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对历史的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视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的历史化演绎与历史的现实化想象
任何一种文化艺术都离不开想象，不借助必要的想象，无法完成文化艺术的叙述，想象是艺术的核心。在当代电视文化中，一方面，历史精神体现在现实的历史化演绎中。历史与现实的对应可能，为电视历史剧的创作提供了想象空间。当代电视文化对历史的想象，无疑应该以历史为基础，但同时也是建立在现代物质文明和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当代物质生活和现实世界刺激了历史想象，从当代生活和现实世界去推断历史，成为电视剧制作中的一种重要手段、途径和普遍现象。而且，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共同点上，观众的收视热情也被激发了。如当代生活中的包二奶、行贿受贿、绑票、假货、盗版等较为普遍、严重危害社会、为大众关心的这些社会现象，被电视剧制作者加以历史化的演绎，成为历史剧中与当代生活发生联系、产生共鸣的收视热点。《大宅门》中白景琦纳妾娶小，《铁齿铜牙纪晓岚》中书商陈渭源从《红楼梦》一书中谋取暴利，等等，都与现实社会中某些现象相对应。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现象在历史中不存在，而是现实社会中的这些现象暗示了电视剧制作者书写历史的一种可能和方法，并刺激了观众的收看欲望。
另一方面，当代精神贯彻在历史的现实化想象里。意大利某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现实化想象，就是赋予历史以现实的意义，以批判的眼光和当代的意识发掘历史的意义之处。历史真实确实难以绝对找回，但人们有权向历史索取意义。在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中，追求着一种新的精神思想和价值观念。编年史是死的历史，但历史是活的历史。既然历史精神是被当代意识形态化了的精神，是一种更为抽象、更能与当代人对话交流的精神，那么，一切有关历史的文化艺术文本也都是被当代意识形态化了的历史精神的表达。因此，当代有关历史的文化艺术文本是历史精神、当代精神、意识形态话语的综合传达。电视历史剧是电视文化实施的历史想象，其叙述作为一种释义行为，既要拒绝历史，又要产生意义。而这个意义，就是当代意识、当代价值判断、当代思维方式和当代审美趣味的综合体现。《大宅门》中对白家老号的维权意识，就具有明显的当代特征。
赋予历史以当代意识在古典名著的改编中意义尤其重要。古典名著大都体现出它所产生的那个历史时空中的认识高度和审美高度，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是，时代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更迭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创作主体站在当代新的认识高度、思维水平和审美趣味上来审视原有文本，既要把握其精神内核，又要对其做出当代性阐释。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改编，即对原作的“忠义”思想进行了批判，颂扬了梁山好汉的叛逆精神。在从忠君思想导致历史悲剧的改编中，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
当然，所谓当代意识、当代主义、当代阐释，并不是将当代某些时髦、流行的表层观念强加给历史，对历史进行浮浅的演绎，而是以当代的深层内涵去关照历史，赋予历史以当代意义，即所谓“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
文化想象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电视历史剧是电视文化实施的对历史的想象，所要求的真实应该是文化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有机结合。
绝对的历史真实是永远都不会存在的，承认历史叙述的真实的同时，也不能彻底否认这种叙事的虚构性和想象性。因为“历史只有首先被写出来，才能被阅读。”如同历史性描述与过去事件的历程之间的一致性要求，规范着文化对历史的想象一样，任何历史真实的规定性中也一定潜藏着想象与虚构的成分。
艺术真实与不同时代的意义趋向和意识形态倾向密切相关。意义趋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差异，导致对史料的重新认识和对这种认识的表达的大相径庭。因此，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对艺术真实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艺术真实就是一种逻辑真实，而所谓逻辑其实是一种观念，具有相对性。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虽然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但从来都是反对虚假的武器，也从来都是逃避真实的法宝。历史想象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绝对的历史真实，也不等同于绝对的艺术真实，因为绝对的历史真实是不存在的，而艺术真实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无论历史，还是有关历史的艺术文本，都既有真实的因素，也有想象、虚构的一面，它们不是绝对的，而应该在文化艺术创作的历史想象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影响、规范着创作过程中的历史想象，真正展示历史意识形态意义和价值观念。
电视剧的大众文化特性对抗文化的历史感
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追问，就是探讨历史想象的合理性问题，合谁的情，合哪个理，实质上取决于对这种文化想象的根本性质的理解和界定。如果认为电视历史剧是由电视艺术实施的历史想象，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想象的艺术表达，则应该符合艺术逻辑的理；如果把电视剧看作是一种大众文化，那么就要合消费主义的情。
在电视历史剧创作与接受中，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与过去的历史和历史的语言符号对话和交流，这种交流隐喻着人们在时间的空间化过程中找寻着一种时间维度上的文化意义，也即文化的历史感。然而，这种对话和交流看似打破时间界限，是一种共时性行为，一种空间交流，但毕竟不是在时间的连续性上进行体验和积累(且不说想象的简约性无法根本弥补体验的丰富性)，不是一种真正的历时性交流，不过是一种虚拟的共时性空间交流，其中所发生的历史想象是建立在这种虚拟性交流的基础上的。电视剧正是利用了这种虚拟的想象性交流，将生存的时间维度—历史，演绎成为荧屏上的“当下性”存在。而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娱乐性，迫使电视提供给人的是一种娱乐化的世界，它的日常性、世俗性，迫使电视提供给人的是一种娱乐化的世界，它的日常性、世俗性、享乐性、消费性使大众的需求停留在感觉层面，并确立了一种支配性话语地位。于是，建立在虚拟性交流基础上的这种历史想象与大众文化的这些特性合谋，将作为时间概念的历史排斥掉，将时间感的历史深度从人的记忆深处遣散，将理性层面的一切追求，如文化的深度感、历史感，排斥在以生活的愉快享受为目的的感性世界之外。在娱乐化的电视历史剧中，时间之流被拦腰截断，文化的历史深度体验不再作为电视历史剧的前提和保障，而成为多余的负担，被消解、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非历史化”、“反历史化”的逗笑取乐。大众文化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人们放弃了对历史运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追索和反思，历史本身也在大众文化的操作下被改造成“娱乐化的历史”、“消费性的历史”，成为大众的娱乐性消费和直觉上的满足。所以说，电视剧的大众文化特性利用了共时性空间交流这一虚拟的假象，在其以消费主义为根本旨归的历史想象中，削平了有关历史的文化艺术文本中的时间性深度，消解了文化的历史感和历史的文化感，最终将历史从文本中放逐，而停滞在非理性的感觉层面。
