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史专栏 ·
主持人 ：周勇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罗云夫妇的房间在罗瑞对门，这里干净整洁，淡红色的墙纸配上暖色调的窗帘和床罩，使屋里显得温馨而典雅，地毯看上去一尘不染。罗云酷爱干净，她不允许自己的房间有一丝凌乱，令她丈夫很不自在而不愿意待。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抗战文史研究专栏 ”是一个品牌栏目 。凭借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及市级重点人文研究基地 “重庆抗战文史研究中心 ”所形成的深厚的学术传统 ，在我国抗战文学研究中占有显著的位置 。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对抗日战争研究作出了新的部署 ，要求按照 “总体研究要深 、专题研究要细 ”的原则 ，“整合全国学术机构和研究队伍 ，……从军事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外交 、国际等领域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 ”。按照这一要求 ，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为招集更多同行专家参与 “抗战文史研究专栏 ”的建设 ，更广泛地与国内外专家交流 ，本专栏在巩固抗战文学研究的基础上 ，适当把研究的领域扩展到 “抗战大后方文化 ”，以便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 ，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
博物馆是严肃庄重的场所，它能让我们以中国为自豪，也能鼓励我们不怕艰苦，实现中国梦。所以博物馆公示语的英译质量不仅体现出着我们对历史文化看重程度，也意味着是否向国外游客传达了错误的中国文化信息。本文主要指出了镇江博物馆公示语一部分问题，但是还有好多公示语有错误。希望镇江博物馆能找寻翻译专家修改整个博物馆公示语。当然修正公示语不仅仅是专家的任务，也是每个爱国者的责任。笔者期待更多人可以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发现公示语错误，并向有关部门反馈。那么，各个地方准确的公示语英译来日可期。
利用文本文献和影像互证手段来还原战时重庆对外交往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二战时期的中国重庆对外交往初步研究
——以文本文献和影像文献互证的尝试
周 勇 刘 婧 雨
(西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1120；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已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宏大领域。抗战时期的中国影像文献是世界观察中国的史料宝库。发掘并利用这一宝库，运用影像史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极大地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拓展国际视野，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以战时重庆外交界为切入点，运用文本文献与影像文献的互证，共同还原抗战时期驻华外交使团的历史场景，进而展现战时重庆外交界创造并见证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时刻，从新的视角论证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彰显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发挥的转折性作用。
关键词 ：二战时期；中国抗战史；外交界；影像史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宏大领域。
从研究视角观察，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都囿于中国视野、党派立场，即运用传统史料，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去研究一场世界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只从党派的立场去研究中日战争中的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这样“囿于中国一域，画地为牢”式的研究尽管也出了不少的成果，但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从世界的范围看，我们对战争的对手和战时的盟友知之甚少；从中国的范围看，我们对不同派别的同盟者同样知之甚少。因此，我们的研究成果或者有失偏颇，或者缺失诸多，或者流于浅表。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有所反思和调整——中国的研究成果开始走出自我束缚的桎梏，积极借鉴他者视野、利用域外文献。
运用这批珍贵的影像史料，极大地开拓了我们从国际视角和两岸视角开展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新领域，也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抗战大后方历史的认识。由于历史影像史料的大量引进，使影像史研究成为可能。我们在运用传统史学进行研究的同时，努力运用影像史的理论与方法，将影像史料与文献史料交叉融合起来进行研究，产生了一批初步的成果。其中以图片为主的著作有：《史迪威将军与中国战区统帅部影像集》(重庆出版社，2016)、《英雄之城——大轰炸下的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重庆出版社，2012年)、《重庆抗战图史》，重庆出版社，2016)；主要的影视作品有：《大后方》(12集电视纪录片，重庆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6)。
有鉴于此，在实施“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学术标准、一流水平、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服务全国大局”的学术理念。因此，得以从世界历史的视角，以战时重庆的对外交往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文本文献和影像文献，去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抗战史，尤其是大后方历史。以期推动中国抗战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推动史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为打造全国著名康养休闲生态旅游目的地，石柱县按照“依城、借景、沿线”的布局思路，全面推广“黄水人家”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品牌，县财政从2017年起每年预算安排1000万元乡村旅游发展资金，对黄水片区的乡村旅游发展给予补助。截至2018年6月，入社会员已达1000户、带动贫困户脱贫300户以上。
