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待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赣内153（2005）01-0009-08
引言：从甲申年话《甲申三百年祭》说起
按照中国农历的纪年，今年是甲申年，目前已进入岁末了。距今360年前的甲申年，两个王朝相继灭亡。先是作为封建王朝的大明王朝灭亡。接着，灭亡大明王朝的大顺农民王朝刚刚掀开历史的一页，仅一月有余，就昙花一现地凋谢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表现。
60年前的甲申年，即1944年，中华民族进入抗战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是年3月，在重庆的郭沫若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约，撰写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该报和该刊同时发表。这篇宏文立即引起巨大反响。20天后，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正在研讨党的历史问题的高级干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报告，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个星期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随后作为整风文献由全党干部学习。当时，延安整风进入后期结束阶段，准备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进而为党的七大召开作思想理论准备。是年11月21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称赞《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弹指光阴飞驰，六十年故去。今年3月，我写了篇《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北京、上海的报刊都登了。《新华文摘》很快予以转载。在那篇文章中，我讲道：《甲申三百年祭》已成著名史论。无论环球世界，还是神州热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我们国家而言，抗战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半个多世纪，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而奋斗。历史岂能昔比今焉!既然如此，今日之甲申是否就无须再祭360年前之甲申呢?我以为非也。于是，我讲了处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甲申年，再祭360年前之甲申，有哪些资治的史鉴。我主要讲了四点。这里先讲三点，因为有一点后面要涉及到的，这里就不重复了。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我们国家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到了明王朝才开始走向下坡。明王朝的灭亡有多种原因。导致它衰败，乃至导致中华民族落伍于世界先进民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小平同志谈到这段历史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从明朝中叶算起，至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江泽民同志讲到这段历史也说：回顾中国的历史，在十五世纪以前，出现过汉唐盛世，中国的经济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所以逐渐落后，很重要的原因是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机遇，没有做好发展的文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是对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因此，尽管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会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但如小平同志所说，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
——第二，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我们国家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过去25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9.3％的高水平，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罕见的。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人均值突破1000美元。钢产量已超过2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外贸总额上升为世界老四。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初等发达国家行列，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起点。但是还要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状况，看到许多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弱势群体的实际困难，再放眼很不安宁的世界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想想我们身上肩负的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就应当像中央所多次强调的：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三，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李自成的农民军造反打天下18年，执政坐天下只有42天。为什么亡忽得这样快?历史学家可以去作多角度的研究，但有一点不能回避，那就是：腐败。尽管李自成本人还不那么花天酒地，但他的大多数大将们却已开始贪图享乐了，再也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过执政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尽管已执政半个多世纪，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作为执政党，只要执政兴国、执政为民、执政安邦、执政清廉这些问题没解决好，随时都有可能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这不是一劳就能永逸，执了政就自然万岁，而是需要常抓不懈，永不放松。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今年要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也不知道四中全会的内容，更不知道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会讲些什么。今年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中国共产党执政55周年，并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如有的领导人所讲，这完全是历史的巧合。但是，按照唯物辩证法来说，任何偶然之中都不能不寓于某种必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这就是反腐败。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要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介绍我们党的反腐败理论与实践。
第一个问题：千年历史难题和党的求解探索
（一）千年历史难题
大家不是知道毛泽东与黄炎培有一个著名的“窑洞对”吗?那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党的七大刚刚闭幕，1945年7月初，作为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等六位先生访问延安。在一次谈话时，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老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主席稍作思考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延安，当时就是住窑洞。这次谈话，人们就将它称之为“窑洞对”。
“窑洞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历史现象呢?这就是腐败。在古代，哪一个朝代灭亡，除了外敌入侵的以外，除了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以外，凡被造反所推翻的，凡民心丧失殆尽的，无不与腐败密切相关。在中国、住外国，概莫能外。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腐败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顽症”，甚至是“癌症”。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往往是致命的原因。
我曾经讲过“两个周期律现象”和“三面历史镜子”的问题。
所谓“两个周期律现象”，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窑洞对”：黄炎培问毛主席关于共产党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即过执政关的问题。再一个是过富裕关，即国家富裕了，还能否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及至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这在目前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君不见，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干部，以为现在进入了高消费时代，大慷国家之慨，用公款比阔气，讲排场，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以为不这样就太土气，就不能招商引资，歪道理一大堆。什么艰苦奋斗、勤劳节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观念不解决，相关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善，迟早要出大问题。“文革”期间讲“富变修”，不对。否则，还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干什么?!但在目前，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过富裕关的考验。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很尖锐地摆在我们党面前了。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创业的，守业、再创业，仍然需要艰苦奋斗。只有永远坚持这样的革命精神，红色江山才能千秋万代。
所谓“三面历史镜子”，第一面镜子是郭老《甲申三百年祭》讲的李自成的农民军。李自成造反打天下18年，执政坐天下竟只有42天。“其亡也忽焉”?一言以蔽之，腐败。第二面镜子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抗战胜利后，他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但他的“接收大员”们大搞“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竞相抢掠，“劫收”横财，充分暴露其腐败面目，人心丧尽，结果短短三年多一点时间，国民党政权崩溃，只得亡命台湾。第三面镜子是苏联东欧易帜剧变，即我们过去讲人家的“亡党亡国”——亡执政之党、亡社会主义之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艰苦奋斗几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被希特勒打垮，却在和平环境下毁于一旦。搞了近半个世纪的东欧各国也改换门庭，要姓“资”不姓“社”。这些国家剧变情况虽各不相同，但一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很大改善；二是共产党不再为人民群众所拥护，民心丢光。或者“公决”，或者选举，老百姓打叉不划圈，只好下台完蛋。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这“两个周期律现象”和“三面历史镜子”，有如高悬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神剑。我们党需要练就一番盖世武功，才能将其取下。
过去我们总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有腐败，资产阶级政党有腐败，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有腐败，共产党不会有腐败，并且认为这是我们的优越性所在。这个认识，看来是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了，将高等数学当作初等数学来解题了。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腐败现象的原因
