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精神与中国现代大学的民族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性论文,中国论文,书院论文,精神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通过对“五四”时期书院研究的再考察，探索在中西文化交流发展的背景下，书院精神与中国现代大学民族化发展的关系问题。
“五四”时期的书院研究，是在中国的书院制度消亡后短短的一二十年内，而且是在反传统、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出现的。这本身就极富历史意义，它事实上是对本世纪初中国大学发展的反省，说明文化的更新与改造不能脱离民族文化本身。从模仿、抄袭国外大学体制到强调教育、教学的独立与学术自由，从湖南自修大学到20年代起大学内研究机构的建立，都不仅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出一种民族化的趋向。“五四”前后书院精神的重提，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中国大学改革的民族化方向，从当时及以后的发展来看，不仅影响着大学的正规化建制，而且导致大学非正规化的发展倾向。前者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后者以毛泽东为代表。正是通过他们的研究与实践，书院精神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势力的侵入，西方文化席卷而来。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中，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主动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学习。这不仅动摇了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而且给文化、教育的变革带来了新的时代气象。从清末“新教育”运动到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确立，中西文化在冲突、碰撞中使中国的传统教育有了很大改观。如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建立，对西方学校制度的模仿与抄袭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变革的基础，各级教育在课程内容上已分门别类、初具规模，在教学上已普遍采用班级授课制等等。在大学中重视各科讲义、限年毕业，以及文理综合或分科设立的改革，使中国的大学在体制上迈入了现代大学的行列。
然而，文化教育的变革绝非朝夕之功。由于对西方文化了解的肤浅以及对传统文化缺乏深层的反思，加之“五四”时期学校教育体制的改革只是对德、日学制的形式模仿，它的不足与破绽已日见显露。这促使“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倡导者们进行深刻的反思，以探索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新的出路与方向。
当时的教育改革家们认为，抄袭、模仿外国教育而全盘否定传统教育，不是中国教育的出路。教育的创新既要吸收各国教育的长处，也要重新估定传统教育的价值。他们一方面反对一切以西洋输入为准，指出取法西洋并非是事事要模仿抄袭西洋，而是要学习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精神。陈独秀将这种真精神描述为“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应当正确处理古今中西新旧教育的关系，不能一味以破坏和完全抛弃旧教育为准。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与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进行整理与再评价。由此，人们开始回顾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史，检讨现代学校教育的成败得失，重新制定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重点以及学科、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革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书院的研究成了当时教育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清末书院制度的废除并不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至于学校制度与书院制度各自的优劣也未经仔细的分析研究。但在新的学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对新旧教育制度的得失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他们发现，虽然书院为学校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书院与学校既各有其不足，又各有其所长。而从现实状况来看，现有的学校教育确有不及旧时书院的地方。书院的教育精神与方法，如提倡私人办学、讲学自由，学习以学生自修研究为主、教师讲学指导为辅，以学术研究、深究学理为目的，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等等，都对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有着积极的启示。胡适甚至把宋至明清的书院与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相提并论，他痛心地认为，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②。书院的精神不仅与他们所推崇的西方文教的真精神有着契合之处，而且也与他们所主张的重视个性发展、自由研究的改革理想相吻合，故而书院研究便成了“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教育冲突的背景下探索中国现代大学改革方向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二
1920年，蒋百里在与张东荪讨论中国公学之事的信中，曾建议：“中国公学如要扩充，早稻、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也。”③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学制是抄袭日本的产物，那么蒋百里为什么要反对以标榜思想自由的日本著名私立大学为榜样来办理私立中国公学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自甲午战争结束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的私立大学都不约而同地经历了顺应潮流的变质过程，在与企业界的紧密联系中向官立大学靠拢，逐渐成为与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的就业准备机关。④蒋百里正是鉴于此，针对当时教育行政官吏化的倾向，才提出要向中国古代著名书院学习的，以期强调学问脱离国家政治制度的约束，实现教学独立、讲学自由的目的。梁启超也在1921年3月的《改造》3卷第7期上发表《自由讲座制之教育》一文，尖锐地批评了学校教育趋于国家制度的弊病，主张“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变通之”，在大学中设“自由讲座”，提倡学术独立。
