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税收筹划的基点：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本论文,基点论文,与非论文,税收论文,税收筹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企业税收筹划中，以“税负最小化”作为税收筹划的目标是基于企业税收成本的考虑，然而，有效的税收筹划有别于税负最小化。由于摩擦(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税收筹划过程中着眼于税收成本最小化的同时，无意中增加了企业的非税成本。因此，企业在进行有效的税收筹划时，不仅要考虑实际支付的税收成本，还要考虑其非税成本。本文试图开辟税收筹划的另一路径“税后收益最大化”目标，分析有效税收筹划的基本要素：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企业进行有效税收筹划提供参考。
一、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的内涵阐释
税收成本(tax costs)是按照国家税法规定，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应当缴纳的税款费用。①企业的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的经济活动会产生不同的税收成本，在无交易成本和市场摩擦的条件下，税收的套利活动可以消除税负差异。但现实环境的非完备市场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成本，税收规则约束和市场摩擦能有效防止税收套利。所以，衡量税收筹划有效性的目标并非是税负最小化，而是税后收益最大化，这要求税收筹划不仅要考虑税收因素，更要考虑非税成本。
非税成本(non-tax costs)是企业因实施税收筹划所引致增加的非税收支出形式的其他显性或隐性成本。非税成本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在不同的税收环境下，不同税收筹划活动所引发的非税成本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所不同。例如在转换组织形式时，常见的非税成本有：合伙企业较公司制企业有较高的经营成本、较高的资金成本、更难以控制管理者的监控成本等；在预期税率变动跨期转移收入时，会增加财务报告成本、经营效率损失、与客户关系恶化、额外的存货持有成本、管理成本和执行成本等非税成本。
Scholes和Wolfson认为，税收因素和与信息有关的交易成本因素，往往会在有效的组织设计中发生冲突。[1]有效税收筹划要关注非税因素，企业税收筹划时所涉及的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具有内生性关系，在使税负最小化——降低税收成本的同时，常常导致非税成本的增加，因而在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之间做出折中选择是明智的。
二、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的内生性诠释
税收规则制约企业的税收成本，市场摩擦制约企业的非税收成本，税收规则和市场摩擦阻碍了企业的税收套利行为，不同资产的税收差异使得有效税收筹划成为可能。不同组织形式和经营活动的税收差别，导致企业产生不同的税收成本，比如合伙企业收益的个人所得税率与公司制企业的公司所得税率的差异；企业发行债券和发行股票的利息和股息的不同税收待遇等等。为何企业存在不同组织形式、进行不同的经营活动?从税收筹划角度看，合伙企业与公司制企业并存、企业融资采用债券和股票方式，②均是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折中选择的结果。
(一)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的内生性基础——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契约关系的关键。Scholes和Wolfson将不确定性分为两类：对称不确定性(Symmetric uncertainty)和策略不确定性(Strategic uncertainty)。策略不对称又进一步区分为两种：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③这种划分方式是基于未来现金流量信息的确定性基础，具体分类见图1。
图1不确定性分类
资料来源：根据Scholes和Wolfson著，张雁翎译.《税收与企业战略》一书整理。
这两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对税收筹划方法的影响不同。对称不确定性主要涉及投资项目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即投资项目本身风险大小)，这种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收益率的高低。在累进税率制基础上会影响投资者的风险选择，也会影响组织形式的选择，这都直接影响企业的税收成本，在使“税负最小化”同时，由于风险选择和组织形式变化，企业的非税成本发生变化。策略不确定性主要是契约双方事前或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出于激励的需要，引起非税成本的变化，间接导致税收成本的变化。这种不确定性的基础性表现见图2。由于这两类不确定性引致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变化机理不同，有效税收筹划的方法也不同。
图2 不确定性和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的内生性
(二)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的内生性表现——税收筹划
借鉴上述不确定性的分类方法，分析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内生性关系。在税收筹划中，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是相生的。
