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知识考古学和政治经济学——福柯和杰姆逊论语言逻辑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考古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逻辑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生活在特定时刻的人来说，语言是一种由各种规则构成的稳定的支配性结构，而在不同的时刻，语言将把自身显示为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标明这一变迁的不仅是构成语言的那些物质性材料的变动（如语音的变化、词语的增减等），也不仅是语言内部的那些规则的转移（如语法和词义的分配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语言自身在其整体性的构型法则上所经历的差异。在这里，我们将以福柯（M.Foucault）和杰姆逊（F.Jameson）为中心来讨论后者，他们分别将这一构型法则命名为语言的存在方式与语言逻辑，在知识考古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上表达了这些差异。
一、福柯的“认识型”概念和语言的存在方式
福柯的《词与物》，作为一部“人文科学的知识考古学”著作，以“认识型”（episteme）作为其核心概念，考察了不同时代诸人文学科知识的变化及这些变化的条件。用福柯自己的说法，认识型“显现的是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les configurations），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①，而语言学作为经验知识的一种，成为认识型在其中运作的一个肯定性领域。
关于“认识型”，阿兰·谢里登在《求真意志》中确认它蕴含着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特定时代的一切知识活动都服从于特定的知识准则的规律；第二个假设有关于年代学，它对应着或者说它首先就是对历史的断代的表述。② 从第二个假设出发，谢里登将福柯《词与物》中的年代学系列理解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这三个时期。但事实上，如同杰姆逊所言，“福柯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考古是以四种历史时期为基础的”③，在现代之后，福柯标明了另一个时期的存在。并且也不同于谢里登将第一个时期仅仅指定为文艺复兴时期本身（16世纪），福柯的这第一个时期所涵盖的是从古希腊和《圣经》开始而至16世纪末的全部历史，而文艺复兴时期仅仅作为这第一个漫长时期的标志时期。通常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认识型”的第一个认识型的“相似性”原则，“直到16世纪末”，“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着创建者的作用”④，而这种相似最初来源于上帝本人把语言赋予人类时直接把名词置于被指称的物上，并且这种认识型中的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体系自从斯多葛主义以来直至16世纪一直具有相同的单一形式，因此对于福柯，第一个时期同时也是古典时期以前全部历史的总和，因此可以称之为“前古典时期”。至于第四个时期，福柯没有给出一个类似于“古典时期”、“现代时期”一样的命名，没有像对第二、第三个时期那样给出一个明确的起始时间，然而福柯确定了第三个时期现代时期的长度“一个半世纪”——正是从第二个间断性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尤其是福柯确定了现代时期的主题“人”在现代时期末端的消失（正在消失），从而第四个时期就在福柯那里以预言的形式获得了确立。杰姆逊提出这是“第四个时期”，但同时认为因为这个时期是“一个朦胧却富有预言的领域”，因此“它自身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而实现”，并且可以被视为“相当程度的反现代”而“与后现代不同”⑤。然而暂不讨论杰姆逊赋予的“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在质的规定上的差异，就年代学而言，在福柯那里，全部的历史就是一个由前古典时期、古典时期、现代时期和后（反）现代时期所组成的完整序列，而其中的分界分别在16世纪末（或者17世纪中叶）、19世纪初和20世纪中叶。
对应着这种四分法的年代学表述，在福柯那里，存在着四种认识型：前古典时期认识型、古典时期认识型、现代认识型和后现代认识型。对应着这四种认识型，又存在着四种知识准则，也存在着四种语言的存在或被理解的方式。
前古典时期的认识型以“相似性”为构型原则，在其中展开的世界以物与物的相似成为重复而无限延伸的链条，而语言一方面作为相似性的标记揭示这种相似性的关系，同时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即作为物被置于相似性的链条之上。就前者而言，认识语言成为认识物的前提，或者说语言就是关于物的初始的大写文本；就后者来说，语言具有自身神秘的如同物一样的厚度。因此前古典时期的语言就是一个三元的符号体系——能指（词）、所指（物）和“关联”（类推关系或者说相似性关系）——的一部分。
古典时期，认识型的构型原则转换为“表象”，符号体系从三元的组织成为二元的排列即只剩下能指和所指，从而语言成为一种透明的中性的功能——对物予以表象的功能，它是表象直接的和自发的展开，表象首先正是在它上面才获得了自己的初始符号，建立一些同一或归属关系。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认识世界的物，语言在古典时期处于一个根本的位置之中，它作为表象的表象性指明一种指称关系，成为对种种表象进行表象的初始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它是一个秩序在世界的种种表象中的首次显露。在这里，语言把名词赋予给物，并在这个名词中去命名物的存在，并当语言被引导到这个名词，语言就被名词吸收从而消失，因此，存在的是一个“大写的名词”。
