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社会学论文,两种类型论文,之旅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性标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进程。“现代性状”的各个方面贯穿着两大最为突出的基本点，即价值性和人为性，它们分别构成了现代性的两大基本目标——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以及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的核心理念。在现实进程中，现代性的两大目标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与失谐，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压倒了并取代了人类自我解放的目的本身，对现代性发挥了支配性和主导性的力量，人类将理想未来建立在对自然的侵入、改造和控制的基础上。在这种陈旧而传统的理念支配下，现代性的每一步推进都伴随了人与自然的抗衡、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现代性基本目标的走势对于社会学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这一过程的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所面对的困境，构成了西方社会学的生成依据、中心论题，及其欧美地缘学术特征的来由。
随着现代性脱出原生地缘扩展到广阔的异邦，非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卷入使其步入了世界性和全球性的发展阶段。现代性的空间切分成三个世界，并形成了南北分野，现代性的过程分化出了两大社会体制和两种不同流向。现代性过程也驰入了一个批判性阶段。在这一历史性转折中， 社会学也脱出了地缘性的学术形态，获得了真正的世界性和全球性学术意涵。在几年前新旧世纪转折之时，新型现代性已经勃然跃起，展现了现代性与社会学世界之旅的新进程。
一、现代性的目标失衡与悖谬
现代性发轫于17世纪西方，标志着人类生活、社会关系结构、组织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类自觉地以自己作为“主体”来型塑社会历史的过程，这就决定了现代性的两大最为突出的基本点，即价值性和人为性，它们分别构成了“走向现代”的两大基本目标——实现人的自由与人类解放的趋向，和建构人为规划的宏伟社会工程，并通过这一历史性进程化为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性状”的方方面面。
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的价值性，是指贯穿于这一历史进程始终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现实过程的现代性价值诉求，启蒙思想家奠定了现代性的价值意义：张扬个性、倡导理性、寻求真与善，以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为目标，创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体现正义原则的理想社会， 它将是整个人类幸福的永久基业。几个世纪以来，这种价值诉求通过现代人的信念和追求得到了表达。事实上，“现代”一语本身就是价值性的，因为“现代”总是通过与“传统”的对照来获得界定的。
启蒙思想家确定的现代性的价值涵义一直为许多后世学者所继承。例如，现代就是对传统的不断反叛，此种意义上它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1]它也是一种持续地传统化和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的自我否定过程，从“简单现代性”到“反思性现代性”，[2][3]从“第一次现代性”到“第二次现代性”，[4]它对自身不断实行超越；“假的现代性”（即科学技术的现代性）行将终结，“真正的现代性”（即人类解放的现代性）将开始、一旦实现则永世长存。[5]可见，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现实过程，也就是一种关于“进步”和“解放”的意识形态，“走向现代”也即意味着一项“价值工程”。因此，自现代以来，个人自由和解放及平等、社会和谐与正义的实现程度，一直被视为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所以，在现代性的原发国，价值性及其基本意涵是其现代特征的基本标识。而后发国家曾经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国内战争、土地革命、民族独立、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当今仍在继续的社会进程——争取和增进人的自我权益、自主行动、发展机会、选择与参与、人权与民权，以及对于民生、民意、民情、民智、民力为本的意识的不断觉醒，都表明了人类解放和个人自由是现代性过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趋向。
现代性的人为性是另一个基本点。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现实过程，仅仅有进步和解放的价值取向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使这一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行动策略和方案。所谓现代性状中的人为性，是指现代性是一项巨型的人为规划工程及其实施过程， 可以称之为现代工程（ The Modern Project）。人为性表达了这样的理念：理想社会不是神赐的奇迹，也不是自然的馈赠，只能是一种人类自我创作、规划和实施的社会工程，它必须通过人类的自我奋争去赢得。所以人为性促成了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这一重要目标，促成了现代性的规划化和工程化，使现代性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具有了现实性，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项行动实践。
随着对这项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的自觉意识的提升，现代人对社会生活也越来越进行处心积虑地设计、规划和运筹，将现代性逐渐形成为一项广泛而深入社会性的实践，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运动——工业化、信息化、经济的市场化和快速增长、城市化、世俗化、 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提高、权力和权威法理化、组织模式科层化、现代民族国家崛起、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这其中的每一方面都意味着一组现代化指标，每一组现代化指标都意味着一系列自觉筹划和精心运作。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后发国家的转型社会过程——去殖民化、非农业化、乡村终结、体制变迁、价值观念转变、社会关系重构、社会行动方式转换、社会秩序调整和重新安排，社会结构重组和再结构化等等，使得现代化运动将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真正向全球扩散。
显然，从逻辑上说，现代性的两大基本目标作为相互推动、彼此促生的两个侧面，共同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一方面，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在于人的解放和人的主体化，使人从前现代的社会关系、秩序与结构的束缚下脱出，作为行动主体而普遍崛起， 促成了社会性的公共交往和人对于行动的普遍性共同参与，从而构建了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根基的现代社会关系、秩序和结构，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也因之体现为现实的社会工程。另一方面，人对现代性过程的自觉规划和人为工程的实施，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使一直伴随人类的生存压力在极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从而促进了人和社会的进步速率。而且，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和控制、对自我生活的规划、对社会前景的设计越具有自觉性和能动性，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也应当越能够充分得到展示。因此，现代工程对于现代性的理想价值的实现是极为重要的。
在现代性的这两大基本点中，价值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人类解放和个人自由、人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人与人的平等和社会正义，对于整个现代性过程来说，具有无可置疑的目的性意义。相对而言，人为性以及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仅仅是手段和工具， 必须服从服务于现代性的价值性目标。作为手段和工具的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是具有可选择性的，人类应当是根据达到根本的价值目标的必要性，来选择这种手段和工具的。