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私有化制度、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历史的私有制遗留下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不可能产生腐败现象，也同任何腐败现象不能相容。社会主义社会中腐败现象的根源，不在社会主义政治基本制度自身之中。但是，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既不是没有任何微生物的真空，也不是尽善尽美、纯而又纯的理想王国。它具有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有腐败现象、在共产党内部有腐败分子，不应当感到不可思议。还应当指出：尽管我们党要同腐败现象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但是具有几千年历史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消灭的。小平同志多次讲过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问题。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为什么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呢?这是因为：
首先，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一方面，完善的社会主义公有体制和运行机制不会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沃土，但是它的完善却有一个历史过程。现实的不完善状况，即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和管理体制的不明晰、不健全，为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许多空隙；另一方面，在现阶段虽然从总体上消灭了剥削制度，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还不能完全消灭剥削现象。日益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及其剥削行为，很难使它不成为产生腐败现象的经济基础。多种所有制状态的长期存在呈现的异常复杂性，是腐败现象滋生的某种客观条件。
第二，我们国家处于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之中。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有10多年，但这一转轨过程还不能说已经完结。一方面，旧体制的消失和新体制的完备需费历史时日，两种体制的衔接空白或冲撞磨擦造成的不协调及无序状态，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的两面效应（即“双刃剑”）的固有特点，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二三十年完备起来之后，也只能使其正面效应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并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面效应，而不可能完全消灭这个负面效应。只要其负面效应存在，腐败现象滋生的可能性就会存在。市场机制的利和弊是相伴并生的，使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趋其利减其弊。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目前都还没有找到只有利而无弊的万应灵药。
第三，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个有很大风险但又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现在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搞开放。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既要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吸收国际的技术、资金、经验和资源来发展经济，又要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来发展科教文化事业，以使自己用较短的时间赶上时代，跻身于先进民族之林。但是，对外开放也会引进来一些西方的坏东西，包括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受到腐蚀，对党风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对于这一点，提倡对外开放的小平同志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1]P306“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实行对外开放，“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1]P156这是有可能滋生腐败现象的又一个外部条件。
第四，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存在着产生腐败行为的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念。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行为的主观动机都是为了牟取暴利或其他利己主义的目的。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产生腐败的思想根源。不用说历史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利己主义思想不可能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而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消失，何况我们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私有经济形态和市场经济机制的负面效应又不断产生利己主义的思想基础。既然有腐败行为长期存在的思想基础，那么就决定了与之开展斗争的长期性。
第五，我们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也不是不会被腐蚀的。它将随着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备而有所减弱，但不可能完全根除。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腐败就是权力的伴生物。本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切公共权力都是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基础，并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但是，由于上述滋生腐败现象的经济基础、思想根源和外部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一部分权力就有可能发生异化而变质。政治权力的负效应和市场经济的负效应相结合，就很难不产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部分权力就会蜕化成为腐败的工具。权力腐败、吏治腐败是危害最大的腐败。在现阶段，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根除这种腐败现象，但完全能够逐渐把它限制到最小影响。这是决定反腐败斗争长期性的又一个原因。
（三）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对消除腐败现象的艰辛努力
还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开始在考虑执政以后如何消除腐败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那样重视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对“窑洞对”作那样明确的回答，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时，党中央更是重视这个问题。刘少奇同志谈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教训时说：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他还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2]P413
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进城后，也就是执政以后，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切记“两个务必”——“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京城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在出发时，他与周恩来有段精彩的对话。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称为“赶考对”。
全国革命胜利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同腐败现象的斗争。建国伊始，党中央鉴于我们党已成为拥有450万党员在执掌政权的大党，担负着建国的繁重任务，决定开展整风整党运动，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在1951年底，将“三反”运动与整党相结合，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刘、张二人都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参加革命，经受了残酷战争考验的干部，在全国革命胜利后，担任相当重要的领导职务，一个是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天津地区专员，利用权力，盗用公款折合新币171万元，进行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此外，还盘剥民工22万元，从盗窃国家资产中贪污挥霍3.7万元，从而成为大贪污犯。当时曾有高级干部为他们“说情”，但毛泽东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因此，尽管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功劳，但党决不姑息，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华北局关于对他们判处死刑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二人执行枪决。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从严治党的决心。
努力消除党和国家的腐败现象，这是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内容。党的八大以后，开展整风运动的初衷，本来是要克服不少干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加强党同人民的密切联系。但是，后来开展的反右派斗争造成的后果，使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指导思想出现的偏差越来越大，对解决党和国家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采取的方法越来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在六十年代前期开展的农村和城市的“四清”运动，随后进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从主观愿望来说，都是为了消除党和国家腐败现象，当然由于指导思想的严重错误，也把许多不是腐败的东西当作腐败问题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但更重要的是，从现在来看，那时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陷入了误区。延安时期，不是讲过“民主新路”吗?毛泽东同志晚年，将“文化大革命”视为由下而上的“大民主”，从而认为是一条“新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错路。不仅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没能解决，而且给党和国家、广大人民群众，还有整个民族，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算是在探索求解千年腐败难题过程中发生的迷失和挫折吧!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提出
（一）邓小平对腐败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政治交代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固守成规转变为全面改革，由封闭半封闭转变为对外开放，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国家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大潮刚刚卷来之时，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的表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由于十年“文革”对党风破坏的影响远未消除，也由于对改革开放缺乏正确认识，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扭曲，这反映在党内包括一部分高级干部在内，出现了特殊化、走后门、以权谋私、损公利己等不正之风。广大群众对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不良现象意见很大。邓小平严肃指出：在目前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哪个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3]P358，368他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发扬艰苦创业作风，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经济犯罪活动和消极腐败现象日渐猖獗。邓小平对这方面出现的突出问题以及给党的先进性产生的巨大危害，先后两次比较集中地作了深刻论述。