一、利用西方影像文献能深刻揭示中国抗战对二战胜利的历史贡献
(一)战时外交是热门课题，但战时外交界研究是薄弱环节
国际视野的确立，是学术研究得以创新的一大途径。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在战时外交方面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和许多优秀的专家学者。但是，对战时重庆外交界的研究却是非常薄弱的。
首先是研究的范围较为孤立，缺乏整体性。如有研究民国外交官群体的[1]，有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外交人才的[2]。但在“中国知网”上，用“中国战时外交界”“战时外交界”“重庆外交界”检索，均无相应成果。其次是史料运用不够，大多只囿于域内传统史料，显得相对单薄[3]；再次是学者解读域外文献的条件受限，能自如地运用英、俄、法、荷、日、德、意等国语言的中国学者不多。这些客观事实对战时重庆对外交往研究提供了较大空间。
(二)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但却是一个“被遗忘”的战时首都
中国是最早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二战前期，美国人就有清楚的表达。1939--1940年拍摄的美国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说：“(中国)这里有四亿五千万人民正在为自由而战，世界大战的战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世界本以为日本侵略者会轻易地打败中国。但几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屹立不倒。”[4]正是中国的巨大贡献，到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时，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二战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外交是国家权利的体现，更是战时政府的重要功能。但是战后几十年来，重庆被“双重遗忘”。
首先，将工程施工河段的河道断面、人文气象、地形地貌、社会经济进行调查，制定一套较为科学系统、切实可行的防洪方案，对洪水参数进行计算。根据河道断面、人文气象、地形地貌、社会经济等因素，以及图像、表格分析得到的结果进行损失评价，进而得出灾难损失和行洪能力分析，并根据已有信息，进行行洪能力复核。
二是被国内社会“遗忘”。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再起内战，1949年以后两岸长期对峙。在这一背景下，海峡两岸在论述中国抗战史时，无一例外地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放大自己的作用，而贬损对方。这种学术的“内战”让大陆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对重庆曾经作为战时首都地位作用的研究视为“禁区”，成果很少，客观公正的成果更少。这势必又影响到西方对中国抗战历史作用的理解。因此重庆在这场战争中所具有的全球意义和影响被中国人自己也“遗忘”了。米德还说：“国际社会现在越来越公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盟国，而不是只有三大盟国；中国国内社会越来越认为重庆在这场战争中具有全球意义和影响，这种角色应该得到全体中国人的认可。”[5]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三)西方对中国抗战的影像文献是一个宝库，可极大地推进中国抗战史研究。
2005年，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要求面向世界，加强和深化抗战史研究，指出：“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研究和评价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挖掘史料，拿出成果，澄清疑虑，更好地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要求“深入研究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相互支持并肩战斗的历史，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事业。”同时，要“深入研究日本侵略中国和亚太各国的历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戳穿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谎言”，“深入研究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历史，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6]
按照这个要求，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几年的试点，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实施“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和建设工程”，工程分为六大系列:即历史研究、史料搜集出版、遗址抢救保护、设施建设、文艺创作、对外交流[7]。
实施重庆抗战工程，研究是基础，而史料则是重中之重。我们在开拓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档案文献史料。我们发现，在西方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里保存有大量的中国抗战影像史料，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在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搜集了历史图片数万张，视频素材共计830余部，时长270余小时。其中包括独家获得或首次发现的视频素材29部。这些史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陆军部--陆军航空队、美国陆军通信兵、美国战时新闻服务处、美国战略服务处、美国哈曼基金会、美国新闻公司、大英百科全书电影公司、日本随军记者和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以及若干独立摄影师和私人收藏等等。