然而，在现实进程中，现代性的两大目标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失谐。人类对人为规划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自我解放的追求，社会工程的实施压倒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至于“人为性”对于现代性似乎更具有根本性，进而取代了人类自我解放的目的本身， 对现代性发挥了支配性和主导性的力量。现代性目标的失衡失谐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人和社会的自然禀赋被列入了消解的过程，甚至自然界也逐渐变为社会的复制品，“成为一个社会计划，一个有待重建、有待塑形和转变的乌托邦”；[4]（P35）资本、权力与科学技术的联盟，使资本化、资源化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的普遍趋势；它使人类的种种潜在渴求被空前释放，人对物质的欲望超过了并往往摆脱了生存的需要，这意味着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资源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困境、利益集团的冲突和社会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文明间的对抗和冲突难解难分，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离人类自身的解放也日趋遥远。
在上述过程中，现代性的价值目标本身也发生了蜕变。在早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人为规划的宏大社会工程一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看， 当保留着浓厚原始形态的自由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理论占据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之时，这种“有关进步和进化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使得西方社会充满希望的思想如此脆弱”，“在1914年至1945年之间，欧洲对人和知识传统都不感兴趣”，[6]（P17—18,14）使欧洲文明不可避免地深陷危机。自由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所崇信的自发和任意的自我调节机制， 否认集体和社会对于人实现其自由、现实权益和价值追求的前提性和条件性，忽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准则及社会有序状态的重要意义。所以，这种简单化的自由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与高度复杂精致的人为社会工程格格不入的。其主导意识形态的结果是，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在20世纪上半期遭致了重创，西方世界经历了连续几十年的尖锐冲突、动荡和无序。应当说，在经历了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现代性的人为性特征更加趋强。
现代性的两大目标失去了平衡与和谐，根本目标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意义，蜕变为一个“遥远的叙事”。因此，人类在走向现代、面向未来的过程中一直拖拽着难以排遣的“怀旧”和“乡愁”。人的故园——自然——被永久摧毁了，人失去了皈依，飘泊流离、无家可归。 而社会——人的生存共同体——也已人工化，对于人来说，是一个不断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异己的存在。这种“无根”的感受不能不使“此在”成了问题。从实质上说，社会学意义上的“怀旧”和“乡愁”不仅仅是来自现代性的一种心理体验，它反映了与现代性的宏伟抱负相悖谬的现实：一面是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另一面却是这种繁荣和进步所制造的贫困、边缘人群、难民和移民潮。因此，“怀旧”和“乡愁”也意味着社会学自身的一种浪漫主义的、锐利的批判眼光。[2]
二、文明的预设与现代性的冲突
齐美尔认为，现代性的戏剧性来自于“文化的悲剧”。[7]这是因为文明的预先设定作为深层理念，往往是行动及其历史的源头。事实上，现代性使与自然对抗的文明预设发挥到了极致。由人与自然的鸿沟造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定势，导致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裂痕，使得西方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不可化解的矛盾。
文明的预设 文化是人类的适应和生存方式，文明的价值取向预示了社会的指向和前景。在当代，文明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文明主导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构，被视为世界秩序的基础（亨廷顿）。文化价值取向影响了国家利益的界定， 文明的认同和差异渗入了国家间的互动模式——结合、分裂或冲突。这再次表明，“文明”是观察和分析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范式。对于现代性的观察和分析当然也不例外。
迪尔凯姆认为，如果像“几乎所有思想家假设的那样，自然的终点是个体”，那么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逻辑结果是“超越个体的所有事物是人为的”。[8]（P61）由于惟有社会才具有超越个体的性质，这也就是说，社会是人为的实体。而这种人为性不仅是非自然的， 也是超越自然和反自然的。考察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和理论，可以看到深藏其中的一股西方文明的暗流——与自然抗衡的意念。这种意念形成了关于个人和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眼光：人和社会的自然性意味着缺憾，是导致罪恶和堕落的根源。所以，人的社会性是通过对自我的“原罪”，即自然本能的节律和剥离来造就的；社会则是人为性的实体和过程，它对抗拒自然性的个人行动进行督导和监控，并对生活方式、关系结构、组织模式等进行自觉设计和选择，使个人的净化和社会的人为化不断得到提升。
在这种文明的幽暗意识主导下，与自然的对抗构成了旷日持久的精神形式和文明运动，文明化被视为“奥德赛”式的苦旅，是从“凡俗”走向“神圣”的必经之途；苦行和磨难既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其价值所在。正像迪尔凯姆所认为的：“凡俗环境和神圣环境之间不仅有区别， 而且是相互隔绝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只有克制自己的本性，反向而行，才能把自己提升到更加非凡的境界”，痛苦是跨越两者的鸿沟、提升自我的一种“标志”。[9]（P414,410—411）在他看来，苦行和磨难是文化的普遍性，并为一切社会生活所固有。凡俗与神圣分别隐喻了自然性与社会性，是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的一种象征表达。实际上，在孔德、韦伯、弗洛伊德、埃利亚斯、福柯等社会学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关于文明的类似见解。由于人将自己的文化视为抗拒自然和迈向人为化的过程，因而使文化完全站到自然的对立面，成为社会与自然之间鸿沟的标示。也正是由于人和社会及其文化源于自然、并且始终在于自然之中，却要摆脱、对抗甚至凌驾于自然之上，所以人类必须向自然缴纳高昂代价，这是文明化过程的一切苦行和磨难的根源所在。
西方现代性的冲突 也许对自然的敌意和恐惧并非为西方文化所独有，然而，惟有在西方现代性过程中，“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之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文明的幽暗意识是西方现代性之中沉淀的意义取向。但是， 真正从理论的层面对这种文明意识进行阐释和论证，从而使之成为现代性的深层隐义和思想基础的，则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一方面，启蒙运动提出了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理想，宣扬社会进步的宏伟叙事，探求真知和普遍性的原理，批判邪恶、消除愚昧、与陈腐观念断然决裂，推动了社会的精神、知识和文化活动的世俗化，促使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模式、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变迁，这些预示了人类走向现代的开始。同时，这个时代的思想家确信人类具有自然万物之灵的优越地位，完美的社会不是由自然给定的，而是人的自我设计和奋争的结果。坚信人类要摆脱自然规定的轨迹，由自己来谱写新的“创世纪”，这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支点。启蒙时代所确定的基本理念和思想，对西方现代性的未来路向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社会与自然的对抗是启蒙思想家为现代性提供的一个奠基性思想。例如，霍布斯把事物分为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种类型，“一方面是自然，另一方面是人”。人既有自然欲望也有理性，这分别构成了自然国家与人为国家的不同基础。如果每个人都放纵自己的自然欲望， 势必导致每一个人针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但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国家作为人类自然欲望的征服者，使社会生活具有了秩序。[10]（P1—35）这样，霍布斯划出了社会生活与自然状态的截然区分。再如，卢梭关于结束自然蒙昧、开启社会文明的“聪明人”谎言的想象，不仅认为文明的即人为的，而且认为社会状态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是对自然否定的结果。迪尔凯姆对卢梭的思想作了如此阐发：尽管自然作为外部状态可以引发人类对社会的需要，但社会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每个社会都是人为的实体，因为人对社会没有自然的需要，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有组织的机体，因为在自然中没有社会体存在。”而且，正如社会一样，政治体甚至家庭都是人为的、理性的产物。迪尔凯姆还这样阐释：“自然和社会不可能通过外在的并置调和起来。自然必须得到重新塑造。如果人要在他自身所创造的环境中生存，他就必须完全改变自己。”后来我们知道，现代性过程怎样“重新塑造”了自然、怎样“完全改变”了人自己。正是在这里，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基本方法原则获得了启发：“解释社会的起源就是发现那些与自然状态相冲突的因素”。[8]（P77、85、70）迪尔凯姆的这一观点之中还包含了另类涵义，即社会与自然是不同的两极性实体。