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邓小平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不坚决刹住，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保证。因此，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1]P164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到腐败问题的高度来认识，但就是这样，小平同志还是把问题讲得非常尖锐。
第二次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1989年的政治风波，充分暴露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代表中央在组建新的领导集体时说：这次事件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在某些人来说是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干出实绩，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的，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因此，他强调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1]P314邓小平讲这个话的份量很重。就我所知，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除“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外，以这样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讲党的问题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957年5月，毛泽东看到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小学教师帮助党整风的意见后指出：“不整风党就毁了”，“这是天下第一大事”；并将写过上述批语的报纸转给包括邓小平、陈云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过细一看”。[4]P468再就是这一次，讲“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用语都几乎一样。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新的中央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交代。
（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提出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铭记着邓小平的嘱托，把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作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并围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条件下，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继续认真地进行实施。抓党的建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如小平同志上面所讲的，就是反腐败问题。10多年来，党中央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许多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变。同时，根据当今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根据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艰巨任务，根据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加强执政党建设实践经验，特别是拒腐防变经验的不断总结，逐渐形成和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五大以前，提出了强化执政意识，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思想。
——1989年12月，江泽民在中宣部等单位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加强党的领导，“要认真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5]P7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有了很大变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6]P39
——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的决定》，在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努力成为善于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的五项要求中曾强调，“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讲究领导艺术，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7]P971
——1994年11月，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贯彻落实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发表讲话，进一步强调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时指出：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坚强领导集体；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知识水平、领导水平，“特别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要提高长期在基层和地方工作的干部“从全局观察形势、处理问题的能力”。[7]P1083，1088
第二阶段，从十五大开始，已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思想（它包括反腐败斗争所要求的拒腐防变思想），随后不久使用了“执政能力”概念。
十五大报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经验，已提出了党要“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问题，认为这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基本内容。报告指出：“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在该年底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讲话就将这两个“不断”概括为执政党建设的两大课题。他说：十五大报告“要求全党按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认真解决好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这两大课题”。[8]P127
——1998年2月，江泽民在十五届二中全会讲话，又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问题。他说，国际上不可测的因素很多，发生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风险不足为怪。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自身是否具有足够的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开拓前进，不断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就一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能力，是全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要“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认识，提高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8]P208，303
——1999年1月，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讨班上讲话，强调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提出提高“执政能力是极重要的”。[5]P326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高级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讲话，强调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所肩负的新的任务、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课题，要求我们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广大党员和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5]P381
——2000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中，进一步将“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明确为“两大历史性课题”。[9]P1228这是关于这个问题较早的规范性表述。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开展反腐败斗争，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在加强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2001年9月，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又将围绕提高党的执政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作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从上述“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思想进一步升华而产生的。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的六项要求时，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且对“执政能力”的内涵初步概括为五个方面。这就是“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必须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10]P49-50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后，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根据胡锦涛讲话的精神进一步指出：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样，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成为十六大以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点。近两年来，对它的认识不断提高，越来越感到它的十分重要性。因此，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研讨党的作风建设，并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于2003年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召开四中全会，专题讨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并作出相应决定。
三个月前，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研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地鲜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对于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根据2004年12月8日作者在新华社新华音像中心的报告整理完成。）
标签：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执政能力论文; 甲申三百年祭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反腐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毛泽东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