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和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萧条论文,全球性论文,贸易战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并不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联系的话，1929年的股灾在技术上反映出过度泡沫化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然而，在政府有效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股市崩溃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里恢复元气，如1987年(下挫了23％，9个月内就恢复了)、1998年(下挫了36％，3个月复原)以及2002年(下挫了37％，2个月复原)的股灾所表明的。
但1929年股灾可没有那么迅速地恢复。从结构上看，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rifs)使得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持续了十多年，直到美国1941年参战。该关税使整个世界贸易螺旋式衰退，直到“二战”开始才逐渐恢复。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经济由于战争动员才得以最终恢复，而全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体当时仍深陷战争泥潭，直到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完全恢复。
进入21世纪后还不到5年，在一个市场经济成为规范的世界上，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的稳固确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并逐渐演变为新的复杂的全球贸易战。不过，这场新的贸易战并不是由在贸易链中接受残羹剩菜的穷国发起的，而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中无论如何衡量都是获益大于损失的美国发起的，欧盟也是亦步亦趋。当然，日本从未放弃过保护主义，也从未把竞争政策当回事。富国需要认识到，它们从已经是不公平的贸易中努力榨取每一滴收益只会使整个世界陷入深重的经济萧条。历史已经证明了，当穷国吞下经济衰退的苦果时，富国就算有财富上的大力支撑，也会遭受政治上的报应，要么是战争，要么是革命，或者两者都有。
冷战与道德诉求
在冷战期间，两大超级大国阵营内的国家都努力帮助各自阵营内的贫穷人民，它们的政策目标都趋向于平等，即便并不总是付诸实践。冷战年代，两大阵营内的对外援助和贸易比后冷战年代由单一超级大国操纵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更有助于减少贫困。目标不仅仅是增加收入和财富，而且要结束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财富不平等状况。如今，收入和财富不均已被合理化为资本积累的必要前提。《纽约时报》报道说，从1980年到2002年，美国0.1％的收入最高者的总收入翻了一番，而10％的收入最高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其余90％的人的收入都有所下降。
冷战达成了两个艰难的目标：它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推动了两大阵营内部的经济平等。
自冷战在约15年前结束后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系的融资是以主要的贸易储备货币美元实现的，其稳定性是由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的。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是由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机构大幅度削减世界各国关税而得到维持的，其融资是由解除管制的外汇市场与全球中央银行体制协调提供的，全球央行体制独立于当地行政压力，由超国家的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宰。
美国声称，世界贸易促进了贸易参加国的民主、政治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一位保守派专栏作家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撰文作出回应说，保护性关税从1789年起就是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直到1913年通过宪法第16次修正案创造了联邦所得税才取代它。那一百多年中，美国所有政府官员都未履行推进自由贸易的“道德义务”，他们就都玩忽职守了吗？
“自由”名义下的敌对
虽然贸易的确有助于开展贸易的国家，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将贸易同意识形态、政治目标脱钩；二是保证公平贸易；三是最低生活工资是全球贸易收益的先决条件。
惟一的超级大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逐渐破裂的关系起源于贸易纠纷。美国从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获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为美国经济，而不是欧盟和日本提供了结构性的货币优势，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了。贸易问题涉及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之间的政府补贴之争，香蕉战、糖战、牛肉战、橘子战和钢铁战，以及关于合并公司和金融服务的公平竞争等争端。如果发现某国政府在长期的争端处理过程中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其他国家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如果世贸组织否决了空中客车的投诉，美国可以对欧盟的其他货物追加关税，反之亦然。如果双方政府都违反了规则，就都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引发一轮攻击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如果美国政府不公平地支持本国的钢铁工业，欧盟就可以向对美国非常重要的行政州采取行动，如对佛罗里达州的橘子征收关税。
