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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06）01—0033—08
中国古代言文不一，书面文章和口头语言明显差异的现象，至迟在周秦已经存在。古奥的《尚书》体，是当时官方应用文字；殷周之际的口头语言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尚书》中时代最晚的《秦誓》，是春秋中期秦穆公的誓词，对秦晋殽之战的失败作检讨，用的就是《尚书》体。然而在春秋末年的著作《左传》里，也记录了秦穆公在那次战役前后的谈话和其他人的言论，却明白晓畅，与《秦誓》文体迥异。再如《逸周书》的文章，既有《尚书》体，如《克殷》、《世俘》、《商誓》等篇；也有《左传》体，如《度训》、《命训》、《武称》等篇；还有相当平易类似战国文风者，如《殷祝》、《史记》、《官人》等篇。此书各种文体并存，有人认为反映了先秦时期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
西汉时期，汉武帝的诏书，既用当时通行文体，也有古老的《尚书》体（如册封燕王、齐王、广陵王诸诏）。司马迁作《史记》，其中《殷本纪》、《周本纪》采用了《尚书》、《逸周书》中的历史资料，并把它们改写成西汉通行文体，有如现代学者用白话文翻译文言文。东汉班固的《汉书》和集体创作的《东观汉记》，都是通行文体。而同时的《吴越春秋》的语言则极其浅白，接近口语，与《汉书》差别甚大。王充的《论衡》语言通俗朴素。同时的王符《潜天论》，则语言华美，爱用骈句，讲究修饰，风格显然不同。汉代文章通俗化的例子还有不少，但似乎尚未形成吸引文坛注意的趋势。
魏晋以后，通俗文频频出现于古文献之中，而且逐渐为社会上部分人士在特定场合所接受，下面试分别择要述论。
六朝通俗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流行骈体文和散体文即秦汉古文，此外还有接近口语的通俗文。
如三国时曹植的《鹞雀赋》，记鹞捕雀，鹞说：“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宁复置汝。”雀说：“肌肉瘠瘦，所得盖少，君欲相噉，实不足饱。”又说：“性命至重，雀鼠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倾。”乃跳跃逃走。全文悉用四字句，可能根据民间寓言写成。
晋惠帝之庶子司马遹，以长立为太子。皇后贾氏诬陷他书写文告阴谋篡位弑君。太子在狱中作书自辩，说某日入宫，皇后命宫女赐三升酒，“鄙（人）素不饮酒，即便遣（宫女）陈舞请说不堪三升之意。中宫（指皇后）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饮？’……便答中宫：‘陛下会同，一时见赐，故不敢辞。通日（平时）不饮三升酒也。且实未食，恐不堪。又未见陛下，饮此或致颠倒。’陈舞复传语曰：‘不孝哪！天（指父亲）与汝酒饮，汝不肯饮，中有恶物耶？’遂可（答应）饮二升，余有一升，求持还东宫饮尽。逼迫，不得已，更饮一升。饮已，体中荒迷，不复自觉。须臾，有一小婢持箱来，云诏使写此文书。鄙便惊起，视之，有一白纸。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婢之名）持笔墨黄纸来，使写。急疾不容复视，实不觉纸上轻重。父母至亲，实不相疑。事理至此，实为见诬，想众人见明也”。（《全晋文》卷十七）信中大量词汇和语法都是口语。
宋明帝之弟巴陵王刘休若阴谋造反，明帝召还，令其自裁，对外称其猝死；同时密告休若之胞弟桂阳王刘休范真相。信中写道：“外间有一（巫）师，姓徐名绍之，状如狂病，自云：‘为涂步郎（神名）所使。’去年三月，忽云神语道：‘巴陵王应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告之。’……”“巴陵具知，云：‘莫声！但听。’”“休若在西，广召弓马健儿，都不启闻。”“心迹即不可测，因其还朝在第，与书，事事诘诮。与内许密自引分（自杀），状如暴疾致故，差得于其名位及见子（现有子女）悉得全也。”（《全宋文》卷九）。此诏口语甚多。“莫声”，即别吱声，今湖南仍在使用。稍后之齐武帝致子弟书及同时北魏诸帝家书，皆用口语。
梁任昉有《奏弹刘整》（《昭明文选》卷四十）述中军参军刘整和寡嫂范氏因争夺财物而打官司事，其中说：“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车栏子、夹杖、龙牵等。范及息逡（儿子刘逡）道是采音（刘整婢名）所偷。整闻声，仍（乃）打逡。范唤问：‘何意打我儿？’整母子尔时便同出中庭，隔箔与范相骂。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于时在整母子左右。整语采音：‘其道汝偷车杖具，汝何不进里骂之？’即进争口，举手误查范臂……。”全文通俗质朴，毫无修饰。近人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说它是“当时世俗之文”。可能是诉讼时的供词。
北周统治者宇文护幼时遭战乱，与母亲阎氏分离。二十年后得知音讯，阎氏托人口述一信给宇文护，回忆分别情景和想念之情。其中写道：“吾与汝别之时，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有委屈。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鲜于修礼起（兵）时，吾之阖家大小，先在博陵城住，相将（携带）欲往左入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军打败，汝祖及二叔时俱战亡。汝叔母贺拔及儿元宝，汝叔母纥干及儿菩提，并吾与汝六人，同时被擒捉入定州。……吾时与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乡人姬库根家。茹茹奴望见鲜于修礼营火，语吾云：‘我今走向至本军。’即至营，遂告吾辈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将兵邀截，吾及汝等还得向营。汝时年十二，共吾并乘马随军，可不记此事缘由也？”……钱钟书对此文评价甚高，说：“北齐无文，唯阎姬与宇文护书。”
