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霞[1]2010年在《宋以前方剂剂型的历史研究》文中认为方剂学史的研究历来较为薄弱,而剂型史的研究涉及更少。中医方剂剂型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剂型经过历代医药学家不断探索和总结,大致经历了从少到多,从初级、简单、经验的水平向着高级、复杂、深化的方向和水平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剂型特色。然而现有的剂型研究主要为剂型的改革研究,尚未见对剂型史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本研究以宋以前所有涉及剂型的文献为研究范围,史志结合,以内史为主,兼顾外史研究,按历史顺序汇总宋以前的医方书以及涉及剂型和剂型理论的文献,对其中所载剂型进行统计和分析,逐个剖析各本书中所载的剂型,并对其中剂型进行比较,探讨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剂型及剂型理论的发展和变化。采用史志结合的写法,按剂型内容,将散、汤、丸、膏等主要传统剂型的历史源流逐个进行解析,以期理清宋以前方剂剂型发展的脉络。本研究开篇伊始,简要考证了“方剂”、“方剂学”、“方剂学史”、“方书”,以及“剂型”等相关概念的源流,并对研究中出现的所有传统剂型进行分类。阐述方剂剂型史研究的目的有两点：一是为方剂学实验研究与临床运用提供有益借鉴；一是完善与发展中医方剂学史研究。本研究首次系统梳理宋之前方剂剂型文献,对后续研究起到铺垫作用；有助于对古代方剂剂型进行继承和创新,故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前言部分进一步明确本研究的范围和研究过程所使用的方法,并简要介绍论文结构与内容梗概。宋以前方剂剂型的发展按历史顺序,结合方剂剂型的发展特点,将其分为先秦两汉剂型奠基时期、魏晋南北朝剂型专科化倾向时期和隋唐剂型丰富多样时期。先秦两汉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形态有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这一时期也处于医学发展的早期,流传至今以及后世相继出土的文献表明了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同时,文献中所载的方剂剂型也显示了当时之制剂水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书《五十二病方》中收载饼剂、补牙剂、搽剂、丹剂、膏剂、胶剂、浸剂、散剂、食疗剂、汤剂、丸剂、洗剂、熏剂、浴剂和熨剂等剂型共15种,帛书中尚无剂型名称出现,外用剂型的方剂较多,所出现的剂型均较简单,制剂工艺相对粗糙,但也出现如丹剂类的化学制剂。马王堆出土医籍收录医方的其他3种医书《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也出现了数种剂型形式。《养生方》共有10种剂型,其中如酒剂、栓剂、药巾剂是《五十二病方》所未见的。《杂疗方》和《胎产书》没有新剂型出现。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为研究先秦时期方剂剂型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中医理论经典着作《内经》的辨治理论,长于针灸刺法,而略于方药。故所含方剂只有13首,涉及剂型7种,未见有创新剂型出现,书中以“半夏汤”作为方剂之名,首见“汤”剂作为方名,为后世以汤命名的各种方剂名奠定了基础。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反映了我国东汉以前的剂型发展情况。医简中收录的剂型共9种,出现了我国医药史上最早的滴鼻剂、耳栓和鼻栓,开辟了耳、鼻用药的新途径。医简中的“千金膏药方”可膏摩,可涂抹,也可内服。这种一膏多用的使用方法以往未见,同时,它也是中国医学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内服膏方。东汉着名医家张仲景所着《伤寒杂病论》创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和防治疾病的方法,对中医学独特医学理论的形成及中医学术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书中的方剂,古人誉之为“经方”,其组成药精味简,力专效宏。经方的疗效确切与剂型的精确选择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伤寒论》所含剂型5种,以内服剂型为主。新出现了灌肠剂和肛门栓两种新剂型,表明《伤寒论》创制了固体和液体两种直肠给药形式。《金匮要略》收载剂型8种,以汤剂为最多,并且大量运用煮散,未见新剂型出现。《伤寒杂病论》在方剂剂型的变化方面,有其因病而易、因势利导的特点,所载剂型均各有所宜。此时期除医学文献涉及方剂剂型之外,《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含的《诊籍》有医案25则,其中所治愈的15则病案,治病方法有针灸、方药、食疗等,出现方剂数个,涉及剂型7种,其中含漱剂为中国医学史上首见,开辟了口腔用药的新方法。《诊籍》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的剂型发展水平。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药物与方剂及其学术体系奠基的时期。在大量临床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方剂所涉及的领域大大开拓。剂型也从简单的天然药物制剂发展至较为复杂的种种剂型。同时出现了最早的剂型理论,为后世剂型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战祸不断,数朝更迭,加之当时科技尚不发达,因而大部分医方书于天灾人祸中佚失。今人只能从后世医方书以及历代史志目录的着录中管窥一斑。故本时期所见医书多为经后人辑佚而成。东晋葛洪的着作《肘后备急方》为一本“临床袖珍急症手册”。所载方剂大多价廉效着,治法简便易行。全书含有剂型24种,其中首次记载了滴耳剂、锭剂、膜剂、舌下含剂、香囊剂、眼膏剂、含化剂、药枕剂等剂型。最早记载了用舌下含剂治疗卒死尸蹶,为后世舌下含剂治疗心脏病方法奠定了基础。书中不仅大量使用煮散,还较早的出现“煮散”这一词,对后世煮散剂型的命名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同时,书中还出现了蜜蜡丸和浓缩丸这两种丸剂的新类型,进一步扩大了丸剂的使用范围。《肘后备急方》还记载了我国现有文献中最早的一例硬膏剂。足以说明《肘后备急方》的剂型学成就是巨大的,对丰富传统方剂剂型内容、推动祖国医学方剂剂型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辑佚医书《小品方》乃南北朝刘宋时期陈延之撰,是我国南北朝着名的医方书。惜原书宋以后渐渐亡佚,现人高文铸据后世许多医书载录其数量不等的佚文辑录而成现有《小品方》。全书方剂所涉剂型23种,与以往文献相比,首次出现了咀嚼剂、眼药粉和眼药水等新剂型。《小品方》中记载了“蒺藜薄方”“生地黄汁薄”“练石薄”等“薄”剂,说明“薄”作为膏剂的一种于南北朝时已广泛使用。风眩专着《风眩方》为南齐·徐嗣伯着作,全书内容较少,载方只有11首,收录5种剂型,以汤剂为主。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学专着《刘涓子鬼遗方》共计载方150余首。所有方剂包含剂型9种,以外用膏剂为多。本书中的膏剂不仅数量大、种类多,且赋型剂品种也颇丰。书中载有我国医学史文献中所见到的第一例洗发膏剂。说明我们祖先于1500前就懂得运用膏剂洗发,可洗发护发,更具有药物作用,可治秃生发。总之,《刘涓子鬼遗方》剂型方面颇具外科学特色,对后世外治法的影响较大。北周姚僧垣所着《集验方》原本已佚,现根据高文铸辑校本《集验方》对其所载剂型概况进行分析。书中所载方剂量大,剂型丰富。共载剂型28种,并且出现了现存文献中第一例粉剂和牙粉剂,开辟了散剂用药的新途径,亦为这两种剂型在后世的广泛使用作了铺垫作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一部流行于民间的敦煌医学卷子,卷子中大量保存着久已失传的中医古书的内容,如《桐君药录》、《汤液经法》等。共计方剂53首。其中经方46首,均为汤剂。其他方剂7首,每方1种剂型,均不重复,故共载剂型8种。