社会与自然的对抗关系，涉及到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界分。传统时代的社会是无为而成和自在运行的过程，并不是人类自觉策划的工程结果。所以关于社会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人为规划的主张，揭示了现代社会独有的本质特征。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现代社会的秩序、规范、制度、组织和个人的角色化等等，已经不能从自然界、人的本能和直接需要中找到来源，因为它们是人为规划造成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现代性的规划从理念到行动的逆自然性甚至反自然性，使征服、改变和控制自然成为这一过程的基础，并且贯穿在一切现实目标之中。因此，现代性结束了人和社会的自在运行的过程，在社会与自然之间划下了永久的鸿沟。而另一方面现代性导致了自然的人化或社会化结果，已经在传统意义的自然之上永远划上了句号。所以有人说，自然几乎已经被毁灭了（吉登斯），社会是忘却自然的方式（莫斯科维奇）。
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是社会与自然的对抗关系的一个逻辑推延，这是启蒙学者为现代性提供的另一个奠基性思想。在他们看来，个人具有自然的本性，是自足的；社会则是非自然的、人为实体，所以社会是与人性不相符合的对立物。 迪尔凯姆对卢梭的思想作了如下阐述：即使人对他的同类来说不是（像霍布斯所描绘的）一匹狼，但他也未必与他人永久结合起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社会从逻辑上说并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人的原初构造没有强迫它进入社会生活，其原因存在于人类本性之外，是意外而成的。”按照卢梭本人的说法，人构成社会的原因是偶然的；个体可能引发的邪恶使社会成为了必要。[8]（P67、74、73）根据这样的看法，人最初不仅是非社会性的（unsocial），而且是反社会性的（asocial）。迪尔凯姆还这样评价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的科学其实是社会科学。他所要处理的现象是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体的心理。”因为他不是从人的“本性”，而是从社会有机体的“本性”中推出了法律，论证了法律“来源于社会的本性，而不是人的本性”。[8]（P15、19、18）这种观点力图表明，人性与社会性不是一种连续体，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有机体的秩序是不相符合的。应当看到，上述阐释也表达了迪尔凯姆本人的倾向性。在他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持久冲突的分析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确，“社会往往粗暴地对待个体，……社会必然会要求人们做出永久的牺牲，并不断对我们的自然欲望施加暴虐，……如果我们要去完成我们的社会职责，我们就要经常准备着残暴地对待我们的本能，并在必要的时候克服我们的本性堕落。所以，苦行主义是一切社会生活所内在固有的，……它是一切人类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9]（P412）可以看出，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社会秩序外在于人的本性，并对个人发生强制性的方法论原则，是与他对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关系的基本理解联系在一起的。
以这种问题性为基本视角，社会学对现代性进行了犀利无情的批评：人对人是狼（霍布斯），社会要求人们的永久牺牲并不断对人施加暴虐（迪尔凯姆），文明以对人的自我的持久压抑为代价（弗洛伊德），现代人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市民（舍勒），传统时代的惩罚对象是人的肉体，现代惩罚制度体系的对象是罪行之外的东西——人的灵魂（福柯），社会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罪恶（莫斯科维奇），“文明播种了反对自己的种子，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造成永恒的（潜在或公开的）冲突”（鲍曼），现代性无论在何时出现，总是伴随着信仰的破灭（利奥塔）……。显然，有关现代问题的这类思考主要是与现代性的弊端和不合理性相联系的，并由此形成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是现代性之检讨意义上的现代社会问题性的讨论。
这些观点不是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空泛议论，它们揭示了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传统的社会纽带断裂、旧的制度规范瓦解，人获得了自由，欲望的激发和力量的释放，人的生存氛围和社会的历史指向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 特别是西方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的非人性过程，革命引发的社会暴力、制度和规范的激烈转型，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模式的迅速变迁，巧取豪夺、掠夺奴役、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成为普遍的现象，个人和社会都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两者的对立和冲突呈现出尖锐的性质，使霍布斯当年关于社会秩序的思考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论题。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看，曾出现过不同的解决方案——契约关系、民主制度、立法、三权分立等等。但从其现实效果来说，何谓“正义”始终是一个难以产生共识的疑问。而且，新的社会统治结构和规范制度的确立，以及社会权力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仍然是强者垄断了权力，弱者承受了义务；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并行，富裕与匮乏同在。这说明，只要现代性以旧的方式持续下去，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就依然是一个困惑难解的社会事实。
总之，所谓人由自然性和本能向社会性和理性的转变，人类共同体由自在实体变为人为实体的思想，是对现代性的种种裂变的象征性刻画；人的邪恶和堕落、法律和社会秩序的产生和必要性，是对人和社会在现代性过程中遭遇的冲击和变迁的一种描述；至于文化苦行、战争状态、 社会暴虐和个人牺牲、社会职责的强制性等等，则是现代性的内在根本冲突——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的一系列学术表达。并且，以自然与社会的断裂、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为根源，对于现代性的裂变、变迁和内在冲突过程的抽象化，进一步推演出了一套观念上的二元化界分。例如，自然与人文、肉体与心智，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以及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等。这类二元化概念从不同的方面折射出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深刻矛盾，它们表征了西方现代性的总体特征，也揭示了这一过程的根本冲突和难以化解的困境。所以，西方现代性的发展，使启蒙学者的最初构想——缔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完美和谐的社会，奠定人类福祉的永久基业——完全失去了合理性。
三、西方现代性的脱出与分裂
