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系统再生产与社会结构:唯物史观解读的新途径_社会结构论文

商品系统再生产与社会结构:唯物史观解读的新途径_社会结构论文

物品体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新解读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路径论文,体系论文,物品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4)12-0008-06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 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这是人们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常识。那么,在具 体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物质生产是通过怎样的路径来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化,它关系到我们如何解读历史,解读今天的现 实的重要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范式作用。

1.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流行解读方式及其缺陷

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我们通常用下述方式来理解:

第一,物质生产活动为人们从事其他一切社会活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人们首 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其他活动。只有当社会 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具有大量的剩余劳动,才有可能进行政治、法律、宗 教、科学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建设。

第二,社会物质生活的客观需要,决定社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社会组织形式,决定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和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今天的市场经 济活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国家必须采取法制结构,奉行市场上的自由平等观念等等。 社会生活对安定团结的需要,产生了人们对民族宗教的共同信仰与礼仪形式等等。用社 会物质生活的客观需要来解读历史,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发生原因与机理,已经成为唯 物史观解读历史的相当成功的理论路径。这一理论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西方社会学 中的马凌诺斯基等人的功能主义学派所吸收。(注:例如,马凌诺斯基在其《文化论》 中,用社会需要来解释社会文化的生成。见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 )

第三,上述两个方面是物质产品的决定作用。除此之外,还有物质生产过程的决定作 用。社会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作为客观的物质活动,必然会按照物质自身的规律形成其客 观的运作方式,形成了社会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如劳动组织形式、资源利用方式等等。 具体地说,如社会分工方式、交通贸易方式、信息传输方式等等。这些客观生产力系统 的客观运作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经济关系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例如,马克思曾经具体分 析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如何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使单个劳动 者成为无法独立生产商品的“局部工人”,决定了他们只有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成 为“总体工人”的组成部分才能发挥作用,由此形成了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性。“整个 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 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身上打上 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第397~398页;第399页。)在由生产力的水平和形式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而产 生了与其相应的伦理价值观念和政治上层建筑。

上述三种路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正确解释。它们科学地说明了社会物质生活 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这些解释并不完 备,因为它们没有全面展示物质生活活动的丰富内涵:它们只看到物质生产活动的“事 实层面”,用基本的物质事实来解释复杂的物质事实和精神事实,而没有充分看到社会 物质生活的伦理价值层面在社会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2.价值世界的结构

为了分析物质生产活动如何通过其价值层面来决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我们需要先分 析价值世界及其构成。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由客观事实构成的事实 世界,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由价值判断的总体构成的价值世界,它是人们根据 客观事物与人们自身追求的目的之关系,赋予客观事物以各种不同价值而生成的世界。 这些被赋予的价值,包括事物对人们生理上的功用价值、社会交往上的伦理价值和心理 上的美学价值。价值世界由人们的价值观念附加在“事实世界”之上而生成。如果说, 价值世界决定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取向,是社会行为的动力源泉,那么事实世界则是人们 实现其价值目的的工具与条件。

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事实世界中的活动,也是价值世界中的活动。从价值论的角 度来看,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本质,是人们通过劳动来改变物质的自然存在方式,从而 把社会所需要的价值目的“赋予”客观事物,使事物具有为人们的价值目的服务的功能 。说得更直接一些,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就是通过劳动将自然的“事实世界”转变为物 品体系的“价值世界”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人们进而通过想像性实践活动,把主观价 值观念投射到纯天然事物(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等)身上,形成各种价值想像与价值评 断,生成关于天然事物的价值世界。这种精神性生产活动实际上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延伸 。由物质生产活动所生产的物品体系的价值世界,是整个价值世界的核心。

物品的最基本价值是其实用价值,它是物品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如衣食住行等)在物质 性上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产生于人与物质世界的客观物质关系,它决定于人和物质对 象的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物品的实用价值是由事物之“真”所决定的价值。它 是支撑和维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流行解释中, 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方面价值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用价值并非物品体系的全部价值。人们生产和消费物品,其目的不仅为了获 得其实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且也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伦理需要:如通过物品来 标志社会成员的地位和文化品格,表达人们之间伦理关系和伦理情感等等。因此,物品 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也负载着社会伦理价值:标志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品格,承 载伦理情感和伦理交往使命等等。什么样的物质负载什么样的伦理价值,与事物的自然 属性(重量、色彩、稀缺程度等等)多少有所联系,但主要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社会约定。负载着各种伦理价值的物品体系于是成为社会文化所约定的伦理价值“ 符号体系”:物品的物质实体不过是负载各种伦理价值的符号。而其所负载的伦理价值 包括以下几方面:

社会共同信仰和崇拜的“神圣价值”是伦理价值的灵魂。原始文化的图腾崇拜,中国 传统社会的祖先崇拜,西方文明的上帝崇拜,其崇拜对象便是社会共同崇拜的神圣价值 。这种神圣价值实质上源于社会集体力量: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模糊地感觉到某种 高于他们个人的东西,这东西就是先于他们个人而存在的社会力量,并且要比个人存在 得更久,个人在无意中崇拜的就是这种社会力量”。(注: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 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377页。)这种现实的社会力量是人们崇拜的“神圣 价值”的本质。