本卷子于剂型上无创新之处,但却保留了多部已佚的重要的医学文献,故具有相当高的史学和医学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医书较多,由于战事连绵,故多数佚失。但魏晋南北朝临证医学的繁荣和发展,从现有医书和辑校本中可窥见一斑。方剂剂型在秦汉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滴耳剂、锭剂、膜剂、舌下含剂、香囊剂、眼膏剂、含化剂、药枕剂、咀嚼剂、眼药粉、眼药水、洗发膏、牙粉剂和粉剂等均为此时期书籍首载,同时扩展了旧剂型的使用方法。总之,魏晋南北朝方剂剂型呈现过渡趋势,老剂型有所发展,新剂型也有出现,剂型逐渐呈现专科化,为后世专科剂型的出现和丰富奠定了基础。隋唐盛世,文化绚丽纷呈,人们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医学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此时期不仅使魏晋南北朝以来医学实践经验得到继承和发扬,而且能获得来自国内外各方的新的医学信息,开始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龙门药方是指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3公里处的龙门山药方洞内石壁上的药方。药方多用于常见病、重要病,处方独特,多由单味或二味药物组成,方便、效验、价廉、易得,多数处方至今仍具有研究和应用价值。龙门药方共约150首,涉及剂型15种。新出现了嗅剂这种新剂型,开辟了鼻窍用药的新途径。龙门药方保存了最原始的医学资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间临证的剂型特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千金方》为唐代着名医家孙思邈所着,本书收罗宏博,除了孙氏本人和当代的医学成就外,还保存了大量隋唐以前的古代医籍内容。《备急千金要方》分30卷,总计232门,合方论5300首,收录剂型39种。其中,染发膏、染发水、糖浆剂、吸入烟剂、洗发水、药豆以及澡豆为中医药文献史上首载,特别是洗发水、染发水、染发膏、面膜剂以及面膏剂的大量出现,表明唐初时期美容药物及剂型已经发展至一定水平。吸入烟剂、药豆、澡豆开辟了用药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后世的剂型改革指明了方向。《千金翼方》在《备急千金要方》的基础上增加了凌剂、霜剂、补牙剂和牙粉剂。其中凌剂、霜剂为以往文献所未见。总之,《千金方》不仅记述了制方理论方面的新观点、新成就,而且对于剂型的发展起到了汇总的作用。故对方剂剂型史研究贡献巨大。《外台秘要》是集唐及唐代以前诸家各科医学方书之大成,在理论书籍中有综述系统之理论者,亦有专题发挥者；在临床有专论某科、某种病的专辑,亦有综述各家之方书。全书共40卷,分成1104门,收录近7000方剂,包含剂型42种。汤剂是书中出现最多的剂型,并首载茶剂这种广泛运用于后世的新剂型。《外台秘要》不仅反映了当时方剂剂型的时代特色,也保留了大量已佚文献的方剂,从而看出其中的剂型,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传信方》是唐代着名文学家刘禹锡所着,自元以后,渐次散佚。近人冯汉镛从各古方书中辑录45方,加以详解,名《传信方集释》。从而窥知《传信方》之部分面貌。本书虽载方量少,但所出现的剂型却不少,共收载剂型13种之多,并且出现了1例熔化剂,拓展了固体药外用的方法。我国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着《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为唐代骨伤学家蔺道人所着。全书载方46首,共有剂型6种。出现了以“信朱为衣”的包衣丸剂和药包剂两种新剂型。《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中的治疗原则、方法以及方药、剂型对后世骨伤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经效产宝》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妇产科专着,唐代昝殷撰。现存本共有41篇,载有方剂374首,剂型共有12种。与以往文献相比没有出现新剂型,但所载剂型的使用较具专科特色,为中医妇产科方剂剂型的使用奠定了基础。我国现存最早的儿科学专着《颅囟经》明代以后散佚,现所见《颅囟经》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全书分为2卷,载方42首,剂型7种,未有新剂型出现。《颅囟经》收载方剂数量不多,但均为切实可行之儿科专用方,其主要特点是药味不多,多丸散剂,酌情给药,多种途径。敦煌医学资料是指发现于敦煌地区千佛洞莫高窟石室中的中医药古文献。绝大部分医书则均系南北朝以后隋唐时代的着作。包含多部古医方类着作,以及涉及医方的其他类别的医书。所出现的剂型共有35种之多。其中鼻吸剂、药枣剂、药梳子等为新出现的剂型。赋形剂更是种类繁多,且颇具异域特色,与其他文献有别。日本丹波康赖所着《医心方》是日本现存最古的医书,成书于日本永观二年,即我国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其书所引资料出自我国唐及其唐以前古典医籍,其中引述了我国现已失存的部分古医书的内容,故对研究中医学术或整理古医书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也是研究唐及唐以前我国医学文献的重要着作。书中包含剂型总数达35种。由于《医心方》是汇集了多部唐及唐以前医书,剂型也多为以往多部医书剂型的总结,故未见创新之处。隋唐时期,无论是剂型的制剂工艺还是剂型理论方面都有了突破性发展。在方剂数量极其丰富的隋唐时期,方剂剂型的发展也随之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新剂型层出不穷。嗅剂、染发膏、染发水、糖浆剂、洗发水、澡豆、吸入烟剂、药豆、凌、霜、茶剂、熔化剂、药包剂、鼻吸剂、药梳子以及药枣等都是本时期医书中所出现的新剂型。可见,隋唐时期的剂型非常丰富。特别是《千金方》和《外台秘要》这两部盛唐时期的医学百科全书,收载剂型均达40种左右。与魏晋南北朝记述剂型最多的医书相比,剂型多出10余种。而对于老剂型的用法也不再单一,呈现出不拘一格的多样化用法,对后世剂型的进一步丰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宋以前主要方剂剂型发展史研究散剂是一种或数种药物经粉碎混合均匀而成的干燥粉状剂型。依其用法,可分内服散和外用散两种。贮存、运输或携带也较方便,而且制作简单,所以《五十二病方》就始载散剂,既有内服,也有外用。汉代张仲景最先提出了“散”剂的名称,并且指示出散剂的适应证以及制作方法,给后人提供了制备和使用散剂的典范。陶弘景《名医别录》则对散剂的制法及其规格,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唐代的散剂不断创新,各种散剂运用的新途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服务于临床。汤剂,古称汤液,俗称汤药,是中药饮片加水煎煮,去渣取汁的液体剂型。相传汤液始于商代,伊尹肇其端,《五十二病方》中已有“水煮药物煎汁”的记载。《灵枢经》记载有“半夏汤”,是首次见到“汤”作为剂型出现于方剂名中。汤剂是《伤寒论》中出现最多的剂型,可见汤剂在汉代应用已极为广泛。经方中虽无“煮散”二字,但以煮散剂型应用的方剂不乏其例。“煮散”一词在《肘后备急方》中第一次出现。而“煮散”作为剂型名第一次出现者实属《千金方》。进入唐代以后,汤剂的发展可谓日趋鼎盛。不仅数量多,制剂工艺也较规范,煎煮方法完善丰富,溶剂种类更是繁多。此时,不仅煮散的使用相当广泛,饮剂也非常盛行。作为中医临证最主要的剂型,汤剂在宋以前的发展变化历程直接指导着后世汤剂的发展与改革。丸剂,传统丸剂系指中药材细粉或药材提取物加适宜的黏合剂或其他辅料制成的球形或类球形剂型,主要供内服。传统的水丸、蜜丸、糊丸、蜡丸内服后在胃肠道中溶散缓慢,发挥药效迟缓,但作用持久,故多用于慢性病的治疗。《五十二病方》有丸这种剂型的存在,但“垸(丸)”尚不能称为剂型名。《养生方》中记述了现存文献中第一例蜜丸。《黄帝内经》所载“四乌鲗骨一藘茹丸”,丸才作为剂型名出现。而最早的丸剂理论则见于《神农本草经》。东汉的《伤寒杂病论》记载用动物胶汁(如鳖甲煎丸)、炼蜜和淀粉糊(如乌梅丸)为丸剂的赋形剂,炼蜜为丸已很普遍,并且出现了第一例糊丸。《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蜜蜡丸,为较早出现的有关蜡丸的记载,为后世一些毒剧药的使用提供了经验。同时,该书还出现了有关浓缩丸的记载。唐代出现了3种新的丸剂,分别为蜡丸、包衣丸、蜡壳丸。