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解放战争时期香港与广州的学生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香港论文,广州论文,试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战争时期，广州由于地理上的客观原因，远离解放区和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加上广州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最后堡垒之一，国民党反动派对广州控制、封锁严密，这就给广州青年学生及时了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掌握全国学生运动的动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广州毗邻香港，穗港历来有着共同反对外来侵略、内部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况且香港特殊的历史条件，它不在国民党反动派管辖范围之内，作为统治者的港英当局在舆论宣传和某些群众运动上予以一定限度的“自由”，这就使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把香港作为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基地和隐蔽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香港这一特殊的环境开展斗争，通过在香港设立领导机关，加强了对华南地区领导，特别是对广州学生运动的领导，从而使广州学生运动得以深入发展，为迎接广州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香港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地区的指挥中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新形势，广东区党委根据当时全国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新形势，广东党的组织方针应当大大发展。而这一发展的中心应当是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1]决定把“可能回城市的干部，都派到城市去开展民主运动”[2]为了充分发挥广州和香港这两个华南地区最大城市的作用，广东区党委明确指示：“目前必须迅速建立起广州的学生与香港的工人中的坚强阵地，以此为核心，扩大各阶层的群众运动”[3]。
经过地方共产党艰苦的工作和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在广州和香港迅速奠定了群众基础。之后，我党从各游击区抽调了大批党员回校复课，并在广州各学校中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了更好地领导和组织华南地区的解放战争，1947年初，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具体负责华南地区的工作。香港分局为了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还专门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当时广州是华南最大的城市，又是华南地区学生运动的中心，所以香港分局和城工委特别重视广州的学生运动，要求广州地下党在领导学生运动中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并对广州学生运动给予具体指导。
广州当时笼罩着白色恐怖，形势错综复杂，但由于得到香港分局和广州地下市委的正确领导，广州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学生们采取灵活主动的策略和多种多样的方法，与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香港分局还及时帮助解决广州地下市委在开展学生运动中所面临的困难，协助广州地下党在香港开办了学生运动骨干的训练班和“广州学运研究组”（后改称为“广州地下学联香港联络站”），收集和整理各地学生运动的经验，加强对广州学生运动的调查研究。香港分局还要研究组的负责同志参加香港分局的青年委员会会议，讨论形势，传述对华南各地学生的指示和决定以及了解蒋管区学生运动的情况，从而加强对广州学生运动的有效指导。
1949年2月初，为了统一领导华南地区的学生运动，中共香港分局在香港召开了华南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华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不久广州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协会”以“广州地下学联”的名义，团体加入华南学联，接受其的指导。由于广州在华南地区学生运动中的地位，所以华南学联从成立之日起，对广州学生运动特别关注。1949年4月，南京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为揭露假和平，实现真和平举行了请愿游行，结果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酿成“四·一”血案。南京“四·一”血案发生后，华南学联发出了《抗议“四·一”惨案宣言》号召“华南全体同学学习南京同学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坚决支持南京同学的斗争”。[4]“广州地下学联”积极响应华南学联的号召，在中共广州市委领导下，举行了悲壮的“四·一”烈士追悼会，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南京解放后，广州地下市委在华南分局的指导下，带领广州的学生积极开展接管广州的调查研究工作，以迎接和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派出大量的地下党员和“广州地下学联”的成员打入国民党的重要工厂和单位，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收集、整理国民党各重要部门和工厂的机构、人事、设备等材料，再通过地下交通线，汇集到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领导机关，由华南分局直接布置接管广州的工作，使接管广州的工作顺利进行，使广州解放后迅速恢复秩序和生产。