17至19世纪，是西方现代性的迅速发展时期。在此过程中，社会与自然的对抗、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激起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落入了资本掌控的科学技术，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使攫取资源的社会欲望更加欲壑难填。凭借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力量， 资本建起了自己的二重世界——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财富、丰裕和繁华盛况空前，贫困、匮乏和危机的阴影也紧随其后。赢得了渴望已久的结果——终结了自然的荒野文化，却面对着人为的文明荒野，人类改变和控制自然的运动变成了自毁家园的过程。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现代工程的推进器，通过对个人和社会的行动过程的行政和暴力监控，将各个自然形态的社会（部落、种族、社区等）组织为领土型和全民型的生存共同体。这个硕大无朋的利维坦用各种方式确保个人的可整合性，以便促使行动与社会规范和秩序体系的协调，为现代性的人为工程提供保障。这一点构成了权力制度、政治体系和法律设置的核心，是进行资源配置、利益调整（诸如市场调节、贸易政策、金融秩序、财产关系、社会福利和保障等）的实质性目标。知识与资本、财富与权力的联盟，意味着现代性过程的巨大牺牲和代价：奴隶制、贫困、压迫、战争、集中营、核武器、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等等。“现代性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就是自相残杀的战争、毁灭性的‘发展’、残酷的文明，以及在过去无法想象的暴力”。[11]（P51）西方现代性的毁灭力量完全显露了出来。正因如此，我们把这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12]
现代性的脱出与分裂 资本攫取剩余的本能冲动和对未来的永恒饥饿感，促成了建立一个世界市场的需要，为西方现代性的扩张提供了持久动源。随着洗劫世界的殖民化运动，资本积累跨出了欧洲经济世界，国际经济体系（international economy system）扩展为世界经济体系（ world economy system），老牌的民族国家为支配世界而相互征伐，国际政治关系也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协约确定的欧洲国家关系的范畴——现代性脱出了欧美地缘，进入了非欧美国家和地区。此间，资本始终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复制西方现代性， 以便使辽阔的“异邦”变为资本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第三世界成为了殖民化制造的一个对立物，它以不可消除的异己性和排斥性对资本的模式化进行阻碍和抗拒，这决定了殖民化是一个强制设计和暴力征服的过程。现代性的脱出是旧式现代性内在冲突的延伸，其破坏性实质也更为深刻而广泛地表现了出来。
非欧美世界的卷入使旧式现代性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本土社会具体现实。在新的地缘空间和社会人文条件下，西方模式的狭隘地缘文化理念和内涵受到摒弃，其原有特征和形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现代性具有了繁复多样、异彩纷呈的非西方本土特点的同时， 也获得了不同的路向和广阔的前景，真正开始了由欧美走向世界的过程。第三世界的形成和壮大则成为这一过程的重要标志。二战以后，在非殖民化、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运动的打击下，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非西方社会得到复兴，进入了发展的准备阶段。上世纪50至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了经济“起飞”、高速增长和繁荣时期。在此期间，第三世界的政治阵营也发展成型，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石油输出国组织、77国集团、南北对峙等等，显示了第三世界对于全球政治的影响力。在此情势下，非殖民化和结束不发达状态成为了国际斗争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保罗·肯尼迪），欧洲问题退出了联合国议程的中心。这也是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在国际事务的现行秩序、不平等国际分工和交换，以及南北两极化、经济增长战略、国家和政府的作用等等问题上，第三世界表达了强烈反西方立场。所有这些构成了蔚为壮观的现代性本土化趋势。而且，由于与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汇聚，从东亚和东南亚、阿拉伯到非洲诸国，以及南亚的印度、拉美的古巴等等，第三世界成为社会主义的“万花筒”和实验室。无论这些形式不同的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共识、结果怎样，它们都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愿望，即拒绝西方旧式现代性的复制，重构现代性的文化价值理念以及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现代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结构、组织模式进行再设计和再选择，以寻求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新途径，这使现代性本土化具有了更深的意涵。正是由于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联，使我们不能仅仅从与西方的对抗、而是从现代性的新过程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本土化。这一过程孕育了与旧式现代性不同的新型现代性，从而使现代性的分裂具有了深远的历史意义。
现代性批判的兴起 旧式现代性使20世纪成为“战争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代社会又深陷于地区性战争、种族灭绝和文明间的战争，以及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和社会暴力。20世纪也是“风险世纪”。从个人的职业活动和日常生活，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 人为工程使现代社会形成了全面性的风险化过程。对于风险的诊断、预防和控制，必须被纳入到个人选择和行动、公共决策和管理的过程。不确定性和意外后果意味着生活中出现的大量负面效应已经具有了“资源”意义，迫使社会以全新的管理方式甚至配置机制来应对这类风险性“资源”。20世纪还是“绿色惩罚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中，生态退化和环境衰竭使所有的国家、民族、阶级和阶层无一例外地感受到自我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绿色的威胁。生态环境问题从边缘话题迅速变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浅绿”、“深绿”、“软绿”、“硬绿”、“弱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等等，不同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实际策略和建议应运而生。20世纪因此也成为了“新社会运动的世纪”，绿党、环保主义、和平反战组织和各种边缘群体等等，写下了社会运动的历史新章。
这一时期，西方学界和思想领域的批判思潮再度兴起，极大地动摇了现代性的基本信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强烈冲击首先是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如被誉为“启蒙思想的坚强捍卫者”的哈贝马斯，把现代理解为对传统规范的反叛，认为现代性产生的规范和自我传统， 与新的现代性过程发生冲突；并认为现代性工程是要实现一种充分理性的社会，人类距此目标还任重道远，因而现代性是“未竟事业”，它的终结仍然遥远。吉登斯肯定了现代性的毁灭性力量，认为设计上的失误、操作者的失败、意外后果等等，使人类还不能完全控制这种力量。但他也认为现代性是不断地“去传统化”和超越自身，这一过程的真实性在相当程度上仍然隐而不露，有待人们去理解和研究。沃勒斯坦将现代性区分为“技术的现代性”和“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两种类型，认为前者是背离了人类自我解放目标的“假现代性”。他认为人们失去的是对现代性旧战略的信心，并未失去实现解放的意愿，因而“真正的现代性”必将重新开始。[1]
其二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他们认为现代性及其理论作为失败的宏大叙事已经终结，这些叙事的构成部件——伟大的主人翁、巨大的危险、美妙的航程和宏伟的目标——已经丧失了功能（利奥塔）。这也是一切宏大叙事（无论是思辨型还是解放型）的终结。 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导致了严重的悲观主义倾向，关于历史的方向性、进步性和可理解性的信念遭到了质疑和摒弃。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是通过讲述宏大叙事的衰落叙事，来否定现行社会秩序、权力和权威制度、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合法性。[13][14]