在现代时期的认识型——福柯没有对它的构型原则予以命名，而是给出它“人的诞生”的主题——中，语言不再是认识的工具而变成认识的对象，它重新获得了自身不透明的与深度的存在，展开了只属于自己的历史、法则和客观性。由此，语言成了意义一体系的对子，一方面人作为讲话主体获得了对意义的表达，语言总是在认识主体的一侧涌现出来（因此它要求一种阐释方法，使语言在自身以下的地方讲话），另一方面人的表达总是在一定的体系内才有其可能，即在哪怕讲出一点点言语之前，已经接受语言的统治（因此它要求一种形式化技术，控制任何可能的语言）。
在不能作为时期的后现代时期，“人之死”成为逐渐展开的现实，语言断绝了和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不再谈论人本身，而依据认识的纯粹形式而被说出，亦即意义随着人的死亡走向终结，意义—体系的对子就只剩下体系作为无意识的内容存在（随之而来，阐释放弃了对形式化的抵抗，成为形式化技术的一部分）。语言重新聚合，作为一种想具有基础价值的实证性，要求一种虽我们应该加以思考但我们尚不能加以思考的同一性，从而成为一个绝对的存在，一个巨大的专制和虚空体系，一种只是围绕着自身的话语。
二、从福柯的“认识型”到杰姆逊的生产方式
在《单一的现代性》一文中，杰姆逊对福柯《词与物》中的知识考古学进行了评论，这恰可以使我们能够从杰姆逊对福柯知识考古学所包含的分期的描述进入杰姆逊自身关于历史分期的设想。然而杰姆逊并不把《词与物》看作是福柯自称的“人文科学的知识考古学”，而认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现代性历史，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性理论”⑥，他也根据这种判断以“现代性”概念为核心对福柯的分期进行了重新的命名。于是福柯的从古希腊到16世纪末的漫长历史被称为“前现代时期”，福柯的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被指认为“现代存在的两种时刻”，即“第一种现代性”和“第二种现代性”，其中前者只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前现代时刻”，而后者作为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才是一种“完全现代性”⑦。而福柯的那个并未明确命名也没有制定时间界限的现代之后的时期，杰姆逊确认它是一种“激进的否定，或者相当程度的反现代”⑧。在这里，“完全现代性”，亦即19世纪和20世纪所经历的那种现代性，被当作历史分期的标准单位，而这也正是杰姆逊的真实立场，在他那里，“现代性惟一令人满意的语义学意义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的联系”⑨，对于杰姆逊，19世纪初构成了对历史的一个绝对的划分，只是从这里开始历史向前与向后都得到了规划。
将现代性指认为资本主义，杰姆逊表现出他与福柯对于现代性的认识的差别，对于福柯，现代性是一种认识型，而对于杰姆逊，现代性是一种生产方式。而在认识型与生产方式之间，一方面，杰姆逊看到的是一种相似性关系，“福柯……的时刻或者说认识——声称仅仅对知识体系进行描述——其功能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十分相似”：认识型“显现的是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它们产生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而生产方式则“作为对社会构成进行的组织和再生产”⑩，“构型”与“组织”、“产生”与“再生产”的对应表明，它们都同样既是一种内部结构，又是一种内部动力，具有整体性与普遍性的构造作用。另一方面，杰姆逊看到的则是差异性在其中的存在，更进一步说，从认识型到生产方式是一个还原的过程，最终是生产方式提供了终极的原因与限制。
在转述福柯《词与物》时，杰姆逊将古典时期命名为“前资产阶级的现代”时期已经将认识型置入生产方式的理解之中，而福柯所分析的现代时期的特征（对于杰姆逊即“第二种现代性”的特征），在杰姆逊看来，是“那种不仅使它与第一种现代性完全不同的特点，而且使它与马克思主义结构分析可能存在某种关系的特点”(11)。在《单一的现代性》中，在分析了福柯之后，杰姆逊即刻进入了对阿尔杜塞与巴里巴的生产方式理论的分析，认为福柯“关于变化的描述”来自于阿尔杜塞，而“假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话语及其概念从巴里巴关于变化的认识中除去，那么，它与福柯将变化视为灾难性巨变的看法并无二致”(12)，因而在福柯的认识型与生产方式之间，其关系就被这样描述：“在福柯那里，已经崩溃的前一种历史时刻已成为事件的框架；最后，在巴里巴那里，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旧的生产方式，这样，新时期就与新的生产方式本身密切相关。”(13) 对于杰姆逊来说，生产方式具有相对于认识型的优先性与根本性，借用杰姆逊所反复转述的阿尔杜塞的观点，即“只存在着一种结构的结构主义：即生产方式本身，或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而“它不是整体的一部分或许多层面之一，而是这些层面之中的整个关系系统”(14)。从这个表述出发，一方面，认识型从在福柯那里所具有的整体性意义下降为生产方式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或层次”，或者是生产方式的整体结构之下的一个次整体；另一方面，生产方式在语言的层面上留下了自身的行迹，作为不在场的部分，与之形成了结构性关系。
三、杰姆逊的生产方式论述和语言逻辑
生产方式作为一种不可逾越的限制和整体性的关系系统，语言同样无法摆脱与它的结构性关系，“语言理论在整个生产方式中艰难的——但却无疑是惟一有生产力的——迂回，或用阿尔杜塞的话说，是在结构中迂回，作为惟一可见于其效果或结构因素中的终极原因，而语言实践就是这些因素之一”(15)。因此，生产方式的变换同时引起了语言的变换，由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分期同时就构成了语言的分期，如同在福柯的认识型中语言具有存在方式的差异，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语言表现出逻辑上的各种变化。
