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生子》的命名符号看赖特对WASP文化的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赖特论文,土生论文,符号论文,文化论文,WAS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20世纪美国文坛的一员猛将，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在40、50年代创作的文学巨著不仅为他挣得声誉，还为第二次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击响了战鼓，使美国黑人文学及种族问题真正受到正视和反思。其中，他的经典代表作《土生子》于1940年问世并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之后一直受到西方评论界的关注。丹尼尔·S·伯特将赖特誉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100位文学大师之一，他的《土生子》“第一次为一位黑人作家赢得世界范围的读者”（伯特403）；而大评论家欧文更是精辟地指出：“自《土生子》面世之日，美国文化就被永远地改变了……它使重复的谎言不再实现”(Howe 63)。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黑人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崛起，国内外评论家纷纷从政治、社会、种族、文化心理特征对赖特其人其作进行多视角的评析，但它们多集中在种族歧视如何迫使黑人犯罪这一社会问题层面上的论述，却未能从文化层面上深入挖掘主流文化即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对身处其中的人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种族歧视作为WASP文化重要组成元素成为某种纽带将黑人和白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它不仅使黑人生命遭受威胁，就连白人也不得不自食恶果。故笔者以为，我们应以《土生子》创作的文化背景来考量赖特如何通过对主人公的命名以达到 WASP主流文化的批判和解构的创作目的。
在40年代的美国，种族话题是以白种民族一元文化的话语霸权样态存在。占有绝对统治权的白人种族从他们的祖先那儿遗传了白种肤色高贵的血统论，并为自己打造了强制性一元社会文化环境，即将所有美国人整合在WASP的传统下。他们凭借阶级支配地位掌握文化输出的主动权，把文化观和价值论相整合，统一在为白人服务的意识形态之中，使“白人的标准成为美国的标准”（张立新116），并以此形式渗透到社会的语言、思想、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形成以白人为中心的WASP文化生存环境。许多黑人文学艺术家试图在这种否定黑人的文化环境中找到一种表达方式，既能阐述自己的思想又能保证这种黑人文化在白人主流文化中觅得一席之地。比喻则成为他们提高作品的艺术表现力的共同手法。小亨利·刘易斯在《黑人文学和文学理论》中曾论述作为黑人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之一的比喻性：“美国黑人传统中自开始阶段就是比喻性的。否则它如何得以生存至今呢？……黑人一开始就是比喻大师：说的是一件事，而意指另一件事，这是在西方文化压抑中求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转引自程锡麟王小路200）。由此我认为，在黑人创作的文本中，比喻是理解黑人文学的一个重要美学符号。赖特更是别具匠心地为该书主人公设计了比喻性的命名符号，使它们兼具文字与文化内涵，从而达到以美学符号隐射主流文化即WASP文化对生存其中的人的扭曲和摧残，并以此独特技巧来解构它的权威性。
一、玛丽·道尔顿——WASP文化的象征与消解
