志，另一类是侧重于角色、事件的客观事实型成年标志。个体对两类标志的认同并无关联，而且从认同度来看(见表5)，个体普遍更注重主观认知型的成年标志。由此可知，在向成年的过渡中本应该紧密联系的角色过渡与成年特质认知之间的内在联系可能已经出现了断裂。

       那么，在实际的成年之旅中是否也存在主观的成年体验从客观的成年事实中脱嵌的趋势呢?本研究将以角色过渡为例，就向成年过渡中的客观事实在个体成年身份判别中的作用展开探讨图1显示了促进个体成年的重要角色过渡。

       如果从重要性来看，被调查者认为参加工作(31.9％)、上大学(23.2％)以及离开父母单独居住(21.4％)最能促进其成年。如果从累加的效果而言，除工作之外，结婚对个体感知成年的促进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是那些已婚的个体会比未婚者更能感知到婚姻带来的成年感(χ2=76.180，df=2，p＜0.001)。这表明尽管结婚仍能促进个体成年，但已不再成为其感知成年的门槛性事件；原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件与角色转换零散在多个时点完成，导致成年身份的自我认知最终呈现出碎片化的图景。

      

       成年身份的自我报告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有0.6％的人认为自己完全没有成年，但认为自己达到完全成年状态的人也仅占总人数的27.4％，剩下超过7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介于完全成年和完全不成年之间。与西方研究者的预想及其对中国大学生调查不同的是，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年轻人认为自己完全成年的比例并不高于西方同龄人(Arnett，1998；2001；Sirsch & Dreher，2009)，也就是说向成年过渡的心理延缓(psychosocial moratorium)并不是西方年轻人所独有的成年轨迹，中国年轻人同样面临着难以成年的困境。

       四、结论

       本研究采用阿奈特所设计的成年标志量表，对634名18岁至35岁在职青年的成年标志认同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中国青年对成年标志的总体认同度较高，其中认同度最高的成年标志项别有“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独立于父母及他人的价值观进行决策”等，选择“结婚”与“生育”作为成年标志的人也不在少数，最认同的成年标志主要集中在家庭能力、个人独立和规范遵守等维度，且个体也表现出向成年过渡的“心理延缓”趋势。

       与西方同龄人相比，中国青年对成年标志的选择及认知既存在相同点也存在不同点，但毫无疑问研究结论否定了西方研究者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预设上对中国年轻人成年认知所作的判断。事实表明，在当代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中，不仅个体客观的成年历程发生了改变，他们对成年的主观认知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成年不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成年标志也不再是单一的尺度、静止的标杆，而是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及生活境遇变迁下的主动选择，只有在社会-个体的范式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成年的意义和逻辑。

       （一）多元化的成年标志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年轻人认同度最高的几项标志毫无例外均聚焦于个体自身，包括个人担责、个人管理、个人决策和个人独立等，不能否认这意味着个体意识正在崛起。西方研究者认为这几项成年标志是自给自足的个人主义的外在表现，阎云翔等学者也有“个体的日渐崛起是否会显示出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及他人个体权利趋势”的顾虑。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规范的力量仍然存在，体现为个体对家庭能力、规范遵守以及传统角色过渡如结婚、生育等标志的认同，他们所理解的成年也仍然意味着“义务”和“付出”。所以，现阶段个体在成年标志认同上对自我的述求，是基于家庭及他人取向的选择，并不存在“无公德个人”的风险。另外，考虑到家庭能力、家庭责任只有在独立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具备，所以年轻人对个人独立的强调无疑可视为其向成年迈进的第一步。

       （二）碎片化的成年认知

       在突破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认知范式之后，如何理解多元化的成年标志认同及其内在逻辑?对个体成年标志认同维度之间关系的考察发现，其成年标志的认同呈现出一种二维结构，即诸多成年标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注价值、能力的主观认知型成年标志，一类是侧重于角色、事件的客观事实型成年标志。由于个体向成年过渡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处于变化中心的年轻人的角色过渡零散、可逆、非标准，最终导致其向成年过渡的客观经历与主观感受之间出现脱嵌。以往那种生理、心理、社会合而为一的过渡模式不复存在，成年逐渐模糊成一个不易达致的目标。而且，相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中国社会的年轻人即使在组建了自己的生育家庭后，仍更有可能接受父母所给予的经济资助和生活照顾。在这种情形下，年轻一代对自我成年身份的判别必然充满了不确定，甚至会更多地强调主观认知型的成年标志，以消融自己对未达至客观事实型成年标志所产生的焦虑。

       综上所述，对成年标志认同及成年身份自我判别的考察发现中国当代青年的成年旅程出现了多维度、多进程的复杂样态，折射出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个体成年的规定和限制，也隐含着个体对相关社会规范和价值的认知及反馈。需要说明的是，囿于篇幅的局限，本研究未能就当前年轻人在多层面的、延缓的成年过渡中所面临的压力、困境及有效的应对机制等展开更进一步的探讨，而这些都将是后续向成年过渡研究中需要深入展开的议题。

       注释：

      

      

      

       ①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选择了阿奈特在2001年进行的一次相关研究进行比照，其中13~19岁者171名，20~29岁者179名，30~55岁者165名，本研究选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被调查者作为比较样本。更多具体内容参见文献Conceptions of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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