六朝佛经翻译，讲述寓言故事多用当时通俗文，如五世纪鸠摩罗什时所译《法华经》第二品的“火宅”故事。说“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倏然火起，焚烧舍宅。长者诸子”年幼无识，不知逃避。“父知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乐著；而告之曰：‘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嬉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与汝。’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珍玩之物，适其愿故，心各勇锐，互相推排，竟共驰走，争出火宅。”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趣味的文学寓言。六朝所译佛经如《百喻经》、《杂宝藏经》中此类故事甚多。
南朝文人家书（如王僧虔《戒子书》）和论辩之文（如范缜《神灭论》）亦多用通俗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通俗文》三卷，收集当为六朝作品，惜已失传。
唐代通俗文
唐代文学中有通俗的诗、通俗的赋、通俗的说唱文学，还有通俗的散文。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说，他原计划的《国语文学史》新纲目中有“中唐古文与白话散文”，“晚唐诗与白话散文”两节。惜未完成，未得其详。
据我所见，敦煌遗书中的《茶酒论》，似乎可以算作白话散文。该文用词浅近，明白如话，四言为主，杂以散句，每每押韵。有人归之于俗赋，然而与同时的俗赋《燕子赋》、《晏子赋》、《韩朋赋》似有区别，否则何以不叫《茶酒赋》？依文本而论，它应属介乎说与唱之间的韵诵体寓言故事。作者把茶酒拟人化，争夸自己的价值最高，最有功于世人，同时攻击对方处处不如自己。茶曰：“诸人莫闹，听说些些。百草之首，万木之花。”“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自然尊贵，何用论夸？”酒曰：“自古及今，茶贱酒贵”，“君王饮之，叫呼万岁。群臣饮之，赐卿无畏。”“酒食向人，终无恶意。有酒有令，仁义礼智。自合称尊，何劳比类？”反复辩论多次之后，水出来说：“人生四大，地水火风。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米粬干吃，损人肠胃。茶片干吃，只粝破喉咙。万物须水，五谷之宗。”“两个何用争力？从今以后，切须和同。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据学者研究，此文当作于天宝以后至五代之前。后世寓言中有人体五官争功等，实由此发轫。
唐代佛教典籍《坛经》，几乎全部用通俗文写成。作者是禅宗六祖惠能，他不识字，其讲道、谈话及事迹，经后人整理而成此书。以散句为主，间有韵语。最著名的五言悟道偈语“萻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白话诗。关于风动幡动的辩论，乃白话小品。惠能“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盘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曰幡动。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坛经·行由品》）惠能反对渐修，提倡顿悟，认为要想求得解脱，不必向外，只能向自己内心寻找。他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方？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外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坛经·疑问品》）。他的名言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人世间一切现象，惠能主张“以无念为本”。“知见一切法（现象），心不染尘，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坛经·般若品》）。关于“无念”，惠能与学生神会有一段对话，“神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法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是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坛经·顿渐品》）在禅宗看来，杖打在身上，可以承认有痛感，然而感觉不过是心的幻象，所以从根本上讲又是不痛。身虽有痛感，心不起痛念。心不着境，痛和不痛都一样了。这种通过具体事例和特殊举动，驳辩讽谕，嬉笑怒骂，点破佛理，被称为禅缘、禅机。由于它能引发理论思考，并具有一定语言趣味，故为历代文人所重视。
惠能之后，禅宗语录不断出现，其中记事说理，往往形象奇特，妙语如珠。如《古尊宿语录》卷一所记马祖磨砖故事。“马祖居南岳禅院，独处一庵，唯习坐禅。……（师）乃多方诱导之。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作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得成镜？’师云：‘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马祖乃离坐云：‘如何即是？’师云：‘譬牛驾车，车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车即是？’又云：‘汝学坐禅？汝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扏坐相，非达其理。”