抗战时期，英、美、苏等国家代表着当时影像技术的最高水平，中国这方面的技术相当落后。那一时期，美国、英国、荷兰、苏联都派有新闻机构前往中国拍摄新闻作品(纪录片、照片等)。当时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统帅部所在地，是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是1945年台湾光复的谋划和实施基地，因此重庆是西方影视记者云集的地方，得以积累大量影像素材，产生大量国际性的影像作品。
这些极其宝贵的影像史料是记录这场伟大民族抗战的珍贵史证，极具客观性、真实性、直观性、亲临性。尤其是海外第三方拍摄的影视资料，其可信度和影响力弥足珍贵。这对于深化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可产生独特的作用，也将有力地“推动海峡两岸史学界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弘扬抗战精神”[8]。
从史学研究方法观察，经过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发展，中国历史学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完备的研究方法体系，其中以文本文献(即传统的文字记载之文献)、文物为主要依据的研究范式成为主流。但是，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影像文献大量呈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影像史学在西方出现并进入中国，中国的影像史学由此起步。这是一个有助于完善现有研究范式，提供新视角，产生新成果，培育研究新才，进而完善发展中国历史研究体系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值得借鉴和实践。
变压器空载合闸时，由于磁链守恒定律，铁心工作磁链会产生暂态直流偏置(偏置大小取决于合闸相角)[4]。以单相变压器为例，假设合闸时刻变压器铁心剩磁为ψr，外施电压有效值为Um，角频率为ω，初始相角为δ。采用电动机惯例，则合闸后回路电压方程满足：
二、文本文献与影像文献的互证还原了抗战时期驻华外交使团的历史场景
考察战时重庆外交界的整体面貌，必须首先弄清战时重庆外交使团的数量，这是考察战时重庆外交界的基础数据。目前这一数据差别甚大，《四川省志·外事志》认为抗战时期在渝外国外交使团数量为22家[9]50；《重庆市志·外事志》认为共有26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外交使团，包括14家使馆[10]65；《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一书认为有30余个国家向战时重庆派驻了外交使节[11]14；维基百科英文版有关重庆的词条指出，“50个国家的驻华外交机构”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可见对战时驻重庆的外交使团的构成与规模的记述出入是相当大的。仔细追究其史料来源，绝大多数并非来自对外国使领馆的个案考订、政府的年度统计和整体的综合统计，而多因各种资料的相互转抄。
我们的研究首先是基于从未披露过或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原始资料。(1)原始的官方资料和档案文献；(2)外交官的私人档案与通信；(3)外交官及其亲属的回忆录、自传以及其他第一手资料；(4)由战时在华的外国外交官对其本国使领馆及其外交活动拍摄的珍贵照片，绝大多数是首次面世[12]。此外才是其它学术文献。这些资料中，绝大部分为中、英文资料，也有少量的荷、法、德、意、日、西等语种的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影像史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战时在渝外国使团的核心数据与基本细节，包括使领馆名称、使节抵、离渝时间、使领馆地址等[13]。
重庆对外交往始于清末。1890年3月31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到1891年，重庆成为近代中国第20个，也是中国内陆最西端的开埠通商口岸。十余年间，有五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包括英国(1890)、法国(1896年)、日本(1896年)、美国(1896年)、德国(1904年)[14]32。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
抗战爆发前夕，在中国的外交使节来自22个国家(包括8国大使：苏联、德国、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11国特命公使及全权公使：古巴、葡萄牙、丹麦、波兰、荷兰、巴西、挪威、墨西哥、芬兰、瑞典、捷克斯洛伐克，1国代办：瑞士，2国临时代办：智利、秘鲁)[15]1292-1293。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国驻中国使领馆和使节，分期分批，以不同方式，先是来到武汉，后来逐步来到重庆。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同时，在八年之中，中国在外交上历经曲折坎坷、分分合合，外国使领馆的设置与驻地不断变更，这就为还原战时重庆对外交往的面貌和统计外交使团的数量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近年来 ，重庆市实施了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重庆市委以全委会方式确定的第一个重大文化工程 ，它所取得的众多学术成果夯实了工程的基础 ，成为在国内有重要影响和国际关注的学术事件 。本期推出 3篇论文就是这些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二战时期的中国重庆对外交往初步研究 》一文着重以文本文献和影像史料互证 ，来尝试还原战时驻华外交使团在重庆的历史场景 ，展现战时重庆外交界创造并见证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时刻 。这是在抗战史研究领域里采用新视角 、新方法产生的成果 ，颇具探索和启发意义 。《四十年来国民参政会研究综述 》和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新闻舆论工作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两文作者在相关领域里从事过较长时期的研究 ，他们从史学史的视角对抗战史研究中这两个重要领域里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论析 ，指出相应学术推进的方向和路径 。希望有心于抗战文史研究的学者藉此起点和契机 ，进一步深耕开拓 ，再上层楼 。
