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战略执行力维度结构及测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中国论文,企业战略论文,执行力论文,测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开放政策进程的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逐渐完善，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成为企业和理论界的重要课题。Craig et al..(1991)认为，在管理日趋同质化的今天，企业战略执行力是赢取并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张建宇，张英华，2007)。没有有效的企业战略执行力，战略目标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正如韦尔奇在“杰克·韦尔奇与中国企业领袖高峰论坛”上所说，“战略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如果没有出色的执行，战略是没有用的”。国内外研究也表明，企业战略执行力比战略质量本身更为重要(Christopher et al.，1999；张瑞君等，2007)，战略执行而不是战略本身已日益成为投资者评判企业价值所考虑的最重要的非财务因素(薛云奎等，2005)。
企业战略执行力的重要性逐渐被企业界和理论界所认识，许多学者也渐渐加入了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的探讨行列，特别是2003年以后，对企业战略执行力进行的相关研究明显“热”了起来。然而，就目前研究情况而言，学术界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维度结构的探讨仍然非常匮乏，而且往往如同“盲人摸象”一般，只触及到企业战略执行力的某一个方面，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对中国企业战略执行力依然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认识，更难以为中国企业有效执行既定战略提供指导(薛云奎等，2005)。针对这一现状，本文的探讨为理论界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研究提供可操作化基础，也为企业界了解和提升自身企业战略执行力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
一、文献回顾与维度结构研究框架
1.文献回顾
战略管理包括战略规划和战略执行两部分，但关于战略执行的研究却进展甚慢。其实战略执行的思想在古典管理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中均可看到隐隐约约的身影，例如，管理过程学派鼻祖法约尔提出的及时控制思想、20世纪90年代提出至今仍影响深远的核心能力理论就隐含着战略执行的思想火花。尽管关于战略执行的描述时有出现，人们对战略执行的谈论也不少，但学术界针对战略执行进行的相关研究却不多，且大多停留在零散的评述阶段而没有构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战略执行也就成为“战略管理理论缺少的一环”。
第一个对企业战略执行力进行较系统描述且影响最为广泛的无疑是Bossidy and Charan (2002)，他们关于《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的著作出版在全球引起了极大关注，中文版(2003)的发行也使得关于中国战略执行力的研究有明显激增之趋势，甚至他们的观点引导了全球对战略执行力问题的研究(张建宇，张英华，2007)。在这本让战略执行力得以重视的著作中，Bossidy and Charan强调在建立一套让人员适才所用的制度的同时，通过作为组织软件的企业文化，构建起企业战略执行力的三个核心流程——战略流程、人员流程和运营流程，并认为执行力不是一个简单的战术概念，而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流程，三项核心流程应彼此紧密联结，而非各唱其调。
Bossidy and Charan(2002)的著作在我国出版后，不少学者针对我国企业战略执行力情况展开了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薛云奎等(2005)和张英华等(2005)的研究。薛云奎等(2005)认为共识、协同和控制是战略执行力的三大构成要素，并提出企业战略执行力由10项相互关联的执行步骤组成：战略制定、战略澄清、战略沟通、目标分解、计划拟定、资源分配、战略行动、业绩反馈、奖惩激励及学习调整。因此，薛云奎等(2005)认为企业战略执行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由多项因素构成。认同这一观点的还有张英华等(2005)，他们考察78家企业后将执行力归纳为七大因素，认为清晰的运作战略，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员工间和谐的工作关系与工作气氛，良好的非正式组织，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沟通与反馈机制、培训机制和岗位管理机制，顺畅的沟通渠道，长期积累的执行文化，将是企业战略执行力的保证。值得指出的是，企业文化这一因素原本未纳入张英华等(2005)的调查问卷中，但却有34.7％的被调查者主动提出增加这项因素，可见企业文化这一因素对企业战略执行力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研究文献的检阅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很多中外学者都强调中层管理者是影响企业战略执行力的重要力量(Johnson et al.，1989；于斌等，2007)。Johnson et al.认为，不同级别的管理者对企业战略有认知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对企业战略的执行有很大不良影响，而中层管理者可以有效减少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并且，中层管理者是企业战略的实施者，他们负责将组织的战略具体化为运营层面(于斌等，2007)。因此，我们在研究企业战略执行力时除了要了解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看法外，也要重视企业中层管理者的观点。