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正外溢进入安全领域，使经济利益同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由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它们都在拼命寻找新的市场，这必然导致它们将眼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有显著的经济增长率，还有12亿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的消费者。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带动亚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增长，甚至包括澳大利亚在内，澳大利亚仅在最近才开始意识到其未来发展不可能脱离其地理位置，其繁荣有赖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牛肉和乳制品注定将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不列颠群岛。欧盟殷切期望解冻已持续15年之久的对华武器禁运，即便这会闹得美国不高兴。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以色列在对华军售问题上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美国的国防工业也意识到必须出口，甚至向中国出口，以保证自己的领先优势。
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
世贸组织具有148个成员，是处理贸易规则问题的惟一全球性国际机构。其核心是世贸组织协议，也就是多边贸易体制，由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家谈判、签署并由本国议会批准。其声称“平衡”的贸易必然会为每个人都带来相同的繁荣，而这一论断与事实相矛盾。
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了20年，使得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再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承诺的“双赢”游戏，而更多的是一种“输赢”游戏，领头的富国是赢者，殿后的穷国是输者。国内发展已被边缘化为一种对外贸易的倒霉的牺牲品，只能依赖贸易顺差积累资本。对外贸易和国外投资已成为国内发展的首要动力。这种贸易模式使得那些贸易逆差的国家永远都欠发达。由于美元霸权，所有的外国投资都流向了能够赚取美元的出口部门。即便是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也不能把在贸易上赚来的美元用于国内发展，因为它们被迫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2003年9月，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富国拒绝了穷国提出的请求：彻底改革残害第三世界农业的农产品补贴。坎昆会谈失败后，将多哈回合谈判扳回正轨的努力也受挫，由美国牵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在全球复苏的危险。2003年10月13日，拉里·艾里奥特在《卫报》上报导了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谈的失败：“全球化的话题都围绕着民主、自由贸易和共享科技进步的收益。而现实是精英分子的统治，重商主义和自私自利。”艾里奥特注意到会议进程充斥着自相矛盾：在一个人力资本应被看作国家的新财富的世界上，为什么劳动力还会遭到如此轻视的对待？
在坎昆会议上，马拉维商业和工业部长山姆·姆帕苏被问及其对贸易自由化收益的看法时，他不满地回答说：“我们开放了本国经济。这就是我们卧病在床的原因。”姆帕苏的评论总结出了书写全球化规则者和无能力抵制全球化者在观点上的巨大分歧。
在过去的30年，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出口上增长迅速，部分归因于关税削减和运输费用降低，而使得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成为可能。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从1965年的25％上涨到30多年后的75％，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份额从50％下滑到了不到10％。很多发展中国家从日益增长的制造业贸易中收益越来越少，大多数利润都流向了外资。竞争最激烈的制造业出口，如纺织业和服装行业的市场准入仍然高度受限，近期的贸易纠纷预示着将会有更严格的限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与贸易相关的农业不景气，富国政府给农民提供的大量补贴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很多穷国都是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命脉，农业不景气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的衰退。
世贸组织发起的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在坎昆受挫，是因为富国政府坚持农业补贴政策，而不顾它对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潜在影响。有必要更好地理解贸易政策，尤其是富国的贸易政策与发展中世界的贫困之间的联系。虽然减少贫困现已被官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广泛地看作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必然的核心关切，并已成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的主要任务，但迄今并未制订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UNMDG)承诺，到2015年，也就是10年以后，国际社会将会使世界贫困人口减半。据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几个主要途径都与国际贸易有关，然而减少贫困的记录是更为贫困。贸易到底能否取代或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是未被提及，更别说答案了。只有这些问题被认真地提出，保护主义才不会重新出现在穷国。在此条件下，如果民主政治真能表达民意，民主政治就会更多地要求保护主义而不是精英政府。