赖特以玛丽·道尔顿为一种命名符号明确地标明她的肤色和社会身份，使之具有文化隐喻性。她的名字和形象是对当时美国意识形态投影的必要补充。“玛丽”是一个白人女性常用的名字，它来自圣经，有着深厚的宗教渊源，是圣女玛丽(Virgin Mary)的名字，所有的基督教众都将玛丽视作圣洁、无辜、慈爱的化身；她不仅孕育了挽救人类的耶稣基督，并将她源自父母的圣洁，善良的天性遗传给了她的儿子——人类的救世主耶稣。她赋予耶稣生命以消除人类一切丑恶和原罪，是维系神人的纽带。追溯美国文化发展史“白色”皮肤与基督教义是WASP为中心的主流文化的标志。由此确立的文化特征使“白色”成为一套“没有标记和无形的文化行为”（张立新115）。此外，WASP文化将“安格鲁，撒克逊人”(Rubinstein 703)，即美国领土上的第一批白人，视为“土生子”，他们在社会中享有高贵的社会地位，并能最大限度地享受现代文明所提供的精神上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平等，物质上的丰足，社会知识的多样化等等。可以说，在传统文化概念中，“土生子”一词已构成了一种高度隐喻的文化符号，其结构所指的是诸如金钱、权力、美女、高楼大厦、报纸杂志、电影传媒等一切现代文明的组成元素。由此，“玛丽”这一名字兼备文字和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它使这位出身高贵、年轻漂亮、有进步思想的白人小姐当仁不让地成为WASP正统文化的象征；然而，她为什么被赖特塑造成别格手下的受害者，这与他的创作目的有何关联呢？
首先，她的名字和其命运形成悖论，即名字象征的身份却将她推向死亡的深渊，使之成为该身份的牺牲品。赖特以此挑衅和消解白人文化传统的权威性，让读者认识到白人同样是饱尝WASP文化殖民模式的恶果。该模式从意识形态上确立了白人／黑人、统治者／被统治者、高级／低劣、鄙视／仇视的二元对立的并置关系。在充满种族仇恨的文化殖民环境中，白人与黑人对待自身和对方的观念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文化成见：前者在统制和贬低后者的过程中不断地神话着自己的霸权地位，并将两者明确地区分割裂开来，其恶果是：“白人被隔绝在其白人性之中，而黑人深陷其黑人性之中”(Fanon 9)。于是，当玛丽和别格接触时，他们所处的不同文化处境和种族阶级注定任何超越此样态的尝试包括友善行为都将成为致命因素给彼此带来厄运：当玛丽表现出对别格的友善和亲近时，她打破了常规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冷淡和保留”(65)①。在别格的眼里她像个疯子，因为“他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她这样的人，她把他搞糊涂了”(10)。无论是她温柔的声音还是亲善的语言都给别格带来躁动和不安，甚至激起他的反感；在他看来，白人的友好是在“践踏他，戕贼他以后又把他高高举起欣赏玩弄”(73)。种族差异化生活方式使他无法正确对待白人的友善甚至还加倍地仇视它，无一例外地把整个白人世界视为恐惧的对象和仇视的敌人。他的这种态度放大了文化不平衡发展以种族记忆形式在黑人心灵深处的烙印——整个黑人种族都被屈侮地看作是一个无头、无脸、没有个性、更无灵魂的模糊群体，黑人妇女无理由地被奸污，而男人则被阉割或私刑。白人可以任意割裂黑人的头颅、心脏、生殖器甚至他们的灵魂。所以当别格无意杀死玛丽后，他更愿相信他是蓄意谋杀。他凶残地肢解玛丽的尸体，象征性地把玛丽也变成了无头、无脸、没有生命和灵魂的白色模糊的一团。他用利刃割下玛丽的头颅时，也劈开了种族主义束缚他灵魂的枷锁。这幕怵目的描写使读者看到别格的矛头绝非对准某个白人而是针对整个白人世界。他在暴力的实施中消除了自卑，获得了拒抗白人的勇气和生存的力量。别格从杀死玛丽并毁尸灭迹的行为是他从社会零身份向自我身份实现的过渡形式，使玛丽成为黑人向白人讨还孽债的牺牲品以证明其名和其命所构成的悖论，使她的死具有某种美学叙事仪式特征。这位白人小姐的名字的寓意在于圣女玛丽给予耶稣基督生命以救赎人类的痛苦和罪恶，而玛丽·道尔顿则用自己的生命给了别格一个全新的充满自信和尊严的生命，来拯救白人罪恶的灵魂。如果说耶稣的生命是圣女玛丽所创造的，别格的重生则是在牺牲白人少女玛丽的生命后所获得的。