2.维度结构研究框架
企业战略执行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概念，构建和提升企业战略执行力必须从多个影响因素着手，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中外相关研究者的认同(Bossidy and Charan，2002；薛云奎等，2005；张英华等，2005)。本文根据其他相关研究提出的维度及影响因素并总结中国企业战略执行力现状，归纳出中国企业战略执行力三大维度：战略维度、企业制度维度和企业文化维度。
战略维度在很多企业战略执行力的研究中都显示了其重要性。例如，Bossidy and Charan(2002)的三大流程之一就是战略流程；薛云奎等(2005)提出的10项战略执行步骤中以“战略”字样开头的就有4项，而且，“目标分解”步骤虽然没有冠以“战略”二字，但在内容上却是指战略目标分解，也应属战略维度；在张英华等(2005)提出影响执行力的因素中第一项影响因素就是战略，在其后续研究(张英华，张建宇，2006)中更明确指出，执行力的提升是建立在正确的战略基础之上，如果缺乏正确可行的战略先导，任何执行往往会导致背道而驰的后果，反而可能葬送企业。除此三项研究外，其他研究战略执行力的学者也很重视战略维度对执行力的影响，于斌等(2007)引用Hrebiniak(1984)的研究时提到，“管理者将战略目标分为一系列的更小任务，以有利于战略的实施”，“在执行过程中针对破坏性强的变化来调整已经制定好的战略”，这其实是在强调战略分解和战略监控调整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的重要性。
企业制度维度作为企业战略执行力的硬件，对促进企业与社会和谐统一，实现企业永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李海舰，原磊，2005)，因此在各项企业战略执行力相关研究中也备受关注。Bossidy and Charan(2002)明确指出三大流程中的人员流程和运营流程均可通过制度建设进行提升；薛云奎等(2005)的战略执行力三大构成要素中协同与控制两大要素也需制度建设去实现；张英华等(2005)归纳的七大执行力因素中就有3项属于企业制度维度(人员、管理机制和信息化技术)，并且其中管理机制因素又内含了四大方面的企业制度(绩效考核机制、沟通与反馈机制、培训机制、岗位管理机制)，可见，企业制度维度是构成企业战略执行力的重要一环。
企业文化维度作为企业战略执行力的软件，是战略执行力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在Bossidy and Charan(2002)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流程，但却在文内多次提及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的重要影响，并且认为企业文化作为战略执行力的软件“至少和组织的硬件(策略与结构)同等重要，甚至犹有过之”。薛云奎等(2005)提出的战略执行力三大构成要素中排行第一的共识就属于文化维度。在张英华等(2005)归纳的影响执行力因素中，现场环境因素(指员工之间的工作关系及现场工作气氛)、现场运营因素(指非正式组织对现场管理执行力造成影响)和不在调查问卷内却被大量被调查者主动提出的文化因素均属企业文化维度；七大影响执行力因素中企业文化维度占了3项，可见企业文化维度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所述，企业战略执行力由战略维度、企业制度维度和企业文化维度共同构成。战略维度是基础性和向导性的，而企业制度维度和企业文化维度分别构成了企业战略执行力的“硬件”和“软件”，三个维度相互关联而非无关独立，任何一方的短缺都将导致企业战略执行力的软弱低下。企业战略执行力维度结构的澄清将有利于它的理解和讨论，但企业战略执行力测量量表的缺乏将严重阻碍它的深化发展与定量验证。因此，本研究在企业战略执行力维度结构基础上，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发出一套可靠的、有效的中国企业战略执行力测量量表，为后续研究提供可操作化基础，同时也验证本文维度结构研究框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3个实证研究构成：一个质化研究和两个阶段的定量研究。质化研究主要目的是在企业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企业战略执行力测量量表。定量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主要是进行量表提纯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第2阶段主要是通过独立问卷样本对中国企业战略执行力维度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1.质化研究
鉴于学术界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研究的匮乏，因此本研究在相关学术文献基础上，补充收集了韦尔奇、郭士纳、柳传志、张瑞敏等25位国内外著名企业家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的论述，并深入开展了企业调研。2007年7月上旬在广州××集团总部举行了两次关于企业战略执行力的座谈会，该集团公司的大部分高层管理者和部分中层骨干管理者参与了讨论，讨论的原始资料作为量表条目的参考来源之一。为了能更全面地收集资料并避免同一企业对战略执行力存在认识偏差，本研究小组在对广州××集团7位高层管理者和11位中层管理者进行半结构访谈后，又邀请了8位来自不同性质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参与访谈。本轮对26位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访谈材料是形成量表条目的主要来源。整个访谈过程历时1个半月，自2007年7月中旬开始到2007年8月末结束。访谈的主题包括：①您认为什么是企业战略执行力？企业战略执行力对企业发展重要吗？在您看来，企业战略执行力包括哪些方面？②您认为一个具有良好战略执行力的企业应具备哪些特征？结合您所在企业的情况，您认为贵公司的企业战略执行力强吗？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③根据您的经营管理实践，您认为企业战略执行力应该包含哪些元素？应该从哪些具体细节来加强企业战略执行力？
