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管理·
对“吉芬悖论”的历史回顾与存在性考察
刘婷文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北京 102249)
摘 要: 通过对“吉芬悖论”的历史回顾，发现众多经济学教材上有关吉芬爵士和爱尔兰马铃薯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而非真实记载。首先，除了马歇尔的一家之言外，吉芬爵士的著作中没有关于吉芬现象的书面记载。其次，作为“吉芬悖论”的经典事例，爱尔兰马铃薯是吉芬商品的发现并非源于吉芬爵士。最后，在实证方面，我们并未在文献中找到支持爱尔兰马铃薯是吉芬商品，以及市场上存在吉芬商品的证据。
关键词: 吉芬悖论;吉芬行为;吉芬商品;吉芬爵士;需求定律
提起“吉芬悖论”(也称为“吉芬矛盾”或“吉芬现象”)，我们通常都会想到罗伯特·吉芬爵士(英国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与爱尔兰马铃薯的故事。这一故事出现在很多微观经济学的教材中，如“经济学家吉芬在1845年的爱尔兰大饥荒中发现，马铃薯的价格急剧上涨，爱尔兰的许多农民反而增加了对马铃薯的购买和消费。这种违反需求规律的现象称为吉芬矛盾，这种商品也因此得名为吉芬商品”［1］。再如，在周惠中(2014)的著作中，认为吉芬爵士首先提出了爱尔兰马铃薯的发现，而后“马歇尔出于学术上的好奇，指出在理论上存在违背需求定律的可能，并常用吉芬的发现作为佐证，于是关于吉芬商品的讨论便流行起来”①［2］。此外，有些教材虽未提及吉芬爵士，但也使用爱尔兰马铃薯作为吉芬商品的事实例证②。
然而，若查阅文献，则会发现Stigler(1947)曾对吉芬爵士发现吉芬商品的观点提出过质疑［3］。Mc-Donough和Eisenhauer(1995)认为爱尔兰马铃薯的故事只是一个神化，与吉芬爵士毫无关联［4］。在文中，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以质疑马铃薯故事的真实性。如，生于1837年的吉芬爵士在爱尔兰大饥荒(1845年－1852年)时期只是一个孩童，那么，一位身在英国的孩童能否亲身观察到爱尔兰市场上马铃薯价量齐升的现象?假若吉芬爵士的确在儿时观察到了该现象，在无任何经济学思维的训练下，他能否认识到该现象作为需求定律反例的重要意义?而若吉芬爵士是在成人之后才意识到爱尔兰马铃薯现象的重要性，或是在数据中发现了该现象，那么，为何吉芬爵士并未发表相关文章，而只是告诉了马歇尔?再若吉芬爵士的确只是告知了马歇尔，那为何马歇尔在书中是以面包为例而非爱尔兰马铃薯为例?
这些问题使原本看似清晰的故事疑云丛生，也令我们不禁自问:“吉芬悖论”到底是如何提出的，是否与吉芬爵士相关联?吉芬爵士是否是爱尔兰马铃薯现象的发现者?爱尔兰马铃薯是否是吉芬商品?以及吉芬商品是否在现实中真的存在?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们重新审视了“吉芬悖论”的历史及其存在性问题，以期还原其本来面目。
一、历史追溯:“吉芬悖论”和爱尔兰马铃薯
有关“吉芬现象”最早的书面记载源于Henry Beek③，他在19世纪初指出英国小麦的价格和销售量存在正向关系［5］。之后，Simon Gray在《The Happiness of States》(1815年)一书中也提及(在英国)当玉米的价格增加时，人们会增加对玉米的购买④。
爱尔兰大饥荒始于1845年，持续至1852年。大饥荒源于晚疫病菌引发的霜霉病对马铃薯的侵害［15］。霜霉病使爱尔兰马铃薯的产量大幅减少:1845年最后一次马铃薯收成减少了约三分之一，1846年减少了约四分之三，1848年和1849年两年收成几乎为零⑩。
1913年，Johnson(1913)在探讨需求曲线时，使用“吉芬悖论”一词指代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⑦［7］。但是马歇尔本人并不认同“悖论”一词的使用，并拒绝使用“悖论”描述吉芬现象［8］。尽管如此，“吉芬悖论”一词还是在学界流传开来，至今仍被普遍使用。
在马歇尔提出“吉芬现象”约70年之后，爱尔兰马铃薯⑧作为“吉芬商品”之例出现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1964年)中:
“……1845年爱尔兰的大饥荒使马铃薯的价格大幅度上升，那些极度穷困以至于无力消费肉类食物而只能消费大量马铃薯的家庭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对马铃薯的消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这些家庭不得不将绝大部分收入花费在生活必需的马铃薯上，以致根本无法承担肉类的消费，从而被迫比以前更加依赖于马铃薯的消费。简言之，替代效应在这里被反常的收入效应所抵消。这种反常的收入效应适用于像马铃薯这样特殊的‘贫穷’商品: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倾向于减少这种物品的消费。这种罕见的事例是由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吉芬爵士首先发现的。”［9］
