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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1)04-0009-05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媒体掀起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到底能不能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中国模式”的含义是什么，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模式”，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实，中国共产党虽然曾遭遇过“模式”之苦，但从不避讳使用“模式”这个概念。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他的许多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当今世界有两千多个民族、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社会发展经历各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多种多样，因而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然而，西方国家一些政要总是希望按照西方模式改造整个世界，并对异己者横加指责与干涉。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这样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各国的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各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邓小平对此作了认真探索。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的电视采访时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①“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其实就是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别的模式。同年5月，他在同党内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②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圣地亚哥·卡里略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世界各国，拿欧洲来说，欧洲的问题只能由欧洲人民自己来解决。每个国家情况不同，甚至一个很小的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③正是基于对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并从此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理论创新的主题。
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中国的十年改革已经吸引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要和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外媒体已经开始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的经济改革举措，也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取经”。面对众多来访的外国政要，邓小平反复强调，各国国情不同，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要期望有一种模式能解决所有问题。1988年5月，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④同年10月，他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指出，每个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多种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各国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方式，制定适合自己具体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都是一个模式不行。”⑤
中国的改革也引起了苏联的关注。1989年5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在会见时明确指出：“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⑥今天重读此段论述，实在令人回味。因为苏联斯大林时期曾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作固定模式，向全世界推广，遭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程度的抵制。而苏联恰恰因为对这一模式改革的力度不够，而在与美国的抗争中逐渐处于弱势地位。
199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时进一步指出：“时代不同了，任何一种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⑦同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⑧他认为，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根本不可能实行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只会形成国际动乱。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后来演变成我们党的共识。2000年9月，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⑨2003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国的国情不同，实现发展的道路也必然不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模式。”⑩2008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11)
从邓小平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上述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世界各国国情显著不同，发展阶段不一样，面临的任务也不一样，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个别西方国家企图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这只能导致国际动乱。
第二，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只能在各国人民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解决。各国人民最了解本国的具体情况，最有资格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因此，各国的事务归根到底应该由本国政府和人民自己去管，别人不应干涉。
第三，任何模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完美无缺的、固定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开辟未来。
第四，“模式”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也不只是西方学者才使用的概念，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多次使用。所以现在国内有人认为，“模式”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范畴，中国学者不应使用，这是没有道理的。
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
既然世界各国都有资格探寻自己的发展模式，那么，中国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模式？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模式？这是目前国内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国革命有自己的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自己的模式。
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后，邓小平坚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不同，有自己的独特模式。比如，1980年11月，他在会见圣地亚哥·卡里略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中国并不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12)1983年4月29日，他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13)这里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就构成了中国革命模式的主要内容。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一定要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4)邓小平这里所说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中国模式”的另一种表述。
1980年4月，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的电视采访。他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15)他特别强调，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也就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对外开放初具规模。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此时，中国开始逐步走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对此，国外学者高度关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也开始出现在国外媒体中。1985年6月，阿根廷《一周》杂志刊登对阿根廷众议院议长卡洛斯·普格列塞的采访记，普格列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代之以中国模式。”(16)1986年，南斯拉夫《战斗报》发表托·米利诺维奇的文章，提出要研究“中国模式”。(17)由此可见，“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不是进入新世纪后才被外国人使用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学者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总理格拉时指出：“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18)邓小平在此继续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并向格拉介绍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和步骤。同年8月，巴西学者在比较中巴两国技术模式优劣之后，提出“中国模式应成为巴西的榜样”(19)。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邓小平频繁接见外国领导人，并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发展模式。198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他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那么，中国自己的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呢？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示，但却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在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这个发展模式就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20)。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已被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概括为“十二条”。十三大之后，国外学者仍然在关注中国发展道路，即“中国模式”问题。1988年底，法国《发展论坛报》发表文章，认为“改革使中国模式逐渐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中间模式”(21)。
邓小平之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这一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22)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世界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国家应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独特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必须有中国自己的模式。
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穷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中国过去曾照搬苏联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必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
第三，中国的改革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照抄照搬。对别国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正确的做法还是我们党反复强调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模式“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
在研究中国模式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模式必然是可以复制的，也就是说可以搬到别的国家运用。正因为如此，西方有一些人士特别担心中国模式会替代欧美模式而影响世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模式”被西方别有用心的一些人士当作“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论据。其实，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反对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过去我们也曾深受照搬别国模式之苦。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很早就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述。
早在1965年6月，他就明确指出：“我们历来对兄弟党讲，制定自己的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要求，只能由各国党自己搞。……我们党对兄弟党只是介绍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哪些可以借鉴，哪些不能借鉴，完全由各个党自己去选择。”(23)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但学习别国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必须有选择地学习。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在许多场合分析照搬照抄别国经验的危害，他在会见外宾时反复强调：“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24)同时，他还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走自己的路，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25)因此，他告诫中央负责同志：“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26)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7)
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28)同月，他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进一步指出：“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29)邓小平的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经验”、“模式”是不可以复制的。9月，他在会见加纳国家元首、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主席杰里·约翰·罗林斯时指出：“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和实际制定的。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有发展，但不顺当。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30)
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指出：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31)此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反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要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必须尊重他国、他党的选择和经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不同发展模式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由这一立场出发，制定我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彼此尊重。各国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
第二，任何国家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世界上不同发展模式应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第三，任何国家都不要期望把自己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虽然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但不能把它搬给别国。
注释：
①③(12)(15)(25)(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上)：627,693,693,626,626，318-319.
②(14)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18,163.
④⑥⑧(13)(18)(20)(24)(27)(28)(29)(31)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60-261,292,259-260,27,229,261,237,2,135,140,236-237.
⑤⑦(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下)：1254,1313-1314,1080-1081.
⑨江泽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110.
⑩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3-12-27.
(1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12-19.
(16)阿根廷众议院议长谈访华观感[N].参考消息，1985-08-18.
(17)苏联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很感兴趣[N].参考消息，1986-07-27.
(19)中国自主发展技术堪为楷模[N].参考消息，1987-08-26.
(21)对华投资是在中国立足的战略决定[N].参考消息，1989-01-02.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下)：1264-1265.
(23)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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