这样的语言，很接近当时的口语。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值得文学史家和汉语史家注意。这方面的资料，在北宋初年编辑的《五灯会元》中保存较多。当代学者研究禅宗语录的著作，有周裕锴《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此书对禅宗语言艺术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介绍。
宋代通俗语录文
中国古代语录文始于《论语》，而后有《孟子》、扬雄《法言》、王通《文中子》等，皆为典雅古文。唐代禅宗语录普遍通俗化、口语化。宋代理学家一方面受禅宗启发，一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所作语录，记录师生问对，体式模仿先秦，语言反映当代。不像禅宗那样故弄玄虚，充满禅机，却也自由、随意、浅白、有趣。北宋可举程颐为代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记：“问喜怒出于性否？曰：固是。才有生识，便有性，有性便有情，无性安得情？又问：喜怒出于外如何？曰：非出于外，感于外而发于中也。问：性之有喜怒犹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激；或风行水上，便为波涛汹涌，此岂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有许多不善底事。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这是以水与波喻性与情。同书又记：“故人力行，须要先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哪门，行哪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这是以进城先知路喻知在行先。
南宋最著名的是朱熹语录，数量极多，内容丰富，后人分门别类，编为《朱子语录》多卷，比二程语录更口语化，往往把复杂的哲学问题说得深入浅出。有时近乎聊天，饶有风趣。如《语类》卷六十记：“又问，人与鸟兽固有知觉，但知觉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觉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浇便敷荣，若摧抑他便枯悴，谓之无知觉可乎？周茂叔（敦颐）窗前草不除去，云与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觉。只是鸟兽底知觉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觉又不如鸟兽底。又，大黄吃着便会泻，附子吃着便会热。只是他知觉只从这一路去。又问：腐败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烧成炭，将去泡汤吃，也咸苦。因笑曰：顷信州诸公正说草木无性，今夜又说草木无心矣。”这里是谈论“心”、“性”问题。同书卷四记：“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这是以水与珠喻气与理。就近取譬与好用俚俗词语是朱熹语录显著特点。
南宋禅师中最有影响的是大慧宗杲（？—1163），他吸收不少禅宗流派的精华，对各种“邪禅”深恶痛绝。著有《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传世。其中说：“近年以来，禅有多途。或以一问一答，末后多一句为禅者；或以古人入道因缘，聚头商榷云：这里是虚，那里是实，这语玄，那语妙，或代或别为禅者；或以眼见耳闻和会，在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上为禅者；或以无言无说，坐在黑山下鬼窟里，闭眉合眼，谓之威音王那畔父母未生时消息，亦谓之默而常照为禅者。如此等辈，不求妙悟，以悟为落在第二头，以悟为诳唬人，以悟为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大慧语录》卷三○《答张舍人状元》）他批评的是“公案禅”、“文字教禅”和“默照禅”，自己创立了新的禅学派别“看话禅”。在他的《大慧语录》卷二十一《示吕机宜》中说道：“常以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二事贴在鼻孔尖上，茶里饭里，静处闹处，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百万贯钱债，无所从出，心胸烦闷，回避无门，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当恁么时，善恶路头，相次绝也。觉得如此时正好着力，只就这里看个话头。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曰：无。看时不用博量，不用注解，不用要得分晓，不用向开口处承当，不用向举起处作道理，不用堕在空寂处，不用将心等悟，不用向宗师处领略，不用掉在无事甲里。但行住坐卧，时时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无！提撕得熟，口议心思不及，方寸里七上八下，如咬生铁撅，没滋味时，切莫退志，得如此时，却是个好消息。”我们这里勿需评论所谓“看话禅”是什么，仅就从语言看，通俗化口语化十分明显，与当时古文家的文章判然有别。《大慧语录》不仅有对话，还有书札。已不是只言片语，而是成篇的文章了。
胡适曾经说：“白话语录的大功用有两层：一是使白话成为写作的文字，一是写作时把从前种种写不出来的字都渐渐的有了公认的假借字。从此以后，白话的韵文与散文两方面都有了写作的文字了；白话的发展，谁也挡不住了，什么压力都压不住了。”（《禅宗的白话文》，载《国语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他所谓“白话文的发展谁也挡不住了”，若指白话小说则属实；若指白话散文，则言之尚早。