其次，赖特借“玛丽”的文字文化双重含义展示了黑人不会永远屈从低微的社会形象，它证明了畸形文化体制使白人和黑人都身临险境。事实上，WASP文化打造的白人神话使他们自我陶醉、并未意识到黑人对他们除了根植记忆的恐惧还有深入血骨的仇恨。以致无论玛丽多么努力地成为黑人朋友，而她的出生和肤色却根植了种族压迫的原罪，必然使她成为黑人所恐惧和仇视的另类。她所熟悉的生活经历和社会教育也使玛丽无法想像在美国这个“文明民主”的国家里黑人如何过活。她以为对黑人友善请他们吃饭、唱歌就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她还天真地认为“他们（黑人）准是像我们一样生活他们是人”(76)。在她的概念中，黑人也应该和白人一样享受汽车、洋房、金钱、美食等一切文明所带来的幸福，然而她所谓的人类生活只属于白人世界，她无法想像别格和他的民族在黑色的地狱中如何煎熬度日，而这个地狱正是她祖辈、她的民族为黑人一手打造的。与圣经中那个永远完美无瑕，生来圣洁无辜的圣女玛丽相比，玛丽·道尔顿这个名字是对她所代表的种族的一种嘲讽及对其文化权威的消解。它讽喻白人中心主义漠视人性及基本的人类生存原则，以违反伦常的行为给自己埋下不可规避的孽根，最终不得不以玛丽这个纯洁的灵魂来洗刷几百年的罪恶从而获得救赎。
二、别格·托马斯——WASP文化的孽果和挑衅
赖特以别格·托马斯(Bigger Thomas)给主人公命名不仅为其主人公提供了符号化的文本身份，还表明别格是美国文化对有色人种实施权力归训的怪胎，他的名字和他的命运早已定格在WASP文化模式之中，兼备其种族历史性和鲜明社会时代性之综合特征。在笔者看来，这种独特的比喻型的美学命名方式是他在传统WASP文化对黑人的一片否定的诋毁声中另辟蹊径的解构方式，是他那个时代的创举以针对性地消解该霸权范式。
“托马斯”(Thomas)这一姓氏很快使读者联想到斯托夫人笔下的“汤姆叔叔”。这个姓氏原本传递了白人向黑人表达同情、鞭策种族歧视的信息，但自问世以来却成为白人规训黑人的文化身份符号。它不仅定义了黑人种族先天弱势的种族属性，还凝缩了将黑人视为具有先天奴性的劣等种族的美国文化本质。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的特征”（卡西尔35）。由此，赖特借用“托马斯”的文化内涵揭示了黑人不知不觉地被该文化范式导向社会边缘化零身份的“顺承者”（理斯曼245），对白人唯命是从，任其摆布，他们甚至从思想上将黑人天生低贱的图像内化，形成其具有美国特色的种族特征。
首先，“托马斯”(Thomas)这一姓氏符号揭示出低于人类的生命群体的生存样态和黑人种族的不健全人格。毕竟，它代表了以种族歧视为内核的WASP文化对黑人“顺承者”的形象符号化的定位。这种符号化的行为模式使黑人不自觉地对白人产生恐惧感导致其正常人格的缺失。我们回顾他别格杀死白人小姐玛丽·道尔顿的情节：某夜，他在帮酒醉的玛丽小姐就寝时，正巧道尔顿太太出现在玛丽的房前。种族记忆告诉他，无论他是否真正侵犯白人，只要他被怀疑上他就已失去了生存的权利。尽管双目失明的道尔顿太太根本无法看到在玛丽房里的人是谁，对别格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但她白人的肤色和身份就足以激起深藏在别格无意识状态下的恐惧感。这种感觉不仅控制他全部意识和行动，甚至能完全支配他自主性的神经系统，控制其呼吸能力。因此，在道尔顿太太身处玛丽房间的整段时间内，别格都“屏住呼吸，被那个朝他飘过来的可怕白色人影吓得心胆俱裂”(93)。这一经验主义事实证明对白人的恐惧并不是别格的个人意识，它是几世纪以来黑人屈辱史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投射到人的思维及行为方式中，它甚至具有迫使人丧失理智犯罪甚至杀人的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别格杀死玛丽是WASP文化导向之必然，它反映出黑人行为具有历时性种族特征。