(一)第一阶段(1937-1940)，有10个国家同时在重庆设有使领馆
最先抵达重庆的外交使节是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卢干滋(Ivan Trofimovich Louganetz-Orelsky)，1938年1月19日由武汉飞抵重庆,四天之后在国民政府礼堂向林森主席递交国书。紧随其后的是英国新任驻华大使卡尔爵士(Archibald Clark-Kerr)。1938年7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离开武汉前往重庆，领导外交部工作。随后在武汉的外国外交官纷纷开始撤离，前往重庆。1938年底，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大使馆、比利时及荷兰公使馆均在重庆设立办公室，其中美国、苏联大使常驻重庆。
据我们研究统计，到1940年，共有10个国家同时在重庆设有使领馆，有大使馆7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公使馆3个(荷兰、土耳其、墨西哥)，其具体情况如下表[16]69-70。
表 1 1940年初驻渝外国外交使团一览表
(二)第二阶段(1941—1943)，驻渝外国外交使领馆达到13个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日战争中采取“中立”立场。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到 1941年，西方对日本实施更多禁令，包括冻结并查封日本资产并对其重要资源实施禁运。美、英、中、荷(属印度群岛)四国在太平洋地区组成的“ABCD联盟”实施对日经济封锁，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在珍珠港重新部署，日本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驻守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将中日之间的国家战争升级为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全球战争。世界外交格局发生根本转变，中国加入同盟国组织，重庆外交界的面貌也为之一新。
气泡图适用于分析物质的基本性质 初中化学教师经常要对物质的基本性质进行分析和描述，这时可用上气泡图配合讲解。如描述金属铝的性质，中心气泡内可填写铝的性质作为主题；中心气泡外再画两个气泡为第二层，一个写上化学性质，一个写上物理性质；在第二层气泡外画第三层气泡，由于铝不仅具备一种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在这一层可以多画些气泡，物理性质可写上银白色金属、有延伸性、导电性良好等，化学性质也可根据铝的相关属性填写；根据需要再添加下一层气泡进行描述。教师运用气泡图对物质的基本性质进行清晰分类，学生对物质的分析描述也会更准确。
1941年7月1日，中国政府与德国、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两国外交官旋即离开重庆。随后断交的还有承认汪伪政权的罗马尼亚、承认伪满州国的丹麦。
中国在与轴心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同时，加强了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1941年5月，中国与澳大利亚同意互派外交使节，1941年10月20日，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艾格登爵士(Frederic W. Eggleston)抵达重庆。随后，与加拿大、印度、埃及、伊朗和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交界的另一个新变化是，1941—1942年间，中国与五个被德意两国占领的欧洲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其外交代表到达重庆，他们是荷兰、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挪威。
到1942年末1943年初，驻渝外国外交使领馆达到13个，大使馆5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比利时)，公使馆8个(澳大利亚、荷兰、捷克斯洛伐克、挪威、加拿大、土耳其、波兰、墨西哥)，专员公署1个(印度)[16]119-120。
会上，彭光明作了题为《克难奋进加快转型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工作报告，回顾总结了前三季度主要工作，分析当前业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安排布置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彭光明还结合实际谈了当前转型升级工作的三点认识和体会：一是坚持稳健经营，加快创新发展；二是明确队列方位，实施超越发展；三是培育盈利模式，实现长远发展。
表 2 1942年末至 1943年初驻渝外交使团
(三)第三阶段(1943—1946)，22个国家在重庆派驻了外交使领馆
1943年是中国与盟友战时合作的顶峰之年，更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元年。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外交事件是，为了让中国继续参战拖住日本，阻止其南进太平洋的步伐，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美国主导下，推动了废除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不平等条约的进程，同时将中国纳入“四大国”力量体系。
1943年初，美、英两国正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当年，中国受邀参与了若干高级别国际峰会，如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共同参加莫斯科会议，中国与美、英“两大国”共同参加开罗会议等等。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利用中国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使几乎所有外国在重庆的外交使团都得以扩展或升至大使级关系。其中升格的有：波兰、荷兰、挪威、墨西哥、土耳其、加拿大、捷克；新设大使馆的有：秘鲁、伊朗、阿根廷、意大利、智利、巴西，共13个[16]159-160。