萨缪尔森当时可能混淆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与罗伯特·吉芬爵士［4，10－11］。在《经济学》(1964)之后的版本中，作者正式将爱尔兰马铃薯事例的发现归功于罗伯特·吉芬爵士，但却从未指出该事例的出处。在十四版《经济学》之后，作者删除了有关爱尔兰马铃薯的论述，却并未给出原因。
鉴于马歇尔对“吉芬商品”的记录和爱尔兰马铃薯作为“吉芬商品”出现的时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吉芬爵士和爱尔兰马铃薯并无关联——吉芬爵士观察到爱尔兰马铃薯的现象只是一个莫须有的误传。并且，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马歇尔的叙述外，我们并未找到有关吉芬爵士发现“吉芬现象”的其他文献。Stigler(1947)指出在1895年之后，吉芬爵士仍使用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描述小麦的需求。并且在调研了大量吉芬爵士的著作之后，Stigler并未找到有关“吉芬现象”的记录。White(2012)通过回顾吉芬爵士的文章与言论，认为吉芬爵士并不认同“小麦是吉芬商品”的观点，并对吉芬爵士是否真的向马歇尔提及过“吉芬现象”的存在提出质疑［12］。
虽然萨缪尔森版本的吉芬爵士和爱尔兰马铃薯的故事并无事实依据，但是在1964年之后，这个故事被大量经济学教材引用，成为“吉芬悖论”的“经典”事例⑨。在不断引用的过程中，少有学者对此事例的真实性进行验证。Dwyer和Lindsay(1984)指出对爱尔兰大饥荒日益增多的引用逐渐使“谬误变成了共识”［13］。这令我们想到张五常(2014)的一段话，若将其用在这里作为评述却也恰当:“那所谓经济科学就有这样的苦难。某作者凭空想象举出一个例子，另一位引用，写下注脚，如是者转了三几次注脚就变为事实。这是经济学上的悲哀”［14］。
二、对爱尔兰马铃薯是否是“吉芬商品”的探讨
(一)爱尔兰大饥荒简介
直到1895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一书中有关需求定律例外情形的叙述，才使商品价量齐增的现象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有意思的是，书中记载的是面包，而非我们熟知的爱尔兰马铃薯。书中写道:“正如吉芬先生所指出的，面包价格的上升会大幅减少贫穷工人家庭的实际收入和提高收入的边际效用，迫使他们不得不减少肉类和其他价格较高的谷粉类食物的消费，虽然如此，价格上涨的面包仍是最廉价的食物，因此他们会消费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面包”⑤［6］。1903年，马歇尔在“Memorandum on Fiscal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Trade”(发表于1909年)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吉芬商品，并指明吉芬爵士所观察到的商品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小麦食品⑥。
由于马铃薯是爱尔兰当时主要的经济作物和人口粮食来源，马铃薯产量的大幅下降，使饥荒大规模蔓延，严重冲击了人体抵抗能力和卫生措施，痢疾、霍乱和斑疹伤寒肆虐，饿殍遍野。Gary(2005)收录了一些人们对于当时恐怖与凄惨境况的记载，如:
“(1846年)8月初，几乎整个爱尔兰都遭到了蹂躏。一些目击者描述到:那郁郁葱葱的田野在一夜之间就‘草木皆烂，荒芜一片’。在这种人类任何干预好像都无法阻止的势头面前，各地的反应都如出一辙:恐惧和绝望”［15］。
“1846年12月，一些地区由于死亡率过高，装殓尸体的棺材已经不够用了……门诊所的医生在一间房子里发现七个人盖着一张被子。而这群人中有一个已经死了几个小时了。活着的人却没有力气把他挪走，他们连自己动一动的劲儿也没有了”［15］。
①如下教材也有类似叙述:姚建文和李雅玲(2009)，梁世夫和吴忠才(2012)，冯微(2011)，王立成(2012)，韩颖和张彦博(2012)，毛丽芹(2013)，孙斌艺(2014)，刘厚俊(2002)，Katz和 Rosen(2010)等［35－43］。
除了种植模式和饮食结构单一外，英国统治者的冷漠、无作为和政策失当，以及爱尔兰大地主对小农场主和佃户的驱逐等也是导致爱尔兰大饥荒肆虐的原因［16］。这场大饥荒对爱尔兰人口、社会和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也是爱尔兰全部历史的分水岭。
(二)理论与实证分析
堤坝灌浆防渗技术在水利工程堤坝防渗加固的施工中也被广泛应用，并且具有良好的使用效果。本文主要对劈裂式帷幕灌浆的施工要点进行分析。
退一步讲，假若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确出现了马铃薯价格上涨和销售量上升的现象，McDonough和 Eisenhauer(1995)［4］提出了三个有别于“吉芬悖论”的假说进行解释:
3天的对峙，案情没什么进展，第三天晚饭后，王敬凯又坐到李桂明面前，以理解的口吻说：“你的案子我们公安已经查了几次，虽然你恨张秋，但张秋丢小孩那天，你是不占有作案时间。可是，后来张秋在报纸上找小孩，你就没做什么？没有什么想法？比如说要弄俩钱花？”
2.消费者对该商品支出在总支出中占比较大，以至于该商品的价格变化会显著影响消费者的实际收入。
