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冯玉祥的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大钊论文,冯玉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又是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他曾与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多次会晤，共商救国救民大计，并多次做冯玉祥的思想工作，终于使冯玉祥转向革命，后来他举起了抗巳反蒋大旗。
1925年2月底，李大钊在徐谦的陪同下，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受到时任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的热情欢迎和亲切接待。大钊此次到张家口的任务，一是争取冯玉祥转向革命，二是与冯商谈争取苏联对国民军的武器支援。李与冯商量后，因工作忙当日下午返回北京。在临走前让冯玉祥派人去北京，由李大钊介绍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会谈。
李大钊回京不久，冯玉祥派参谋长刘冀、外事处长唐悦良、外交专员包世杰等人到了北京，经大钊介绍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进行了会谈。苏联政府于同年3月12日通过了无偿援助国民军武器的决定。其中武器弹药有：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枚，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后来，李大钊又积极为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活动，在同年6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得到苏联政府无偿援助一大批武器：步枪3500支、子弹15万发、火焰喷射器10具、飞机3架、马刀4000把。苏联政府还给冯玉祥派来顾问和军事教官。
冯玉祥为了将这些武器尽快运到军中，他命毛以亨、张允荣、张振亚等人组成接军援办事机构。苏联政府负责将军援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至乌金斯克，再用汽车运到库伧（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然后由冯玉祥派人接运到中国平地泉（今集宁）和张家口。
李大钊对冯玉祥支持和帮助使冯深为感谢，并对大钊更加尊重和信任。一次，冯请大钊任高级顾问，李表示，不做顾问更有利于工作。后来冯对人说：“李有远见、有学问。敬佩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着想，毫不计较个人名利的献身精神。”
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帮助下，冯玉祥明显地转向革命。在他的国民军中开始有了共产党人的活动，冯玉祥对共产党人的活动，公开表示：“我们不管是什么人，到我军来了，我们就要像兄弟一样爱护，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军事本领。”后来，李大钊又建议在冯玉祥军中建立俱乐部，冯也接受了，开始建了2个。大钊派中共党员宣侠父、陶新畲等人到国民军中进行党组织活动，使更多官兵转向革命。
1925年10月初，在庆祝国民党“双十节”之际，冯玉祥送给每个工人10元钱作为酬劳，以表示他对工人们生活的关心。当时的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肖三同志不解地说：“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收买。”这话很快传到冯玉祥耳朵里，他说：“说什么的都有，不用去管他们，现在报纸上不正在骂我是北赤吗？只要我们认为是做对了的事不怕别人骂。”时过不久，在北京的李大钊听到肖、冯之间的事后，深感“将相”不和是件大事，立即乘火车赶到张家口做肖、冯的工作。大钊对冯玉祥说“有些人不理解你对工人的关怀，你不用在意，我们设法让工人了解你对他们的关怀。”冯佯装不知此事的样子，说：“我们不怕别人骂，我们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不是还有人骂我们赤化嘛……”李要求冯考虑全局利益，避免磨擦。冯听后心里亮瞠了，对大钊更为敬佩，认为大钊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
为了推动农工兵革命运动的发展，团结西北各族人民共同进行斗争，1925年10月30日，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在张家口宝善街工人俱乐部召开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李大钊主持大会。
在会期间的一个晚上，冯玉祥将军听说李大钊到了张家口，便派人去请大钊到督办署商谈事情，可派去的人找遍张家口的大小旅店，也没有找到李大钊，最后在宝善街工人宿舍里面找到了大钊，他和许多工人一同睡在只铺些干草的地上。冯玉祥将军事后得知后，他对大钊这种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非常感动。并对自己没有照顾好他而深感遗憾。他对部下赞誉道：“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而能‘铁肩提道义，妙手著文章’其事业能有不成功者？！”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被反动军阀杀害时，冯玉祥将军正率部在陕西省潼关，他听到噩耗十分悲痛，写下一首《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啕》诗，并立碑悼李大钊，诗曰：
何故被绞杀兮？为革命。
何处被捕兮？
于苏联大使馆所在之北京。
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
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
帝国主义倡首的日与英。
我方率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之为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啕。
为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
非为同志而寿夭。
死我同志兮，增我灭敌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
将复为之激荡而高涨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为世界工农。
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
其精神永留被压迫人民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
起来向贼猛攻！
继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
达到革命成功！
冯玉祥对大钊同志的悼念，深刻反映了大钊同志对国民军工作的卓著成效，反映了冯玉祥将军及其广大官兵对大钊同志的深厚革命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