据统计，到1946年，共有22个国家在重庆派驻了外交使团，包括三个不同的外交级别：18家大使馆、3家公使馆以及1家专员公署。所有18家大使馆均(曾)为盟国或共同作战国，包括1942年《联合国宣言》的16个(原始或后增)签署国。设有使领馆、专员公署的4个国家中，有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保持中立(葡萄牙和瑞典)，另外两个为仍处于英国主权管辖之下的盟国(澳大利亚和印度)[16]164-165。
表 3 1946年年初驻渝外国使团一览表
据研究发现，1938—1946年，曾有23个主权国家和1个非主权国在重庆设立了外交机构。这24个外国外交机构包括19家大使馆(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英国、伊朗、意大利、墨西哥、荷兰、挪威、秘鲁、波兰、苏联、土耳其、美国)、4家公使馆(澳大利亚、丹麦、葡萄牙、瑞典)和1家总公署(印度)。(不包括战争期间流亡重庆的大韩民国流亡政府和派驻重庆的多个非外交政府代表、友好使团)[16]605-616。
朝敏很无奈，她无法改变周暄的江湖痞气，只能尽量少跟他一起出去，有些事情眼不见为净，不知道心里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三、战时重庆对外交往创造并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时刻
(一)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平等新约，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自此，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不平等条约的核心是“治外法权”。所谓治外法权，是指一国国民在外国境内不受所在国管辖的特权。此种特权只有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代表等才能享有，普通公民是不能享有的。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方国家的普通公民在中国却拥有这种特权。这是半殖民地最主要的法律特征。
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时，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的有19个原始条约国(民国以来，已有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被废除)。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西方结盟共同对法西斯作战的历史背景下，1942年10月10日，美英两国在重庆同时宣布，将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国在华盛顿签订特别条约《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与换文》，宣布废除美国过去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的特权。同日，中国与英国在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新厦签订特别条约。从此，中国以主权国家的平等身份与西方国家共同对日作战。从1943年到1946年，中国又陆续与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墨西哥、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原始条约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签订了新的条约[16]617-618。
一方面被国际社会“遗忘”。英国学者米德认为，“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5]5分析其原因，首先是冷战的爆发，改变了世界格局。曾经的反法西斯盟国之一的中国，被同为盟国之一的美国所主导的西方阵营视为敌人，而法西斯敌国日本则成为美国的盟国。其次是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偏见的延续。这使得西方历史学界在记述二战历史时，强调欧洲战场的作用，这就使得战后的西方学者撰写的历史著作和西方政治家们，“选择性地遗忘”了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贡献。由于中国战场的重大作用和贡献不被承认，这就使得中国丧失了充分享受二战胜利果实的权利。
表 4中外签订新条约一览表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始于1842年的《南京条约》，1901年经过《北京条约》完全形成，1943年废于重庆，前后101年。中国终于摆脱了西方国家在华治外法权体系，从而结束了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开始朝着平等互惠的现代外交方向前进。在此之后，中华民族的发展曲线又一路上升——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直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战时重庆外交领域创造和见证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平等新约的外交事件，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
(二)中国参与创立联合国，奠定了大国地位,获得了应有的尊严
重庆外交界创造和见证的另一件历史事件是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大国，但在抗战之前，却是一个政治上的弱国，弱国无外交，西方大小国家都曾侵略和欺侮中国。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开始成为与美国、英国、苏联地位平等的政治大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1942年1月，中国与美、英、苏等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同盟国成立中国战区，战区统帅部设在重庆，统一指挥中国及在越南、泰国、缅甸等地的盟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国成为了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重要力量。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将美国密码专家亚德利(Herbert O. Yardley)邀至重庆，请他负责开展大规模的密码破译计划。