丸剂发展至此时,种类丰富,基本构架了后世丸剂的几种类型。膏剂是具有一定黏稠度的半固态膏状药剂。有内服“药膏”和外用“膏药”之分。内服的药膏,包括膏糊、煎膏、流浸膏等不同；外用的膏药,根据其制作工艺及形态的不同,可分为软膏、硬膏、贴剂以及膏摩剂。《五十二病方》出现多例软膏剂、膏糊剂、膏摩剂等。武威汉简中“千金膏药方”,明确指出该方除了“涂之”、“摩之”之外,还可“吞之”,开启了后世一膏多用的先河,《金匮要略》所载的大乌头煎、猪膏发煎,其制剂过程已与现代煎膏剂的制作方法十分相象,完全可以看作是较早的煎膏剂。《肘后备急方》记述了我国医药史上第一例硬膏。此时,膏剂的各种形式基本已经出现,且社会临证使用亦已非常普遍,相关膏剂的理论层出不穷。外科专着《刘涓子鬼遗方》中外用膏剂已占到全部方剂的一半以上。至唐代,除了硬膏的制膏技术有待提高外,其他膏剂的制剂工艺已较成熟。《千金方》与《外台秘要》中所使用的膏剂的赋形剂达数十种之多,均为后世膏剂的进一步成熟奠定了基础。讨论药物的性质决定方剂的剂型,应根据方剂中药物的性质不同而将方剂制成不同的剂型。疾病的性质以及种类是剂型选择的关键因素。同时,剂型因素对药效的发挥也有积极作用,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适宜的剂型确保了临床疗效。此即疾病与剂型之间的关系。方剂剂型的发展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文化科技因素对其影响颇大。以煮散、丹剂、铅膏剂为例,分别探讨社会政治环境、文化哲学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水平对其所起的作用,深层次的解析以上剂型发展变化的原因。纵观宋以前传统剂型的发展历史,不乏有剂型的改革和新剂型的出现。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剂型改革,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经验。现代方剂剂型的改革研究必须与中医的脏腑、经络、气血、辨证论治、方剂、药性等理论密切联系起来。结论先秦两汉时期共出现剂型23种；魏晋南北朝时期共记载剂型32种,其中新出现剂型12种；隋唐时期共记述剂型51种,其中新出现16种剂型。宋以前方剂剂型的发展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各种文献中的剂型经历了从少到多,从初级、简单、经验的水平向着高级、复杂、深化的方向和水平发展。散、汤、丸、膏是宋以前各书记载频次前4位的剂型,散、汤、丸、膏均由制造粗糙、单一的用药模式发展至加工精良、众多用药途径的庞大的剂型体系,而每一种剂型又均有其独特的发生、发展历程。方剂剂型由药物性质决定,而疾病的性质以及种类是剂型选择的关键因素。同时,社会政治因素、文化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对方剂剂型的发展又具有一定的影响。创新点1首次系统梳理宋之前方剂剂型文献,勾勒出宋以前方剂剂型历史分先秦两汉剂型奠基、魏晋南北朝剂型专科化倾向、隋唐剂型丰富多样3个时期的发展脉络。2系统整理宋以前方剂剂型文献后,对当代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更正。如阴道栓剂,以往研究认为最早见于《肘后备急方》,本研究发现最早出现于《养生方》,至少提前了500年以上3本研究将内史研究与外史研究相结合,采用史志结合的论述方法。总之,本论文对宋以前方剂剂型的历史进行研究,主要运用医史学、文献学方法,按历史顺序汇总宋以前的医方书以及其他涉及剂型和剂型理论的书籍,对其中所载剂型进行统计和分析,逐个剖析其中剂型,并对各本书中所载剂型进行前后比较,探讨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剂型及剂型理论的发展和变化。按剂型内容,将散、汤、丸、膏等主要传统剂型的历史源流逐个进行解析。采用史志结合的写法,以内史为主,兼顾外史研究。初步勾勒出宋以前方剂剂型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其内在历史规律。但愿这些研究能够抛砖引玉,为以后的传统剂型的历史研究及方剂学科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王梦琼[2]2003年在《《伤寒论》剂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文辞简约，医理幽深，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的医学典籍，也是一部药剂学巨着，其在制剂技术方面的许多独特创造，充分反映出了我国古代医药学家在药剂学上的伟大成就。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仲景学术现代研究如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开发研究越来越引起重视；研究方法，也由传统的文献理论研究，转变为以多学科方法相结合的整体研究；从偏重主观、定性的研究，转向重视客观、定量的研究，从而将仲景学术推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境界。仲景着作以其独特的体系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其许多经方以卓越的疗效一直为历代医家推崇和应用。经方的应用不仅体现在方证相对、药味加减、药量变化等多方面，而且其剂型也是丰富多彩的，并对后世剂型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奠基作用。然而以汤剂为主的中医药剂型仍存在着煎煮烦琐、个体煎药，操作不规范，服用、携带不方便，易变质，不易贮藏等诸多不足，因而造成了汤剂的疗效不稳定。随着现代制剂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疗效显着、使用方便的中药新剂型，如注射剂、颗粒剂、胶囊、冲剂等。将临床疗效奇特的经方制剂与现代制剂学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跨学科的结合起来，对继承和发扬仲景学术思想、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走向世界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探讨研究了《伤寒论》剂型的应用、对后世药剂学的影响以及其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并以现代制剂学方法为手段，遵循“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基本原则，在继承传统医药学的前提下，探讨对中医药传统剂型的改革。本研究以《伤寒论》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药学及有关学科的理论、技术、仪器和设备，将遵仲景和、清、消、补法而组成的临床验方，由汤剂改为胶囊剂进行了实验研究，并对其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进行了客观评价。本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文献综述、理论研究、实验研究。1．文献综述：较为系统的阐述了中医药剂型的研究现状，并特别对与本文关系密切的汤剂和胶囊剂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理论研究：阐述了《伤寒论》在药剂学上的贡献及对后世的影响，并对《伤寒论》中所应用的剂型种类、药物的炮制方法、煎煮方法、服药方法及药后护理等进行了系统梳理；探讨了仲景在制剂学上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伤寒论》对有关汤剂制备方面的经验，为现代药剂学和调剂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很多至今仍被广泛的使用。本文同时还探讨了现代制剂学对中医药学的促进和发展，认为经方剂型的创新发展是继承发扬仲景学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之一。3．实验研究：包括汤剂改为制剂(胶囊剂)的实验和汤剂与制剂的比较实验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采用正交实验设计，以黄芪甲苷为指标成分通过正交实验进行胶囊剂制备工艺的筛选。结果表明处方中药材以加入12倍水、浸泡3小时、煎煮1小时、煎煮3次效果最佳。