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科学与人性信条的诞生——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信条论文,新时期论文,人性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改革相伴而生的新时期文学其实都可以作为改革文学来看，一般而言，改革文学被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两大类。其实，就像现实中的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在各个层面都相差很大一样，这两类文学在内容与思想上也存在很大分歧，比如同样是发展经济，在农村的个体经济和在城市中的小摊贩，可能就需要两套不同的理论来认识。乡村题材改革文学的代表作，比如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乔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等，处理的都是一个当时称为现代的经济模式进入传统中国乡村世界之后所引发的动荡与骚动。但城市题材的改革文学，却更多的处理的是新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因此狭义上，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把直接描写改革实践的，尤其是城市工业题材的改革小说称作改革文学。这其中的代表作首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此外，还包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以及柯云路的《新星》等。在这类作品中，上层的矛盾被提炼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其叙述模式是当时非常典型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这样的模式下，改革的合理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在这里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这些作品反映改革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之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哪些内容。
一
在备受关注的“开拓者”系列中，蒋子龙首先塑造的其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走资派”形象“霍大道”。所谓走资派，在这个人物身上，最集中的特点就是生产至上，抓生产，抓管理，讲效率。到了《乔厂长上任记》，这个有着强烈政治魅力和魄力的实干家成了乔光朴的上司，也就是乔厂长进行一线改革的有力靠山。今天我们常说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那么改革文学最主要的形象是这些拥有实权的老干部、新干部们，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由于受当时尤其是之前“文革”时期干部形象的影响，霍大道和乔光朴身上有明显的英雄主义特点，比如病痛缠身依然坚持工作，善于政治鼓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视个人情感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这些性格特征是乔厂长这一人物形象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四化建设新时期的闯将的形象。这样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国家的脊梁骨”①。“我们需要乔厂长这样的‘铁腕人物’”②，“群众喜欢乔光朴这个人物”③，他是“新时期的英雄形象”④。张洁更是称赞说：“乔厂长是四化进程中的英雄，他驰骋于四化的舞台上，他的意义甚至比雷锋还要深刻。”⑤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个时代英雄的时候，依然会为他表现出来的铁腕风采所吸引——仅从作品开篇所摘录的乔光朴对工人的讲话，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厂长的霸气：“你们还有脸笑！当时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⑥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深处重重危机当中的改革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从另一侧面，它也反映出长期受到打压、久违官场的一代政治家们对新的政治权利的强烈热情，对于这一点，不论是乔厂长还是蒋子龙都不避讳：“官瘾大小不取决于年龄。事实是当过官的比没当过官的权利欲和官瘾也许更大些。”⑦与反思文学中那些疑虑重重身心疲倦的老干部们不同，改革文学所开创的“闯将”、“英雄”形象更加代表着新时期政治舞台上的生命力。为此，小说还特别设置了一个患了“政治衰老症”的形象“老徐”，并劝导他（们）说：“在政治斗争中你被烧过几次，不能老是耿耿于怀，对党有情绪，对群众有情绪；想自己、想家、想孩子多了，想革命、想党的事业、想将来少了。”⑧但是另一方面，乔厂长的革命热情显然也与新时期以来文学重人性、人情味，并开始从英雄走向凡俗的趋势相违背，众所周知，这种趋势早在百花时代就已经成为文学一股压制不住的风潮，开始对抗愈来愈空洞的艺术上的“高大全”形式。当时的文坛，充斥着“向后看”的哀怨与悲苦之感，人们还没有倾诉尽“四人帮”的迫害与伤痕，乔厂长的出现，尤其他对待爱情的实用主义与蛮横霸道，多少还是伤害到了许多读者脆弱的神经，并引发他们更深的思考⑨。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种与时代相矛盾的审美风格还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并被誉为时代精神的代表。这一矛盾性为我们今天理解改革与改革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考空间。