1943年11月23日，中国和美英首脑聚会开罗，发表宣言，确定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迫使其退出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这是同盟国首脑(后得到苏联同意)对二战结局作出的最重要的政治决定，也是有关人类社会前途的决定。1945年7月，中国与美、英、苏发布了对日本最后通牒式的《波茨坦公告》，并最终迫使日本予以接受，向盟军投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共同构成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制度框架，直到今天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石。
中国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自始至终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1945年4月，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从重庆出发，出席联合国成立会议。6月26日，中国正式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直到今天。
四、中国对外交往塑造了战时重庆的国际角色
(一)外国武官和军事使团入驻重庆
1941年，战争进入全球阶段前，在华的美、英、法、苏四大国已向各自的驻渝外交使团派驻了军事代表——武官。其主要职责包括：联络中国中央军事指挥机构，收集传递军事情报，为各自的驻华大使提供军事问题建议，向各自国内的上级领导汇报所在国情况。
高血压（hypertension）是体循环中的动脉血压升高为主要特点，（收缩压≥140毫米汞柱，舒张压≥90毫米汞柱），可以出现靶器官的损害，如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出现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1-2]。高血压患者大多数与自身体质密切相关，体质学说属于中医范畴，页数与辨证论治理论，先天性缺陷和体质与后天吸收气血精津液共同组成人的本源，直接影响人的疾病的预后情况[3-5]。所以必须根据患者自身条件和体质采取特异性中医护理方式对患者疾病的控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以辨体论治作为护理的基础和前提，观察体质护理对高血压病患者护理效果的评估，现报道如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国立即在中国战时首都召开了盟军军事委员会会议，迎来了中国期待已久的与西方盟友的首次会议。东南亚美、英、荷、澳盟军指挥部(ABDA command)最高司令韦维尔将军(Archibald Wavell)于12月22日抵渝出席此次会议。1942年1月2日，蒋介石正式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美国史迪威将军(Joseph W. Stilwell)任参谋长。1942年3月，史迪威抵达重庆，接替即将离渝的崔可夫将军，出任蒋介石的最高外国顾问。同时担任美国在华战区指挥官，接替马格鲁德将军，负责在华租借法案事务。
实验报告是检验病理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学生通过书写整理实验报告，有利于对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强化巩固，也可以把理论和实验进一步联系起来，更好的掌握知识和技能，同时为今后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打下基础；教师通过批改实验报告了解教学效果、发现问题并及时与学生反馈和沟通。
1941年5月，驻菲律宾美国空军司令亨利·克莱吉特准将(Henry B. Clagett)率空军代表团访华，评估中国空军力量及装备[17]。1941年10月，由马格鲁德陆军少将(John Magruder)领导的美国军事使团在重庆成立[18]。该使团的主要任务包括协调在华租借法案相关事宜以及为一旦盟军参战进行中美未来合作规划。1941年12月，英国在重庆设立了驻华军事代表团，由陆军少将登烈斯(Lancelot E. Dennys)负责领导[19]。荷兰是“ABCD”(美英中荷)联盟中最后一个在中国未被占领区内设立军事使团的国家。1942年2月，荷兰王国东印度群岛军陆军少将路易斯·P·范·特门(Louis P. van Temmen)被派往重庆，任荷兰王国东印度群岛军驻华使团团长，兼任荷兰驻华武官[20]。
(二)外国领袖访问重庆
1939年8月，印度国民议会主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对中国做友好访问，表达了印度对于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尼赫鲁到访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会谈，受到了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以来最盛大的接待，400余名国民党代表齐聚重庆机场欢迎尼赫鲁的到来。而在尼赫鲁抵渝当晚，18架日本轰炸机轰炸重庆，尼赫鲁避入防空掩体中两个小时，在那里“与中国领导人共商世界大事”[21]。
1939年12月，缅甸国家教育领袖宇巴伦(U Ba Lwin)率领缅甸友好使团到访重庆，团员包括日后成为首任缅甸总理的吴努(Thakin Nu)[16]76。
1940年1月，英国前内阁大臣、工党党首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tafford Cripps)在对印、中、苏、美的访问中到访重庆。1月16日，克里普斯在中国的战时首都与蒋介石会面，后往返于重庆和莫斯科之间[22]。
(三)外国高层代表团与特使造访重庆
1941年1月，由缅甸政府秘书长考罗爵士(Henry H. Craw)率领的第二支缅甸使团到访重庆，探讨加强中缅贸易与交流[23]。1941年2月，罗斯福最亲密的助手之一、经济学家劳克林·居里(Lauchlin Currie)到访重庆，调查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探讨美国可能提供的援助，后成为罗斯福对中国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24]。由于居里的推荐，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41年7月来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以及与白宫的特别联络人。罗斯福总统的长子、美国海军上尉詹姆斯·罗斯福(Captain James Roosevelt)，于1941年4月30日到访重庆，向蒋介石和其他多位中国政要传达了罗斯福总统的消息与问候[25]。 1941年10月，由英格兰银行行长尼米耶爵士(Otto E. Niemeyer)和美国财政部代表科克伦(H. Merle Cochran)率领的英美经济使团抵达重庆，探讨可能为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 同时，美国财政部还向重庆派驻了几位金融专家。1942年10月初，前美国总统候选人温德尔·L·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到访重庆。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使节，威尔基是自1879年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以来到访中国的最高级别美国使节，受到了战时重庆的最热烈欢迎[26]。此后，英国议会友好访问团到达重庆，这是英国议会成立700余年来向外国派遣的首个代表团[27]。