其三是全球主义者的批判。他们认为，现代时代（Modern Age）已成往事，全球性（globality）已经取代了现代性（modernity），作为现代性工程的代理人——民族国家及其权力，正在被销蚀和超越（阿尔布劳）；国家与主权之间的关系趋于瓦解，“国家更像一个斗争的载体，而不是一个主权的载体”（凯米莱里、福尔克），甚至对所谓“帝国的权威模式”——没有政府统治的、超国家的全球秩序——进行论证，并称这种秩序是一种正义和权利，是进行法律定义、推出“单一的超国家政府力量”的根源和依据（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主义的批判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认为，现代性批判的关键在于，如果不是从根本上对旧式现代性的文明深层预设、内在冲突、基本指向做出彻底的清算，并寻求真正的变革之路，批判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就值得怀疑。 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性批判作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现代性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现实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过程也一再说明了，复制西方模式的荒谬性。在众多源远流长和底蕴深厚的文明过程、丰富多姿和形态各异的文化样式之中，西方的文明幽暗意识及其文化过程显现出了自身的特殊性，失去了想象中的普世主义光环。因此，发展中国家希望避免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及其带来的自然与人和社会的巨大代价。同时，这些国家的本土经验事实的具体性，也要求现代性必须以新形式来进行。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性新探索是对西方现代性最深刻的批判。
这种批判一方面促成了学理上的创新。发展中国家学者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其殖民统治理论基础的实质，这直接导致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的诞生。此外，殖民化理论、依附理论解释了不发达现象的历史和现实成因， 进一步论证了现行国际劳动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不合理性和不平等性，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南北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不仅促成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影响力的衰退，而且为“世界体系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另一方面，这种批判也推动了实践中的新探索。可以说，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卷入，现代性就只是西方模式的普遍化过程，而不能成为汇入到不同文明之中的全球化过程。发展中国家对旧式现代性的文明预设、内在冲突和高昂代价的质疑，使现代性在实践中发生了一场“本土化革命”。从土地改革、工业化本土战略、促进经济增长、城市化、农业革命、乡村终结，直到赶超西方、跨入现代门槛，现代性的每一步骤都必须对已有的西方模式进行修正或摒弃，以便对本土社会的具体性做出有效回应。这些探索汇入了现代性之全球化——多种文明相互作用、各个民族参与共享过程，也确定了这一过程的二重性质——全球性的地方化和地方性的全球化。
总之，现代性形成了两大流向：西方旧式现代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现代性。前者是带着欧美地缘文化的理念和心态征服世界、拥有全球；后者则以本土化策略、推进现代性，使本土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拥抱全球。本土化与全球化相互激荡和推涌，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过程。我们可以如此概括现代性脱出和分裂的里程：三个世界、南北分野，两种社会体制、两种发展流向。第三世界的历史地位，将永驻现代性史册。
四、旧式现代性与西方社会学的两大谱系
旧式现代性的文明理念、内在冲突和巨大的矛盾性，使诞生于这一过程的西方社会学落入了分裂的命运，形成了从孔德起始的改良维护型社会学，和马克思创立的革命批判型社会学。这两大谱系对于理解社会学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框架性的意义。
现代性的社会学预设与表达 西方现代性过程始终贯穿了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超越自然、走向现代也是个人化和社会分化的过程，个人追求自主权益和行动，社会则需要分工协作和公共秩序；个人化也造成了个人间的沟通障碍，社会也因此更要求形成共识和整合。 随着现代性的推进，个人与社会的理性化都在不断发展，个人权益追求与社会权力规范的不一致性和裂痕也日益突出。所以，一种能够对现代性的问题和困境进行思考和回答的社会知识体系，也就成为了必要。因此吉登斯认为：“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2]（P14、38）
理解现代性的关键在于理解它的核心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西方社会学对于现代性探索之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从不同的侧面给予解释，理论和方法上的分歧、论战也就在所难免。而且， 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往往使这类设问和解释迅速变得陈旧，因而学派创立和相互竞争也就持续不绝，理论和方法不断得到创新和推进，社会学也因此而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动力和勃勃生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发生和积累起了社会学的一套经典性范式和表达：自由与秩序、情感与理性、生活世界与系统、自主与规范、权益与权力、行动与结构、习俗与契约，以及特殊性与普适性、或然性与规律性、非预期性与因果性。这就是社会学中所谓二元论和二元范式的主要来由。不仅如此，在社会学研究中，由于社会事实的具体性和多变性，前面所述的一组二元概念也是研究者所经常运用的基本范式。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密切关联的二元范式，构成了西方社会学对现代性的基本思考方式和解释方式。
现代性困境的社会学思考 沃勒斯坦指出：“在欧洲支配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时刻，社会科学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社会科学既然是这个熔炉里面形成的，它在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反映了这个熔炉的局限，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5]（P183）西方社会学也具有社会科学的这一总体特征，它是旧式现代性内在冲突和困境的一种知识和学术的表现形式。旧式现代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冲突过程，将新与旧、开放与僵滞、创造与毁灭两面性扭合为一体。既给了人类理想与企盼，也使生活充满迷惘与失望。迈出了自然的丛林却丧失了自由，解除了生存的压力也失去了宁静的家园，物质富裕的后面跟随着资源匮乏的阴影，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成了疑问，文明与掠夺、科学与暴力、理性与紊乱、财富与贫困，始终如影随形。人类的欲望犹如打翻的魔瓶，已是覆水难收。所以，从始创之日起，旧式现代性带来的困惑，一直贯穿在西方社会学的基本内容之中；它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了西方社会学两大谱系分裂的现实源头。
在早期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社会问题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如何把刚刚兴起、人口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合并到民族国家之中来”（阿尔布劳），对“理性王国”存亡提出了挑战。两大阶级的冲突以最尖锐的形式， 显示了现代性带来的一个具有总体性的问题，即社会秩序的问题。这个问题提供了社会学研究得以展开的一个“轨道”（亚历山大），从社会整体系统和个人行动的双重方面，使一系列重要的经验性社会事实，都被揽入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域。从更根本、更具概括性的视角来看，这也就是社会运行和发展问题。在当时“这种种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障碍和不协调，以极其鲜明的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如回答能，则有一个如何达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如回答不能，则又有一个如何解决、出路何在的问题。”[16]西方社会学的两大谱系——改良维护型社会学和革命批判型社会学——也由此导源，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各自做出了不同回答”。[17]（P5）