如果说以上诸人主要是从政治上批判当时的教育状况，重提古代书院精神的话，那么，在中国现代大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则从理论与实践上对书院精神作了阐发。
蔡元培早年中过进士，做过翰林；自1898年因不满清廷腐败，决意离京投身教育后，便创办或就职过一些新学堂，对新式学校颇为了解⑤；同时，他还担任过他的故乡绍兴附近嵊县的剡山、二戴两书院之长，熟悉书院教育的情况⑥；其后又多次游历日本及德、法等欧洲国家。这使他对中西文化教育有十分深刻的理解，形成了中西融合的教育改革思想。蔡元培在大学办学思想上非常注重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是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进而创造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学风；二是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努力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对于学生，他在1917年1月9日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演说词》中又谓：“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以后也一再提及。至于教师，则要求以学诣为主，他说：“我的观察，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起，一面研究高深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⑦。
蔡元培的大学办学思想，不可否认受到了欧美大学观念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他从对中国传统书院的研究及与现有学校制度的比较中得出的。他通过分析比较，努力地寻找中国大学的改革之路。他认为，当时的学校只注重分年级制度，读满年限，方能毕业，这是很不适当的。而且，大学本是以专门研究为本位的，所有分班讲授，不过是指导研究的作用。但人们只看到日本大学重各科讲义，限年毕业，又看见美国大学把研究科别设一级，得学士学位后才可进去，就当大学是以分班讲授为主体，专门研究是可有可无的，这是一种对西方学制的肤浅模仿。他指出，英国牛津与剑桥大学的教学是很随便的，若干学生有一专科导师，教学在师生谈话间随时进行，学生全凭自己用功。而德、法等国大学，虽于分班讲授较重视，但每科学问也必有一种研究所。“所以一个大学，若是分班讲授与专门研究能同时并进，固然最好；若不能兼行，与其专做分班讲授的机关，还不如单做专门研究的设备，所费较少，成效更大”⑧。而这种做法，恰恰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优长之处。他说：“以前书院院长，或擅长文学，从其学者，能文者辈出；或长经学与小学，从其学者，莫不感化。因为院长以此为毕生事业，院内尚自由研究，故能自由发展。现在学科内科目繁多，无研究余地”⑨。如果从重视学问研究的个别教学制来说，它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希腊学院及大学研究所中，并且，“我们在源于早期学院而来的王阳明书院（大学）中，在源于古代教育发展而来的清朝的颜元（习离）书院中，可以发现其显著的影响。尽管这些制度已经过时，但是我认为它们的历史对当前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仍有启示”⑩。因此，当蔡元培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时，便认为这种注重研究的做法与他的理想相合，“欢喜得了不得”，并认定这种“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的做法，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的模范。
作为蔡元培自身的教育实践，他在任教育总长时曾提出大学应设大学院（即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于他接任北大校长同年年底，在他的主持推动下，北大文、理、法3科相继成立了研究所，并于1921年12月改组，成立了国学门，这比以往的研究所更趋正规化，到1932年则由研究所形成了研究院。蔡元培视成立研究所为大学教育进步的标志。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一文中曾举出大学应设研究所的3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可使大学毕业生有深造的机会；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11)除此之外，他还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强调教授及讲师不仅仅是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机会，更新知识保持活力；在每一个系开始由师生合作进行科学及其它方面的研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刊物；延聘中外著名学者到校演讲；重视图书馆、实验室建设，为师生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有利条件等等，由此把学术研究的大学宗旨推广到大学的各个方面。蔡元培在北大改革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的使书院精神与西方大学精神相融合的教育理想，不仅给北大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各大学的教育改革，甚至影响了当时的教育政策。1922年的学制肯定了大学院（研究院），自1929年起，根据《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全国各大学均普遍设立了研究院、所。
在当时大学教育改革的潮流中，胡适是另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与蔡元培相同，胡适也认为，要办好高等教育就应注重自由研究与自修，他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指出，“灌进入的知识学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真正可靠的学问都是从自修得来的，自修的能力是求学问的唯一条件”(12)。为此，他还提倡纯粹自由学校，即无一定校所，无上课形式，欲学某科，找得精于某科者为导师，由导师指定数种书籍，自由研究，质疑问难。(13)胡适的这种思想，既与20年代美国人柏克赫斯特建立的道尔顿制在中国的介绍与流行有关，也与他所欣赏的中国书院教育相契合。这集中反映在他1924年在东南大学所作的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中。(14)胡适正是认为当时教育界提倡的注重培养独立工作能力、自由自学的道尔顿制其实与书院的精神基本相同，而今日学校中多轻视之，故特意要讲一下书院的略史，以期重振书院的精神于今日的教育。在这个演讲中，他列举书院教育的精神，认为书院之真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存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惟在刻苦与自由思索”。“其意以学问有成，生乎自行，不在乎外界压迫”。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胡适重提书院精神以融通西方教育的良苦用心。