元明通俗文
白话文，即与口语一致的文体，至迟在元代已经成熟。元代白话短篇小说已是纯熟的白话文，元朝初期皇帝的诏书大都是地道的口语。较之同时的白话小说，文字十分粗糙，不少词语后世已不易理解。如《全元文》卷六所录：元太宗五年（1233）《蒙古子弟学汉人文字诏》：“那孩儿每（们）教的文书，不揀是何文书，教都学者。教学施行底文书呵，疾识字的文书者，教的时分，孩儿每根底休教阑当者。若识字呵，背识背写者。教参学底时分呵，自是不蒙古言语去底孩儿每，只教汉儿语言说话者，会汉儿言语呵。若不汉时言语里说话，却蒙古言语里说话，一番一简子打者。”“每”、“呵”、“底”都是口头语词。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开荒田土无主的做屯田诏》说：“淮西庐州地方，为咱每（们）军马多年征进，百姓每抛下的空闲田地多有。若自愿种田的人教种呵，煞便当教种时分，与了限次，教他田地主人来者。主人每限次里不来，愿种田的人每教种者。种了之后，主人每来，道是俺的田地来么道，休争占者。更军每合请的粮食般运呵，百姓生受，更费了官粮。教军每做屯田呵，于官有益，粮食也容易么道。”（《全元文》卷一○四）
据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当时白话碑文有九十多篇。如：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林县宝岩寺圣旨碑：“……这底每寺里，房子里，使臣休安下者；揀那谁（意即不管是谁）使气力休住者。官粮休顿放者，揀那什么物休顿放者。寺院里休断事。铺马祗应都休与者，商税粮税休纳者。但是属寺家底田地、水土、竹园、水磨，有的园林、解典库、浴堂、店、出赁房子根底，醋、酵粬根底，揀那甚么人休使气力（犹言勿仗气力）夺要者。”这类保护寺院财产的规定甚多。元代典章中白话公文也不少。
成书于公元1252年的《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最初用蒙古文写成，至晚在元仁宗（1312—1320）时有人将它译为汉文，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白话，共15卷，属于历史著作，其中不乏生动如实的描述。如：
阿阑豁阿就教训着说：“您五个儿子，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如恰才五只箭杆一般，各自一只呵，任谁容易折得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这五只箭杆束在一起，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经间，他母亲阿阑豁阿殁了。母亲阿阑豁阿殁了之后，兄弟五个的家私，……四个分了，见勃端察几愚弱，不将他做兄弟看待，不曾分与。……
明太祖朱元璋穷苦出身，没有读什么书，他的诏令有一些是口授的记录，纯然白话。如《全明文》卷三○所记《大诰续编》“逃军第七十”，禁止民间藏慝逃兵，说：“众百姓，我说的言语听着，你若不听，便三家两家垛一丁为军。比及如此，你众人只休隐逃军在乡，却不免致动了你每户下人丁。看了我的言语，你每众百姓将附近逃军，家下影射的逃军，众人好生抚绥送出来，各卫军亦不缺役，你每众百姓安乐。便是你百姓受了逃军财物，隐藏十年之上，如今送出来，也不问你每要罪。”同书卷三二《大诰武臣》全是颁给武臣的口诏，可能因为武人文化不高，所以诏书都极浅近。如序言中告诫武臣不要苛待军士，批评有些军官，“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略不有些哀思，将那小军每苦楚，也不如猪狗。……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这见受的职事，都是军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里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这军官每如今害军呵，他那心也，那里是个人心？赶不上禽兽的心。……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这文书里说得明白，一件件开得分晓。若还再如此害军，便是自己犯了又犯一般，难说你不曾见文书，不知道。这文书又不是吏员话，又不是秀才文，怕不省得呵！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朱元璋的诏书也有大批典雅的古文，那是学士代拟的“吏员话”；还有文绉绉的《阅江楼记》之类“御制文章”，那是文臣代笔的“秀才文”。可见他是有意识地用不同于前二者的白话文下指示。
明代长篇小说《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皆为当时口语，写作水平比诏书高。然而在传统散文领域，仍使用文言文，公私文函、传记、碑志、游记、杂感，以及议论、记事、抒情、说明，悉用古体。虽然有人偶尔有杂以俚俗的词汇和句法，例如王守仁的《传习录》，唐顺之的书信，却受到正统文坛的轻视甚至讥笑。
王守仁（1472～1528），号阳明，是著名哲学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语录集《传习录》中，有些与学生问对的文字，与口语很接近。如说：
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先生曰）可知充塞天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开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
王阳明的观点相当于西方哲学家所主张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一种主观唯心论。这段文字，虽然还不是纯白话，杂夹少数文言词语，已经相当通俗了。与宋代程朱语录相比，王氏的《传习录》不再是片断，而是长篇大论；无生涩别扭之感，而是较为顺畅的文章，但当时不受文章家重视。
