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湖北田赋问题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赋论文,湖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4）01-0116-05
在旧中国，田赋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它上关国家财政，下关农民负担，同时又是旧中国政府与广大乡村几乎惟一重要的链接。围绕着田赋问题所发生的一切，一些时候甚至直接决定了一代政权的历史命运。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田赋问题，应该是一个颇具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选择这一时期湖北田赋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迄今为至还没有著作或者论文比较充分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二是尽管当时田赋划归地方，湖北田赋问题除其地方性的特征之外，应当还具有当时中国田赋问题的许多共性，通过对局部的研究应该是可以接近整体的。因此，本文拟借助湖北省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的档案等资料，通过对这一时期田赋与湖北地方财政的关系、田赋与湖北农民负担的关系、田赋弊端及其整理等方面较为深入的探讨，以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田赋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力图对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乡村的关系进一步有所辨明。
一、田赋与湖北地方财政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明令田赋划归地方，并于1928年11月正式施行。由此形成省以田赋正附税为主要征收对象，县以田赋附加为主要征收对象的格局。近代以来的湖北，仍然以农业为国民经济主体，因此田赋收入就成了湖北省县地方收入的重要来源。
（一）田赋与省财政的关系
田赋征收对象是土地，须有地籍册为依据。但“我国田土测丈，自明万历以来，从未普遍举行，粮户推收过割，又复办理不善，以致真实垦地数字，既不可靠，而田赋与土地分离之现象，又日益普遍”（注：《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实况》，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45、300-301、304、304-305、305-306页。）。因此，本期湖北田赋额征数并不是由实际耕地面积与赋率确定的，而是前清额征数折价的结果。同时，因地籍紊乱，课失所凭，田赋实征数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省政府的财政收入。
表一说明，本期田赋实征数严重不足，但就十年来看，情况是变化的。1932年前情况较严重，最高不及五成。1932年省政府厉行清赋，形势好转，1936年因田赋整理初见成效，实征数达七成以上。
表一1927—1937年湖北田赋额征与实征对比表（单位：元）
年度额征数（1）实征数（2）实征占额征百分比
19272416104420614
17.4
19282416104861023
35.6
19292416104930732
38.5
19302416104760146
31.5
193124161041025786 42.4
193224161041523179 63.0
193324161041602309 66.3
193433733761580076 46.8
193533733761500159 44.4
193633733762482235 73
193743349662439580 56.3
资料来源：（1）1927年实征数根据贾士毅《湖北财政史略》第64页，《民国十六年度至二十一年度田赋预算数及实收数表》；（2）1928—1937年实征数根据《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实况》，第297-298页《民国十七年至三十年湖北省历年田赋预算数在省预算数中所占地位比较表》。
由表二可知，本期田赋收入在省财政收入中尚处于次要地位。如时任财政厅长的贾士毅所言：“考鄂省岁入各款，在十九年度以前，以厘金，在十九年度以后，以补助协款及债款收入为大宗，次及田赋及营业税。”（注：贾士毅：《湖北省财政史略》，第64、64、178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2.1-1。）不过，从表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田赋在省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性在逐渐凸现。这主要是因为1931年裁厘以后，湖北省财政收入锐减，主要依赖中央补助。以1932年为例，该年“鄂省赋税收入，每月仅40万元，加中央补助20万元，特税协款40万元，连同剿匪经费及应还债款本息并计，月需220余万元，每月收支不敷约120万元之巨。”（注：贾士毅：《湖北省财政史略》，第64、64、178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2.1-1。）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采取得力措施，对田赋营业税及其他税收，极力整顿，以济省府财政之乏。通过一系列整理措施，田赋收数年有增长，其在省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以实收数而言，1937年比1927年增长了近五倍，其在省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由以前不足7％增长到10％以上。