不仅如此，胡适还将他对书院的研究与理解运用到实践中去。早在蔡元培倡办北大研究所之时，他便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并担任了国学门的教授。“五四”运动后，胡适提倡“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此外，他还想利用清华的庚子赔款，另设据点，在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便请他代为设计。据兰孟博《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记，当时“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为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日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指定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后来研究院的规章，大致即本此蓝图”。曹云祥曾请胡适为导师，胡适自谦非为第一流学者，故力荐梁启超、王国维与章太炎，因章太炎未就，他又荐在美留学时的老同学赵元任担任导师。这几位再加上后来的陈寅恪，便是当时清华赫赫有名的4大导师。该研究院以治学与做人为重，据兰文称，“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诚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从而对学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对国内大学注重研究风气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蔡元培、胡知等人运用他们个人的声望，重提传统书院教育精神，并使之与西方教育思想相融通，不仅开创了重视自修与研究的风气，而且对中国现代大学的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后中国大学研究院、所的普遍设立与发展，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形成，都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
与蔡元培和胡适不同，毛泽东既没上过大学，也未曾出洋留学，但他1921年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却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其时，湖南连一所省立大学也没有。与毛泽东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职并曾为毛泽东老师的杨昌济，1917年在《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一文中认为：“如校经书院之类，研求经史，撰著辞章，其事实与泰西之文科大学相类。即岳麓书院名贤讲学之时，所集者为高才，所讲者为正学，亦与今日欧洲大学之文科不甚相远”，故建议省立大学可按书院方法办理。这给毛泽东以很大启发，加之他对古今学说制度纲要的研究结果，于是在给新民学会同仁周世钊的信中，他提出了一个想法：“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认叫做‘工读互助团’”(15)。这段话既反映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也体现了他的教育理想。
1921年8月间，湖南自修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毛泽东比较了书院与学校各自的利弊得失，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理想。他指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书院的缺点在于它崇尚八股，不重科学，这算不上正当的学问。但学校的坏处也不少，在学校中，师生间没有感情，彼此之间只是一种商业行为；教授法和管理法是划一机械的，无视学生人性及人格；而且课程过繁，学时过多，不利学生自动自发的学习与研究。总之，“在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庸儒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而书院相反，“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不过，书院与学校也有共同的弊端，即非平民主义，都将学术看得太神秘，学术为少数人所专，多数平民难以参与，而且学费之贵，非平民所能入，并太重程式考试，使许多有志青年得不到求学机会。因此，他认为，自修大学要采取新制，取书院形式，纳学校内容，扬平民主义，以适合人性，便利研究。这种新制，具本来说，从形式上，使凡有志者均可入学；打破学术秘密，各取所需；学生研究或学校或家中及任何场所。从内容上，一重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二重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三不搞灌输而随时指导；四以学科为单位，研究时间与范围任凭学生自己志愿与程度而定；五修学中养成健全人格，去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作准备。其目的概括起来，即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16)。以上构想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有一个简括的有述：“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为此，大纲把研究之法定为单独研究，团体研究，通函指导，特别授课和特别讲座5种，而且特列“劳动”一章，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17)这个大纲在自修大学实施的两年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