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中小零售企业电子商务商业运营模式的市场价值，企业要结合相关性因素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且针对相应的指标建立对应的管理机制，从创新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提高电子商务发展转型水平，有效整合创新机制和管理流程，维护管控工作的基本效率。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意识层面形成创新动力，优化创新化产品销售路径和宣传媒介，维护中小零售企业经济运行综合水平。
基于这两个条件，当商品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实际收入降低，使他们不得不缩减对其他正常商品的消费，若负的收入效应足够大以至于将替代效应抵消，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倾斜，吉芬现象出现。在现实中，为了实证研究某类消费者是否会在消费某种主食时表现出吉芬现象，Jensen和 Nolan(2008)［17］将以上两点扩展为四个前提条件:
取证工作录音录像制度最重要的是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从《监察法》的表述来看，讯问是录音录像最主要的对象，该法要求对讯问一律录音录像，不存在例外情况。《刑事诉讼法》要求录音录像制度适用的范围也是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对讯问进行录音录像主要是为了固定被告人的供述，防止其翻供。之前许多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讯问中承认犯罪，但到了庭审中又当庭翻供，否认先前做过有罪供述，或者声称办案机关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其有罪供述。此时就需要通过录音录像还原讯问过程，证明供述真实性、取证合法性等事实，其他材料例如讯问笔录、健康体格检查报告等都无法达到录音录像的效果。
2.消费者饮食结构非常简单，只包括基本主食和少量“奢侈”食品，如肉类。
3.消费者的基本主食是获取能量的最廉价来源，其支出在饮食消费支出中占较大比例，并且缺少可获得的替代品。
4.基本主食是贫穷商品。消费者不能过于贫穷，以至于只食用一种食物:基本主食。
Dwyer和Lindsay(1984)认为对于爱尔兰当时的农民群体而言，马铃薯并不是贫穷商品;在大饥荒时期，爱尔兰农民家庭的生存几乎全部依赖于马铃薯，当马铃薯价格上升时，这些贫苦的农民家庭没有其他正常商品的消费支出可以被马铃薯所取代［13］。因此爱尔兰马铃薯并不满足上述第4点条件。换言之，当农民的收入并不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时，作为最廉价的能量来源，收入的增加必然会使他们增加对马铃薯的消费，即马铃薯的收入弹性为正值，而非负值;反之，则与基本逻辑相违背。我们在图1中表示出这种情况在理论上所对应的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消费者收入减少时，预算线左移，因为消费者极度贫困以至于只能负担一种商品的消费，所以他们仍旧只能将全部收入用于此种商品的消费——该商品消费量会降低而非增加。
Dwyer和Lindsay(1984)也提供了一些支持马铃薯不是贫穷商品的间接证据［13］。他们首先简述了爱尔兰农民在大饥荒之前的贫穷状况，表现在，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口从事于农业生产，农地面积较小，在大于一英亩的农地中，有45%的面积是五英亩或更小，其他的是16英亩或更小;爱尔兰农民居住条件很差，在1841年，爱尔兰三分之一的住房是一间泥土房，三分之二是四间或更小的泥土房;爱尔兰大部分人口的主食是马铃薯，以及少量的燕麦和牛奶，即使是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的相对富裕家庭，也很少食用这些昂贵的谷物;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会少量食用一些肉类食品。其次，在大饥荒时期，由于霜霉病对马铃薯的侵害，农民的收入大幅降低，甚至逼近于0。因此，在大饥荒时期，对于贫困的农民家庭而言，马铃薯不具备作为“吉芬商品”的先决条件。
图1 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
虽然以上分析并不能否认马铃薯对某些富裕家庭而言是“吉芬商品”，但Dwyer和Lindsay(1984)通过局部均衡分析认为，对于市场整体而言，马铃薯不可能是“吉芬商品”［13］。设想一个简单的供需模型:在供给方面，爱尔兰类似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国内马铃薯的供给较缺乏弹性，因此，在大饥荒时期，爱尔兰马铃薯的供给会大幅减少，即供给曲线大幅左移;在需求方面，假设马铃薯是“吉芬商品”——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那么与大饥荒之前的市场均衡相比，新的市场均衡应为马铃薯的市场消费量和价格同时降低。显然，均衡价格的下降有违于经济直觉，因此在逻辑上，马铃薯不可能是“吉芬商品”。Dwyer和Lindsay(1984)提供了两个间接证据来说明大饥荒时期马铃薯的价格是上升而非下降，进而证伪了马铃薯是“吉芬商品”的假说:一是马铃薯替代品的价格在大饥荒时期大幅上升;二是救济站选择用美国进口的玉米替代马铃薯作为救济食品，而在大饥荒之前，救济站提供的食品几乎全部是马铃薯［13］。