表二湖北省1927-1937年度田赋实收数在财政收入中所占地位比较表
项目田赋实收数（元）省财政收入（元）田赋实收数
年度省财政收百分比
1927（1） 420614 63116136.66
1928 861023166390125.17
1929 930731153084836
1930 760145215863803.52
1931 1025785244362734.19
1932 1523179238439306.39
1933 1602309229676996.97
1934 1580075239589896.59
1935 1500159217976036.88
1936 248223523802991
10.42
1937（2）2430150（3）
1863597013.04
资料来源：（1）1927-1936年数据来自贾士毅《湖北财政史略》第72-74、112-114页。（2）1937年数据来自《民国十六年一月至六月湖北财政报告书》第17-18页，湖北档案馆藏，档号：LSE2、11-7；《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至十二月湖北省财政报告书》，第17-18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E2-11-7。（3）这一数据与表一中所列数据略有差异。
（二）田赋与县财政的关系
湖北各县虽于1931年开始建立预算制度，但有名无实，绝大多数县未能实行。本文仅以1935、1936两年各县地方收入预算分类概数表对本期湖北田赋与县财政的关系作一考察。
由表三、表四观之，田赋附加占各县地方收入的首位。1935年度达48.09％，1936年度虽然田赋附加只占19.9％，但如果计入划入县预算的田亩捐及田赋附加旧欠，三项合计就达69.19％。而且，除此之外，各县更无其它重要收入可言。特别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组数据是取自裁废苛捐杂税之后的两个年份，这时田赋附加已有所减轻。此前田赋附加在县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应更加突出。
表三湖北省1935年县地方收入预算数及百分数表
内容
田赋
契税
牙税
屠宰
公产
学产
区署补
政款补
其它
合计
项目
附加
附加
附加
附加
收入
收入助费助收入
预算数 1649126 401871 46300 325249 54986 339978 70580 111640 429163 3428993
百分比（％） 4811.7
1.3
9.51.69.9 2 3.212.5100
资料来源：贾士毅：《湖北财政史略》，第196—200页，《湖北省二十四年度县地方收入预算分类表》，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E2-1-1。
表四湖北省1936年县地方收入预算数及百分数表
资料来源：贾土毅：《湖北财政史略》第215-218页，《湖北省二十五年度各县地方收入概算分类表》，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E2.1-1。
综上所述，田赋在省、县财政中皆占有较重要地位。在省财政中，本期田赋所占比例不算最高，却存在着逐渐增长的趋势；而在县财政中，地位则十分突出，这也正是本期农民负担难以减轻的重要原因所在。
二、田赋与农民负担
本期农民田赋负担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第一，由省正附税、县附加、亩捐所构成的农民“法定”田赋负担
关于省田赋正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湖北承明清旧制，实行等级科赋。其等则复杂，赋率不一。从等则上看，潜江、嘉鱼等县的等则之多，分至八、九则。从赋率上看，各县赋率轻重大相悬殊。如礼山县，系黄陂、孝感、黄安、罗田四县边区划割而成，产价与收益多寡相同，黄安划割部分，每亩征洋六分，黄陂划割部分，每亩则征洋一角三分二厘八毫（注：《案据本县公民李燮堂等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450。），相差一倍有余。
由于等则琐细，民众不知计算，不肖生员易于取巧，故到1935年各县多改列为上、中、下三则。同时为减轻民负，对于收益最少之地，湖北省政府于上、中、下三则之外，另订特下则，使纳最少之赋，以期负担平允。
1935年湖北各县田赋正税税率，“鄂西、鄂北各县，多在一角以上，鄂东、鄂南各县多在一角五分以上，唯尚有少数县分，概从最低级定率，每亩仅征六分”（注：《为谨遵院电查明鄂省田赋减退原因暨拟具恢复旧时额数有效办法签呈核示由》，1936年2月27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409。）。1936年、1937年因归并券捐2分于正税内统征，赋率稍有提高。但总体来看，正税税率比较平稳，而且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说，“鄂省田赋正税”，“较其他省为轻”（注：翁文灏：《对鄂省整理田赋案管见》，1936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409。）。