应用此条件提取，经叁次实验验证效果均较理想。在第二部分中，以处方中主要药物柴胡、黄芩、栀子、黄芪的组分为指标，用TLC法对汤剂与制剂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此四味主要药物的有效成分均在制剂中得到了较好的保留；证明本实验的提取方法能使方剂中主要药物的有效成分较好的溶出，从而提高方剂的作用功效。 jZ《伤寒论》剂型研究j 综上所述，本文从制剂学角度对仲景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为今后的深入j 研究提供了较为可行的方法学研究思路。研究结果提示中药的浸泡时间、煎煮时 间、煎煮次数以及提取方法均对药物有效成份含量及最终制剂疗效产生重要影响， 充分表明从药效及服用等角度来看，将经方剂型由传统汤剂改为现代胶囊剂具有 临床应用价值。但本文所述研究内容仅对经方由汤剂改为胶囊剂作了一些初步的 探讨和定性的研究，因此，今后对该制剂的量化研究、质量标准和稳定性研究以 及药理学、毒理学、药代动力学、临床应用等方面将进一步的研究。总之，本研 究对于继承发扬仲景学术思想，改进原有经方剂型，使之成为增效、减毒、安全、 方便的现代剂型，进而使中药生产工艺科学化、产品质量标准化等都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也为更为有效地提高经方的临床价值，使其更为广泛地造福于世人。
颜隆[3]2014年在《宋代方剂剂型的历史研究》文中指出中药剂型历史悠久,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唐代的剂型已经非常丰富,种类齐全。宋代是剂型发展创新的重要时期,中药制剂技术快速发展。通过对宋代10部重要方书记载剂型的统计和分析,梳理宋代剂型的发展脉络。宋代创造的新剂型不多,但是制剂工艺得到显着的改进。丸剂的成就最大,水丸、浓缩丸、糊丸、蜡丸的制作技术都在宋代发展成熟。煮散替代煮剂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汤剂剂型。宋代医家吸收炼丹术的成果,开始丹药的医学使用,促进宋代制药水平的提高。医家引入点茶的方法,发明新的饮剂。宋代外用剂型也有发展,发明条剂、钉剂、线剂叁种新的外用剂型。煮散的兴盛和衰落是方剂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煮散替代煮剂而兴起主要是社会环境导致的。唐末五代的战乱导致药材匮乏,医家不得不采用煮散节省药材。煮散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医学的原因,而社会经济的影响更大。煮散的滥用已经影响到了临床疗效,引起医家对煮散过度使用的反对。随着中药交易的商业化,切片技术逐渐成熟。饮片相对于坐锉散有着更加明显的商业优势,更加方便,成为中药炮制的新标准,因此使用饮片的煮剂再度复兴。丸剂是宋代最重要的成药剂型。糊丸发展迅速,所占丸剂的比重超过蜜丸。浓缩丸的制作流程有了改进,熬膏和成丸的过程已分开,成为浓缩丸制作的标准。宋代医家在唐代蜡丸的基础上创造精细的蜡丸制作工艺。丸剂包衣技术得到广泛使用,包衣使用药材有丹砂、青黛、金箔、银箔等。宋代是丹药医用的鼎盛时期。医家吸收唐代炼丹术的成果,创造了大量医用丹剂。炼丹术与医药逐渐融合,非金石类药材加入丹剂中。含有非金石类药材的丹剂的数量逐渐超过传统的纯金石类丹剂,不含金石药材的丸剂也被称作丹药。医家吸收炼丹术的成果,促进宋代制药工艺的发展,尤其是金石类药材的加工工艺。起源于炼丹术的“火毒”也被医学所接受,改进了中药的炮制工艺。宋代不仅制剂技术得到发展,剂型理论也取得新的进步。《圣济经》全面总结内服外用剂型的理论,对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沈括在张仲景剂型理论的基础进一步指出剂型能够影响药物的疗效和毒性,与现代药物动力学的基本观点相同。宋代是中医剂型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不仅制剂技术得到全面的提高,剂型理论也有新的发展,对方剂剂型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桂森, 穆兰澄[4]2014年在《《伤寒论》剂型的制备与应用》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对《伤寒论》中剂型的制备与应用分析总结,进一步挖掘古人对中药制剂的应用方法,为中医医院的中药制剂提供借鉴。方法:认真阅读学习《伤寒论》,结合现代中药制剂学加以总结、分析和研究。结果:发现仲景在剂型的应用上,把药物质地、药性功效与药物剂型密切、灵活的联系起来,使药物最大的发挥临床疗效。结论:《伤寒论》剂型制备灵活多变、简便易行,为中医医院的制剂发展提供思路。
赵占领[5]2018年在《清代医家运用《伤寒论》中含有毒性药物的经方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运用数据挖掘技术,研究清代医家运用《伤寒论》中含有毒性药物的经方的规律,总结清代医家运用这些含有毒性药物的经方的病证分布和脉证指征,探讨其对这些经方在主治、辨证、配伍、剂量、剂型、炮制减毒、服法等方面的继承和发展情况。筛选部分特征性验案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医临床有所裨益。方法:通过查阅历代本草文献,在《伤寒论》所使用的84味药物中,筛选出公认的毒性药物15味,在《伤寒论》中择出使用这15味药物的60方剂。以这60首方剂为主要检索词在第五版中华医典中进行主要检索,并以15味毒性药物进行补充检索,找出所有清代医家使用这些含有毒性药物的经方的医案,作为原始资料,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将筛选出的医案作为研究对象,对医案中的性别、舌象、脉象、疾病、症状、药物等进行规范,采用频数分析法、优选法等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由于内容过多,此处仅举例而言。主治方面,清代医家大大扩展了《伤寒论》中含有毒性药物的经方的主治范围,如仲景使用含有附子的真武汤治疗太阳误汗伤阳证和少阴阳虚水泛证,清代医家用之治疗痰饮、汗证、腹痛、呕吐、咳喘、中风、阴斑等;再如仲景使用含有半夏的小柴胡汤治疗少阳枢机不利引起的一系列病证,如胸闷胁痛、呕吐、发热等柴胡七大症,以及太少两感、少阳阳明并病以及热入血室等证,清代医家除用于治疗上述病证外,更多用于外科的痈疽、疮疡、肿块、疙瘩,内科的疟疾、汗证、血证、阴痿、滑精、癫狂,妇科的胎动不安、妊娠出血,头面五官科的耳肿、耳痛、头痛、齿痛,骨伤科的骨折、杖伤,等等,可以看出清代医家运用小柴胡汤治疗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等各科疾病,充分体现了经方的精妙之处,能灵活运用于多种病证。症状方面,《伤寒论》原文对症状的记述比较精简,唯在鉴别诊断时会列举比较多的症状进行比较,清代医案中,有些症状描述比较简略,有些症状描述就比较详细,将这些详细的症状和《伤寒论》相关条文进行对比解读,常常会对经方的辨证和使用大有裨益。舌脉象方面,《伤寒论》中舌象的记载比较少,清代医案中舌象的记载也不多,常常几十例医案中只有几例记载舌象的,辨证时多不作主要参考。《伤寒论》中脉象的记载比多,比如六经提纲脉、鉴别诊断脉等,提纲脉为六经病的典型脉象,临床上不多见,清代医案中脉象的记载比较全面,如真武汤的脉象,《伤寒论》中记载少阴病脉微细,清代医案中除微细脉之外,还有弦、沉、散、小等多种脉象,通过对真武汤医案中出现脉象的分析,能够对真武汤的病机有更深入的理解,有助于《伤寒论》含有毒性药物的经方的临床使用。剂量方面,通过统计分析换算得出,从汉代仲景时期到清代,经方中药物的剂量呈减轻的趋势,如附子的剂量,从经方中的常用量一枚两枚(仲景时期附子一枚约15g)减到二叁钱不到10g,只有个别情况会出现大于原方用量;再如小柴胡汤、小青龙汤、叁泻心汤原方中半夏的剂量半升约61g,清代医案中出现的剂量最小为3g,最大为24g,以12g最为常用。可见随着对毒性药物认识的深入,用药安全意识的提高,古今人们体质的差异,毒性药物的剂量正在逐渐减小。剂型方面,含有附子、蜀椒的乌梅丸在《伤寒论》中作为丸剂使用,清代医家多将之用为汤剂治疗呕吐、腹痛、胁痛等。含有杏仁的大青龙汤为内服汤剂,治疗伤寒表实内有郁热证,缪宜亭将之改为外洗剂治疗受寒引起的足趾疼痛。《伤寒论》中瓜蒂散为煮豆豉汁冲服瓜蒂末,清代医家用之(?)鼻,治疗湿邪头疼和发黄。服法方面,仲景使用桂枝汤治疗太阳中风证时会啜稀粥助药力发汗,麻黄汤则不用,然谢星焕用麻黄汤加厚朴治疗虚人受湿发黄时,亦嘱病人服药时啜热粥,一者病人体虚,粥能补益中焦,二亦借其温热之力发汗。此亦因人制宜之法也,灵活变通,举一反叁。炮制减毒方面,清代医家在继承仲景的基础上作出了发展。仲景使用经汤洗的吴茱萸,清代多出盐水泡和炒两种方法;《伤寒论》中使用大戟甘遂时,未言炮制方法,清代医家使用大戟时涉及的炮制方法有水浸晒干炒、洗淡炒、面裹煨等,甘遂的炮制方法有面包煨、猪肾煨、猪心血煅等。这些炮制方法较仲景时期已经很完善,具有减毒增效的作用,既能增加用药安全性,又能扩大毒性药物的使用范围。结论: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清代医家在继承《伤寒论》学术精髓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使用《伤寒论》含有毒性药物的经方时,在主治、辨证、配伍、剂型、服法、炮制减毒等方面,都有不小的进步,为后学者提供重要的参考,为临床使用毒性方药提供重要的帮助。