本研究以26位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半结构化访谈素材为主要材料，并参考相关文献、25名著名企业家论述资料和2轮座谈会会议记录，共归纳总结出62条关于企业战略执行力的陈述，并由此设计出对应的62个题项。为了更好地修改问卷，我们将由62个题项组成的问卷初稿对22名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进行了先导测试(Pilot Test)，并在问卷后要求测试者填写改进意见。根据先导测试的反馈信息，并经3名人力资源学者和2名战略管理学者进行评价，最后，40个题项被确定用来测量企业战略执行力的三个维度，其中，10个题项用来测量战略维度，20个题项用来测量企业制度维度，10个题项用来测量企业文化维度。
2.定量研究
本定量研究分为2个阶段。第1阶段使用质化研究阶段形成的量表，该量表由40个按5-Likert值编制的题项构成。问卷的发放时间在2007年11月上旬至2008年1月中旬，发放对象是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本轮问卷发放共385份，回收212份，其中有效问卷187份。
在获取第1阶段的187份有效问卷数据后，我们对量表提纯得到33个信度和效度良好的题项。根据Churchill(1979)的建议，这个经提纯的量表还需用独立、更多样化的样本进行验证。因此，本研究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定量研究的第2阶段，新问卷由经提纯后的33个题项构成。为获取更多样化的样本避免区域取样偏差，本阶段问卷发放地扩展到四个城市：芜湖市(有效问卷71份，占总有效问卷31.42％)、珠海市(有效问卷52份，占总有效问卷23.01％)、深圳市(有效问卷44份，占总有效问卷19.47％)和江门市(有效问卷59份，占总有效问卷26.11％)。问卷发放时间在2008年2月上旬至2008年3月末，发放对象是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本轮问卷发放共523份，回收263份，其中有效问卷共226份。详细样本特征见表1。
三、结果分析
1.定量研究第1阶段之量表精炼
根据Churchill(1979)的建议，在完成原始量表的数据收集后，应对每个维度进行item-to-total相关系数和α系数检验。在战略维度中，所有题项均通过item-to-total相关系数大于0.4的检验标准，并且再删除任何题项都会降低α系数，因此所有题项均通过检验。在企业制度维度中，“制度具有权威性”和“公司评价员工更看重潜力”两个题项的item-to-total相关系数分别为0.340和0.320，没有通过0.4的标准，删除这两个题项后进行第二次item-to-total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剩下的18个题项均通过item-to-total相关系数检验，并再删除任何题项都会降低α系数，因此剩下的18个题项通过检验。在企业文化维度中，“习惯被动等待上级指示”题项的item-to-total相关系数为0.333，没有通过0.4的标准，删除这个题项后进行第二次item-to-total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剩下的9个题项均通过item-to-total相关系数检验，并且再删除任何题项都会降低α系数，因此剩下的9个题项通过检验。通过此步骤进行题项精炼后，量表共剩37个题项。
为了进一步精炼题项，本研究利用软件SPSS15.0对剩下的37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KMO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中，KMO值为0.841，Bartlett球体检验的χ[2]值为5385.53(自由度为666)，达到显著(α=0.000)，表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依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进行探索性因素提取，考虑到因素间的相关性，因此旋转方法采用斜交旋转法。根据学者Straub(1989)的建议，应剔除在所有因素上负载值均低于0.5或在多个因素上负载值大于0.5的题项。结果发现，题项“上级可随意指派工作”在所有因素的负荷值均低于0.5，题项“战略制定群策群力过程”、题项“制度具有可行性”和题项“上级对下属工作有明确要求”在两个因素上负荷值均大于0.5，故应予剔除。经本轮量表提纯后，企业战略执行力量量表精炼为33个题项。
2.定量研究第1阶段之维度结构探索及信度、效度检验
为了解企业战略执行力的影响因素，我们对精炼后得到的33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进行斜交旋转，获得特征值大于1的10个因素，这10个因素解释了82.21％的总变异，根据它们的测量内容我们分别记为“人力保障制度”、“激情文化”、“战略监控”、“战略分解”、“组织协作制度”、“公正文化”、“理念文化”、“人才使用制度”、“考核激励制度”和“战略制定”。表2列出了每个题项在10个因素上的负载值。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了解企业战略执行力的10项影响因素后，我们根据影响因素的内容将它们分别归类到相应维度：“战略制定”、“战略分解”和“战略监控”3个因素属于战略维度；“人力保障制度”、“人才使用制度”、“考核激励制度”和“组织协作制度”4个因素属于企业制度维度；“理念文化”、“公正文化”和“激情文化”属于企业文化维度。归类完毕后，我们对战略维度、企业制度维度、企业文化维度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三个维度均有清晰的因素结构，累积变异解释率分别是84.80％、76.08％、83.91％，均在76％以上，并且各维度内因素显著相关，因此说明本研究的归类是合适的。