我们查阅了爱尔兰当时各郡的报纸，发现了一些有关马铃薯的价格的记载［18］。如在1846年1月2日的Cork Examiner中，一英石(stone)受到病菌感染的马铃薯价格为0．75便士;在1846年10月2日和12日的Cork Examiner中，利莫瑞克(Limerick)市场在2日和12日前一周马铃薯的价格分别为一英石6便士到8便士和一英石9便士，而在1845年同期马铃薯的价格是1英石2.5到3.5便士;1849年8月23日(周三)的Cork Constitution提到前一个周六马铃薯的价格约为1英石3.7便士;1850年3月13日的Ballina Chonicle提及利莫瑞克(Limerick)市场上马铃薯的价格为一英石6便士到7便士。此外，在大饥荒时期的伦敦和其他大城市，马铃薯价格昂贵，成为了有钱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15］。虽然我们收集的信息并不完全，但是也可以看出在饥荒时期马铃薯的价格的确大幅上升。该结论辅助证伪了马铃薯是吉芬商品的假说。此外，在报纸记录中，市场上马铃薯供应量和价格呈反方向变化，我们并未找到有关价量齐升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爱尔兰马铃薯的价格主要受到产出的影响，因此其价格变化是内生的，并且大部分人口既是马铃薯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的收入受到马铃薯价格变化的影响，这些都不满足“吉芬商品”价格变化的前提条件。此外，“吉芬商品”关注于消费者个人的行为，而爱尔兰大饥荒只可以被视为一个市场实验。综上，爱尔兰马铃薯其实并不是一个验证“吉芬商品”的较好选择［13］。
Read(2013)基于爱尔兰科克郡(Cork county)市场上马铃薯的销售量和价格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回归分析。他发现在大饥荒时期，马铃薯的价格弹性为负值，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在统计意义上，马铃薯并非是“吉芬商品”。但是，数据和计量模型的缺陷降低了文中结果的可信度，如作者并未处理价格的内生性问题，如果价格和残差负相关，那么价格参数估计将会低估价格对马铃薯需求的影响［11］。
1.该商品是贫穷商品(inferior goods)，即当消费者实际收入上升时，他们倾向于减少对该商品的消费。
160例体检采血人员此次实验结果均进行统计学处理,使用软件包——SPSS20.0。护理工作满意度、皮下血肿形成率等计数观察指标以%形式展开,进行X2检验。P<0.05,证明组间观察指标差异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假说一:贮藏行为。人们采取存储食物的方式以应对饥荒的威胁，而马铃薯是较易存储的食物。
2.识别性。基于导视系统的形象传递功能，其识别性的特点不言而喻。在进行高校导视系统的设计时，要考虑到各组成部分的视觉元素，即使用的标准色、字体、图形等元素是否符合高校已有的理念文化。同时要注意需有鲜明的特征，在体现其已有理念文化的基础上有极高的辨识度，使人轻易识记。
假说二:马铃薯净产出家庭的行为。马铃薯价格的上升带来收入的上升从而表现出了吉芬现象。
假说三:马铃薯替代品需求变化的影响。该变化使马铃薯的需求曲线发生移动。
McDonough和 Eisenhauer(1995)认为，在缺乏事实证据的情况下，这三个假说比“吉芬悖论”的解释看起来更加可信［4］。与假说三相一致，王晓征(2016)指出对爱尔兰马铃薯的替代品价格变化的忽视使其成为了“吉芬商品”，并通过一个假想情境来说明爱尔兰马铃薯不是“吉芬商品”［19］。
总之，我们并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以支持爱尔兰马铃薯是“吉芬商品”。
1.消费者较为贫困且需考量基本生存所需的营养摄入。
三、对吉芬商品的存在性问题探讨
对于吉芬商品的存在性问题，大部分经济学教材都处理得较为含糊。如“我们一般忽略‘吉芬现象’而假定所有商品都服从需求定律”;再如，“通过单个消费者对一种商品的需求曲线横向加总可以得到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因此，大多数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基于这种分析，西方经济学通常认为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20］。迄今为止，学界并没有就“吉芬商品”的存在达成共识，也没有关于“吉芬商品”在市场上存在的确凿证据。Stigler(1966)认为缺乏“吉芬商品”存在的证据恰恰说明了“吉芬商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是因为发现“吉芬商品”将会被视为学术上的重要成就，没有哪位学者不会心生向往，所以缺乏证据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努力去寻找，而是因为无法找到［21］。