投资项目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投资存在风险。Scholes和Wolfson分析了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在考虑税收因素后会对税前收益不确定的资产表现出风险厌恶，改变投资方向的选择。笔者从税收筹划的角度分析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的内生性。假定某公司进行研发支出，计划支出10万元，按照新所得税法规定，收益按25%课税，假设该公司的边际税率为30%，④进一步假定研发支出可享受10%的税收抵免。此研发成功与否概率均为50%，成功会带来26万元的收入，失败的收入为0。
研发支出的预期税前收益为：(26×0.5+0×0.5)-10=3(万元)
研发支出的预期税前收益率=(3/10)×100%=30%
研发支出的预期/税后收益率=[3×(1-25%)]/[10×(1-0.3)×(1-10%)]=(2.25/6.3)35.71%
按照所得税法规定，税收累计损失允许向后结转5年。若企业当年无盈利，则向后递延的收益率见表1。
计算看出，税后收益率随结转期递延而下降。若该企业为一般单一性经营企业，会产生不利的税收待遇——税后收益率的下降。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可通过优化组织形式，一是建立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减按15%的优惠税率课税；二是成为集团公司的分公司，研发支出的损失可抵减集团公司的盈利，提高其税后收益率。
但任何一种形式的税收优化都会自然产生一定的非税成本，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高，会增加其破产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等非税成本；集团公司的组织形式会增加大量的管理成本。因而，优化组织形式，降低公司显性税收成本的同时，会增加非税成本。
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的代价是增加非税成本。比如，降低负债融资的道德风险成本是扩大信贷利差，资产剥离的逆向选择使市场无法辨别待剥离资产价值的高低，必会增加其交易成本。这些非税成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的税前收益，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这种相生性，要求企业在进行有效税收筹划时，要在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之间进行选择。
三、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内在冲突
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内生性表明了二者的必然冲突。这种冲突在实务中多有反映。
William M.Gentry和R.Glenn Hubbard[2]分析了财务政策中税的非对称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个人层次的股利收入和资本利得的处理差异，通过股利形式进行盈余分配的税负重于通过再投资或股票回购形式进行盈余分配的税负。针对公司股利政策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传统观点”，⑥认为股利的非税收益抵消了它的税收劣势。比如，类似于早期讨论负债融资的非税收益，高股利支付可以降低内部资金管理成本，还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关于公司未来前景或有关财务强势的信号。在传统观点下，公司设置股利支付界限应是股利的边际非税收益等于其边际非税成本。这样，预期股利支付的总额应是非税成本的减少等于股利相对于资本利得税收负担的增加。另一种是“税收资本化观点”，该观点假定对股东而言，股利并没有提供相对于保留盈余的非税收益，同时假定没有可替代股利的方式(如股票回购)向股东分配资金。对于股利在股东层次的税负降低了公司价值(由于税负资本化为股票价值)，但一般不影响公司红利或投资决策。
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冲突还体现在税制变化的影响上。James R.Hines，Jr研究认为，政府修改税收政策不仅影响公司的税后收益率，还影响产品价格、利率、工资和交换比率间的平衡。[3]税制变化对国外直接投资、公司借贷、转移定价、股利支付、研发活动、出口和区域选择的影响重大，这不仅体现在税制变化对税收成本的直接影响上，还表现在一些重要的非税成本的考虑上，包括政治和监管因素、公司内部激励结构、不同地区调度现金灵活性的需要以及债权人和股东的关系。影响财务政策的税收和非税收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可能有很重要的影响结果，但其研究很少。
税收利益与财务报告成本之间的权衡是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冲突的典型表现。公司希望向税务当局报告较低应税收入以承担较低的税收成本，却会因此增加企业的财务报告成本(这是一种非税成本)，财务报告成本通常包括高管人员的激励成本、资金成本、监管成本、审计成本和政治成本等。通常节税(或避税)策略所要求的交易或政策选择会降低报告给利益相关者的利润(当然，纳税申报的利润不同于财务报告的利润)，财务报告的数据常用于各种契约中，如债务契约、报酬契约、监管契约、政治契约等，也常被证券分析师和投资者用来评价公司股票或债券价值，这会导致非税成本的上升。
以上分析可知，企业“税负最小化”目标下降低税收成本的同时，由于非税成本是税收成本的内生因素，两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结果造成税收筹划中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冲突。因此，企业进行有效税收筹划从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相生关系和矛盾冲突视角考虑显得尤其必要。
四、有效税收筹划的路径
有效税收筹划是克服“税负最小化”的片面观点，站在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全面成本的角度，为提高企业的税后收益率而采用的各种措施和步骤。
(一)强化有效税收筹划的全面观点