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看看乔厂长具体的改革措施，即这个英雄具体的英雄事迹究竟有哪些。小说第二部分，写还未正式走马上任的乔厂长视察车间，注意到一个青年工人杜兵，作品着重写了这个青年工人工作如何松散，技术如何落后。紧接着又写了一位二十三岁即被派来中国的西德西门子电子公司的青年工人，着重描写了这个工人技术如何过硬，显然，作者的目的在于对比，为乔的改革做铺垫。事实上，如何整顿像杜兵这样的青年工人，改变工厂管理落后、效率低下、技术老旧等问题，就是乔厂长最为核心的改革内容。对此，乔厂长“首先把九千多名职工一下子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通过考核评议，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在业务上稀松二五眼的，出工不出力的……全成了编余人员。留下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兵是精兵，将是强将。这样，整顿一个车间就上来一个车间，电机厂劳动生产率立刻提高了一大截。群众中那种懒洋洋、好坏不分的松松垮垮劲儿，一下子变成了有对比、有竞争的热烈紧张气氛”。是的，正是竞争，被乔厂长视作改革的杀手锏，对此，他在后来的《“维持会长”》中是这么对杜兵们解释的：“多少年来，‘竞争’这两个字，在我们国家是忌讳的，好像一提竞争就是资本主义”、“一搞竞争，就逼得你不把工厂搞好，就没有出路。我们厂现在就拉开了架势，在国际市场上和外国人竞争，在国内也和外国人竞争，还要和同行业竞争”、“工人之间，今后也不能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了，对工厂贡献的大小必然会造成物质待遇上的差别”⑩。乔厂长的这番话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而且颇成气候，在蒋子龙的几乎所有的小说中，包括当时所有风行一时的改革小说中，引入竞争机制，都被当做是最为核心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要求要“实行考核制度”，恢复“奖金制度”，坚持按劳分配(11)。今天我们虽然不能以竞争的一些不良后果而简单否定改革的合理性，但“竞争”在作为改革核心价值之前，其所要针对的那个“在业务上稀松二五眼的，出工不出力的”以及“群众中那种懒洋洋、好坏不分的松松垮垮劲儿”却是我们可以着重分析的。这种情况，在社会学上有个专用术语，叫做：“磨洋工”(boondoggling)，也就是说，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厂的问题，更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工业生产由来已久的老问题。
磨洋工有两个原因。第一，人的天性使然，都想轻松随便，这可称之为“本性磨洋工”；第二，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造成的错综复杂的想法和顾虑重重而引起的，这可称之为“故意磨洋工”。(12)
作出上述分析的，是一份早在20世纪初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然，磨洋工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雇员与雇主之间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并直接产生了现代管理这门科学。在被封为现代管理科学的开山之作的《科学管理原则》一书中，弗雷德里克·泰勒把磨洋工视作其学说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其解决之道——所谓“科学管理”——说白了，就是围绕如何刺激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而展开的：“科学管理坚信：雇主与雇员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除非实现了雇员的财富最大化，否则不可能永久地实现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反之亦然；同时满足工人的高薪酬这一最大需求和雇主的低产品工时成本这一目标是可能的”、“工人和管理者双方最重要的目标是培训和发掘企业中每个人的技能，以便每个人都能尽其天赋之所能，以最快的速度，用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从事适合他的等级最高的工作”(13)。
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与纯科学相比，管理科学，是整个改革开放时代最强势的科学话语。这一度令我们迷惑，因为人们往往把新时期的“科学”视作是启蒙时代的回响，甚至联系到了“五四”时期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把80年代视作一场“新启蒙”运动。但谁都清楚，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一个不讲科学的时代，恰恰相反，那是一个非常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果的时代。因此，需要辨析“科学”与“管理科学”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科学观念。