丰云舒[6]2015年在《金元时期方剂剂型的历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药方剂剂型历史,与中医学相伴发展。至唐代,已基本具有完整的体系。宋代的制剂技术快速发展,煮散成为最主要的汤剂形式,以蜡丸为代表的丸剂制作工艺达到顶峰。通过对金元时期《宣明论方》、《儒门事亲》、《兰室秘藏》、《丹溪心法》、《御药院方》、《活幼心书》、《外科精义》、《世医得效方》、《原机启微》、《回回药方》等10部重要方书记载剂型的统计和分析发现,金元时期是剂型发展的继承时期,沿袭宋制同时,注重工艺流程的标准化与量化、包装与贮存等。在以医家个人临床经验为主的基础上,推进方剂剂型理论的发展。煮散的兴起,并非仅因五代战乱药物稀缺,医家不得已而为之。剂型理论上汤剂功效的阐发,在金元时期,医家崇尚汤剂使用古法,而实际中,煮剂与煮散有混淆现象。这与药材饮片炮制尚处在不成熟的时期有关。前期仍以煮散为主,后期有恢复汤法的趋势。丸剂的体系与常用丸剂种类,经历唐宋时期已经逐渐固定。在金元时期,丸剂赋形剂体现出由博返约的特点。丸剂的发展,特别是对蜡的掌握,同时促进了栓剂、锭剂的工艺流程相似的剂型发展。丹剂由于政治和宗教原因,道藏焚毁而走向衰微,金元时期未见有新的发展。丹剂的使用逐渐由内服转为外用,而炼丹术中的方法,如“去火毒”等,扩大到对植物药的炮制中,推动中药炮制学的发展。金元时期,除制剂工艺全面继承与发展,剂型理论在各家学说的推动下,也有了逐渐系统化发展的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从正结合“攻邪”的理念,详细阐述了汤剂用水的重要性,及其在汗、吐、下叁法中的应用。李东垣与朱丹溪从赋形剂角度,发展丸剂理论。齐德之具体论述了外伤病位层次不同,应使用不同的剂型等。以麝香和外科五官科在剂型方面的发展为例,阐述药物性质与疾病性质是剂型选择的决定因素。原有剂型的临床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有所扩展,如握药、掌灸、脐疗剂等,均以局部外用的剂型治疗内科疾病。溻渍法、围药法的提出,是药巾、外用膏散理论的系统整理。饮食习俗对剂型有重要影响。金元时期是方剂剂型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理论沉淀时期,承上启下,为明清时期的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王佳琳[7]2018年在《栀子柏皮汤清热利湿药效组分解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目的以传统中医药理论和中药药效组分理论为指导,研究经方栀子柏皮汤清热利湿的药效组分,探讨配伍、剂量、剂型对药效组分的影响,为建立栀子柏皮汤与临床疗效对应的药效组分质量评价体系提供科学依据,为药效组分标准物质的制备和中药药效组分新药的研制提供关键技术和方法。2方法本文以经方栀子柏皮汤(《伤寒论》)为研究载体,通过文献溯源法考证“栀子柏皮汤”的临床基原,依据经方原则、剂型原则、溶解性原则和临床疗效原则选定目前研究较成熟、药理作用明确且与复方功能主治相关的10种成分:栀子苷、京尼平龙胆双糖苷、西红花苷Ⅰ、西红花苷Ⅱ、木兰花碱、盐酸小檗碱、盐酸巴马汀、甘草酸、甘草苷、异甘草苷作为药效组分解析的目标成分,通过HPLC-DAD多波长切换法测定药效组分含量,通过数据分析法解析药效组分与配伍、剂量、剂型因素的内在联系。色谱条件:Syncronis C18 色谱柱(250mm×4.6mm,5μm);流动相:乙腈(A)—0.2%磷酸(B);梯度洗脱:0～20min,12%～20%A;20～40min,20%～23%A;40～70min,23%25%A;70～100min,25%～55%A;100～105min,55%～12%A;沆 0.8mL/min;柱温30℃;进样量5μL;检测波长238nm(栀子苷、京尼平龙胆双糖苷、木兰花碱、甘草苷);265nm(盐酸小檗碱、盐酸巴马汀、甘草酸);360nm(异甘草苷);440nm(西红花苷Ⅰ、西红花苷Ⅱ)。3结果(1)栀子柏皮汤清热利湿的药效组分解析①药效组分选定:根据栀子柏皮汤的配方、剂型和功效,选择了与其清热利湿功效相对应的药效组分:栀子苷-京尼平龙胆双糖苷-西红花苷Ⅰ-西红花苷Ⅱ-盐酸小檗碱-盐酸巴马汀-木兰花碱-甘草酸-甘草苷-异甘草苷。②方法学考察:10种药效组分专属性强、无杂质干扰;在相应的线性范围内均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r2≥0.9992);平均回收率在96.53～100.25%范围内,RSD小于3%;精密度、重复性以及稳定性试验中的RSD均小于 1.5%。(2)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的影响因素研究①剂型因素:剂型对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有显着性的影响(P<0.05)。随着煎煮时间的延长,栀子、黄柏、炙甘草药效组分均在10~20min有大幅度上升,20min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后含量增加,最终含量与20min时大致相近。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总量同栀子药效组分总量变化一致,其含量由高到低为(mg/g):60min(39.526±0.821)>20 min(38.728士0.263)>30 min(38.192±0.307)>50 min(37.560±0.731)＞ 10 min(34.715±0.322)>40min(33.494±0.525)。采用不同的提取方法,回流法提取时药效组分总量大于超声法;采用不同的提取溶剂,回流法提取时药效组分总量大小顺序为:30%乙醇(287.265±0.945)>60%乙醇(242.904±0.647)＞90%乙醇(241.764±0.856)>水(100.364±0.746),超生法提取时药效组分总量大小顺序为:30%乙醇(169.897±0.653)>90%乙醇(144.123±0.787)>60%乙醇(122.717±0.836)＞水(25.180±0.367),栃子柏皮汤药效组分在30%乙醇中的溶出量最大。②配伍因素:栀子、黄柏、炙甘草叁者配伍后,与单味药相比药效组分含量发生明显变化(P<0.05)。栀子单味药药效组分的含量(mg/g):栀子苷(51.551±0.784)-京尼平龙胆双糖苷(11.444±0.232)-西红花苷Ⅰ(5.999±0.291)-西红花苷Ⅱ(0.597±0.053),配伍后药效组分总量下降了 12.5%;黄柏单味药药效组分的含量(mg/g):木兰花碱(5.390±0.359)-盐酸小檗碱(5.147±0.545)-盐酸巴马汀(1.873±0.057),配伍后药效组分总量下降了 9.21%;炙甘草单味药药效组分的含量(mg/g):甘草苷(8.621±0.251)-异甘草苷(0.702±0.094)-甘草酸(14.612±0.847),配伍后药效组分总量上升了 8.17%,栀子柏皮汤清热利湿的药效组分含量为:栀子苷(44.998±0.625)-京尼平龙胆双糖苷(9.707±0.245)-西红花苷Ⅰ(5.599±0.352)-西红花苷Ⅱ(0.586±0.012)-木兰花碱(4.567±0.324)-盐酸小檗碱(3.294±0.211)-盐酸巴马汀(1.406±0.196)-甘草苷(8.265±0.614)-异甘草苷(0.833±0.055)-甘草酸(16.883±0.602)。改变配伍组分时,栀子柏皮汤中栀子药效组分总量、黄柏药效组分总量、炙甘草药效组分总量均下降(P<0.05),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总量变化规律为:生栀子-生黄柏-炙甘草(43.651±0.625)＞炒栀子-生黄柏-炙甘草(39.993±0.547)>生栀子-盐黄柏-炙甘草(38.603±0.258)＞生栀子-酒黄柏-炙甘草(38.442±0.335)>生桅子-生黄柏-生甘草(37.713±0.681)>焦栀子-生黄柏-炙甘草(13.961±0.414)。③剂量因素:a.