PDCA循环又称为质量环、戴明环，是管理学中的通用模型。PDCA 循环是指按照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行动（Action）的顺序进行质量管理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具有完整性、大环套小环、阶梯式上升、应用范围广等特点[4]。笔者从2014年起，连续5年用心准备并教授医院新员工岗前培训系列课程之一——文献检索培训，并在每年授课结束后，持续使用PDCA循环管理工具改进每次课程内容，让该课程的满意度调查的满意率和新员工到馆人数、次数稳步提升。
在理论方面，有学者探讨了“吉芬商品”难以被发现的原因。我们先考虑最简单的供需模型，假设某商品为“吉芬商品”，其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并较供给曲线平坦，如若生产者将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市场会出现超额需求，这会推动价格上涨直至无穷;而若生产者将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市场会出现超额供给，使价格持续下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均衡是不稳定的［4］。Shachmurove和Szyrmer(2011)认为“吉芬商品”不应是需求曲线的全局特性，而应是局部特性，即，若在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中插入向右上方倾斜的一段，那么“吉芬商品”对应的是曲线向右上倾斜的部分［22］。假若如此，Dougan(1982)证明当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部分的斜率大于供给曲线时，在该部分上的均衡仍是不稳定的，Dougan认为我们应该将抽象的需求曲线与可以观察到的市场均衡进行区分，在现实中“吉芬商品”无法被观察到说明需求定律必然成立［23］。Nachbar(1998)通过一般均衡模型表明，在供给冲击下，商品价格和销售量的同方向变化意味着该商品是正常商品，而非“吉芬商品”［24］。因此，在市场层面，“吉芬商品”难以被发现。
Barel和Suen(1992)认为“吉芬商品”是一种过度简化的理想商品，如果消费者能预期并利用价格的跨期变化，他们不会在商品价格升高时增加其购买量。他们进一步断言，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总会找到办法避免“吉芬现象”的出现［25］。苏斌(2004)指出之所以认为“吉芬商品”存在，是因为忽略了需求定律的前提——“其他因素不变”［26］。刘明国和李汉文(2009)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理性人假设”以破解吉芬难题，但其本质与苏斌(2004)的观点一致［27］。张五常(2010)主张用竞争淘汰“吉芬商品”——虽然单从个人的需求出发，吉芬商品在逻辑上是存在的，但是“吉芬商品”不会在社会竞争中出现。换言之，“吉芬商品如果在真实世界中存在，逻辑上它只能存在于鲁滨逊的一人世界中”［28］。
在实证方面，Stiger(1947)［3］和 Koenker(1977)分别对20世纪初和18世纪末英国的小麦和面包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果都不支持它们是“吉芬商品”［29］。这说明马歇尔对“吉芬商品”的论断其实是缺乏实证支持的。
Battalio等(1991)试图通过实验的方式来验证“吉芬商品”的存在［30］。由于研究预算的约束，他们选择老鼠作为实验对象，并且设定奎宁溶液为贫穷商品。作者发现在“低收入水平”时，有些老鼠表现出“吉芬现象”，即奎宁溶液价格升高时，这些老鼠选择消费更多的奎宁溶液。作者认为“吉芬现象”不是商品特有的特征，而是消费者选择偏好的特征。但由于文章中实验对象与实验环境与现实差距过大，其发现“吉芬行为”的结论并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与Battalio等(1991)的观点相一致，Jensen和Miller(2008)认为学者应该关注某些消费者对某种商品表现出的“吉芬行为”——价格上升使他们选择消费更多的商品，而非市场层面上的“吉芬商品”，因为当某些消费者表现出“吉芬行为”时，商品在市场上的需求曲线仍会向右下方倾斜［17］。在文中，作者选取了我国湖南和甘肃两省的低保家庭为实验对象，每个省各有650个家庭参加实验，总人数为3 661人。在两省中，米和面被分别作为验证“吉芬行为”的商品。
作者发现湖南省的低保家庭对米的消费表现出“吉芬行为”——当通过实验补助降低米的价格时，这些家庭会减少对米的消费。王志刚等(2014)基于对北京市消费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工作较为繁忙的消费者对家庭服务人员的雇用会出现“吉芬行为”。但文中样本量较小，且作者未考虑价格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其结论可能有偏［31］。