“所谓科学的管理，就是要把一些科学方法应用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越来越复杂的控制劳动的问题。它缺乏一种真正科学的特性，因为它的一些假设，只不过反映资本家对于生产条件的看法。尽管有时也有一些相反的说法，它的出发点并不是人类的观点，而是资本家的观点，也就是对抗的社会关系的环境中管理一种难以驾驭的劳动的观点。它并不打算发现和正视这种情况的原因，而是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无情的既定事实，一种‘天然的’情况。它所研究的并不是一般劳动，而是如何使劳动适应资本的需要。他并不是作为科学的代表，而是以用科学外衣乔装打扮起来的管理的代表的身份进入工作场所的”(14)。哈里·布雷弗曼的分析十分清楚地指出了科学在进化到管理科学阶段后深刻的资产阶级本性。是的，这是一种“管理”的学问，它要解决的就是那些无法管理的劳动和劳动者，管理一切不适应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人性”。新时期的“科学”尽管也包括了那个要探究自然界秘密的形而上意义，但最实际的功能，却旨在提高“大锅饭”的低下效率，打破由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决定了的用工制度和劳资关系。更进一步讲，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科学”、“纯粹的技术”，因为现代科技就是内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肌理当中的。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社会主义视作为资本主义的一条解决的途径，但正是在对由资本主义式的竞争制度的反抗中，我们才建立了新式的社会主义的劳动体系。这一点，对于一直处于冷战环境中的中国改革者们而言，应该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为何在经历了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人们依然认为竞争是必须的，资产阶级对人性的认识和管理是必须的，换言之，对抗“磨洋工”真的必须引入这套资产阶级的管理科学吗？
二
与改革中那些散发着男性气魄的政治强力形象不同，普通工人的形象更多的是婉约的、困惑的、忧伤的、疲倦的，甚至吊儿郎当的，这是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更是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相比于其他作家，孔捷生是一个擅长写女工的作者，他尤其擅长描写普通女性内心的惶惑，比如《南方的岸》中的暮珍，《普通女工》里的何婵。在后一部作品中，作者塑造的何婵虽则仍然是一个返城的知青，仍然是一个找不到方向的普通青年，但非常难得的是，作者把人物放在了一个新的变革当中的劳动关系中，而不是一个待业青年，或者一个有着特殊技能的天才、文艺青年，抑或是像暮珍那样的“自食其力”的小摊贩主。何婵首先是一个“普通女工”，这样的设计，使得小说及时反映出知青一代最现实的生存处境，通过她，我们可以分析在改革年代，与上层风云变幻大刀阔斧的战争不一样的改革境况，我们发现，改革在下层工人身上，首先改变的，是劳动的意义。
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何婵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到这家工厂的。我们隐约可以知道，这个女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受到了不小的磨难，她有一个私生子，感情上自然有一段难以启齿的伤痕，这个本来是时代的错误现在全都需要一个女人自己来解决了。因此，整个作品中，何婵都有一种躲闪和隐藏的气质，这与之前社会主义时代那些理直气壮热情洋溢的女工们截然不同。“刚进厂报到后，何婵便硬着头皮去找行政科长，吞吞吐吐地讲述自己急需解决住宿问题”。作品叙述厂长本人的独生女儿与何婵在同一个县里插队，并不幸患病去世。因此，这个厂长对何婵的关心，就像对自己女儿的补偿一样，厂长对何婵而言，既是领导又是父亲更是恩人。作品非常巧妙地设置了这样的关系结构，悄悄地透露出改革时期工厂领导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何婵只要见到厂长，她那复杂的感情便难以言喻。然而，这种时刻是不多的。偌大的厂子，一个普通女工难于走到厂长跟前说话。象今日几乎八小时里厂长都在身前身后参加劳动，足以使何婵激动不已”。正是在这样的情感结构中，何婵的劳动积极性便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性质。小说描写身为先进工作者，何婵在车间会议上被要求提一点改进工作的意见。这时候的何婵，简直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一样，诚惶诚恐，何婵觉出面部的毛细血管正在剧烈扩张，她悄悄把裂着口子缠上胶布的双手塞进腿弯。她知道，戴不戴手套不能决定次品率的高低，关键在于热爱自己的岗位，忠于本职工作，用如今刚开始时兴的说法，就是“职业道德”。这词儿据说全世界都通用，可在我们这儿有点拗口，还不如用说惯听熟的“主人翁精神”，但后者恐怕要比前者更高一级，何婵也说不准自己是否已“先进”到了具备那种精神，大概还没有。