单因素栀子配伍剂量变化,配伍饮片栀子、黄柏、炙甘草及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总量均发生明显改变(P<0.05)。黄柏、炙甘草剂量不变,栀子配伍剂量分别为1g,3g,6g,10g,12g,15g,18g时,栀子和炙甘草的药效组分总量呈上升趋势;黄柏药效组分总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总量逐渐上升,依次为 14.023±0.812,23.162±0.536,31.632±0.385,39.535±0.625,42.837士0.724.,47.392±0.048,52.826±0.326,黄柏、炙甘草与栀子的药效组分总量比例的变化范围是1:3.6:10~1:1.8:7。b.单因素黄柏配伍剂量变化,配伍饮片栀子、黄柏、炙甘草及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总量均发生明显改变(P＜0.05)。栀子、炙甘草剂量固定不变,黄柏配伍剂量由1g变化到15g时,炙甘草药效组分总量下降;黄柏药效组分总量上升;栀子药效组分总量先升后降;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在经方剂量6g处有最大值,黄柏、炙甘草与栀子的药效组分总量比例的变化范围是:1:2.7:6~1:1.6:4.3。当黄柏剂量为 1、3、6g 时,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总量偏高:38.024±0.749,41.155±0.385,41.257±0.564;黄柏剂量为 9、12、15g 时,药效组分总量偏低:34.475±0.460,28.43±0.843,25.234±0.590。c.单因素炙甘草配伍剂量变化,配伍饮片栀子、黄柏、炙甘草及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总量均发生显着变化(P＜0.05)。栀子、黄柏配伍剂量不变,炙甘草配伍剂量分别为1g,3g,6g,9g,12g,15g时,栀子、黄柏药效组分总量随炙甘草剂量的升高而降低;炙甘草药效组分总量逐渐上升;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总量呈现下降趋势,依次为50.479±0.326,46.901±0.585,41.431±0.650,37.76±0.865,34.54±0.840,32.29±0.492。黄柏、炙甘草与栀子的药效组分总量比例的变化范围是1:0.9:5.3~1:2:7。4结论(1)栀子柏皮汤清热利湿药效组分解析初步确定了与栀子柏皮汤清热利湿功效相关的10种药效组分:栀子苷-京尼平龙胆双糖苷-西红花苷Ⅰ-西红花苷Ⅱ-木兰花碱-盐酸小檗碱-盐酸巴马汀-甘草苷-异甘草苷-甘草酸,建立了栀子柏皮汤10种药效组分的HPLC-DAD多波长同时测定法,该操作方法具备较好的专属性、精密度和重现性,适用于栀子柏皮汤及其单味药的质量控制。(2)栀子柏皮汤药效组分的影响因素研究①剂型因素:a.汤剂的煎煮时间影响药效组分的含量,栀子柏皮汤中多数组分随煎煮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部分组分达到一定含量后趋于平稳;少数组分达到一定量后继续加热含量降低,因此一个时间点不能保证所有药效组分的最大溶出率或不受破坏。煎煮时间为20min时药效组分总量接近60min时的最大值,与传统煎煮时间的要求相符。b.改变提取方法和溶剂,药效组分亦发生改变。回流法提取时栀子柏皮汤各药效组分的溶出大于超声法,说明药效组分的溶出率受温度影响较大;各药效组分在一定浓度乙醇中的溶解度大于水中的溶解度,30%乙醇有利于栀子和黄柏药效组分的溶出,60%乙醇有利于炙甘草药效组分的溶出。因此,剂型的制备方法更改将导致有效物质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临床疗效。②配伍因素:a.栀子、黄柏、炙甘草与其他药味配伍前后药效组分含量均有显着性差异,说明复方中单味药的药效组分与配伍有关,栀子柏皮汤清热利湿药效组分是通过配伍实现的,去除方中任意一味药,都会对栀子柏皮汤的药效组分产生影响。b.改变配伍饮片,复方药效组分的含量发生变化,说明同一药材的不同炮制品代表不同的中药,具有不同的临床疗效,其根源在于药效组分的不同,应加以区分。当配伍组成为生栀子-生黄柏-炙甘草时,栀子柏皮汤10种药效组分的总量最大,验证了经方配伍组成的合理性。③剂量因素:改变栀子柏皮汤中单味药的剂量,栀子柏皮汤的药效组分与经方相比具有显着性差异。说明剂量影响配伍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从而影响药效组分的含量和比例。不同含量和比例的药效组分代表不同的中药,临床疗效也不一样,因此临床用药时不能随意加减处方,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合理调控处方用量。综上所述,中药质量控制指标的选取不应以个别几种成分或某一类成分为指标,应以体现中药整体性的药效组分作为考察指标;中药的配伍、剂量、剂型改变时,药效组分含量和比例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中药制备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规范的工艺流程操作,临床用药时不可随意更改经方的配伍饮片和剂量。由于传统经方经过几千年的临床验证,其安全有效性不可替代,改变经方原有的配伍、剂量、剂型意味着中药的临床疗效发生了变化,不仅达不到理想的治疗效果,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陆雪秋[8]2017年在《中医古代传统制剂文献研究》文中提出中医古代传统制剂文献研究是研究中医传统制方方法及用药模式。中医古代制剂,是基于中医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用药观认知下的中医制方理念、方法及用药模式,病是本,方是治,制是体,剂型是方的表现载体。中医在生命认识的基本方法下产生了独特的疾病观,在独特疾病观念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治疗用药观念。即基于中医理论指导下,将药物据疾病辨证论治组合成方,将方根据疾病、体质等特点制成一定的剂型,用于防病治病。现有的制剂研究文献,主要以现代制剂的比较应用研究为主,未见到有关中医古代传统制剂的整理研究。本论文将基于中医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用药观及制药观认知下,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医古代传统制剂形成的理论基础、制剂特色及主要内容,为中医制剂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渊薮及经验借鉴。本研究的对象资料主要依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进行确定。其内容主要包括先秦至明清时期有关本草古籍、临床古籍为主,旁参了部分出土文献、史书,约涉及古籍文献146余种。综合运用史学、文献学、目录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按时间顺序整理研究有关传统制剂文献。论文主要关注了传统制剂概念的内涵外延、制剂发展变化过程,并探讨分析了中医传统制剂与生命观、疾病观、用药观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医制剂的基本理论、临床使用特色及规律,本论文并对传统制剂下的制作器具、煎服方法等进行简要概述。论文正文分为五个部分,即传统制剂概念、古代传统制剂理论、临病制剂、制剂技术、制剂器具及煎服方法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针对传统制剂进行概念及功用的简述。古代传统制剂包括汤剂、丸剂、散剂、膏剂、丹剂、酒剂等。对这些概念的认识,经历了历代诸多医家临证实践后,认识渐趋于一致。如汤剂的概念,由“汤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到“去大病用之”,将汤剂的应用归于大病、暴病一类,比如伤寒、温病、痈疽等,都可以用汤剂治疗。有关散剂的概念,经历了由“去风寒湿气”到“去急病用之”的过程,散剂逐渐扩大应用范畴。丸剂使用,早期文献记载为“破沉冷,破积聚,消诸坚症”,为舒缓治疗之法,故多用于疾病后期或者慢病治疗,如高秉钧治疗“先后天俱不足,营亏血虚不充络,腿发流痰”,先用汤剂治疗,待“脾胃醒复,饮食加增,再商丸剂调治其本”。体现了丸剂舒缓治疗之功用。膏者谓“熬成稠膏也”,去久病用之。丹剂多由硫磺、水银等矿物质炼制而成,如白降丹、红升丹。