有效税收筹划是以提高企业的税收收益率为目标，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内源性关系，在实务领域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冲突，要求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要树立全面的观点。不仅考虑税制本身影响的税收成本，更要考虑组织形式、契约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和声誉等非税成本的影响；不仅要考虑非税成本可量化的部分，还要考虑其不可量化的部分，使有效税收筹划在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中进行折中选择。
(二)明确不确定性的类型
进行有效税收筹划首先要明确不确定性的类型。针对对称不确定性情况，要研究投资项目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程度，分析项目的风险大小，从而选择恰当的组织形式。比如，对于风险性较大的投资项目，最好采用合伙制形式、成立高新技术企业，在适用合伙制企业单层(股东层次)征税的同时，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税率(减按15%)，从而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在获取较低税收成本的同时，可能会增加企业的非税成本，此时，在组织形式确定的情况下，应分析可能发生的非税成本性质，在契约、监管、信息等方面适度降低非税成本。针对策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情况，根据信息不对称程度，对信息披露、声誉、接管、激励等非税成本进行研究，结合不同非税成本下可能发生的税收成本进行分析，权衡有效税收筹划的折中点。
(三)加强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性质分析
进行有效税收筹划还要加强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性质分析。税收成本产生的根源是政府的税收规制，根据税收规制的要求和企业经营特点，分析涉及的税收类型和相应税率。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税收成本下所涉非税成本的种类、性质等，区分可避免的非税成本和不可避免的非税成本、可计量的非税成本和不可计量的非税成本，建立税收成本、非税成本和税后收益率模型，找出企业最高税后收益率的成本平衡点。
(四)依据财务决策内容合理税收筹划
针对企业的筹资、融资、投资、利润分配等方面的财务决策，合理税收筹划。由于传统观点下的财务决策较少考虑税收的影响、没有考虑非税成本的影响，只考虑税收显性成本的影响、没有考虑税收隐性成本的影响，因而财务决策的结果常常偏离企业的最高税后收益率。从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关系分析中看出，财务决策必须全面考虑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影响。比如，对于财务决策中的筹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等，不仅要考虑税收因素的税后收益率，更要考虑破产风险等含有非税收因素的税后收益率。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作出有效的财务决策和税收筹划，使企业的总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降低，增强企业实力并提高企业的真实收益率。
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研究是有效税收筹划的基点，目前的困难是非税成本的识别和计量，依据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的关系提高企业的有效税收筹划水平是科学税收筹划的突破，这将是税收筹划的难点和热点。
注释：
①税收成本不同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企业的纳税成本，这是相对于企业非税成本的一个概念，是税收当局作为不请自来的当事人通过一系列契约条款(税收规则)索取企业财富、给企业造成一定的价值牺牲。
②合伙企业的利润是作为股东个人的收益，按个人所得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制企业的利润在实体层次按公司所得税率缴纳公司所得税后，若利润以现金的方式分配给股东，股东需要再按个人所得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会造成公司制企业股东双重征税问题。从税收成本角度看，合伙企业优于公司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大量存在是与其较低的非税成本有关，如较低的资金成本、较低的管理成本等。同样，债券利息的税前扣除优于股票股利，但发行债券较高的非税成本(如较高的财务杠杆率增加了破产成本)又提高了股票融资的优势。
③对称不确定性是契约各方均对等地获得关于某项投资将来可能产生的现金流量的信息，但这一信息仍具有不确定性；策略不确定性又称信息不对称，是契约各方并不对等地获得关于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道德风险是契约一方控制着影响未来现金流量的行为选择，而这个行为选择却不能被其他契约各方观察到；逆向选择是契约一方已经观察到影响未来现金流量、但其本身无法控制的某个生产函数特征，而这一特征却不能完全被其他契约方观察到(Arrow，1985)。详见Scholes和Wolfson著，张雁翎译.税收与企业战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P111.
④边际税率为每增加1元应税收入所增加的当期和未来应付所得税的现值。边际税率包括显性税率和隐性税率。研发支出投资可在税前扣除，此处相当于可享受税前扣除率30%，即1元研发现金支出可享受0.3元的税前抵扣，相当于税后支出0.7元。
⑤计算税后收益率中边际税率是由现时边际税率30%按向后结转年限的现值计算得出，假定年折现率为10%。第一年：0.3÷(1+10%)=27.27%；第二年：0.3÷(1+10%)2=24.79%；第三年：0.3÷(1+10%)3=22.54%；第四年：0.3÷(1+10%)4=20.49%；第五年：0.3÷(1+10%)5=18.63%。
⑥传统观点认为支付股利作为公司传递盈利性私人信息的一种信号，能够反映在股票的市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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