美元霸权的起源和影响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美国黄金储备将被掏空的压力下，放弃了美元同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35美元)，此后，美元成为一种无任何国家财政和货币纪律约束的不可兑换纸币。“二战”末期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由黄金支撑的可靠货币美元确立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基准货币，其他各国货币都以极少发生变化的固定汇率钉住美元。固定汇率体制的目标是维持贸易国家的诚信，防止其陷入长期的贸易逆差。人们并没有料想到它会支配贸易国家的生活标准，因为后者是由汇率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衡量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国际经济学界传统智慧构思下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考虑到世界贸易融资所需求的跨国资金流动。从1971年开始，美元就从一种由黄金支撑的货币转变为一种美国、也只有美国可以任意发行的全球性储备货币工具。同时，美国继续承受着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
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开始。随着外汇和金融市场解除管制，许多货币开始以美元为基准自由浮动，这不是对市场的力量作出反应，而是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为了维持其出口竞争力和抵制美元霸权对其国内生活标准的影响，许多贸易国家将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作为其经常性的最后诉诸的选择。
美元霸权下的世界贸易是一种这样的游戏：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相互连结的经济体不再为了获得相对优势进行贸易；它们在出口行业竞争，获取所需的美元清偿以美元标价的外债，并积聚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汇率。为了防止本国货币在解除管制的市场上遭受投机性和操纵性攻击，全世界的央行必须持有相应数量的美元储备以预防其货币流通的市场压力。某一货币贬值的市场压力越大，其中央银行必须持有的美元储备就越多。这就为强势美元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反过来又促使所有的中央银行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使之更为坚挺。这种反常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美元霸权，其得以建立，是由于地缘政治建构的特征，即关键性的商品，尤为突出的是石油，是以美元标价的。每个人都接受美元，因为它能买到石油。自1973年以来，美国容忍石油出口垄断，而美国向那些产油国攫取的筹码是以美元标价石油和石油美元的循环。
从定义上看，美元储备必须投资于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从而为美国经济制造出资本账户盈余。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它能通过低成本的进口维持美国的低通胀，也使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资产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十分昂贵。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自豪地将这种安排称为美国的金融霸权，它使得美国经济在其他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繁荣发展。全球化成为一种为了得到自1971年以来就不再由黄金支撑、近十多年来也不再由任何经济基本原理所证实的全能美元，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用最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最高的环保代价生产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商品的“向底线竞争”过程。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它剥夺了它们大量的出口成果，使其国内经济缺乏资金，因为所有盈余的美元都必须重新投向美国国库券以防止本国货币的崩溃。
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为了充当全世界最后诉诸的消费者，美国经济已被推进了因挥霍消费和账目欺诈而日益扩大的债务泡沫。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税收或利润的支持，美国的资产净值和房地产价格不可持续和不合理的增长意味着美元事实上的贬值。不过，最近美国的资产净值从2004年的顶峰跌落下来和预期中的房地产价格下滑使美元看起来在走强，因为同等数量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缩水的股票和财产。美国国内美元购买力的提高造成了它与其他货币购买力之间程度不同的差距，致使实行可自由兑换货币和固定汇率的经济体的物价高度不稳定，如香港和一直持续到最近的阿根廷。对美国来说，美元汇率的下降实际上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升。从而，由于美国经济中存在债务泡沫，强势美元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债务已将美国的美元政策推向极端。
货币汇价的规定已不仅是主权国家对本国货币行使主权的实践。美国借助于美元霸权，在全球自由贸易的名义下，篡夺了其他国家为支持其经济民族主义规定本国货币兑换价值的特权。美国对汇率的立场一直是不一致的。80年代美元升值时，美国为了保护出口贸易，将固定汇率奉为至理名言。近年来美元不断贬值时，美国为了转嫁对其贸易逆差的责难，抨击固定汇率是在操纵货币。现在，它的目标是钉住美元已长达十多年时间的中国人民币。当其货币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以固定比率钉住美元时，该国如何能够操纵其货币的汇率呢？所有的操纵都来自美元，而不是人民币。
经济民族主义
近段时间欧元对美元的升值是欧元自2002年1月1日被引进以来的首次升值浪潮，它是1985年关于日元的《广场协议》在欧盟重演的结果，即便没有正式的协议文件。其战略意图远不只是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记录表明，就算美元对欧元下跌了30％，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攀升。抬高欧元的战略意图是促使它落入与日元一样的地位，成为美元霸权的从属货币。《广场协议》的真正作用在于把维持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阵痛的代价从美国转嫁到日本。当前欧元所发生的变化根本无法说明美元已开始衰退，而是说明了欧元正开始转变为美元的从属货币以支持美国的债务泡沫。
自六年半前欧洲货币联盟启动以来，欧元区陷入了健康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变得具有破坏性、而通过供给学派财政政策又无以为继的境地中。国民经济已无力承受全球化调节或欧盟野心勃勃的扩大的阵痛。欧盟各国开始抵制美国把欧元体系变成迎合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各种要求的美元涨涨跌跌的支持者的战略意图。