改良维护型社会学 其保守主义、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代表了西方社会学中的正统和主流学术倾向。其理论的直接预设前提是：旧式现代性过程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制度是合理的，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消除病态和失范现象，实现社会和谐和均衡发展。由此出发， 孔德系社会学对旧式现代性的进步意义给予了肯定，认为这一过程代表了社会的进步趋向，表现了人类进化的必然趋势，指示了历史发展的最高点和理想结局。在这一进程中，代价和付出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和命定的（孔德、韦伯等），而且也是必要的和具有价值意义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正义的、合理的。这一基点所确定的理论价值取向，决定了西方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目标，即致力于现行社会的秩序性——整合、和谐与均衡发展——的研究。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真正的科学就是要确立理性秩序，这是一切秩序的基础。可以说，整个西方社会学正是循着这条基本“轨道”展开的。但是，在如何才能确保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问题上，“孔德谱系”发生了重大的分歧。
根据整体主义的研究视角，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种整体系统，任何还原论的方法都不能提供对社会及其现象的理解。所以，社会学的独特论题是作为整体和系统的社会，这就确定了“优先分析社会整体的重要性”。孔德、迪尔凯姆、结构功能主义、 社会冲突论等社会学家和学派从这一基本的研究原则出发，对社会的宏观结构与过程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如整合个人、消除个人主义自由放任负面影响、形成社会合作的重要意义；社会中各个不同组成形式——初级群体、次级群体和正式组织所具有的中介作用，这涉及到社会中集体性的单位行动过程及其结构关系，这类行动对社会秩序的重要影响；国家应当以何种方式将个人吸引到社会共同体中；文化价值观作为普遍性的抽象符号系统，所具有的中介性和共享性，对于形成“集体良知”即社会共识的重要作用。如果系统中缺少上述机制，便会发生社会冲突和“病态”，所以，认识现代社会的结构问题及其对于道德危机的根源性，等等。这些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基本内容：人的社会化、社会互动、基本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规范和设置、社会变迁，以及社会问题、失范、越轨、冲突和社会控制，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和保障等。
反之，按照个体主义的研究视角，社会是人的行动的产物，社会的结构和过程、规范和秩序是个人的交往互动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根据这一预设，行动是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基础，社会结构和秩序是通过人的交往表现出来的，社会过程可以由个人间的交往行动得到解释， “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制度、组织和社会总可以毫无保留地分析为个人的行为”（霍曼斯）。所以，社会学研究应当是个人行为层面的，在个人的互动世界中可以更深入、更准确地解释情景如何被定义、规范如何产生、行动如何受到控制。因此，通过对个人及其行为的研究可以了解和把握社会事实及其规律性。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社会学等学派，正是根据这一理路展开社会学研究的，它们着重对社会的微观结构及其过程进行了探索，如行动主体的主观意图、主体对行动的意义赋予；人的心理、自我如何构成了社会事实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及其现象如何在人们之间的互动中构成；人作为行动主体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们的行动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所发挥的作用；行动主体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怎样通过符号和象征性的方式，制定规则以便对行动加以组织，产生出一系列各种意义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成了社会性的集合体；并且，人们通过日常的行动怎样使社会结构和过程发生不断的重建，等等。这些研究形成了社会行动及其结构关系、过程，交往的形式、互动规则、共同定义、价值观，以及个人、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制度、规范、秩序等宏观结构过程的关系，等等。
此外，方法论分歧也是“孔德谱系”内部另一个重大分歧，导致了自然科学型社会学与社会科学型社会学两大传统之间的“伟大的Methodenstreit（方法论斗争）”（沃勒斯坦）。孔德谱系社会学中的这类分歧，对整个西方社会学形成了深远影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是一部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歧见和论战的历史。
革命批判型社会学 其对旧式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采取的强烈批判立场和革命态度，与孔德系社会学形成了根本的原则性分歧。它的理论基本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由于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社会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决定了这一社会整体上的不可避免的恶性发展趋势，因而不能达到社会良性和协调发展。立足于这个基点，马克思的思考涉及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学理论问题。
关于异化社会的思想。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劳动失去了其“本真”性，即作为自然的、一般的、永恒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性质，成为了生存的手段，一种被迫的、纯粹受生物需要支配的个体活动。这样，“本真劳动”变为了“雇佣劳动”，这种活动为他人购买，不属于劳动者自己，是一种异己的外在的活动。当劳动被剥夺了原有的意义，人的活动也丧失意义，并失去了尊严。所以，在异化劳动中，资本具有了生命，人却丧失了自我，成为物化的存在——具有劳动力价值的生物个体，他屈从于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价值的支配，是“奴隶般的工具”。
关于社会秩序讨论。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意味着劳动的分裂和人的本质的分裂，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下，人的社会性被否定，人性的丰富内涵被腐蚀、被剥夺，这样的社会制度是非人道的，其现行秩序是极不合理的、必须否定的。因此，马克思认为， 必须改变劳动的异化状态、恢复劳动的本真含义，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向非异化的自我状态回归。同时这个过程是由整个人类解放的道路来实现的。
关于社会变迁。上述思想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理论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社会冲突、阶级对抗，以及社会的生产和经济因素的发展，导致政治上层建筑，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领域等等一系列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从而形成总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同时， 马克思的社会变迁理论也阐明了历史的辩证法。他指出了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分裂的深刻性，异化社会对主体行动的制约的持久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并不是某一类人的特殊使命，它是世界性的远景过程，也是人和社会应当追求的道德境界与理想状态。