与Battalio等(1991)，Jensen和 Miller(2008)和王志刚等(2014)不同，Shachmurove和 Szyrmer(2011)认为吉芬现象是一种商品的特性，这种特性受到文化、地域和时期的影响。Shachmurove和Szyrmer调研了1990至1995年俄罗斯肉类、鱼类、马铃薯和面包四种商品的年度宏观数据，发现马铃薯和面包是市场上的“吉芬商品”［22］。但该结论可信度不高，这是因为，首先数据并非为微观数据且仅有五个时间点，缺乏统计意义;其次，马铃薯和面包的正向价量关系仅源于商品销售量对其价格的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结果，没有控制其他影响需求的因素，如收入，以及未处理价格的内生性问题;再次，俄罗斯当时正值苏联解体后社会巨变、高通货膨胀时期，商品的名义价格增长了3 000至7 000倍，而实际工资调整却相应滞后，例如，1990年最低工资为70卢布，1千克肉类和面包价格分别为3.16卢布和33戈比，而到了1995年，最低工资为60 500卢布，1千克肉类和面包价格分别为10 658卢布和2 123卢布。因此，对马铃薯和面包消费的增加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实际工资的大幅下降，而非相对价格的变化。方悦(2014)认为我国大城市中的中低档商品房是“吉芬商品”［32］。但商品房不是贫穷商品，并且房价上涨会影响人们对未来房价的预期，使需求曲线发生移动。
Hirshleifer和Hirshleifer(1998)曾指出“某些消费者在某些时期或许会表现出‘吉芬行为’，但是对不同时期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平均会掩盖这些‘吉芬行为’。而如果‘吉芬影响’如此易于被掩盖，那么‘吉芬影响’也就不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33］。而今，寻找“吉芬行为”或许更多的出于理论意义——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寻找事实依据，而非市场整体层面的现实意义。McDonough和Eisenhauer(1995)认为“吉芬商品”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在于强化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科学特性。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科学性建立在实证检验的可证伪性(Falsification)上，即经济理论要具有被现实证伪的可能性，而“吉芬商品”的存在(虽然缺乏实证证据)恰恰说明需求定律可以被证伪。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以需求定律的牺牲保住了效用最大化理论，却忽视了效用理论的不可证伪性。效用理论用消费者的偏好和口味解释消费行为，但是偏好和口味不可观察，因此具有“套套逻辑”的意味，简言之，偏好理论既可以解释人们的浪费与节俭，也可以解释利他和犯罪［4］。
总之，在我们所查阅的文献中，并未找到支持“吉芬商品”在市场层面存在的确凿证据。在个人层面，我们倾向于认同“吉芬行为”存在的结论，但在市场层面，基于科学方法论的理念，在需求定律被真正证伪之前，我们认为“吉芬商品”并不存在。
四、结论
通过对“吉芬商品”的历史追溯，我们总结了五点结论以回答开篇的提问:
1.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5)中有关“吉芬现象”的描述并非是关于该现象的首次记载。但在1895年之后，作为需求定律的例外，“吉芬悖论”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马歇尔所记载的“吉芬商品”是当时英国的面包和小麦食品，并非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马铃薯。
2.没有证据表明吉芬爵士提出了“吉芬现象”。
3.萨缪尔森关于爱尔兰马铃薯的故事没有明确出处，我们有理由认为其并非来源于吉芬爵士。
4.没有实证证据表明马歇尔的面包和小麦食品，以及萨缪尔森的爱尔兰马铃薯是“吉芬商品”。
5.对吉芬现象的探讨应关注于“吉芬行为”而非“吉芬商品”，即“吉芬现象”是消费者选择偏好的特征，而非商品特有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否认“吉芬行为”在个人层面的存在。但是在市场上，我们认为不存在“吉芬商品”，即，需求定律仍然成立。
④施工期水土流失程度。施工进行河道开挖时应已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尽可能平衡填挖方量以减少开挖量，临时堆放土方进行必要覆盖、围圈处理，以减少水土流失。
最后，我们希望能探究为什么缺乏事实依据的吉芬爵士和爱尔兰马铃薯的故事至今仍能屡屡出现在教科书中。我们以 McDonough和 Eisenhauer(1995)提出的两点原因作为全文的总结:一是作者的“抄袭”行为，在市场竞争下，为了增加市场销量，作者通常会选择以成功教材作为编写依据的保守做法［4］。Gould(1991)曾写道“这种在教材之间轻率的、愚蠢的、并且经常对语句、轶事、论证风格、主题顺序错误复制的持续重复，使它们丧失了其本来意义”［34］。二是作者出于“示范性”作用的考虑［4］。作者引用吉芬爵士和马铃薯的故事只是为了给学生示范新古典需求理论，而非提供直接证据［35－50］。可是，使用一个没有事实依据的事例作为示范又是否恰当呢?