关于省县田赋附加。据《田赋会要》所载，湖北省田赋附加，县重于省，1931年，田赋正税为976242元，省附加为208713元，其占正税21.39％。至1934年，田赋正税为1397000元，省附加为133000元，其占正税9.52％，均未超过正税四分之一，省附加似不为重（1933年，省附加并入正税）。
至于县附加，自民元以后，年有增加，至1936年，附加总数平均几达正税3倍。据1933年财政厅报告，最重之利川附税超过正税86倍，兴山至41倍，保康至31倍，严重可知。1937年略有下降，据农产促进委员会调查，1937年正税每市亩为0.37元，附税为0.29元（注：《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实况》，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45、300-301、304、304-305、305-306页。）。
亩捐为计亩而征的保安经费。1929年规定每亩征银5分，1932年调整为以每亩1角为原则，最多不超过3角。但实征数远过于此（注：《1937年1月至6月湖北财政报告书》第63-64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E2.11-7（9）。）。
第二，由征收过程中的浮收中饱及名目繁多的临时摊派所构成的农民额外田赋负担
浮收和摊派往往是“法定”田赋负担的数倍。如松滋“赋制紊乱已达极点，捐税名目日见繁多，人民负担万元，公家实收不过百元”，因为“有一次经手即有一次中饱”。松滋县全年省县法定正附税额统计不过22万元，以全县50万民众平均计之，每人每年完粮也只4角4分，“负担轻微，应无所苦”。而实际的浮收、中饱、勒索达“月七八十万元”，致使松滋全县民众每年实际负担总额达100余万之巨，每人每年平均负担田赋正附税达2元以上（注：《呈复逮令查办松滋县王辅世控张继华一案情形，并拟具改进办法饬县遵办由》的附件，1934年8月31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4367。）。松滋农民的实际田赋负担几达法定的4.5倍。
再如大冶县，无论是户平负担、亩平负担或人平负担，有田农户承担的临时摊派大大高于田赋负担。就亩平负担来看，农民的临时摊派是田赋的2.4倍强（参见表五）。
表五大冶县有田农户田赋与临时摊派负担表
类别调查户数田地面积田赋或摊户平负担亩平负担人平负担
（亩） 派总额（元） （元） （元）
田赋 8528
4325.4 7426.220.865 0.16 0.168
临时摊派 13070
48938 19011.381.455 0.388 0.399
资料来源：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筝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1098-21099页。
本期农民田赋负担是极其繁重的，尽管缺乏有关每亩田赋负担与收益比例的确切数字证明，但从一些关于当时农民生活困苦与农村经济衰败的调查统计中，我们仍可以有所了解。
表六说明，八县农户负债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农事费用，其次则是为了维持生活。这说明许多农户在完粮纳税之后，生产与生活都感到十分困难，不得不举债度日。
表六武昌、汉阳等八县农户负债原因统计表（％）
武昌 汉阳 云梦 应域 随县 光化 监利 荆门 备注
负 维持生活
81028
8.6 3917
13 8 遇灾荒或青黄不接
债 农事费用
82
9068 84.3 3533
6560 购买农具种子肥料等
原 办理婚丧
6 -- -- 18
14 -
因 经营小贩
4 -47.1 26208 22
资料来源：程理锠：《湖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成文出版社，第45552页。
这些农民负债之后，往往无力偿还，不得不典押田地。
据全省59个县的调查统计，1934年和1935年，无力还债的农民，分别为54％和62％，典押田地农户总数分别为44％和50％（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66页。）。而这些被典押的田地很少被赎回。大量自耕农的破产使本期湖北田地价格急剧跌落。
表七说明，1933年各类田地价格远低于1928年，1936年的普通田价虽比1933年中等田的价格略高，但远低于1928年中等田的价格，普通地的价格则远低于1933年中等地的价格。地价的跌落非常直观地反映了本期湖北农村经济的衰落。
表七湖北省田地每亩价格变迁表（单位：元）
田 地
年度 报告县数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192819
55 40 28 42
32 22
193319
38 25 15 28
21 12
193644 100（最高） 29（普通）3（最低） 80（最高） 12（普通） 4（最低）
资料来源：《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实况》，正中书局1944年2月第1版，第50页。
三、田赋征收
本期田赋征收，可谓弊病丛生。
首先，对一县田赋征收负主要责任的县长往往贪污腐败，因循敷衍
均县县长胡森，自1932年2月至1933年1月9日，收支地方公款，共计不下二十万元。“如此巨款，不特未据分别造送预计算，并均未呈报有案，是根本上属无从查考。”（注：《均县县长胡森滥支地方公款》，1936年6月13日，湖北省栏案馆藏，档号：LS19-1-262-2。）
黄冈县长朱峙三仅1934年上半年就在辖区内的新洲毛凤、团凤、竹瓦、仓埠、上巴河、黄州东门等地重出粮票16张，以图肥己（注：《黄冈民众代表雷勉平等电呈黄冈县长朱峙三重出粮票剥夺人民恳请查撤惩办以儆效尤电》，1934年6月21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4366。）。