此外，“托马斯”指证了美国文化价值取向导致黑人自我憎恨的种族性格特征。鲍德温曾说：“在这个国家的黑人……从他们睁开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被教育着去蔑视自己”(Baldwin 2113)。自我憎恨作为内化的黑人特质，往往被转移到那些比自己更弱的同族人身上。别格就是个典型，为了寻回面对强大白人所缺乏的自信、勇气和优越感，他对族人特别冷漠和强悍。为了掩饰对白人的恐惧和发泄仇恨，他将好友格斯当作“出气桶”，他就用暴力强迫他服从自己的意愿。他更是蔑视黑人女性，因为“在白人社会里，黑人男性无论从哪一方面都被迫低人一等，但他们有黑人女性来成就他们的以通过人的荣誉感和自信心”(Mori 62)。他可以对自己的妹妹弗拉愉快地挥舞一只死老鼠一直作弄到把她吓晕为止，并从这种恶毒的举动中获得他炫耀力量的快感；他追求贝茜也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有个女人”(375)，他必要在肉体的享乐和轻而易举支配她中得到满足。查尔斯·泰勒曾指出：“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形成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的、被贬损的生活方式之中”（泰勒290）。在WASP文化全方位地否认在恶劣的文化环境里，黑人陷入极度焦虑、自卑、恐惧和仇恨形成复杂的自我憎恨心理。
别格(Bigger)在英文中指代相比较事物中较为强大的一方；在此文本中它构成赋予寓意的符号素，它不仅揭示了WASP文化的欺骗性，同时又体现了美国民族所倡导的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一切殖民主义的民族精神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别格作为新黑人形象，否定的不仅是俯首贴耳、逆来顺受的汤姆叔叔这一传统黑人形象，还使读者了解到新一代黑人是思维敏捷，敏感易怒、有暴力倾向的、鲜活的个体意识觉醒者。当他们面对社会漠视或扭曲的认同时，为了得到合理的身份认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用暴力形式向社会证明自我价值。他对WASP文化的一切挑衅则体现了具有黑人特征的美国民族精神。笔者以为赖特以别格这一命名符号化地界定出黑人特征化美国性，它是对WASP文化一种革命性的颠覆。
作为黑人的代表，别格以行动追求自由、平等是美国民族精神使然。他们作为社会人，受到美国民主、自由、平等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却被剥夺了通向一切民主、自由的可能。他们学会以欺骗的手段来反抗欺骗，即使自知他们并非白人天生的奴仆，也已学会扮演被社会认可的角色来欺骗其统治者。别格面对道尔顿时，“他站在那稍稍弯者膝盖，微张着嘴，弯腰曲背，眼睛看东西也是浮光掠影的。他心里有数，在白人面前，他们就喜欢你这副模样” (52)。别格的这种心态和行为表现出黑人早已学会将仇恨掩藏起来，甚至为了生存还戴上讨好白人的伪奴性面具。然而，当扮演这种预制的角色时，他们对自我憎恨感和白人的仇恨感强烈碰撞。或杀死白人或杀死自己就变成以别格为代表的新黑人的二元选项，所以他杀死玛丽就成为偶然行为中的必然结果，是他向否定他的社会发出的另一种否定之声。
赖特用Bigger符号化表明黑人必须拒绝盲目认同白人霸权文化，并通过别格的进步性揭示WASP文化的欺骗性。首先，他拒绝用宗教麻醉自己，他憎恨母亲和族人“对不符合自己要求的东西都视而不见”(115)。他知道宗教是白人剥夺黑人享有自由和民主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所倡导的“人性本恶”和“原罪”等观念只能使黑人自我卑贱进一步内化，导致黑人在精神上的错位、失去种族凝聚力。其次，赖特借别格拒绝道尔顿太太送他去夜校学习的态度，直指美国的教育体制功利主义的特征；指出它是绝对物质控制的互补性文化压迫手段。黑人学者卡特·G·伍德森将白人实施的霸权文化斥为“奴役黑人心理的邪教育(mis- education)，认为种族偏见的教育只会将黑人学生引入歧途，让他们看不起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产生极度的自卑心理”（转引自王希56）。在美国，话语权只属于白人，学校只是他们将黑孩子们集中管理，不让他们给自己添乱的社会工具。大多数黑人都像别格一样无法获得足够的或正确的教育，沦为失语的边缘人群；甚至即使有些黑人能接受了大学教育，他们也不过是被规训为白人权力的卫道士；假使他们胆敢发出表达黑人正受着残酷压迫的声音，白人统治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投入大牢。这种文化导向下，黑人势必没有钱、没有地位，也没有前途，他们找不到认定自我实现的方式而转向暴力或犯罪。