注释:
蒲琳没想到的是，不久张盈盈真领了一个男人和她见面。这个男人怎么说呢，像阿甘一样诚实、认真和善良，长相是能瞬间淹没在人群里的那种。
在大饥荒期间，爱尔兰有110多万人因饥饿与疾病丧命，100多万人背景离乡，移民海外［15］。1851年爱尔兰人口普查表明，爱尔兰人口从1845年的约850万锐减至660万，若将自然增长考虑在内，则总人口“赤字”为240万［16］。至今，爱尔兰人口仍未恢复至1845年的水平。
②参见石丹林和何丽丽(2012)，刘继伟和王寒菊(2012)，魏玮(2011)和高鸿业(2014)等［44－47］。也有一部分教材提及了吉芬商品，但未涉及爱尔兰土豆和吉芬爵士，如王正明(2013)，陈杰(2012)，Pindyck和 Rubinfeld(2006)等［48－50］。
③Henry Beeke是第一位在英国牛津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教授［5］。
对于简单的索赔事项，监理工程师一般在收到报告的1个月之内给出处理意见。但在实际施工中，难免会有个别索赔出现争议。索赔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双方应本着合作共赢的态度去协商谈判，不要急于采用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在该案中，承包商考虑到未来还要在当地长期发展，需要维护自己的商业信誉，所以一直坚持采用协商的方式解决索赔，多次谈判之后，承包商在费用方面作出了一些让步，最终以76万元了结了该争议。
④在书中，Gray指出马铃薯也存在类似现象。
⑤原文如下:“As Mr．Giffen has pointed out，a rise in the price of bread makes so large a drain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poorer labouring families and raises so much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money to them，that they are forced to curtail their consumption of meat and the more expensive farinaceous foods:and，bread being still the cheapest food which they can get and will take，they consume more，and not less of it”。
⑥小麦食品包括小麦制成的面包、蛋糕、饼干、布丁等食品。
⑦这可能是“吉芬悖论”(Giffen Paradox)第一次正式在文献中出现。
⑧McDonough和Eisenhauer(1995)指出:“我们有理由相信，萨缪尔森书中爱尔兰马铃薯的故事只是一个神话。”
理论上，某种商品成为吉芬商品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⑨McDonough和Eisenhauer(1995)对当时引用此故事的教材进行了梳理。如我们之前所列出的经济学教材。
⑩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1847年爱尔兰马铃薯产量略有好转。当时爱尔兰种植的马铃薯绝大部分属于S．tuberosum ssp．andigena这个亚种。由于缺乏生物多样性，很容易受到病原体和寄生虫的毁灭性打击。大饥荒结束后，这个土豆亚种在欧洲基本消失。
受囿于宗教观念，许多英国人认为爱尔兰人有懒惰、喧闹的习性，而食用马铃薯加剧了爱尔兰人的懒惰和低贱。因此，有观点认为这场饥荒是对爱尔兰人的降服。
张五常将inferior goods译为贫穷商品，因为销量随收入上升而下降的商品质量不一定劣质。我们在此采用此译法。
陶水旺在文城街上遇到表姐之后，跟着去了她杨湾家里表示感谢。见到李石磨，陶水旺自然又是一番感激，他一个大男人，说啥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李石磨留他吃饭，他也没太客气。
在大饥荒之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可以维持温饱，马铃薯是贫穷商品。Cullen(1981)指出马铃薯消费在高社会阶层的家庭中占比较低。
“你小子好福气啊，我们师一九二师这几天天天打阻击，上上下下死了上千号人，有的死了，连个收尸的都没有。你小子居然还能回家奔丧尽孝。刚才报话机听明白了吧？我们师长有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护送你们赶去衢州。前面就是马家，也是鬼子的重兵驻防线。我们商量一下怎么过吧。”吴参谋四十多岁，竖着两条剑眉，毕竟是当参谋的，讲话干脆利落。
这与萨缪尔森书中的故事也不相符合。
报纸是1845－1850年爱尔兰的部分地方报纸，报纸期数并不连贯。
1 英石等于 14 磅。
文中提到当时市场上的马铃薯质量低劣。
作者并未给出数据的基本统计量。
作者认为人们的选择是依据(净)预期收益和成本，但预期是使需求曲线移动的其它因素。
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措施，所涵盖的护理项目和措施有健康告知、基础护理操作、反应各项生命体征和身体指标的实时监测[1]。观察组的在实施上述护理操作的同时，辅之必要的心理护理操作，主要涵盖的护理项目有：（1）满足患者合理需求，消除负面情绪和负面影响，促进患者适应能力的提升[2]；（2）借助于交流、沟通、启迪的方式完成对患者的针对性心理护理，促进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提升。（3）依据评估-计划-实施-评价等步骤，对患者开展个性化的心理护理。
实验基本设定如下:老鼠可以选择味道较差的奎宁溶液和味道较好的根汁汽水。老鼠通过按不同的踏板获得不同的液体。收入设定为老鼠按踏板的总次数，价格的变化用老鼠每次按下踏板可获得液体的数量(以毫升计算)来控制。2007年我国低保线为标准线为每人每天0.42－0.82美元，低保人口约为9千万。有学者将Jensen和Miller(2008)的结果作为吉芬商品存在的证据，这是对文章的误读。在文中作者对吉芬行为和吉芬商品进行了区分，并强调他们的研究是为寻找吉芬行为，而非吉芬商品。并且需要注意的是文中数据源于实验而非真实数据，所以其结论仍需商榷。1卢布等于100戈比。
参考文献:
［1］陈有禄．微观经济学［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58．
［2］周惠中．微观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格致出版社，2012:66－68．
［3］Stigler G．．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Giffen Paradox［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47(2):152 －156．
［4］McDonough T．，Eisenhauer J．．Sir Robert Giffen and the Great Potato Famine:A 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a Legend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s［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95(3):747－759．
［5］Rashid S．．The Beeke Good: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the“Giffen Good”［J］．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ics，1979(4):606－607．
［6］Marshall A．．Principles of Economics［M］．London:Macmillan，1895．
［7］Johnson W．．The Pure Theory of Utility Curves［J］．Economic Journal，1913(92):483 －513．
［8］Whitaker J．．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Marshall，Economist:Volume 3［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9］Samuelson P．．Economics［M］．6th ed．New York:McGraw Hill，1964:432．