再如潜江县。1931年、1932年柴西、七里、棠利三院因灾，田赋经省财政厅核准蠲免，该县县长李枢在1933年仍“令差役，督同保甲”，强征三院前二年的田赋，否则“以抗粮不完为题，枷锁到县。”（注：朱海巨等《呈控潜江县县长李枢横征暴敛恳请委员查勘减免以救灾黎由》，1933年9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4366。）
与贪污腐败之风相联系的，是田赋征收过程中因循敷衍的作风。湖北省财政厅田赋股在一份提案中说：“查湖北全省田赋正税总额二百四十余万元，历年以来，实收不足一百万余元，虽因匪患水灾频仍，影响税收不少，而各县县长经征不力者，实居多数。”（注：《财政厅田赋股提案：整理田赋》，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401。）
其次，征收员吏徇私舞弊，浮收中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湖北各地田赋实征册大都散失，田赋征收不得不依靠世袭册书粮吏私藏的粮户花名册，各县基层的粮柜征收人员大多由原有册书、里正、图差、承册生等转化而来。
在襄阳县，“征收丁粮，向分七十二方，各方均有世袭户书（即册书）承办征收事项”，“全县户数五百七十八家，名废实存，因粮户底册咸在彼辈之手，历任县长皆予优容。”（注：《湖北县政概况》，汉口国华印务公司1934年版，第1067、629、988-689、512页。）
孝感县约有无名无饷之世袭册书四百余家，握有花户秘册，藉以挟制官厅，经办契税收粮等事（注：《湖北县政概况》，汉口国华印务公司1934年版，第1067、629、988-689、512页。）。
汉川“田赋自遭咸丰兵燹后，档案被焚，官厅向无鱼鳞册。且久失清丈，田东粮西。而征收事项自不能不相沿成例，假手向日之里书代纳粮赋。”（注：《呈为借款偿还无期薪俸等如论影谨再吁恳令行汉川县长准就新赋分期抵还或转饬财务委员会在县政情况下陆续垫还以重威信而示体恤伸析》，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887。）
这些旧日册书除少数由县政府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外，大部分都没有工资，他们既掌握着征收具体事项，又无薪资以养其廉，其征收过程中的舞弊与盘剥就不难设想了。
在公安县册书不下二百人之多，向无薪资，惟每至秋收后，公赴各承管种户处，索取谷麦（俗名打秋收），“如所欲不遂，即任意陷害，或加重其粮，或改换其名，或飞洒其户，使种户莫知究竟。粮柜无从清查，恶习相沿，牢不可破。”（注：《湖北县政概况》，汉口国华印务公司1934年版，第1067、629、988-689、512页。）
在黄陂，“全县册书有三百余名，不支薪资。每值秋收后，自由向所管各花户收取粮食，每石田收一二斗不等”（注：《湖北县政概况》，汉口国华印务公司1934年版，第1067、629、988-689、512页。）。
即使工薪粮柜征收人员，因其职务全由贿成，“此等贿来之征收人员，一经接事，先事捞本，继事牟利，如是浮收揭皮，索诈舞弊之事，恣意所为，县府坐视不能过问”（注：雷啸岑：《呈明江陵县钱柜浮收积弊及拿办作恶最甚之征收主任征收生及拟定今后整理办法》，1934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4366。）。
第三，豪绅大户盘踞地方，恃势抗赋
来凤县“田赋，实欠在民者，……逃亡死绝者固有，而豪强大户，抗不缴纳，暨胥吏从中舞弊，长收短报者，实居多数。”（注：《为遵令呈复属县整理新旧田赋实在情形并附开欠户姓名暨田亩数目单一纸仰析鉴棱由》，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3042。）
鄂城县“积欠册券多属豪强大户与公有田产，……该豪强大户智足以饰非，财足以积恶，偶一催科，即恼羞成怒，上可以诬告主管无关痛痒，下可以左右书吏影响生计。因之应完赋税悉听抗完，纵有所谓督催者亦皆施于中下之户及良懦农田之家，兼可以售其恐吓讹索之伎俩。”（注：《呈为遵令呈复事案奉钧厅地字第一五八零号指令县长报押追抗户柯春华管家纪美成情形祈鉴核示遵由》，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804。）
麻城县“积欠田赋，不下十余万元。……查征册积欠花名，多系豪强大户”（注：《密呈清理旧赋困难情形祈鉴核示遵由》，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866。）。
江陵县长1932年报称，“沙市抗户四美堂有田千余亩，挟资巨万，去今两年田赋迄未完纳。一再催促。除田主吴子敬有田一部分，担任完纳四分之一外，其余田主概置之不理。”（注：《呈为四美堂抗完田赋一案拟具办法祈核示由》，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949。）
综上所述，书吏把持着田赋征收，县长则与之沆泄一气，豪绅大户的恃势抗赋，一般小农成了任人盘剥的对象，这便是当时湖北农村田赋征收过程中的一般情形。农民负担奇重，而政府财政奇绌，其原因就根源于此。
四、田赋整理
鉴于田赋积弊深重，湖北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整理田赋的措施，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地籍整理
本期整理地籍的措施有治标治本之策。
治本之策为土地清丈。1933-1934年间湖北省先后选定武昌、汉阳、汉川、随县、天门、江陵六县试办土地清丈，至1937年清丈始告完成的有武昌、汉阳、汉川三县（注：《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实况》，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45、300-301、304、304-305、305-306页。）。