社会学元理论意义。马克思对有关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理论与实践、客观行动与主观思维、自由与秩序、解放与制约的关系，及其在实践过程中相互转换的辩证分析，直接涉及了社会学元理论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论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社会变迁过程——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存在的根本矛盾和冲突，及其导致的社会失范、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通过社会变革产生新的社会制度和秩序规范，从而达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本身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活动过程。这一思想阐释了人是以自己的行动不断创造自身和社会的能动主体，人具有对其历史进行创造和型塑的巨大力量。固然人对其历史的创造力和型塑力的实现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然而正是由于人在历史的制约下能够对历史进行重新创造和型塑，才真正体现了人作为行动主体的真正意义。“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P56）“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19]（P121）以及历史创造了人，人创造了历史；环境创造了人，人创造了环境[16]（P244）等等，这些论述和思想阐述了人与社会这两大二元主体之间的同生共在、互生互构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作为西方古典社会学“三圣”之一，他的思想传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谱系：社会批判理论，殖民主义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在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使马克思谱系社会学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 福山曾这样评论：“如果不是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也许在20世纪会消失得更快”。[20]（P111）不管这种评论本身是否符合事实，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贡献。实际上，殖民主义理论、帝国主义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都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新型现代性与社会学的新时代
全球时代的现代性处境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迅速席卷了西方和东方。世界地缘政治出现了重大调整，“从60年代的三个世界”走向所谓“90年代的6个以上的世界”（塞缪尔·亨廷顿）——地方性文化的价值意义的显露，使西方的优越地位受到震撼，西方文明创造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争论也趋于弱化，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明间的冲突逐渐升温——所有这些都表示着全球时代的真正到来。面对时代的巨变，现代性的西方和非西方的两大流向都遭遇了新问题，在西方、第三世界和中国，当代现代性进入了反思和重新探索时期。
超越或解决旧式现代性困境成为牵动西方学界的一个主要论题。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视为一项失败的工程，它的结果——战争、环境、资源、核威胁、人口膨胀等，完全摧毁了历史进步的信念。全球主义者用全球化取代了现代性，宣告“现代时代行将就木， 全球时代已然开始”（阿尔布劳），认为民族国家及其社会的寿终正寝，对全球市民社会（凯米莱里、福尔克），世界国家、全球国家（阿尔布劳），全球社会、全球公民（科恩、肯尼迪），甚至全球帝国（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进行了种种设想。
现代性的捍卫者不得不为之进行一场保卫战。哈贝马斯主张公正地对待现代性的双重遗产，认为关键在于阐明沟通过程，使人们在互动和交往中产生理解、意义和形成共识，接受解放的方案，以便继续推进“未竟的事业”。吉登斯指出，全球化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其基本后果之一；风险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被专家系统所制造、设计出来的“不确定性”，并往往被政治化了，这些都使当代现代性呈现出复杂的反思性；除了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重建，我们别无选择。他主张，现代性工程并没有枯竭，而是已经复苏和扩散，我们正在被重新教化。为此，他倡导“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路线，并提出了修复社会团结，建设生活政治、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采取积极福利政策等等策略。贝克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第二波，或“理性化的理性化”、“现代化的现代化”，它创造性地毁灭了工业社会的胜利成果，这一时代的副作用造成了知识的冲突，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政治家和专家等做出决定，所以他也将当代现代性称为“第二次启蒙”。然而，这些学者对现代性的探索和重建观点深受质疑，如哈贝马斯被认为“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和‘通过哪些程序’来恢复沟通行动”，而且，在人类互动和社会关系的实际需要方面“持有相当浪漫的观点”（特纳）。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则被怀疑具有浓厚的“新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遭到了广泛而激烈的批判。贝克本人也表露出探索中的困惑：“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崩溃的文明中。……它是这样一种经验：自我损害的世界已走向崩溃，而人们无法从中挣脱出来”。[4]（P127）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西方旧式现代性的深刻危机和寻求出路的艰难过程。
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新探索也转入了低潮。自20世纪80年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败、社会动荡的打击，致使南北差距迅速扩大、内部的相互竞争加剧、自身营垒出现分化。80年代末，世界政治风云突变， 第三世界国家在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平衡和缓冲的战略意义已不复存在，致使总体上的发展进一步遭受了严重挫折。与此同时，迅猛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导致了第三世界前所未有的分化，一些发展中国家跨入了现代化门槛，成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丧失了发展机遇，变成了对全球主导性经济力量“没有价值的边缘地区”。在政治上，9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遇到了西方民主和人权理论的极大压力，大大削弱了国家和政府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维护能力。从社会状况来看，许多国家的不平等和极度贫穷现象加剧，并陷入了宗教对立、种族灭绝、边界冲突、恐怖和暴力、社会动乱和分裂，甚至影响到了全球社会生活。因此，西方舆论界断言“第三世界”已经“死灭”。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意味着继续生存已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
随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于发展的逆境，第三世界昔日的生机和辉煌已经消沉，非西方现代性的空前盛况也风光不再。这种现实情势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非西方的现代性探索是否还具有意义？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又如何在实践中成为可能？
中国的新型现代性探索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第三世界的逆境说明对于现代性的重新探索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而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性，至少有以下含义：其一，这种现代性应当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优点和弊端的扬弃；其二，这种现代性的文明预设、人为工程在制定和设计上， 应当促进现代性内在冲突（即社会与自然的对抗、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的化解；其三，这种现代性的实践应当使上述方面具体化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因此中国的现代性注定是一路艰辛。
中国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性传统的背离。随着西方势力入侵，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被卷入了现代性的进程。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本土社会现实的撞击，在中国引起了本土化与西化、问题与主义等论题的激烈论战。 中国根据自己的具体社会现实对现代性做出了与西方不同的选择，可以说是这场争论的重要结果。这个选择在后来变为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潮流。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进入了自我特色的初创阶段，其间发生了对苏联现代性模式影响的清理和消除，对西方现代性的优点和弊端的识别和扬弃。经历了这个充满失败和成功、教训和经验的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大潮之中，对现代性的重新探索再度蓬勃兴起，中国现代性的自我特色基本成形并快速成长。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结构性变迁接踵而来，古老的中国初显了现代社会的型貌。中国现代性在实践中真正超越了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局限，成为中国再度崛起和步入辉煌的历史性标志。