另一方面，以种族歧视为内核的WASP文化双面性将美国的民族精神变成了有种族区别的双重标准，它使别格这类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弱势者人格分裂，他们目睹着文明的奢华，在美国梦中憧憬着民主和自由，却时时忍受身体和精神的饥渴而尴尬生存。来自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恐惧与现实社会对他们感官刺激的碰撞，使他们在自然与超自然的力量中抗争，陷入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里。毕竟，别格的暴行只不过是将“曾经损坏且可能还在毁灭我们（黑人）文化的仇恨、恐惧和暴力公开化了”(Howe 63)。它让大家意识到长期沉默的群体集体化的病态心理必须找到一个疏导它的发泄口，这突如其来的暴力证明了美国的文明是别格杀人的原动力，它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促使别格这样的黑人为争取自我价值认同而胆敢以暴力形式去反抗WASP强加给黑人的所有暴力、污辱、痛苦及不公。赖特以此明示尽管暴力不是黑人从自我憎恨转为自我肯定的有效方式，但它起码是黑人自我证明的革命性的手段。这可谓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举：他挑衅了美国民主神话，表明了黑人必须坚持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并宣誓黑人的一切行为包括血腥暴力都是美国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的民族精神的另类表现形式。所以，在我们挖掘别格(Bigger)的符号意义时，也不得不承认WASP文化范式在否定黑人的同时却证明他们与白人具有文化身份上的共性——美国性。
当然，赖特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消极地认为黑人的命运是预制的。故他笔下的别格·托马斯不能成为领导黑人获得自身认可的英雄，他对种族歧视的反抗也是有局限性的，其行为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自我实现的个人行为，而他最多只能充当其民族中某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个体意识觉醒者的角色。所以说，赖特通过隐含在别格名字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说明黑人性和美国性双性合一的黑人属性；借此表征出惨死于种族迫害的汤姆叔叔的命运是WASP文化烙在整个黑人种族身上的既定的社会化命运模式——他们作为黑奴“汤姆”的后代，身处多元文化却被限定在单一文化的生存样态是不具备选择性的：无论是沉默地坚守被文化认可的忠顺良民的传统形象，还是像别格这样富于反抗精神、勇于以生命为代价去尝试把握自己命运的新黑人形象，他们作为被统治阶级、白人权利的受害者的命运模式却无法变更。
三、人名与书名的共鸣——美国文化的土生子
“对于非洲裔的美国黑人作家来说，姓名不仅仅起到塑造人物、体现作者态度和深化主题的作用，还能为他们重建和改造自我以及破碎家庭史提供重要的线索”（甘振翎83）。别格和玛丽的这组命名可谓是赖特界定其种族自我属性时所作的批评性的文化构建，这种比喻式的命名符号是在黑人美学方面的创新，他从文字到文化层面将谋杀者与被杀者、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这组对立关系整合到美国畸形文化的间隙中。该手法不仅解构了WASP文化中的所有二元对立关系，将其否定传统的矛头直指白人文化霸权，特别是该书书名“土生子”从文字向文化外延再次使读者陷入谁是美国土生子的反思之中。