明代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唐顺之（1507～1560）曾在江浙抵御倭寇有功，官至凤阳巡抚。唐氏信札有的是通俗文字，如《与白伯伦仪部》：“平生不自量，吃亏处正是欲拣难事做。朝廷原用我做视军情官，我是看人干事的。假如我只高坐省城或苏州，今日一道文书，江北督总兵；明日一道文书，江南督兵备，谁论得我者？矢石驰驱，风波漂荡，岂是人情所乐？今日惹出许多议论，皆吾之好难，非起吾之避难也。”这是他为文提倡“本色”，直抒胸臆的体现。
清代通俗文和白话文
清初通俗散文作家有金圣叹（1608—1661），江苏吴县人，明末秀才，入清后因哭庙案被杀。他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极力推崇通俗文学，曾批点《水浒传》、《西厢记》，并编选历代散文为《天下才子必读书》。他的评点文字，皆通俗浅易，夹杂大量口语词汇。如《读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法》说：“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方法。不唯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许多文法，也都看得出来。”“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说：“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日后定堕拨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西厢记》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金圣叹的其他文章也很通俗（见《金圣叹全集》）。
清初用白话作议论文的有思想家颜元（1635—1704），号习斋，河北博野人，幼年参加劳动，后来行医、教书，晚年成为一派学术领袖，主讲漳南书院。其学派亲近下层民众，尤重实践。其哲学著作《四存编》有一组文章《唤迷途》，是用纯白话写的破除佛教迷信的讲稿。第一唤，是为不识字的僧道而作，其中说：
你们知佛是什么人否？佛是西域番人。我们是天朝好百姓，为什么不做朝廷正经的百姓，却做那西番的弟子？他若是个好人还可，他为子不孝他父母，为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兽了，我们为什么与他磕头？为什么做他弟子？……我劝你有产业的僧人，早早积攒些财物，出了寺，娶个妻，成家生子。无产业的僧人，早早抛了僧帽，做生意、工匠，无能者与人佣工，挣个妻子，成个人家。上与朝廷添个好百姓，这便是忠；下与祖宗添个儿孙，这便是孝。使我上面千百世祖宗有儿孙，下面千百世儿子有祖父。生作有夫妇，有父子，有宗族亲友的好人家。死入祖宗坟墓，合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起，做个享祭祀的鬼。……
还有第二唤，第三唤，第四唤，第五唤，对象分别是不同身份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僧道，皆以白话为主，也夹杂一些通俗的浅近文言词语，每篇均在千余字左右。这类文章，估计不应该只有颜元一人写作，其他或许已经散佚，或许尚未发现，有待搜寻。
郑燮（1693—1765），号板桥，在中国美术史上，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被称为诗书画“三绝”。他虽不以文章知名，但很有个性。如所作通俗唱词《道情》开场白纯是白话，兹摘录如下：
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列位晓得这四句诗是哪里的？是秦王苻坚碑上的。那碑阴还有《敕勒川歌》。无非慨往古之兴亡，叹人生之奄忽。凄凄切切，楚楚动人。那秦王苻坚也是一条好汉，只因不听先臣王猛之言，南来伐晋，那晓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一败而还。身死国灭，岂不可怜！岂不可笑！昨日桥道人授我《道情》十首，倒也踢倒乾坤，掀翻世界，唤醒多少痴聋，打破几场春梦。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将来歌唱一番，有何不可！
其家书尤具特色，是浅近的白话夹杂通俗文言文，放纵无拘，毫不修饰，而逸趣横生，别有滋味。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耕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
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礼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
天寒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到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煮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像郑板桥那样批评士人品质之低劣，赞扬农民地位之重要，恐怕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找不到第二人。
近代白话文
太平天国领袖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戒浮文巧言”。所作文告，皆通俗浅近之文，如李秀成自述、洪仁玕自述、赖文光自述等是。唯洪秀全之子洪福缜被俘后所作《自述》是彻底口语化的白话，如：