［10］王铁成．对吉芬物品的经验与理论考察［J］．现代经济信息，2012(16):11－15．
［11］Read C．．Giffen Behavior in Irish Famine Markets:An Empirical Study［DB/OL］．Working Paper，2013．
［12］White M．．A Peculiar Archaeology:Searching for Mr．Giffen＇s Behaviour［DB/OL］．Working Paper，ISSN 1441－5429，2012．
［13］Dwyer G．，Lindsay C．．Robert Giffen and the Irish Potato［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1):188 －192．
［14］张五常．制度的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68．
［15］Gray P．．爱尔兰大饥荒［M］．邵明，刘宇宁，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1－200．
［16］Cousens S．．The Regional Pattern of Emigration Dur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J］．Transactions and Papers(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60，28:119 －134．
［17］Jensen R．，Nolan M．．Giffen Behavior and Subsistence Consumption［J］．America Economic Review，2008，98(4):1553－1577．
［18］Ireland Old News［EB/OL］．www．irdlandoldnews．com．
［19］王晓征．对需求定理反例的探讨［J］．时代金融，2016(26):245－247．
［20］丁立国，谢玉梅．西方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6．
［21］Stigler G．．The Theory of Price［M］．3rd ed．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6:220．
［22］Shachmurove Y．，Szyrmer J．．Giffen Good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Subsistence Consumption in Russia［J］．Frontier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2011(2):27 －48．
［23］Dougan W．．Giffen Goods and the Law of Demand［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4):809 －815．
［24］Nechbar J．．The Last Word on Giffen Goods? ［J］．Economic Theory，1998(2):403 －412．
［25］Barzel Y．，Suen W．．The Demand Curve for Giffen Goods Are Downward Sloping［J］．The Economic Journal，1992(413):896－905．
［26］苏斌．对西方经济学中吉芬物品解释的质疑与思索［J］．学术研究，2004(10):48 －51．
［27］刘明国，李汉文．需求曲线的形状及其内在逻辑——破解吉芬之谜、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模型［J］．改革与战略，2009(11):27－31．
［28］张五常．科学说需求［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26．
［29］Koenker R．．Was Bread Giffen?The Demand for Food in England Circa 1970［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7(2):225 －229．
［30］Battalio R．，Kagel J．，Kogut C．．Experimental Confirm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iffen Good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4):961 －970．
［31］王志刚，周永刚，钱成济，等．家庭服务业中存在“吉芬行为”吗?——来自北京市消费者的调查证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5):32－43．
［32］方悦．吉芬商品:土豆与住房［J］．经济研究导刊，2014(31):152－153．
［33］Hirshleifer J．，Hirshleifer D．．Price Theory［M］．6th ed．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8:120．
［34］Gould S．．Bully for Brontosaurus［M］．New York:Norton，1991:158．
［35］姚建文，李亚玲．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6］梁世夫，吴忠才．微观经济学［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37］冯微．微观经济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38］王立成．微观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39］韩颖，张彦博．微观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40］毛丽芹，郭静．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3．
［41］孙斌艺．微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2］刘厚俊．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第三版［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3］Katz M．，Rosen H．．微观经济学［M］．李宝伟，武立东，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44］石丹林，何丽丽．微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45］刘继伟，王寒菊．微观经济学［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46］魏玮．微观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47］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8］王正明．微观经济学［M］．江苏: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
［49］陈杰．微观经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0］Pindyck R．，Rubinfeld D．．Microeconomics［M］．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4．
中图分类号: F0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19)01－24－09
收稿日期: 2018－04－10
作者简介: 刘婷文(1983－)，女，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