湖南自修大学的这些文件在上海、北京等地的进步报刊上予以介绍后，产生了很大影响。除蔡元培大加赞赏外，粱启超也曾致函舒新城询问自修大学之事，并有意欲聘毛泽东为中国公学教员。(18)而李石曾在《视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一文中，倒是道出了几份真情。他认为自修大学对学术普及，使大学为群众组织，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是自修大学的独有希望，故可谓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这颇合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之本意。因为毛泽东虽与蔡元培、胡适等人一样，都主张大学应当重视学术研究与自由，但他更重视学术普及。与蔡、胡两人主张的以造诣深厚的人来掌管学术以及分班讲授与专门研究相结合等做法不同，他主张要打破学术的神秘性，使之为多数人所掌握，并且从提倡书院教育制度的优点，进而到要打破大学的正规建制，代之以非正规化的教学与研究的组织形式与内容，提倡大学教育的平民主义。这在当时的大学教育改革中的确是独树一帜的，反映了他独特的教育观与实践风格。
从毛泽东一生的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来看，这时期所形成的教育观影响到了他后来对教育改革的几乎所有想法。从延安时期各类非正规化大学的创办到建国后的几次教育革命，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湖南自修大学的影响和影子。尤其是建国初期搬用苏联教育体制，过于强调大学的正规化建制，并以班级组织教学，重在知识与考试，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发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毛泽东便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其中心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以及半工（农）半读、“三结合”编写教材、搞“现场教学”等非制度化、非规范化、非专门化做法。当这种思潮走过了头时，1961年以后又进入了调整、恢复与稳定时期。到1964年，毛泽东感到此时的教育似又重新回到了1958年以前的思路，故从巩固1958年以后教育革命的成果出发，在1964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的春节座谈会上再次专门论述了教育问题，对当时的教育现状表示了不满。他认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并着重指出课程太多，考试八股化以及突然袭击的做法非常有害，主张开出题目，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还举了许多历史上著名人物自修成才的例子。这种思想推至极致，便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表的《五·七指示》、《七·三0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在这3个指示中，他反复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由工农来领导管理学校，对大学也是如此，主张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甚至把要不要这种非正规化的建设提到阶级斗争与革命的高度。这就使得毛泽东本来很有创见的教育思想走向了极端，以至对1976年以前中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四
由以上分析可见，“五四”时期中国大学的改革，是中西文化教育由交流、冲突走向相互融合的产物。从直接原因上说，它反映了人们对清末以来抄袭与模仿外国大学制度做法的不满；但从更深一层次的意义上看，它体现了中国大学民族化的倾向。
严格地讲，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制度并不具备西方文化意义上的学校自治与学术自由观念。尽管它具有私人办学、讲学自由等精神，却时时受到官方政治与文化的千预和影响。但就是在这种局限之下，比起中国古代的官办教育来说，它仍顽强地表现出试图摆脱政治干预，追求相对的教育独立与自由研究，以学问为重并将之推广于社会的倾向。“五四”时期的教育改革家们正是看到了书院的这种特点，才对之发生了兴趣，并力图将书院精神与现代西方大学教育的精神相融合，以探索中国大学民族化的改革之路。这种努力无疑是尤为珍贵的。
在这种努力中，人们对书院精神理解的侧重点以及对中国大学发展方向选择的不同，使得“五四”时期的大学改革出现了趋于正规化建制和向非正规化发展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它们又共同影响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但无论那种倾向，其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仍然在不时地提醒我们在今日的教育变革中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从而更好地实现大学的理想。
注释：
① 陈独秀：《答胡子承》，《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4页。
② 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第3期。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5页。
④ ［日］永井道雄著，王振宁、张葆春译：《近代化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22页。
⑤⑥蔡元培曾创办过绍兴中西学堂、爱国学社，就职于上海澄衷学堂、南洋公洋，其任职书院时曾制定过学约等。有关内容参见唐振常：《蔡元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中《剡山二戴书院学约》，和《告嵊县剡山书院诸生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⑦⑧ 《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1页，第422页。
⑨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⑩ 《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页。
(11) 《论大学应设立各科研究所之理由》，《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658页。
(12) 《新教育》，第5卷第1期。
(13) 参见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中所引胡适观点，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14) 《东方杂志》，第21卷第3期。
(15)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
(16)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2-74页。
(17)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5页，第78页，第79页。
(1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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