治标之策为按粮推亩及土地陈报。按粮推亩有甲乙两种办法：甲种办法系就户问田、就田问赋，应用于粮额较多县份；乙种办法系就田问户，就户查赋，适用于粮额较少之县份。其具体办法是由县政府制发业户陈报单，粮户陈报后，再按60平方丈为一亩的标准合成亩数，按亩计赋，并酌定地价，造具登记册（注：《整理田赋甲乙两种办法》，1933年10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647。）。但结果并不理想，办竣之十二县，仅以松滋、襄阳两县较有成绩，溢增亩数最多（注：《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实况》，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45、300-301、304、304-305、305-306页。）。土地陈报则采用业主陈报与政府编查并施的原则，仅在鄂城、蒲圻、咸宁、黄陂、孝感、安陆六县实施（注：《湖北省实施土地陈报分期进行计划书》，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640。）。
第二，调整田赋正税税率
1933年财政部发布田赋征收废两石改元亩令后，湖北省政府立即遵照办理：各县田赋原丁、漕、屯、租等名目一律废除，统称正税；各县田赋附加之县政捐及教育捐等均改称附税；正附税均照国币征收（注：《湖北省财政厅转令改革地方田赋收入废两石改征银元令》，1933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397。）。同时，如前所述对田赋正税税率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第三，减轻田赋附加
1934年5月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规定，各省永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及再立不合法税捐。随后，湖北省政府加大了废除和减免苛捐杂税和田赋附加税的范围和力度。1935年，各县共计减轻田赋附加298万2千余元（注：贾士毅：《湖北省财政史略》，第64、64、178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2.1-1。）。
本期湖北田赋整理，步履维艰，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武昌等9县在土地整理后，耕地面积增加了83.4％，松滋等二十七县的赋额增加了近50％（注：《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实况》，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45、300-301、304、304-305、305-306页。），但总的说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主要表现在土地清丈仅在3县施行，全省册籍混乱的局面依然没有改观。因此，虽然通过田赋整理使赋额在1934年达337万余元，1936年增至430万元，但因缺乏可资凭借的地籍图册，事实上不过是“虚额累增”。至于限制田赋附加，因各县积习太深，难见成效，终至1936年，全省各县附加总数仍平均超过正税3倍（注：《湖北省志·财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本期湖北田赋整理之所以未竟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豪绅地主的抵制乃至反抗，正如省财政厅在给省政府的报告中所说：“田亩既经调查清丈，则漏赋之田，自必清出，亩额当然增加，人民纳赋额，比较隐匿之时为多，此种情形，尤以大户为最，于是以少数业户偶有错误，引为口实，不惜用尽心思，设法推翻全案，以冀减轻负担而图自利。”（注：《整理田赋经过及现在办理情形》，1938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LS：19-2-2436。）其次，田赋整理如果影响到县的财政收入，也会遭到县长们的极力反对（注：傅长民：《为奉电订定田赋等级一案本县困难甚多无法遵办祈示遵由》，1934年6月24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4359。）。再者，知识不足易受蒙蔽的农民也可能成为田赋整理的反对者。如1933年开始的清丈工作在各地遇到阻力就较大，樊城清丈时，妇人裸体将裤加于清丈人员之头上，武昌清丈时，人民曾打死清丈人员（注：陈家鼎：《宜昌实习调查》，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82007页。）。
五、小结
第一，田赋在本期湖北财政收入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县级财政中地位尤其突出。
第二，本期令人注目的农民负担问题在湖北也同样严重。地方财政对田赋的依赖性使田赋正附税负担难以切实减轻，政治腐败使农民的额外负担尤其繁重；田赋负担畸轻畸重，广大贫苦小农成了田赋负担的主要承受者。
第三，本期田赋征收弊端重重。旧日册书把持征收，盘剥农民；豪绅地主，抗欠赋税，转嫁负担；县长及其员属因循敷衍甚至营私舞弊。
第四，政府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对田赋进行整理，但由于多方面的阻力，最终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