为了检验本量表的可靠性，我们进行α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总量表α信度为0.93，三大维度α信度均介于0.843至0.882之间，10项影响因素α信度在0.839至0.930之间，均大于0.7，因此说明本研究所用量表是可靠的。同时，根据吴明隆(2003)的看法，“如果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能有效地抽取共同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与理论结构接近，则可以认为此测量工具具有建构效度”。本研究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0个影响因素解释了33个题项的82.21％变异量，三大维度分别进行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最低变异解释率也达76％以上，并且这些因素结构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相一致，因此，有理由认为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3.定量研究第2阶段之模型评估指标与数据的正态分布检验
结构方程模式(SEM)是一种用实证资料来验证理论模型的新兴统计方法，由于这一技术出现的时间还不长，不同学者在评价模型拟合时选用的指数与标准是不一致的，这就产生了如何选用拟合指数与标准去检验和选用模型的问题。1998年著名统计学家Hu and Bentler在《心理学方法》(Psychological Methods)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模型评价体系，由于作者(Bentler是EQS的作者)和刊物的名气都很大，因此这一评价标准虽然比较苛刻，但却很可能成为检验指数的普遍标准(Byrne，2001；温忠麟等，2004)。因此，本研究除了报告传统的卡方自由度比外，选用了LISREL直接给出的Hu and Bentler(1998)评价指标：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指近似误差均方根，小于0.06为拟合良好；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指标准化残差均方根，小于0.08为拟合良好；NNFI(Non—Normed Fit Index)指非范拟合指数，大于0.95为拟合良好；CFI(Comparative Fit Index)指比较拟合指数，大于0.95为拟合良好；IFI(Incremental Fit Index)指增值拟合指数，大于0.95为拟合良好。
本阶段研究将应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而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的一个条件是要求样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需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Shook et al.，2004)。经软件PRELIS2.72对样本数据分析，33个观察变量的偏态系数(Skewness)绝对值介于0.062与0.476，均小于3；峰度系数(Kurtosis)绝对值介于0.175与0.727，均小于10；因此本样本数据可视为符合正态分布(Kline，1998)。况且，根据West et al.(1995)的研究，若对非正态样本数据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将高估模型拟合的卡方值(卡方值小是模型拟合好的表现)，因此，对本样本数据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是稳健的。
4.定量研究第2阶段之测量模型与信度、效度检验
基于探索性因素分析，我们利用第2阶段收集的数据应用软件LISREL8.72对测量模型33个指标变量和10项影响因素(一阶因子)进行拟合。结果表明，卡方自由度比为750.67/450=1.67(小于2)，可认为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Carmines and McIver，1981)；并且各项拟合度指标都符合Hu and Bentler的良好拟合标准：RMSEA=0.054(小于0.06)、SRMR=0.042(小于0.08)、NNFI=0.97(大于0.95)、CFI=0.98(大于0.95)、IFI=0.98(大于0.95)；因此，可以说本研究的测量模型与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信度检验。全面的量表信度检验，需要检验潜变量的信度，也需要检验指标题项的信度。α信度虽然是使用最广泛的信度指标，却无法估计出指标题项的信度，并且α信度假设潜变量到所有指标题项的负载值都相等，这明显与现实不相符(Bollen，1989)，况且，α信度的大小有受题项数目影响的嫌疑(黄芳铭，2005)，因此，本研究在报告α信度的同时，也报告Fornell and Larcker(1981)根据潜变量被观察变量所分享的程度而提出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并且报告由Bollen(1989)提出的衡量题项信度的SMC(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指标，即用测量题项被潜变量所解释的程度作为该题项的个别题项信度。
本研究测量模型各变量的α信度、组合信度和SMC指标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潜变量的α信度介于0.85与0.91之间，均大于0.7，因此通过α信度检验；并且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介于0.85与0.91之间，均大于0.7，因此通过组合信度检验(Hair et al.，1998)；从而说明本研究潜变量信度良好。另外，由表3可知33个题项的SMC指标介于0.56与0.81之间，均大于0.5，表明全部题项都通过被黄芳铭(2005)称为“相当严格”的个别题项信度检验。综上可知，本研究的测量模型通过潜变量和指标题项的信度检验，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是可靠的。