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广州市委特派员为了安全起见和及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领导，正确地领导广州的学生运动，经常往来于香港和广州之间，有时在香港指挥战斗，但当广州学生要向国民党发动出击或情况危急时，又赶回广州直接指挥战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当时中共中央许多有关学生运动的方针、政策以文件和指示，都是通过香港秘密转到广州的。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香港作为华南地区的指挥中心，尤其是加强对广州学生运动的领导和指导，通过秘密交通线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及时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学生运动的方针、政策、文件和指示，从而保证了广州学生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深入发展。
二 香港是广州学生撤往游击区的中转站
虽然广州远离当时全国的解放区，但在广州却有着中国共产党的游击区，这是广州地下党能够大胆地开展工作，积极发动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有力依托，是广州地下党能够领导学生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
广州地下市委在对敌斗争中，一方面坚决执行中共的白区工作方针，制订严格的秘密工作条例和守则，另一方面又大胆地培养干部，使用干部，果敢地派出部份党员和“爱国民主协会”成员公开出面领导群众，站在对敌斗争第一线，与群众共进退，以便更好地教育、发动和团结广大的群众，扩大我党的影响。但在广州这样一个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特务众多的地方，这详做是很容易暴露自己，暴露党组织的。于是，广州地下党将“党员”和“爱国民主协会”的成员分成一、二、三线。第一线的同学做公开的工作，一旦暴露，坚决撤到游击区，以斩断敌人追踪的线索，保证党组织的安全，同时为了支援游击区的斗争，把大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调到解放区。
中共领导的游击区是构成对国民党反动派威胁的心腹之患，国民党反动派调遣不少兵力，设立关卡，严密封锁了广州到各游击区的路线。在此情况下，广州地下市委利用香港作为中转站，在香港设立“地下学联”秘密联络站，下设招待所，专门负责接待从广州学生运动这条战线上因工作需要或已暴露而撤退的共产党员、“爱国民主协会”（“地下学联”）的成员和进步同学，然后把他们输送到其它新的战斗岗位，他们当中绝大部份后来是奔赴到游击区。当时，通过这个联络站转送到游击区的广州青年学生达400人之多，既有力地支援了游击区的武装斗争，同时又保证广州地下党的安全，保存了革命的力量。我党把香港作为广州学生撤到游击区的中转站，对广州学生运动起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三 香港是广州地下党培训学生运动骨干的基地
广州地下党为了提高学生领导骨干的思想觉悟和斗争策略水平，更好地领导学生运动，在香港分局城工委的帮助和支持下，1948年暑假期间在香港先后举办了三期广州地下党学生战线主要党员干部学习班，组织广州学生运动的骨干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形势已达到一个历史转折点，蒋介石政权已走下坡路，从而更坚定同学们胜利的信心。同时通过总结工作，肯定了“五·卅一”运动以来的工作方针。要求大家要充分估计到敌人作垂死挣扎的疯狂性，提出要以公开合法活动为主，广泛深入地团结教育广大群众，以合法掩盖非法，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也不放弃非法斗争。强调要加紧扩大阵地，特别是向工人、农民开展工作。学习班还认真研究了对付反动派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策略和方法。[5]这些同学经过培训回到广州后，对广州的学生运动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香港城工委还把从广州撤退到香港的同志在转移到游击区的前夕组织起来办训练班，邀请李嘉人讲授广东游击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乔冠华作国际形势报告；林李明讲解游击战争；周钢鸣作关于解放区文化工作及政策等问题报告。训练班结束后，他们即派往各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6]广州解放前夕，这些同志绝大部分被派回到广州参加接管工作。
“广州地下学联香港联络站”还经常组织从广州撤到游击区而途经香港的同志学习党中央的文件和进步文章，加深对全国解放战争形势以及我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增强了他们胜利的信心。
我党以香港作为基地，培训了一大批广州学生运动和游击战争的干部和骨干。
四 香港是广州地下党宣传中共方针政策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阵地
国民党在广州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使广州的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了解不多，知道甚少，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造谣中伤，大肆诽谤，群众对我党还存在着一些疑虑。广州地下党为了反击敌人的造谣宣传，以香港作为阵地，编印了很多传单和资料，秘密寄回或运回广州散发。还通过“广州地下学联香港联络站”的学运研究组向广州的各个学校和进步人士以及市民投寄进步报刊和传单，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全国学生运动的动态，坚定了人们必胜的信心。