这个先进工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先进，自然也搞不清楚时兴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主义的“主人翁精神”究竟有什么不同。对自己的地位，她既已采取了感恩的心态，那对自己的付出，便不可能具备社会主义意义上的主人翁意识。相反，这时的何婵更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本分”的普通工人，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并尽力干好。因此这里的提意见也不能算作是工厂民主作风的体现，她的紧张和嗫嚅，至少说明这类活动极少邀请到她这一级别的工人。同时，更为有趣的是，作品中另外几个普通女工的形象，作为陪衬，作者把何婵的这种老实本分渲染成某种与众不同的“知青”素质，知青的苦难教会了这个女人如何在最低的限度内求生存，更教会了这个女人如何在最低的限度内求得尊严。作品着重描写了这位单身母亲与儿子之间的令人动容的亲情，但与文坛上“伤痕”、“反思”文学对此类题材的处理不同，作者笔下的何婵没有申诉什么，更没有反思什么，她开始自觉地为自己和孩子担负起生存下去的责任。孔捷生在这里发挥了他擅长的细节描写，把何婵写成了一个美好而伟大的母亲。但不论是作者还是何婵这一形象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她的坚强、自立、隐忍、奋斗等等一系列优秀品德正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那个时代所必须的。“（为了他们自身的肉体上的生存）这迫使人们把他们自己，当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计划和生活方式的中心”、“实际上，除了承担这样做的风险之外，他们不得不选择并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个体自己，成了生活世界的社会身份再生产的单位”(15)。是的，乔厂长们要做的，就是让工人学会成为一个为自己负责的人，社会主义不能再负担太多的不该负担的“福利”了，何婵这样的工人，应该是乔厂长们心目中最优秀的工人了吧。
但是真正优秀的工人，却在改革开放时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和打击。这集中体现在那些“老工人”身上，这些工人，情感里有着社会主义的记忆，与何婵相比，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更加自觉而强烈，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劳模，是切实粉碎资产阶级竞争学说的有力证明，那么，在文学中，这些人的处境是如何展现的呢？
我们举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在80年代的代表作《人生在世》为例。这个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还有两年就可以退休的纺织女工。这位女工曾经是市级劳模，受到过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接见，作品略嫌生硬地记述了陈爱珍的这段辉煌，但回忆过去并非作品主要的内容，《人生在世》写的其实是这样一个老劳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艰难而顽强地与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的故事。有趣的是，这场斗争首先发生在家庭内部，换言之，首先发生在普通工人内部。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就是一个严肃积极地工作过的老工人，去世之后，儿子成芳顶替父亲进厂，另有一个女儿待业在家，只盼望妈妈过两年退休后也可以进厂当工人。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式的工人家庭，社会主义下的用工模式以及顶替制度保障着工人不受“失业”的威胁，没有失业，意味着没有“竞争”，“磨洋工”必然会成为一大问题。所以，整个作品说白了，就是一场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劳动积极性究竟该如何调动的大辩论。
首先提出挑战的是儿子成芳：“妈！你张开眼睛看看，今天的社会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了？你至今还死抱住五十年代的老一套，什么‘细纱女工有干劲，力争上游当先进！’还有多少人吃你这一套？你在会上这么说，地下的人都在暗暗发笑，笑你思想僵化，笑你神经不正常。特别是前天，你到布房间去跑了一趟，看到坏布多，提出什么‘消灭竹节纱，细纱无疵点’，这能做到吗？就算你能拼死拼活地做到，别人呢？大家愿意象你这么干吗？你给大家找来了麻烦，增加了压力，看看！谁不在背后骂你？”