现亦有丸剂以朱砂为衣,称为丹,如至宝丹、紫金丹等。酒剂即浸煮酒药也,多用于治疗痹症,以其行气血之功。梳理古代制剂治疗疾病范畴的变化过程,体现了历代医家随着对疾病与制剂认识的不断积累,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发展的概貌。第二部分,主要对中医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用药观与制剂关系进行梳理,发掘制剂与疾病内在之规律。中医生命观与制剂关系研究主要从气、精气神、脏腑功能、体质特点进行论述。气是人体之根本,据气多少、病盛衰、治缓急,定方大小。精气神是人体叁宝,精气神对人体具有滋养作用,食气入胃生精,脾散精于肝、心、肺,作用于筋脉、皮毛。据精气神制剂,有补益精气、镇定安神等制剂思想。据脏腑功能制剂,五脏“藏精气而不泻”,六腑“传化物而不藏”,故制剂体现在其藏、传方面,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据体质制剂,体质有东南、西北之异,用药亦有分两轻重之说,即因地制剂、因人制剂。中医疾病观与制剂关系分析,根据疾病的病因、病性、病位等分析与制剂内在关系。根据病因定制剂,陶弘景提出“察病之源,以制其剂”。张元素进一步阐发,提出六气主治用药。据病势定制剂,宋代赵佶提出“凡病始作,多以汤液,盖取其荡涤之功,甚于丸散,病久日深,乃以醪醴”。提出疾病初期,用汤液治疗,取“其荡涤邪气”。疾病日久或者经络血脉不通者,用醪醴治疗,“取其宣通闭滞”。根据病位定制剂,沈括提出“欲达五脏、四肢者莫如汤,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中医治疗观与制剂的关系分析,主要论述调理阴阳、调理虚实治疗观念下的制剂;根据五行进行制剂,基于和法治疗理念进行组方制剂,分析制、方、剂之间的内在规律。据阴阳制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临床有阳剂、阴剂之分;据虚实制剂,“百病之生,皆有虚实”,视其虚实,调其逆从,有补剂、泻剂之分;据五行制剂,根据五行相生相克法制剂,如清金制木法、抑木培土法等。“和”法是总的治疗大法,如调整阴阳,调整虚实,调整五行,调整体质,其本质皆为和其不和也。此外,中医治疗观,均指向据本制剂,即是治病必求于本。中医用药观与制剂关系分析,包括药性、毒性、升降浮沉、君臣佐使、七情配伍、七方十剂、古方八阵等原则,将百药和合成方,根据病情缓急,将方制成所需要的剂型,是中医理法方药的体现。第叁部分,分析传统制剂与疾病的关系,选取代表性着作,如《伤寒论》《小儿药证直诀》《傅青主女科》《刘涓子鬼遗方》等,分析外感、儿科、妇科、外科等临病制剂特色。“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故治疗外感病多用汤剂。《圣济经》:“夫汤液主治,本乎腠理,凡涤除邪气者,于汤为宜。伤寒之治,多先于用汤者如此”。徐大椿曰:“凡病只服煎药而愈者,惟外感之症为然”。提出治疗外感伤寒以汤剂为主。张仲景《伤寒论》创立伤寒制剂,载方113首,其中汤剂99首。伤寒制剂包括桂枝汤剂、麻黄汤剂、柴胡汤剂、葛根汤剂、大黄汤剂、白虎汤剂、附子汤剂、茯苓汤剂、栀子汤剂、泻心汤剂、黄芩汤剂、甘草汤剂等,并由此衍生出诸多汤剂,为后代立治疗外感之规矩准绳。妇科如《傅青主女科》全书载方77首,其中,汤剂68首,散剂4首,丸剂1首,丹剂4首。傅青主治疗妇科疾病,重视肾病制剂、肝病制剂、调气制剂、调血制剂等法,讲究治法与制剂相结合的原则。儿科如《小儿药证直诀》下卷诸方120首。此书以五脏辨证为纲,寒热虚实为目,补泻为原则,全面论述了肝病、心病、脾病、肺病、肾病等制剂特点。外科以《刘涓子鬼遗方》为例,分析临病制方特点,全书方剂共147首,其中载散剂30首,汤剂46首,膏方63首,贴方6首,熏方1首,洗剂1首。刘氏治疗痈疽善用内治法和外治法,内治法以散剂和汤剂为主,外治法以膏为主,体现中医治疗外科疾病,内治法与外治法相结合特点。综上所述,外感病以汤剂为主,妇科以汤剂为主,儿科以散剂、丸剂并用,外科先用散剂,再用汤剂调理,续用膏剂,内治法与外治法并用。第四部分,本节总结了制剂的具体制作技术。如汤剂,包括有咀药物煎煮、药物为末煎煮、为末水调服的饮剂等制作方法。丸剂的制作,包括有蜡丸、醋丸、面丸、糯米丸、糕糊丸、姜汁糊丸、滴丸、蜜丸、酒丸、黄瓜丸、猪肝丸、羊肝丸、蚯蚓丸、火炙丸、黄丹丸、朱砂丸、青黛丸等19种丸剂的制作方法。散剂,包括成霜法、烧灰法、烧烟法、判散法、锉末法、捣散法等。膏剂的制作包括蜜膏法、自然成膏法、煮膏法、猪脂熬膏、醋煮膏法等。丹剂包括火煅法、朱砂为衣、硫磺制丹、乳汁制丹等。酒剂有酿酒法及煮酒法等。第五部分,本节论述了制剂器具如铜器、铜刀的应用,及铜器的禁忌;铁器、铁刀的应用,及铁器禁忌;银器、银刀的应用;瓦器的应用等。制剂器具有宜有忌,器具功用,如清代张仲岩《修事指南》炮制论项下:“银器制者取锻炼而去其毒;砂锅制者取煎熬而味真……铁器制者犯虔修而失炮规”。根据药物性质,而选取适当的制剂器具,对制剂的作用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如制备不当,反而药味全失,甚则产生毒副作用。如铁器禁忌,“勿令犯铜铁器,令人肾消,并白髭发,男损荣,女损卫也”。从煎服用水、用火、煎药的各种方法、服药次序、服药禁忌及体质等方面,论述了中医制剂与煎服方法的关系,为制剂发挥疗效的必要保障。从煎服用水而言,有井华水、雪水、泉水、长流水、甘澜水等区别,根据病情需要,用不同的水予以煎服。煎药用火,是药效发挥的重要因素,煎太过,或不及,都对中药充分发挥疗效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炮炙大法》:“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煎药各法,举例了汤剂如主药先煎、后下、子仁、芳香、角类、有毒中药等煎药法。丸剂有煮丸药法、酒服丸、米饮服丸、枣汤服丸等;散剂有酒服散、顿服、白汤调服等法。介绍了处方剂量分析、服药与病位、体质关系,冷服、热服等法,以及服药禁忌、饮食宜忌等。本文创新点见如下:1.选题创新。目前医学界对制剂的研究,主要为现代制剂的临床比较应用上,而基于中医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下的中医古代传统制剂研究甚少,为此促成了本选题的开展。论文研究主要着眼于中医古代传统制剂形成及发展的理论与思想基础上,研究传统制剂的精髓与内容,并对传统制剂的技术、器具以及煎服方法进行阐述。本论文初步概括中医古代传统制剂的理论及内容框架。2.史料、方法的创新。所用史料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涉及的本草古籍、临床综合性古籍为基础,旁及出土文献、其他历史书籍、考古文物等近146本古籍文献。本文采用史学、文献学、目录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研究,梳理中医古代传统制剂文献,按照历史朝代的演进,初步勾勒出传统制剂理论发展的框架及历史脉络,揭示其内在规律,构架古代中医制剂的发展历程,为现代研究中医制剂起铺垫作用。3.结论创新。通过本研究发现,深入发掘中医古代传统制剂与疾病、药性、体质等内在关系。本论文总结了中医传统制剂内涵,即病是本,制是体,方是用,剂为表型形式。在临病制剂方面,深入研究外感、妇科、儿科、外科等疾病与制剂的关系,突出古人运用汤、丸、散、膏等制剂与所治疗疾病的内在联系。归纳总结了炮制器具如铜器、铁器、银器、瓦器的应用及禁忌,系统总结煎药方法与疾病、体质的关系。对当今的研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所以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刘童, 翟华强, 张田, 金世元[9]2015年在《《伤寒论》中药药嘱初步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伤寒论》中有关中药药嘱的文献资料,归纳概括中药药嘱的主要内涵。对《伤寒论》中有关药嘱的内容,按照中药剂型的制法、中药的服法、服药禁忌、服药后护理等4个方面进行收集、筛选、比较、归纳和分析。查阅相关研究《伤寒论》中方剂用药的文献,归纳其论点,并做比较。规范的发药交代有利于指导临床合理使用中药。规范如下,中药的煎煮用水常选择自来水和井水。对于具有活血通络作用组成的汤剂,可以加入酒共煮;含有毒性药组成的汤剂,可以加入蜂蜜共煎。特殊煎煮的中药,如麻黄可先煎,并去除药汤上的浮沫。煎煮火候的衡量可在汤剂中加入粳米,米熟即汤成;不同剂型的服用剂量(合或升,梧桐子或弹丸,方寸匙);汤剂的服药时间、温度及次数变化,要考虑汤剂的作用部位,功效主治及患者的病情轻重缓急等因素;服药饮食宜忌(宜食糜粥调养,忌食与药物功效相反的食物);服药后护理(服热粥以利解表剂发汗,服稠粥以利服泻下剂后调养,药物不同用药途径及方法不同);用药护理的核心,保证患者服药后身体正常机能调节;药物疗效观察二便,血的形态,疗效观察要"以知为度"。总之,《伤寒论》是最早论述药嘱的着作,详细记述了中药药嘱的各项内容,该文归纳出中药药嘱的新规范,是开展中医临床药学服务的重要依据,也是中药临床调剂技术的主要支撑内容之一。