1947年“五·卅”运动后，广州的敌人更为凶残，广州地下党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揭露敌人假民主的法西斯暴行，更好地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把广州的学生运动引向深入，专门派人把收集到的有关“五·卅一”运动的文件、照片、资料等送到香港，在香港编辑、印刷成书，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运回广州，散发到学生们手中，对全面性地总结“五·卅一”运动的经验，指明今后斗争的方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香港的进步舆论界对广州学生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予以极大的关心、支持，时刻注视广州学生运动的动态，他们通过报纸、杂志，详细报道广州学生运动的每一个大事件，使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尽快了解事件的真相。揭穿敌人的诬蔑和歪曲宣传，让广大人民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假民主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真面目。对“反美抗暴”运动，“五·卅一”运动和侨二师的“断炊拍卖”活动等学生运动，香港的《正报》、《华商报》、《群众》等报纸杂志都作了详尽真实的报导和评述，给广州爱国学生斗争以热情的赞扬和大力支持。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中山大学制造了“七·二三”大逮捕事件。为了向香港人民和海外华侨揭露事件的真相，抗议反动当局摧残民主的暴行，声援广州学生的正义行动，香港的进步报刊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舆论攻势，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和第三天，《华商报》分别发表题为《穗死党垂死恐怖，在市区疯狂捕人》的报道和《制止大捕杀》的短评，接着又连日发表一组留港的中大校友对这一事件的抗议和表态文章，紧接着又以《中山大学控诉特务罪行》的报道和广州学联发表的《告各界人士及全国同学书》，进一步详细地披露事件的真相，指出敌人已到了狗急跳墙的阶段，号召华南人民提高警惕，以果敢的行动制止反动派的残暴，“加紧迎接解放大军解放华南的工作，迅速把华南反动派入土下葬”。香港报纸的这些舆论攻势，鼓舞了广州学生的斗志，有力支持了广州的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被迫释放被捕的全体师生。及时的舆论宣传，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暴行，极大支援了广州的学生运动，又使香港同胞、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对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态势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解放战争四年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广州的学生运动和香港有着密切的联系。广州学生运动的每一件大事，都得到香港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五·卅一”运动后，香港的中山大学校友、达德学院和各种中小学校学生、港九中上学生联合会、香港中原剧社、虹虹剧社、新文学学会、文艺学会、文联歌咏团、海员工人以及烟厂、橡胶等工人和在香港的华侨以及社会的各界人士，纷纷写信致函，对广州的学生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赞扬广州学生“喊出了四万万五千人民的呼声，毫不惭愧地做了人民的喇叭”。认为“五·卅一”的伟大行动唤醒了整个华南人民，为统治者敲响了丧钟！“在南中国的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新页”。同时他们纷纷解囊相助，筹募大笔捐款送来广州，给受伤的学生做医疗费和慰劳被捕入狱的同学。当广州地下党派人到香港募捐时，他们又慷慨相助，使广州地下党解决了给同学治病和营救被捕同学的经费，对广州学生运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广州地下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广州的青年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积极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充分利用邻近香港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使之成为广州学生运动中撤退到游击区的中转站，学生运动骨干的培训基地和宣传我党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宣传阵地，对广州学生运动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潮和深入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1997年4月23日收到。
注释：
[1]广东区党委：《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指示》、《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1946.3.8
[2]广东区委：《对广东长期坚持斗争的工作布置》、《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1945.9.28
[3]广东区党委：《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华南党组织档案选编》，1946.2
[4][6]杨宝莲：《回忆广州地下学联香港联络站》《广州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12期
[5]钟明、陈翔南：《第二条战线的胜利》、《广州日报》198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