对杰姆逊而言，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是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化，而资本主义自身则经历了三次特定的变异，即“马克思所说的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由列宁所阐述的），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全球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而与此相应，语言首先经历了从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象征”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符号”的转变，而在“符号本身及其结构变化在世俗世界的‘冒险经历’”中，它则包含着语言逻辑上的“完整的符号”／符号／能指，亦即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次序。
杰姆逊首先宣称，“我的神话是从完整的符号的产生开始的，完整的符号产生在现代的、世俗的、非神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时代”。(16) 这里，一方面在“完整的符号”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之间指明了一种完全对应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确认了在其语言和生产方式的论述中，“完整的符号”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地位。对于“完整的符号”与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世界，杰姆逊称之为“古老的、象征的、前资本主义的世界”(17)，在那里，人类规划和神话同化，由神话来规定，因此其语言具有完全不同于“完整的符号”的结构与作用，而是具有提供世界秩序的功能，亦即它是世界神圣的象征。随着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置换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语言从“象征”转化成了“完整的符号”。所谓“符号”，即索绪尔所确认的能指（signitier，或译为“指符”）与所指（signifled，或译为“意符”）的统一体，而这里所以强调“完整的符号”，在于在民族市场资本主义时期，“符号”具有它本身之外的参照物——由能指和所指指明的外在物体或者说客观现实的序列，“一个外在的、真实的世界”，即“参符”（或译为“指涉物”，referent）。符号指涉有真实的世界。而当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即帝国主义时，参符与符号中的另外两个部分分离，只剩下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即只剩下符号自身。帝国主义之后，世界进入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参符全然消失，符号中的所指也与能指相分离而被搁置，语言只剩下单纯的能指。
对于杰姆逊来说，语言逻辑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具有同样的动力系统，即“物化（或具体化）的力量”（forces of reification），它既是“产生那个三部分符号体系的力量”，对“那个古老的神话世界的经验”“具有腐蚀和消解作用的力量”，又是“资本主义本体的热和动力”(18)：一方面是金钱和市场系统瓦解了古老的、有机的群体社会之后超越民族市场的界限，而后取消世界的中心只剩下跨国资本的流动；另一方面是符号消解了古老的象征世界而后不断地自我消解，在搁置了参符与所指后只剩下能指的相互嬉戏。语言逻辑和生产方式的这种同构性在文学上被集中体现出来，在那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次序验证了“完整的符号”／符号／能指的系列。对杰姆逊来说，语言“逻辑上的各种变化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某些历史变化和通过一系列历史时期（或形势）把握一种结构变化的方式”(19)，而文学正是可以通过语言逻辑来思考的历史变化的现象。在这里，文学成为语言逻辑的表征，而文学的不同的叙述形式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联也正是语言与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体现。
在资本主义与符号的“物化的力量”消解了古老的象征世界之后，现实主义被表明具有认识论的真理性，是了解我们所栖居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认知模式。然而这种真理性之所以可能却依赖于两个来源，一方面货币体系给予原有的按照独特性和质量来编码的物品以等价互换的关系与共同的尺度，对先前的一种理想和幻觉解神秘化，使世界成为能在经验上予以衡量和延伸的世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为社会认知确定了明确的界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拼图，所以扩大的个人经验能够被转换为民族国家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经验，作为现实的生活世界可以内在的把握。现实主义因此有一个它声言加以真实反映的现实，从而完整的符号有一个作为真实世界的参符，显然它们是民族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塑造，用杰姆逊的话说，“现实主义——同时也包括那个作为其对象的非神圣化的、后神话的、常识性的、日常的、世俗的现实——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20)。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的帝国世界体系包括宗主国与作为他者的殖民地，而殖民地既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结构部分，又是帝国强权主体所看不见、所未知和不可想象的，宗主国的日常生活与殖民地的他者世界绝对地割裂开来，从而无法再建立一个完整的认知拼图，因此它失去了现实主义的那个真实的指涉物，当然也就是语言作为符号失去了自身的参符。杰姆逊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现代主义中可以窥见帝国主义的踪迹，事实上，帝国主义构成了西方现代主义；……它们作为形式征候存在于第一世界现代主义文本自身的结构内部。”(21)