总结中国现代性过程百余年的曲折坎坷，特别是近20余年的沧桑巨变，我们认为，新型现代性是能够充分发挥本国特色优势、包容吸纳西方现代性优点的现代性；是能够促进社会文明的建设、改善生态环境的现代性；是人与自然相携永存、人与社会获得永久安全的现代性。简言之， 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与社会双赢，并把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和人员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和远大抱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实践指向。从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之中，我们能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中国的新型现代性探索也是建立新型的现代社会的实践过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过程中，改革开放、科教兴国、两个文明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西部开发、共同富裕，以及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等等思想， 不仅包含了新型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和初始内涵，而且也体现了将这种理念和内涵转化为现代社会生活主要特征的实践努力。
社会学的全球背景 全球化标志着现代性进入了新的阶段。技术的成就将整个世界融入了一个场域，传统时空场景对社会实践过程的束缚被打破，全球信息通讯系统使现代性之全球化真正成为现实。同时，随着全球性资源转换系统的形成，资本、物质、人员、知识的流动跨越了国界， 资本易地、信息传递甚至决策实施可以光速在瞬间实现。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变化也接踵而至，各国现有的社会生产体系、社会结构和关系体系也随之发生调整，各国间在制度、规则和体制方面的壁垒也趋于瓦解——现代性之全球化正在重塑个人间、社会组织间、国家与社会间以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方式，这也意味着当代社会学已经置身于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在此过程中，科学和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对社会学的发展形成了根本性的影响。
科学是整个现代工程的知识基础它的每一进步都标志着人类征服和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不仅如此，由于科学被赋予了区分知识与愚昧、真理与谬误的权力，它也产生出对现行体制和制度、权力义务体系、利益结构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合法性提供论证的效力。科学促成了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技术化、标准化趋势，使人为设计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可以迅速复制和扩展，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方向性的、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社会历史趋势。福山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性可以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现象，……为什么我们发达民族国家的公民都是白领阶层而不是靠土地为生的农民；为什么我们不是部落式或宗教的成员，而是工会或专业化组织的成员；为什么我们不听牧师的话，却尊重官僚上级的权威，为什么一个国家要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20]（P6）。正因如此，科学被怀疑对现代社会的危机化和风险化趋势负有重要责任。这种危机和风险的全球性反应，不断加深了人们对科学的传统形象和神圣地位的质疑。
民族国家既是现代性过程的产物，也是推进人为工程的工具。现代国家是全民型国家，国家权力代表了社会的普遍利益和公共意志，社会个体被纳入了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体系；现代国家也是领土型国家，行政权与领土权的高度重合，使国界内的各种自然社会（部落、社区、 民族等）组织为人为的共同体。国家作为理性化的行动系统，通过法律和行政体系及其设置，实现行动整合、确保社会秩序。同时也应看到，国家在促进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制度化和模式化的过程中，也加剧了个人权益自主与社会权力规范的不和谐性。
走向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 正是在现代性之全球化阶段，现代性两大潮流的相互汇聚和撞击，使社会学的世界之旅就此展开。这一过程也引起了社会学的世界性反应：当代西方社会学发起了重建运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致力于对“二元对立”的消解。 尽管这种表述或提法本身有问题，但反映出了西方社会学对现代性以来的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检讨。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转型社会学成为了社会学的本土性和时代性的标志，从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分层和流动、体制和制度、组织模式、社区等）变迁，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转型社会学的世界眼界正在形成。
从孔德以来，自然科学作为社会学的楷模，与社会学的发展、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的分歧、自然科学型社会学与社会科学型社会学的分裂，形成了密切的关联。民族国家的影响在社会学的视角、概念、想象以及研究框架和方法论中广泛表现出来。“在社会学通常的理解中， 各个社会都是以民族国家而组织起来的”[4]（P4），社会学家“将社会同民族国家等量齐观”，民族国家也被认为是社会学“最有包容性的”研究单位[21]。总之，科学和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两大支柱，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支撑。对它们的挑战也就是对社会学的挑战。
一方面，由于科学对真理和普遍规律的理想目标深受怀疑，使其作为社会学楷模的意义受到重新审视。这牵动了社会学的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规范性认识论”（nomothetic epistemology）与“描述性认识论”（idiographic epistemology）（沃勒斯坦）的分裂前提。长期以来，社会学的理路和方法被求真与求善——这两个似乎不能相容的目标——所撕裂，社会学的趋势和走向也随着两种知识型态——自然科学型社会学和人文科学型社会学——的歧异和论战动荡不居。科学受到的质疑势必将再次引发对社会学这一传统状况的反思。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社会中的跨国性和全球性现象日益频繁，“颠覆”了社会学传统上的“社会”涵义，也在改变社会学家进行思考的背景。社会学的传统研究内容，如个人与社会两大行动主体的关系，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及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社会互动、群体和组织、 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社会转型、社会变迁，需要以世界眼光、在全球背景下进行研究和探讨。
同时，全球化本身日益显露出的深刻辩证意义，使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一体化与个性化、地方性与全球性、民族社会与全球体系汇聚碰撞，构成了一个多种文明相互作用、各个民族参与共享的过程，也为社会学展现了新的视角、概念、想象，和新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论。可以预见， 这一现代性阶段的社会学将开拓出新的学术理路和研究走向，并涌现出精彩多样的“叙事”和“述说”。因此，在现代性之全球化的时代，社会学的世界之旅也正在进入一个富于希望的旅程。
总之，新型现代性已在全球时代的地平线上跃起。这个新的人化工程必须对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往已经结下的传统关系进行修复，社会学也将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生。无论对于新型现代性还是新的社会学，这个世界性的旅程，都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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