由于日元、欧元以及现在的人民币等非美元经济体积累的是以美元标价的贸易顺差，维持合适的美元价值以支撑美国永久经济增长的成本已被转移到这些非美元经济体，它们的明显特征就是工资长期相对较低和国内消费持续低迷。对于工资已经很高的欧盟和日本，惩罚是削减它们传统的社会福利和就业保障。中国目前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债权国，但还是被迫不得不向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寻求其可以任意发行的以美元标价的资本，来为中国的出口贸易融资，从而也为美国不断增多的贸易逆差融资。
市场无力纠正贸易失衡
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各地所有债务国都残忍地施加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条件”，而对世界上最大的且最不负责任的债务国却视而不闻。这是因为美国可以任意发行美元，从而具备免疫力。美元是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生产力支撑，也没有美国出口实力支撑，而是由美国军力支撑的不可兑换纸币。2005财年美国的军事预算为4207亿美元；2004财年为3991亿美元；2003财年为3961亿美元；2002财年为3432亿美元；2001财年为3100亿美元。在小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的军事支出高达1.5万亿美元。该数字高于中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其GDP的6％，而其军事预算为其GDP的4％左右。换句话说，美国的贸易伙伴是在以1.5倍支付美国某一天出于某种原因，包括贸易纠纷，向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开战的军事成本。
根据自由贸易理论，一般来说，贸易只会在平衡重新建立之前或是自由贸易完全停止的情况下暂时失衡。浮动汇率能消除或缓解暂时的贸易失衡。但是，美元霸权保护了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允许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存在。
持续存在的美国贸易逆差打破了贸易理论。尽管有些强势货币有选择性地升值，广义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还是维持上升趋势，这是因为高度负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试图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从以美元标价的债务中解脱出来。虽然该目标是为了补贴和扩大出口，却讽刺性地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尽管美国不断扩大货币总量，也就是说不断地放松银根或印发钞票，美国通胀面临的压力不大还是增强了贸易加权美元指数的上升势头。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输往美国的货物年增长率约为15％，超过其GDP年均增长率的5倍。当美国利率高于那些债权国利率时，美元就会被看好，美国也就会享受经济繁荣。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效应：利率的提高实际上延长了而不是威胁了美国的繁荣，因为它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美国金融系统，降低了进口货物价格，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由于财富效应，虽然工人工资增长放慢，但工人变富了。美元的资产收益率还是比外国货币高。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采取所谓的先发性的反通胀措施的真实意图。美元霸权使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来反通胀证明了美国就像罗马帝国：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就像战利品不断流入罗马帝国一样。这就是格林斯潘所谓的美国“金融霸权”。
不论美联储如何花言巧语，美元利率的提高都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外国中央银行出售美国国库券等以美元标价的资产，而不是为了反通胀。在债务驱动的经济体中，高利率造成了自身的通货膨胀。提高利率以制止通胀就像小狗在转着圈追自己的尾巴，利率提高，通胀也会提高，从而又需要更高的利率。利率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资金远离债务泡沫，但也可以使债务清偿额高不可及而刺破债务泡沫。
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美联储增加了货币发行量，为短期利率的提高创造了一个具有充足流动性的非自然环境，导致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之间利率差距的缩小，这是经济萧条的最主要的征兆。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衰退中，不论是流动性陷阱，还是利率变动无法引起投资反应，都可以造成货币扩张失效。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再宽松的信贷政策也无济于事，因为丰富的资金不能找到信誉良好的自愿借贷人。大量的新的贬值资金趋于流向抹平以从前的高利率计算的现有债务。当由于流动性过大，长期利率保持稳定时，短期利率以一定的速度提高，不会消除流动性陷阱。
50美元1桶的石油，连同尤其是在房地产业的天文数字的资产价格增值，给了债务泡沫更多的清偿时间。但这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结果很可能以新的贸易战造成贸易量缩减而告终。美国贸易逆差减少的代价就是引爆可能使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的美国债务泡沫。考虑到这种情况，美国没有任何选择，只有在现有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一直驾驶着贸易逆差的列车，如此做的时间也许不会太久，尤其是保护主义已开始积聚力量。
在过去十年里，转向离岸外包生产一直是美国“新经济”的生产率繁荣的源泉。除去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生产率所做贡献，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并不大。美国政府公开的生产率指标数据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近70％，但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仅在0-10％之间。世界贸易已成为一个根据劳动力供给、工资、利率、汇率、物价、储蓄率、生产能力、流动性条件和债务水平的差异进行跨国界套利的网络。在某些领域，美国正成为一个不发达经济体。