如前所述，玛丽·道尔顿这位出身高贵的白人小姐在享受一切现代文明的优先权，当仁不让地符合美国土生子的社会身份。然而，她名字所象征的身份和她的死却成为对美国众白种土生子的嘲讽。同时，“土生子”一词迫使人们不得不关注该文化语境中孕育出的边缘民族群体，即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像别格·托马斯这样的黑人，也同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受到文化的影响和排挤，无法形成健全人格。他的罪行则成为对WASP文化的警告和报复。可见，玛丽·道尔顿和别格·托马斯的命名为二元对立生存样态下产生的悲剧人物符号化标明了各自的历史、种族和社会属性。在强迫性一元文化样态下，他们对社会所做出的一切行为也都是其必然产物。毕竟，以种族主义为内核的WASP文化殖民体制造成他们被分别禁锢在非平衡发展地，相互疏离地生存假定模式中。当他们拒绝将自己封闭在种族主义的高塔中时，这种非异化驱动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导向，致使他们变成这种体制的牺牲品。但是，他们将渴望了解与被了解的天性自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未曾想，它却成为他们厄运之源。诚然，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他们的行为，无论是否顺应社会潮流必将受社会性所左右。他们共同的命运，即他们的死再次证明了WASP文化抹杀了人的天性，这两个反传统人物的美国性是社会文化性的再现。赖特在创作他们的名与命时，用他们共有的美国性消解了白人由来已久的优势地位，并将人们无种族化地推到前台——使大家认识到白人优化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是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陷入边缘和社会零身份的焦虑样态，它同样使白人堕入文化受害者的谷底里饱受作茧自缚的痛苦。
综上所述，赖特倾力设计玛丽·道尔顿(Mary Dalton)和别格·托马斯(Bigger Thomas)这组兼具文字与文化内涵的美学符号与其书名的喻体美学符号从形式到主题形成呼应，不遗余力地证明了无论是别格的罪行还是玛丽的牺牲都是不平衡发展文化样态的恶果，最终达到其解构WASP文化的目的。正如博埃默所说：“对一个反殖民主义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来说，自我属性的构建往往包括某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它要讨回在殖民统治下被否定了的个性，要与有害的种族主义遗风作斗争，把颠倒了的文化再颠倒过来”（博埃默212）。由此，赖特以人名和书名的命名符号作为界定其种族自我属性时所作的批评性的文化构建手法，他借此郑重申明美国黑人之双重属性：他们不仅具有黑人性，还和白人一样具备美国性。他以这种书面反抗形式证明：种族殖民体制将社会置于不稳定文化链中；它否定或片面的认同方式不仅将黑人投入无尽的痛苦和不幸，还威胁到白人的优势地位，甚至使他们同样沦为其受害者。他也以此书展示了40年代美国民族性单一文化模式与人口多元化对立性社会现状，打破了旧式文化观念和框架，以黑人的民族性和美国性双性特征解构历史，重构了美国特色的黑人种族属性和社会身份，使边缘民族文化被迫正式纳入美国文化范畴之中。如果以鲜血和死亡还不能根除种族歧视现象，那么不论是作为统治者的白人还是身为被统治者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都必将沦为WASP文化体制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可见，他以独特的黑人美学视角开创了对黑人生活和文化予以系统表述及深入研究的方法，也为单元文化霸权向多元文化嬗变提供了一种范式，使此后的黑人文学及其他少数裔文学逐渐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可能。
注释：
①引自理查德·赖特著，施咸荣译：《土生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65。本文所引译文均出自该书，下文只标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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