成芳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积极工作，当劳模是“给大家找麻烦”，这是陈爱珍面临的第一大难题。陈爱珍不能理解，争当先进、争当劳模究竟有什么不对？她为什么就成了“害群之马”了。这个困惑其实是一个非常棘手而复杂的思想理论问题。本文第一部分是从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的问题，而这里，是工人阶级内部自觉自愿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一要求是真实的吗？自觉自发的工人积极性是可能的吗？爱珍与何婵的不同，在于她是一个积极主动要求进步的工人，在新时期，这种劳动积极性一度被认为是虚伪的，包括铁人王进喜等在内的劳动模范在社会中逐渐丧失了感召力和说服力，甚至有人对铁人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如果我们像在第一部分那样，认为改革主要针对的是管理体制的问题，那么，劳动模范应该继续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至少应该继续成为改革的主力军才对。但这里，新的矛盾再次产生了，劳模并没有像乔厂长那样，赢得时代的尊敬与追捧。围绕在爱珍周围的，是比乔厂长更为坚固的壁垒。这一点，是改革文学带个我们的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恩格斯曾经深刻地分析说，“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16)。如前所述，至少在当时，陈爱珍和工友们一样，不存在生死存亡的恶性竞争问题，她的积极之所以不合时宜，是不合时代之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即使工人不受失业的威胁，但来自社会制度深处的转变仍然让敏感的他们感受到了“惘惘的威胁”，一位和陈爱珍同龄的老工人这样开导爱珍：“你看看今天社会上的有些人，他们连工人也看不起，还会看得起什么劳动模范吗？你要看看世面，现在流行的不是五十年代那一套，而是八十年代的新一套。小姑娘嫁男人，盯住有海外关系的，资本家退赔钱多的，还有高干高资的子女，她们连工人子女也看不上眼了。现在流行的，活要少干，钱要多赚，贪污、盗窃、行贿、走私多么泛滥。你呢？还想‘力争上游争先进’，行得通吗？我看你还是实际一点，自己生活过过好，本分工作做做好，太太平平过日子，混到退休算了。”
如此劝导一位劳模去混日子，陈爱珍是听不进去的，但她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劳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劳动者的尊严、劳动光荣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没有人意识到，这一动摇对中国整个社会体系的危害有多大，甚至劳模本人也没有或者说无力去直面这一问题。胡万春在80年代初塑造劳模这一形象是用心良苦的，这位工人作家从一开始就善于写劳动模范，他和他那一批来自生产第一线的作家一样，熟悉工人、熟悉劳模，并真心热爱着笔下的那些热情澎湃个性鲜明的工人们。如果说在中国，劳动者确实毋庸置疑地实现过主人翁地位的话，那么胡万春们正是忠实记录那段历史的“劳动模范”。如今，这些工人的地位变化了，整个社会变化了。如何应对？陈爱珍或许是在做最后一搏，虽然作品中她胜利了，但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作者很清楚，除了让这位最后的劳模更加先进外，他无法保证更多的工人能够变成和陈爱珍一样的先进。而以先进带后进，曾经是作者最善于处理的题材。在传统工人文学中，“劳模”不可能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劳模一定会汇聚成一个集体，这种力量，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但在《人生在世》中，我们发现陈爱珍真正依赖的其实是车间副主任王全德，可以想见，这两个人最终是会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就像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分析的那样，改革要倚重一股自上而下的权利体系，陈爱珍必然会向上走，不论是要推广先进技术还是要传播主人翁积极性，改革都需要一个强权。与此相对的，却是工人阶级的分崩离析，这或许是胡万春们从来不曾想到的。
三
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卡尔·波兰尼分析了一个英国近代历史中非常重要的法令“斯品汉姆兰法令”，这是一个希望保护劳动者的慈善法令，按照这一法令（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人们即使不工作也将得到救济，但其造成的结果却是：“在短短数年内，劳动生产率就下降至赤贫劳工(pauper labor)的生产率水平，这反过来又为雇主拒绝提高工资提供了理由。因为，一旦劳动强度、劳动的尽心程度和效率降到某个特定水平之下，它就无法区别于磨洋工(boondoggling)或者为了维持工作的假象而假装的忙碌。”(17)最终，“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曾忘记那个愚人的天堂所带来的教训”、“试图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努力悲惨地失败了。支配资本主义秩序的法则已经表明和坚持了自己的权利要求，并展示了它们与父爱主义原则的根本敌对”(18)。在波兰尼的分析中，斯品汉姆兰法令是一个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法令，是一个“愚人的天堂”，它之所以反动，主要还不是它曾天真地想要阻止工人阶级的出现，而是在道德上，它“不折不扣地造成了普遍的道德退化”。磨洋工的另一个意思是“享受福利”，确实，这项慈善的救济法令，释放了人性中所有丑恶和卑琐，模糊了独立劳动者与赤贫者（劳动模范与磨洋工者）的差别，故此，废除该法令之后，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中产阶级。而所谓中产阶级，在当时的英国，指的就是能够自食其力的不靠救济的劳动者。