王竹兰[10]2010年在《《伤寒论》汤剂煎煮法与汤剂制备规范化研究》文中认为汤剂是最能反映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特色的剂型,其疗效确切,适用范围广泛,一直在临床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其应用呈大幅减少的趋势。为了积极寻求发展,目前主要开展有剂型改革与制备方法改革这两方面的工作。其中剂型改革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涉及学科较多,再加上中药本身的复杂性,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在制备方法的改革方面,由于新型煎药器具的研发与应用及煎煮过程的优化等,解决了汤剂煎煮过程繁琐及贮存、携带等方面的问题,使得汤剂的使用更加方便。但由于煎煮过程缺乏相应完备的操作规范,汤剂的稳定性、有效性得不到保证。所幸的是,古代医家在这方面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如《伤寒论》中汤剂的煎煮方法即是这方面的典范,可以为汤剂煎煮的规范化、合理化提供方法上的保证。本文主要针对目前汤剂煎煮过程中所存在的相关问题,以《伤寒论》汤剂的煎煮法为研究对象,探讨仲景汤剂煎煮的规律、规范,以期为现代汤剂的煎煮规范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两部分：1《伤寒论》汤剂的煎煮法研究(1)煎煮溶媒的研究对《伤寒论》汤剂煎煮溶媒的应用进行了总结分析,不仅从方溯文(条文),在释名、功效等方面对其进行了阐述,探讨仲景使用的意义,而且还论及了后世医家在应用上的继承与发展；认为张仲景对煎药溶媒的选用颇具匠心,《伤寒论》中煎药溶媒的应用,体现了煎药过程中辨证论治的思想。不同的煎药溶媒因其性质各异,具有不同的功效,选用是否合理对汤剂疗效的发挥具有一定影响。(2)汤剂的特殊煎煮法研究汤剂的特殊煎煮法是相对于普通煎煮法而言的。本文从药物的特殊处理与汤剂的特殊煎煮法两方面对其进行了整理研究。其中药物的特殊煎煮法包括先煎、后下、煎汤代水、药末冲服、去滓后煮令微沸(烊化)等,重点探讨了先煎法；发现《伤寒论》中药物的煎煮法是以提高疗效为前提,综合考虑证、药、人等多方面因素,辨证施制,丰富而灵活,有的同一味药物,由于病证不同或同一病证而所处的阶段不同,轻重缓急有别,煎煮法亦殊。通过煎煮法的施用可以掌控药物的作用趋向,优选药物的起效成分,达到祛邪不伤正或助正以祛邪的目的。汤剂的特殊煎煮法包括去滓再煎法、麻沸汤浸渍法、分别制备后和合法、诸药煎煮次序不同法；重点讨论了去滓再煎法,且对其应用规律作了总结,认为去滓再煎7方在症候表现、病机特点、治法用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其中脏腑失和,枢机不利,寒热错杂,虚实互见的病机特点是运用该法的充分必要条件。从方剂的整体效应来看,煎煮方法能够使方剂功效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还可改变其作用的部位,或涌吐于上、或发汗于表、或清利于下、或表里两解、或上下同治、或斡旋于中等,体现了中医理论中的整体观念与普遍联系的观点。(3)加水量的研究首先对加水量与剂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根据徐灵胎《伤寒论类方》中的分类方法,将《伤寒论》诸方分为桂枝汤类、麻黄汤类、葛根汤类、柴胡汤类、栀子汤类等十二类,逐类逐方计算其加水量与剂量的比值。其中对标准计量的折算,采用的折算标准为“1两=13.8g,1升=200ml”,对非标准计量的折算,除半夏已据有关文献确定为“生半夏1升=69g”外,其他基本采用畅达、郭广义的实测数据；计算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方,其加水量与药量的比值在5-10之间,其中桂枝汤的药水比例与《本草经集注》所载基本一致,认为在加水量方面,桂枝汤的加水量与药量的比例可能代表了古代一般药物煎煮时加水量的普遍规律；由于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该比值可上下浮动。其次对影响加水量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方中药物的质地与药性,方剂的功效、煎煮溶媒的种类等会对加水量产生影响,而煎煮方法如先煎、后下、去滓再煎等则对其影响不大。加水量直接影响汤剂的质量,对于加水量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4)煮取量的研究对《伤寒论》汤剂煮取量情况进行整理统计,以明其煮取量概况,分析了《伤寒论》汤剂煮取量、服药量(包括服药次数、每服药量)的关系,认为煮取量是影响汤剂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参量,其实际由服药量决定,而确定的依据仍是辨证论治,这也充分体现了煎煮法是理、法、方、药诊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5)加水量与煮取量的关系研究加水量与煮取量是影响汤剂质量的两个重要参数,对《伤寒论》汤剂加水量与煮取量的有关数据进行了整理,探讨了二者的差值关系与比值关系,认为这两个量在控制汤剂的煎煮过程,把握汤剂的煎煮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6)煎煮时间研究对《伤寒论》中汤剂煎煮时间的表示方法进行了归纳,并对其中使用得最多的“以水多少升,煮取多少升”的表示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结合对《伤寒论》有关量进行折算的结果,同时借助现代研究的一些成果,包括药物吸水系数及煎煮火候大小(每分钟蒸发量),按加水量公式,即加水量(Q)=药量(W)×吸水系数(K)+煎取量(R)+单位时间蒸发量(V)×煎煮时间(T),计算每一方的煎煮时间,得出了《伤寒论》汤剂煎煮的时长。并对《伤寒论》汤剂在煎煮时间上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归纳总结,发现去滓再煎剂与补益剂及含有先煎药物如麻黄、葛根、蜀漆、茵陈、茯苓的汤剂煎煮时间长,而回阳救逆类方煎煮时间相对较短；对于同一类方中功效相近的方,应证急,药性峻猛者,煎煮时间长,反之则短,如攻下剂、回阳救逆剂、清热剂、解表剂等；对于不同类别的方中功效一致的方,在煎煮时间上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如温补剂中证急药峻者,煎煮时间短；反之则长。这也证实了煎煮时间对药物功效的影响,煎煮时间同样能够影响药物的作用趋向,使其在作用部位上具有选择性。另外,对《伤寒论》中有特殊煎煮要求的汤剂的煎煮时间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先煎、后下类药物的煎煮时间皆据证而定,非常灵活。由此可以看出方剂的功效与煎煮时间密切相关,煎煮时间对于其功效的发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综上可见,煎煮法是《伤寒论》理、法、方、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环节之间紧密联系,共同保证了经方出神入化的疗效。《伤寒论》汤剂的煎煮法为后世树立了学习的典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为现代汤剂制备方法的改进与规范化提供方法上的保证。2汤剂制备方法规范化研究通过对现代汤剂制备现状的分析,已明煎煮规范的重要性,探讨了制备方法规范化的具体内容,包括设施、设备方面的物质保障与方法、技术方面的专业保障,并据对《伤寒论》煎煮法研究的相关成果,拟对有关煎药规范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为真正做到依证煎药,设想将煎药规范与处方相结合,以期达到常法与变法相结合,灵活施用的目的；并基于中医汤剂剂型的特殊性与现行中药饮片处方笺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满足上述要求,拟对现行中药处方笺进行了一些改进,以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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