布什政府继续安慰美国民众说，美国的经济形势是健康的，而事实上美国已将其整个整个的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拱手交给外国生产商，与此同时还在廉价甩卖部分经济以为日渐增长、源源不断的贸易逆差融资。通常情况下，当政策制定者从自以为是走向狂妄自大时，灾难也就不远了。
克林顿政府的遗产
公平地说，美国经济的问题出现于布什执政之前。克林顿政府2000年度经济报告宣称，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
至于美国不断增长的巨额贸易逆差，经济顾问委员会寄希望于全球经济复苏将推动对美国出口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大多数美国出口产品越来越多地是由进口部件组装的事实。
而且，美国官方长期以来一直推行强势美元政策，这削弱了世界对美国出口的需求。
关于财政政策，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期间，包括社会项目和国防在内的美国政府支出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这造成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连同经济中供求两方面的明显扭曲。这与罗斯福政府的收入增长和财富平等政策正好相反。与膨胀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相联的财富效应可以突然逆转，2000年也确实如此，而只有通过布什的减税和2001年后“反恐战争”的赤字开支政策才摆脱困境。整个20世纪90年代，私人债务不断冲击新高，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赞美这是一个积极因素。家庭开支主要建立在未来预期收入或账面收益的增长上，而两者都可能，也确实突然化为乌有。1999年11月大选期间，克林顿创造的经济奇迹已开始偃旗息鼓。终究，商业周期没有被终止，当然也不可能被自我吹嘘的政府政策所终止。商业周期的延长只意味着前面是更严重的市场崩溃。
在1991年民主党开展的白宫竞选活动中，克林顿和戈尔反复强调美国1％的最富裕阶层无耻地占有国家40％的财富。他们还说，如果扣除住宅所有权，只计算商业、工厂和办公室的话，那么1％的最富裕人员占有全国90％的商业财富。而10％的最富裕人员，他们说，占有99％的财富。他们承诺，如果当选，就一定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当政后，对于平等地重新分配财富什么都没做，——虽然90年代他们两届任期内美国经济繁荣昌盛，但是，经济不平等只是持续加重。里根将国家债务平均分配给全国民众，而克林顿把所有财富分配给富人。
日益兴起的反全球化
从地缘政治上看，贸易全球化在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内面临全球范围内的复杂抵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成全世界的经济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反对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1999年北约攻打南斯拉夫激发了欧盟的军事主义。美国倡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根本就不是普遍有效的科学，而正日益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看作仅仅是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都得不到美国历史的支持。如同反对拿破仑的国际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法国，反全球化和反对道德帝国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美国。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例外主义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的助产婆。布什教义推出核垄断立场，先发制人战争，“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极端主义，以及不姑息声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不亚于向全世界防御性民族主义郁积的怒火浇汽油。
1997年10月29日，格林斯潘在国会“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听证会上对联合经济委员会说，“可以设想，几年后，我们回过头看这个插曲[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根据其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这是一个有益的事件”。诚如格林斯潘所言，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本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被美国主要的银行家看作是对美国宏观经济的“有益影响”。格林斯潘使那些持有反美情绪和货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金融市场参与者再也不会被控是妄想狂了。
即便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一旦大量资本来源于工人的退休金，金融资本主义也就变得内在地要求民主。美国退休金的货币价值超过15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中等熟练程度的工人。新型资本主义剥夺工人们的就业机会，而代之以付给他们高额的退休金。由于偏好资本回报甚于补偿劳工，社会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指资本越来越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编者注)造成了过度投资，从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但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只能由高收入消费者来解决。可是，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失业和不充分就业降低了需求，从而导致金融瓦解。
君主制作为反封建的进步力量刚出现时，合理地使自己成为政治自然法则，最终由于背叛了其进步的使命而导致了衰亡。同样，社会资本主义将必然地步绝对君主主义的后尘，而为人道的社会主义开路。
[黄芳：浙江工商大学公共事业管理学院；
苇杭：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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