本文并无意探究斯品汉姆兰法令和波兰尼的研究，我们只是从该学者的研究中看到了思考和认识改革及改革文学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我很认同卢卡奇关于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按其本质来看待，而不只是看作是与资本主义不同，或者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种出路”(19)，但作为一种理应更为有效的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社会主义最初确实是站在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和问题的高度，来组织社会生产、重构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的种种努力，在本质上并不同于救济慈善法令，但在效果上，它是否真的造成了某种“道德的退化”却是需要我们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磨洋工”或者“享受福利”，究竟是社会主义的难题，还是资本主义的难题，竞争机制是否真的就必须内置于现代生产体系内部？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有效，因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最大化的财富和利润，已经成了不言自明的市场法则，这一法则要求自由竞争，拒绝强权干预，我们不能仅仅从人道的立场上，再犯像斯品汉姆兰法令一样的错误，但我们又不能坐视市场的无情法则吞噬劳动者的尊严。如前所述，在改革与改革文学的逻辑当中，自由竞争的市场逻辑，是社会主义必须要补上的一门课，是改革必须要跨越的一条断裂地带。那么今天，当我们切身处在这个被改革修正后了的竞争丛林中之后，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剩下泰勒式的“双赢”。如何超越这个困境，乞灵于“鞍钢宪法”显然是不现实的，空洞地争取工人的民主与管理权更是无意义的。改革看似只引入了一套“科学管理”方法，但实质，这套方法中包含了对人、人性的重新认识，更包含了对如何组织人组织生产，如何建立高效的社会生产关系等重要社会制度问题的重新认识。改革文学作为当时中国最直接的“现实主义”文学，除了忠实地记录这一变革的内容之外，更忠实地体现了这一变革的内在困境。改革作为新时期最核心的政治话语，表面上并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乔厂长的强势、何婵的本分、陈爱珍的奉献，这些人和他们的品格共同为改革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文学确实是有唱“颂歌”之嫌。但改革与改革文学真正的问题，是在过了30年之后的今天，由工人阶级的恶劣处境而引发的。因此，如果今天的文学要接续改革文学的大旗——不论是现实主义的冲击波还是底层文学的热潮——就应该避免再陷入改革文学的怪圈：反映了现实，却把握不到现实的问题。说到底，文学的处境就是现实的处境，文学的出路也就是现实的出路。我们只能期望真正的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为什么改革表面上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后来却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为什么社会主义曾经发展起来的一套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制度，在改革的强大洪流中，变成了现代化发展的绊脚石？而这些，又不是狭义上的改革文学所能承担得了的。因此反思改革文学，首先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就是这样一类与政治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文学创作，在发挥其宣传功能的同时，流露了哪些社会政治的无意识。正是这些无意识的暗流，构成了今天社会意识的主流，而这，可能是比宣传更为强大的文学功能的体现。
注释：
①冯牧的发言，《文学研究动态》1979年第19期，转引自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
②刘宾雁的发言，同上。
③一机部干部吴佩纶的发言，同上。
④《文艺报》金梅的文章，同上。
⑤张洁的发言根据刘锡诚的笔记。同上，第346页。
⑥⑦⑧⑨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⑩蒋子龙：《“维持会长”》(1979)，《蒋子龙文集（第二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57页。
(11)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12)(13)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则》，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第2页。
(14)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5页。
(1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16)(17)(18)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第68页，第70页。
(19)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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