效度检验。建构效度是衡量量表好坏的重要标准。过去，建构效度经常是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进行检验，如果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能有效地抽取共同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与理论结构接近，则可以认为此测量工具具有“建构效度”(吴明隆，2003)。但事实上，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作为建构效度的检验方法是相当有争议的，其中一个重要缺陷是理论角色是事后而不是事前的，这就使得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的建构更倾向于统计而非逻辑(Mueller，1996)。因此，目前学术界逐渐使用既有逻辑又有操作性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行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判别效度(Discriminate Validity)检验。
根据Fornell and Larcker(1981)的建议，当所有单个指标(Individual Indicators)和构念(Construct)的方差抽取量大于测量误差时，可认为量表具有收敛效度。这就内含了两个要求：第一个是指标变量的标准化负荷系数大于0.707，这时满足测量指标的方差抽取量大于测量误差；第二个是构念的平均抽取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大于0.5，这时满足构念的解释方差在50％以上。由表3可知，本研究采用的33个测量指标的标准化负载介于0.75与0.90之间，均大于0.707而小于“违反估计”临界值0.95(黄芳铭，2005)，因此，满足第一个要求。由表4可知，本研究的10个一阶因子变量的AVE值介于0.67与0.75之间，均大于0.5，因此，满足第二个要求。综上所述，可认为本研究测量模型具有收敛效度。
检验判别效度的最广泛方法是考察是否所有因素的AVE值均大于因素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值(Fornell and Larcker，1981；Shook et al.，2004)。由表4可知，本研究的10个因素的AVE值介于0.67与0.75之间，最小为0.67；而因素间相关系数介于0.14与0.76之间，最大为0.76，因此因素间相关系数的最大平方值为0.5776(0.76×0.76)，小于最小的AVE值0.67；因此，所有因素的AVE值均大于因素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值，从而有理由认为本研究测量模型具有判别效度。
5.定量研究第2阶段之维度结构模型竞争
在定量研究第1阶段的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我们得知企业战略执行力是由三个维度共同构成的系统概念而非单一维度结构，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我们建构了三维度模型和单维度模型。三维度模型(见图1)是基于本研究理论框架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提出，即企业战略执行力是由三大维度(二阶因子)和10项影响因素(一阶因子)构成，10项影响因素可归类于三大维度。单维度模型也认为企业战略执行力受10个因素影响，不同的是单维度模型认为这10个影响因素均属一个维度。
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对三维度模型与单维度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标如表5所示。按Hu and Bentler(1998)的评价标准，三维度模型的5个指标全部通过拟合良好标准，单维度模型只有2个指标通过拟合良好标准(CFI和IFI)，却有3个指标没有通过(RMSEA、SRMR和NNFI)。在指标卡方自由度比上，三维度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为1.79，小于临界值2表示模型拟合良好(Carmines and Mclver，1981)；单维度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为2.64，大于临界值2表示模型拟合不能接受(Carmines and McIver，1981)；因此，三维度模型要明显优于单维度模型。进一步分析可发现，三维度模型以3个自由度(485-482)的代价换取卡方值降低416.73(1278.38-861.65)，下降值远大于α=0.05水平自由度为3的卡方值(7.815)，从而使模型拟合度得到显著提高。综上可知，三维度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情况良好，并且要显著优于单维度模型。
为了深入了解企业战略执行力的维度结构，我们分析3维度模型中一阶因子(10项影响因素)被二阶因子(3大维度)解释的变异量。结果表明：10项影响因素在三大维度上的标准化估计值介于0.80与0.94之间，均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且10项影响因素被各所属维度解释的变异量介于0.64与0.88之间，被解释的变异量超过50％，因此，说明三大维度可以较好地解释10项影响因素(Fornell and Larcker，1981)。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本研究所提出的三维度企业战略执行力模型，具有良好的模型拟合度与解释力，并且得到了定量研究第2阶段的数据确认，从而验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企业战略执行力维度结构。
图1 三维度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四、讨论和结论