“戏说”：消费主义的历史想象
在大众文化的消费意识操纵下，电视文化的历史想象演化为了“戏说”。由消费主义实施的历史想象，提供给观众的是一种现代消费的想象性满足，使历史蜕变成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消费，一种被商品化了的文化想象，一种由大众文化对历史实施的想象。从本质上说，这是大众文化对历史想象的商业操作，是商业逻辑在电视文化中畅行的体现，是电视文化领域里物质对艺术僭越的表现，是物质霸权的文化表现。大众文化的支配性地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从大众文化的意义上，“戏说”也是合理的，它造艺术之理的反，合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情。
是否“戏说”的标准不在于想象的程度是否超越了所谓历史真实和历史可能(因为本没有绝对的历史真实标准，也无法确认绝对的历史)，而在于想象是否是以消费主义为目的。否则，我们无法界定什么是“戏说”式的“小燕子”，什么是活泼可爱的典型。继《还珠格格》热播之后，那种不管不顾、谁也不怕的古代美女、古代美侠女形象成为一种时髦，流行于荧屏上，可谓古代美女的现代荧屏消费。《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形象、《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杜小月形象、《文成公主》中的李雪雁形象(文成公主出嫁前)都有“戏说”的成分，只是程度不同。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这种不乏复制性、雷同性性格的流行都与吸引观众、讨好观众、娱乐观众有关，都是为了好看，说到底，都是贯彻着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意图。可以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意义上，高收视率使这种古代美女的复制成为大众文化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具体的电视剧文本中，“戏说”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存在；有历史史实的“戏说”、历史观念的戏说、人物性格的“戏说”、情节的“戏说”、细节的“戏说”人物关系设置的“戏说”、叙述风格的“戏说”，等等。
虽然在很难把握绝对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戏说”的准确界定也就面临种种误区；从传统文论意义上的内容、形式、风格、特征等方面对电视“戏说”剧的界定也就显得很牵强。但必须看到，在满足大众文化消费性、娱乐性的旨归中，与历史达成“协议”，以现时的需要构筑历史剧文本，已成为大众文化对电视剧艺术商业操作的事实。面对这个事实，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分的“戏说”，夸大了有关历史的文化艺术文本的叙述的修辞性，损害了历史的科学性和文化的意义性。被过度修辞化了的历史叙述提供给人的不仅是一种虚拟性的想象，甚至是一种历史幻觉或历史错觉。这种幻觉犹如精神鸦片，在麻痹人类追寻历史精神、文化意义的同时，刺激着人类的精神和理性走向虚无。如此看来，把握“戏说”与艺术虚构的界限、校正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因此，探究“戏说”倾向的理论导源问题也就成为了一种有意义的话语系统分析的尝试。
历史想象的意识形态性
任何历史文本，无论其是否符合历史真实，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关于历史的意识形态话语限制和指导着历史写作。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哪怕历史学家自称没有意识形态倾向，自称在历史社会分析中避免意识形态观念，他在历史表现应取何种形式问题上表现立场的时候，也就已经处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有关历史的文化艺术文本同样贯彻着某种意识形态话语倾向。历史本来存在的许多未定点和空白点，以及文化的相对不确定性，势必要求历史剧创作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纠合着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渗透在甚至左右着其历史想象和虚构。因此，在对历史的文化想象中，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被确认，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新的有关历史的文化艺术文本成为了意识形态化的文本，并不可避免地对历史情节和细节进行不同程度的删改和释义。
电视历史剧中的“戏说”倾向体现着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试图以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重新结构历史、重建历史的意义系统和话语体系，实质上就是建立一种消费意识形态话语。其中对历史的有意歪曲和误读，乃是将历史当作了一种消费品，是一种体现着消费主义的历史现代消费。因此，一方面，“戏说”倾向的历史想象是围绕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想象和虚构，情节、细节的删改贯彻着制作者的写作意图，而制作者的写作意图又贯彻着消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先验地设定了各种人物关系、情节发展、戏剧冲突、收视目的和收视效果，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构筑着历史文本。所以说，“戏说”是一种修辞化了的叙述，而非客观的叙述，更非历史的再现，因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文本。值得指出的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的侵蚀性、浸染性，必须加以警惕，必须加强电视文化的自律性要求。《还珠格格》等“戏说”剧的热播即已充分说明，那些表面看来逗笑取乐、娱乐人心的“戏说”剧实则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中的历史深度，文化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