(四)重庆成为外国情报人员密集活动的城市
这种将民间口承叙事作为狭义历史表述的重要手段去关注和探讨的研究取向，与新史学观的研究思路颇为契合。本文即从新历史主义视域出发，以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及辽宁满族区域文化史的建构为例，揭示民众底层的口述历史是如何与上层官方正史相互印证、相互作用。尤其是通过“叙事文本”及“历史文本”进行对比，阐释作为言说历史的两种路径——口述历史与正史在记述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记录原则及作用发挥逻辑，突显民间口承叙事作为口述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纳粹党冲锋队前领导人斯坦纳斯上尉(Walther Stennes)，他在重庆既负责蒋介石精锐贴身卫队工作，又为苏联收集德国与日本的军事计划情报。另外，苏联间谍佐尔格(Richard Sorge)也抵达重庆。
在中国沿海城市生活多年、被视为中国通的外国商人也来到重庆，为各自的外交使团提供情报服务工作。
英国的反日本心理战的远东反情报机构在重庆活动(总部在印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渝的外国间谍活动规模扩大，趋于机构化，逐渐由单打独斗的“单兵作战”，转变、发展为有组织的、进行完备训练的情报机构。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身——美国情报协调局(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在重庆设立了分支机构；美国海军军官梅乐斯(Milton E. Miles)在重庆建立气象站以及一套为太平洋舰队服务的海岸检测站系统，随后与中国军统局联合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ACO])。该中美合建的情报机构负责培训中国游击队员、情报小组、气象小组、破坏分子和突袭队，并提供物资补给。
(五)西方主要媒体向重庆派驻记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苏联塔斯社、法国哈瓦斯社以及法新社等主要国际通讯社均向重庆派驻了代表或设立了在渝办公机构。总共有20余家外国新闻机构(主要为报社、广播公司)及相关组织在中国战时首都设有常规代表。常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人数几乎翻倍，由1942年年初的不足20人增长到1944年年底的30余人[16]182。最为著名的是23岁的白修德，他是费正清的首批弟子之一，研究中国历史，刚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美国《时代》《生活》《财富》(Fortune)杂志帝国的创始人海明威-盖尔霍恩夫妇与编辑亨利·卢斯(Henry R. Luce)也来到重庆。
另外，还有一些外国记者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宣传顾问”。
(六)战时重庆对外交往中的共产党人
1939年4月，中共南方局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负责外部关系事务。该小组是中共战时半外交性质的机构，1939年年末更名为“外事组”，自1946年起称为“外事委员会”。周恩来是中共在重庆的外交事务主要发言人，是重庆国际人士公认的中共大使。
南方局作为一个政党机构而非国家机关，没有与派驻在中国战时首都的各国外交使团保持官方联系的正式权力。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仍然与若干外交使团，尤其是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苏联使馆建立起了固定的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周恩来与美国方面就邀请美方人员前往延安做军事观察之行达成一致，并最终促成了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成行。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军队及政府合作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中努力赢得国际同情与支持的努力，主要发轫于与在渝外国新闻界的接触。南方局积极广泛联系驻渝外国记者，向他们提供口头与书面信息和材料，从而使越来越多的驻渝外国记者自1940年开始，转向中共驻渝办事处，以获取中国被占领地区的新闻与信息，并最终促成了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
进一步地，为刻画CPIKN整体的信息或知识传递效能，在加权节点介数指标的基础上，提出平均加权节点介数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度量CPIKN整体效能稳定性的指标。平均加权节点介数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有关中国的影像资料是域外目光观察中国抗战的特殊文献。发掘并利用这些珍贵文献，运用影像史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极大地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拓展国际视野，通过他者视界看中国，以战时重庆对外交往为切入点，运用文本文献与影像史料的互证，共同还原抗战时期驻华外交使团的历史场景，进而展现战时重庆在外交领域创造并见证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时刻，从新的视角论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彰显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和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发挥的转折性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岳谦厚《学人外交官:国民政府外交使节组成的新变化》[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2] 牛瑞芳.我党外事工作在重庆开启新局面——王炳南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J]，红岩春秋，2012(1).