而跨国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取得最彻底和最纯粹的形式的阶段，资本的量子急剧扩张，彻底侵蚀发达国家内、外部的非商品化或传统空间的遗迹（第三世界和潜意识），超越旧的民族国家而寻求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一种利益结合的方式，从而不再存在宗主国的中心，形成的是全球性的去中心和小团体制度化之间的悖论的结合的结构，一个由多方力量所构成的放任的领域，一个同质的（资本）但又是破碎的（不断的流动）“超级空间”。这个空间同样形成了人的认知拼图的断裂，但不是殖民地相对于帝国主体的缺失，而直接产生于任何个体与他的周遭环境之间，他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务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显然，在这个空间里不可能存在现实主义中那种个人经验的扩大，而是人被囚禁于私自语言中，完全没有了公共效果和反响，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失去了公共性的意义的表达，回到语言，它作为符号也就失去了它的所指。因此，对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是当代多民族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22)
结语：语言中的“认识型”和生产方式
从前资本主义、民族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到跨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从象征、完整的符号（现实主义）、符号（现代主义）到能指（后现代主义）的语言逻辑。而显然，通过“语言”，福柯的“认识型”和杰姆逊的“生产方式”具有了相互比较与转换的关系：它们都必须返回或者过渡到语言以取得解释或实现的方式。在杰姆逊那里前资本主义很少被视为完整的叙事，它主要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景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呈现出自身的特征。从社会形式上说，“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种种休戚相关的形式或内聚力获得了再生产的能力”(23)，这种“再生产的能力”所生产的是“前资本主义具有神圣组织结构的各种社会形态”，而在语言逻辑上，它所呈现的是“人类规划与神话同化的世界”，一个“象征的”、并非“外在的、真实的世界”，一个不能“向外不断延伸”、不能“衡量”的世界。毋宁说，前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正是由神话对人类规划同化所进行的再生产，最终所形成的是由语言作为象征所给出的世界。在这里，“神话”对于人居于根本性的位置，因此，如同福柯对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归置，这是人尚未存在的时代；而语言作为神话与象征规定出人类世界的秩序，这也正是福柯在前古典和古典时期所看到的“神圣的文本”与“大写的名词”。在民族市场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语言或者说作为完整的符号和符号的语言有一个对象征的语言进行物化（具体化）的起点，“拒斥人类规划与神话同化”所建构的世界显然是一个属人的世界，而即使在认知拼图的断裂的情形中，这个断裂所给出的仍然是个人对空间认知的要求，在殖民地的缺失中仍然呈现的是一种“趋于总体性的意图”。主体性是这两个阶段共有的主题，——变化的只是从一个民族国家内的主体转变为帝国内的主体，——福柯以“人的诞生”的命题所描绘的是同一种状况。而从语言的存在方式（杰姆逊所说的“语言逻辑”）而言，对于福柯，现代时期的语言是体系—意义的对子，它涌现于主体的一侧，同时它又是对主体的统治，而杰姆逊则以符号的“流动的半自主性”（floating semiautonomy）命名现代主义的语言，在那里，语言具有自身的生活。而在跨国资本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只剩下空洞的能指，语言所包含的是“纯的指符本身所有的一种新奇的、自动的逻辑”，因此它所实现的是同样的一个福柯所言的“人之死”（杰姆逊用的说法是“主体之死”），同时能指与所指的分离正是体系—意义的对子分离的另一种表述，而这种符号的完全的“自主性”所适用的恰是杰姆逊对福柯现代之后的时期的总结——“一个朦胧却富有预言的领域，充满着语言和死亡”(24)。
注释：
①④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页，第23页。
② ［英］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尚志英，许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③⑤⑥⑦⑧⑨⑩(11)(12)(13)(20)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第48－49页，第47页，第59页，第49页，第11页，第62页，第64页，第229页。
(14)(15)(21)(23)(24)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第35页，第200－201页，第206页，第48页。
(16)(17)(18)(19)(22)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4页，第285页，第284－286页，第283页，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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