战略与战略执行对企业赢取竞争无疑都极其重要，但学术界在评价两者对企业的影响时却常常重视战略而将战略执行加以简化或省略，甚至假定只要对企业输入正确的战略就会自然产出预期的结果，这种忽视战略执行实践的思想加剧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张关系，导致战略管理“理论无用论”怨言的产生，同时，这种忽视战略执行的思想也直接导致了有关战略执行研究的严重匮乏，致使时至今日人们对如何有效地执行和控制既定战略仍然知之甚少，对影响中国企业战略执行力因素的了解更是几乎空白(薛云奎等，2005)。针对这一研究现状，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利用质化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建构并验证了中国企业战略执行力维度结构(见图1)：中国企业战略执行力由战略维度、企业制度维度和企业文化维度共同构成；战略维度包含战略制定、战略分解和战略监控3项影响因素；企业制度维度包含人力保障制度、人才使用制度、考核激励制度和组织协作制度4项影响因素；企业文化维度包含理念文化、公正文化和激情文化3项影响因素。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这表明对事物进行度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在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研究文献的检阅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的测量还没有一套有效的测量量表。测量量表的缺乏无疑将阻碍企业战略执行力研究的深化与发展。本研究根据前人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研究的文献，并基于对26位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半结构化访谈、2轮企业座谈会会议记录和25名著名企业家论述资料，通过量表提炼技术，开发出一套经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的信度、效度良好的企业战略执行力测量量表，从而为以后理论界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研究提供可操作化基础，也为企业界了解和提升自身企业战略执行力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
企业战略执行力是一个系统的三维度概念而不是单维度概念，本研究通过模型竞争验证了这一结论。结果还显示，企业战略执行力的三大维度在p＜0.01水平下显著相关：在三大维度的相关程度中，以企业制度维度与企业文化维度的相关程度最大(相关系数为0.43，T=7.01)，其次是企业制度维度与战略维度(相关系数为0.34，T=4.87)，再次是企业文化维度与战略维度(相关系数为0.32，T=4.45)。因此可知，提升企业战略执行力需要同期建设和完善企业战略、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三个方面，并且特别需要注意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协调发展，因为它们分别是企业战略执行力的硬件和软件，相互匹配互补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还表明，构建和提升企业战略执行力应从建设和完善企业战略执行力三大支柱(三大维度)的10项具体因素着手：关于战略维度，企业可从战略制定、战略分解和战略监控三方面进行；关于企业制度维度，可从人力保障制度、人才使用制度、考核激励制度和组织协作制度四方面进行；关于企业文化维度，可从理念文化、公正文化和激情文化三方面进行。
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研究，虽然我们尽力避免和弥补不足，但至少还存在下面三方面的局限。①由于学术界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相关研究的严重匮乏，因此，本探索性研究所能查阅到的理论文献不多且部分文献权威性和影响性不够高，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加强了质化研究和定量研究，希望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企业调研和25名著名企业家对企业战略执行力的论述资料来更详细地了解企业战略执行力，以指导对两套独立样本数据进行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定量地刻画出企业战略执行力的维度结构。②本研究虽然通过两套独立样本数据分别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避免同源误差问题，但由于本研究的问卷发放主要是通过方便取样，因此，样本的代表性存在一定风险。③本研究所访谈的企业及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两套样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因此，在中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或其他国家使用本研究结论时需持谨慎态度。
关于企业战略执行力维度结构的进一步研究，既可根据本文的不足进行，如采取大面积多地区的问卷发放或结合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研究，也可在本研究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如通过样本分组对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比较研究，或探讨企业战略执行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理解企业战略执行力、推动企业发展从而赢取竞争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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