[3]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外事志[M].成都：巴蜀书社，2000；重庆外事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外事志》，2005年内部发行；苏光文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4] Rey Scott.KUKAN: The Secret of Unconquerable China. 雷伊·斯科特撰稿，周昌文记录、翻译：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解说词，抗战文史研究(第5辑)[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6.
[5] 拉纳·米德.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M].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2013-9-10.
[6] 李长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05-9-3.
[7]我市启动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 [N]，重庆日报，2010-05-28.
[8] 习近平同马英九会面[Z/OL](2017-11-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7/c_1117071846.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7/c_1117071846.htm
[9]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外事志[M].成都：巴蜀书社，2000.
[10] 重庆外事志编撰委员会主编.重庆外事志，2005年内部发行.
[11] 苏光文.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12] 周勇，徐重宁主编.史迪威将军与中国战区统帅部影像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周勇、张克雷著走向平等——战时重庆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13] 这一数量统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周勇与张克雷在《走向平等——战时重庆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重庆出版社，2017年)一书第三、四、五、六章中有详细的说明。
[14] 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3.
[15] 周勇，张克雷.走向平等——战时重庆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16] 附录四《中外新条约一览》(见周勇，张克雷《走向平等——战时重庆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
[17] "Clagett and 2 Aides Arrive in Chungking.”[N],New York Times, 1941-05-08
[18] List of Foreign Military Attachés and Military Missions in Chungking(在渝外国武官及军事使团名录)，1944-10(CMA 0061*1*4).
[19] List of Foreign Military Attachés and Military Missions in Chungking(在渝外国武官及军事使团名录)，1944-10(CMA 0061*1*4).
[20] 荷兰驻渝公使白鲁格男爵于1942年2月28日写给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蒋介石大元帅的信件(AH 020-100400-020)；荷兰驻渝公使白鲁格男爵于1942年7月14日写给万德和(N.A. van den Heuvel)的信件(DNA2.05.90/689).
[21] “Indian Leader Hailed on Arrival in China”[N], New York Times, 1939-08-26.
[22] National Foreign Affairs Annals, 1940; “Chamberlain Step in India Indicated”[N], New York Times, 1940-01-14; “Sir Stafford Cripps on Way to Chungking”[N], North China Herald, 1940-01-17.
[23]“Discussion of Sino-Burma Problems”[N], The Straits Times, 1941-01-25.
[24]Frank L. Kluckhohn，“Roosevelt Sending Aide to China”[N], New York Times, 1941-1-24；“Gen. Chiang Received Roosevelt’s Letter”[N], New York Times, 1941-02-08
[25] “Hears Alarm in Chungking”[N], New York Times, 1941-04-29；“Capt. Roosevelt Visits Chungking”[N], New York Times, 1941-04-30.
[26] “Chungking Acclaim Welcomes Willkie”[N], New York Times, 1940-10-03.
[27] “British Mission in China”[N], New York Times, 1942-11-1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iplomacy Activities in Chongqing during World War Ⅱ——An Attempt of Mutual Proof between Literature Documents and Archives of Images
Zhou Yong Liu Jingy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Ethn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s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is a grand field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a huge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The image of China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is a resources repository of historic images to observe the war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Exploring and utilizing this treasure house and us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historiophoty can greatly advanc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Exp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ooking a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using the diplomatic circles of the wartime Chongqing as an entry point, using both evidences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historic image materials to jointly restore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diplomatic miss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hich then shows 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created and witnessed by the diplomatic circles in Chongqing during the war.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proves the great sacrifice China has mad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nd demonstrates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China has made to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fascism, as well as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the transi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world war II; history of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iplomatic circle; historiophoty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19)01-0006-12
doi: 10.19742/j.cnki.50-1164/C.190101
收稿日期 ：2018-11-15
作者简介 ：
周勇(1953—)，男，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影像新闻史；
刘婧雨(1984—)，女，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影像新闻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09@ZH012)；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抗战文化专项委托项目“海外抗战大后方档案、文献、影像史料整理研究”(2016—ZDZX01)。
[责任编辑：左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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