“……本年（指公历1864）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拜了上帝，就受众人朝贺。朝事都是干王（洪仁玕）掌管，兵权都是忠王（李秀成）掌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以后我就叫幼天王。我的四个妻子都叫幼娘娘。六月初六日五更，我梦见官兵把城墙轰倒，拥进城内。到了午后，我同四个幼娘娘在楼上，望见官兵入城来了，我就望下跑，幼娘娘扯住不放。我说下去一看就来，便一直跑到忠王府去了。忠王带我走了几门，都冲不出来。到初更时候，乃假装官兵，从缺口出来。才出来七千多人，就被官兵知觉，尾后都被截断了。……
据罗尔纲《太平天国诗文选序》考证，此文应为洪福缜亲笔所写，而非清朝官吏记录。此儿仅十六岁，但文笔极流畅，可见当时曾受到较好的白话文训练。
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文章的通俗化趋势越来越快。又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新事物、新名词、新现象层出不穷，旧的文体已不能容纳和表现这些新内容。尤为重要者，维新改良派和后来的革命派都日益认识到，必须改革文体以启发民智，才能推动社会前进。黄遵宪提出言文合一，希望文章接近口语，“通行于俗”，使“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日本国志》卷三《学术志二文字》）。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陆续出现了一百七十多种白话报刊（见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种白话报刊》），最早的白话报是1897年11月7 日创刊于上海的《演义白话报》。其《小引》说：
“我们中国在五大洲中，也算大国。自开辟以来，中国总是关门自立。不料如今东西洋各国四面进来，夺我的属地，占我的码头，他要通商就通商，他要立约就立约。同是做生意，外国人运货进来，中国关税极轻；中国货到了国外，都要加倍收税。同是做工，外国人多了少了，听凭他到我中国；中国人到外国，进口就要收人身税，还有许多规矩。近来美国竟要把我华工赶出。同是杀人放火，中国人杀了外国人，立刻抵命；外国人杀了中国人，不过监禁几年，便就释放。我们中国人种种吃亏，不止一处。讲到这句，就要气死。
《中国白话报》1903年12月创刊于上海，1904年10月停刊。分论说、历史、地理、传记、新闻、实业、科学、小说、戏曲、歌谣等栏目，用白话文从不同侧面进行革命宣传。此外还有《安徽白话报》、《直隶白话报》、《京话日报》、《天津白话日报》、《江西白话新报》，湖北、湖南、四川、山西、山东、福建、广东、广西、蒙古（当时在中国版图之内）、新疆等地皆有白话报刊出版。
革命烈士陈天华（1875—1905）专门写白话文，他有三部著作，一是用鼓词形式写的《猛回头》，有说有唱，唱词一律是三、三、四字的词语，说词是标准的白话。二是章回白话小说《狮子吼》，三是用白话散体文写的通俗演说辞《警世钟》——该书的一段说道：
俗话说的：“赶狗逼到墙，总要回转头来咬他几口”，难道四万万人连狗都不如吗？洋人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位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这是一篇振奋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号召书，它以磅礴的气势、通俗的语言，鼓励每一位中国人，坚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此文发表后，震撼社会，受到各阶层民众，尤其是革命派的热烈欢迎。
重要的白话文作家还有民主革命烈士秋瑾（1877—1907），她曾在日本创办《白话》杂志，发表过《演说的好处》一文，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演讲学论文。又如《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
咳！世上最不幸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生下来遇着好老爷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摔死。总抱着将来是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一声“某姑娘家脚小”罢了。……诸位晓得，国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么？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亡国的时候，那就迟了。
作者从重男轻女谈起，含着血泪沉痛地控诉封建社会对妇女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表达了对同胞姐妹的无限同情。
应该指出的是，这类白话文在当时社会上还不普遍。作者们都是从通俗宣传角度出发，还没有考虑把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没有认识到白话文本身也可以有艺术性和美学价值，以及更广泛更有力的实用价值。正如蔡元培后来所总结的：“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知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尽管如此，倘若没有清末先行者的探索，也就不会有“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成功，从而完成中国散文从文言到白话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转变。
收稿日期：2005—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