专门被赋予神圣价值的事物被人们尊为圣物,它们是这种神圣价值的符号,它使神圣 价值形象化、具体化。“圣物”绝大多数是人造物,例如埃及金字塔、基督教堂和十字 架、佛教的偶像、中国的宫殿与庙宇、各种礼器等等,因而也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 古代社会人们曾经花费巨大劳动来创造这些圣物。极少数圣物是自然物,但人们总是花 费相当巨大的劳动来对其进行采集、加工、安放、展示、装饰、建设等等,因而也成了 人造物。圣物是人们在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中把“神圣价值”投射于符号性事物而生成。 每个社会都在持续不断地生产着这些圣物,它们凝聚社会的价值信仰,满足人们伦理观 念的需要。

由圣物所负载的神圣价值渗透于对人与物的价值判断中。按照对神圣价值的关系,分出人的有用程度与高低贵贱,由此形成“人的价值等级”。进而按照这种价值等级,给社会成员之间规定关系和行为的伦理价值。于是形成了这样的“社会伦理价值结构”:它以某种“神圣价值”为灵魂,以“人的价值等级秩序”为骨架,以“行为的伦理价值”为人际关系的道德纽带。例如,在以血缘关系为神圣价值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生成了按照血缘等级形成的人的尊卑次序,然后以“忠孝悌义”作为衡量人们互动行为的伦理价值尺度。

处于“实用价值”与“社会伦理价值”之间的是物品的美学价值,它是人们在事物身 上创造和发现的能够寄托与表达合乎其自由目的的感性形式。美学价值既决定于事物自 然属性所提供的感性形式,也决定于事物社会属性所产生的人们的自由目的,前者决定 社会物质生产,后者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伦理价值相关。故物品的美学价值也间接地表达 着人们的伦理观念。青铜饕餮,以狞厉为美,缘起于其负载的奴隶制伦理观念;帝王殿 宇以雄浑堂皇为美,起因于其负载的皇权伦理;山水国画以飘逸为美,发端于古代士人 不入世俗的人格理想等等。

如果以人与事物的物质关系为“真”,以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为“善”,以事物的合目 的的感性形式为“美”,那么上述三方面价值构成了物品体系的“真善美”价值世界。

3.物品体系中的伦理价值符号

在上述由物品的“实用价值”、“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组成的物品价值世界中 ,“实用价值”由人的生理活动与物品的物质性能所决定,也即由生理的和物理的客观 规律所决定。因此,它仍然属于“事实层面”。上面所列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流行解释 中的第一条与第二条,讲的正是物质产品的实用价值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

而社会物质生产系统在生产物品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生产出物品的伦理价值。上述 伦理价值结构通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投射到物品体系中,生成了物品体系的价值世 界。神圣价值本身投射于专门事物而生成“圣物”,如教堂、庙宇和宫殿,十字架等宗 教礼仪用品等等。与此同时,“人的价值等级秩序”投射到物品体系中,生成了标志人 们社会地位的物品符号体系。人们衣食住行的所有用具,几乎都被打上社会伦理地位的 符号标志。这种价值投射过程,使各种日用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也具有社会伦理 价值。例如,君主与臣子的冠冕、住宅、车马,乃至饮食器皿,本来是具有实用价值的 物品,然而人们将社会伦理价值投射其中,使其获得伦理价值意义。价值等级秩序中的 不同地位,用不同的物品符号来表示,连饮食器皿也成为象征地位的“礼器”:天子九 鼎八簋;诸候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卿士三鼎二簋云云。衣着同样是社会等级的符 号,古人用“布衣”代称平民百姓,纨绔代称富家子弟,“儒冠”代称贫寒知识分子。

在人的等级地位价值投射到物品体系中,生成人的价值符号之时,人们之间的伦理关 系与伦理行为的价值也被投射到物品体系中而被符号化了。表征人的地位和物品符号并 非一个个孤立的静态符号,而是具有相互指向性含义,蕴含着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权 力义务、尊卑礼仪。某一物品只有在特定的物品体系中,在它与其他物品发生社会交互 作用的情境中,才能生成它所特有的伦理符号意义。天子九鼎,只有在惟我独尊、他人 不能问鼎的情境中,才获得君临天下臣民的伦理内涵;而诸侯大夫之鼎,在封建典章体 系的内部情境中,既含有相对于下级与民众的权贵,也含有对君主与上级的服从。因此 物质生产实践不仅生产出产品的实用价值,也生产出该产品所负载的伦理价值。在生产 过程中,人们通过自己的脑和手,将“社会伦理价值结构”投射到物品体系中,物品于 是成为负载伦理价值的符号,物品体系同时也就是社会伦理价值的“符号体系”。

4.物品价值符号与社会结构再生产

人们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将自然物质世界转变为物品体系的价值世界。而由此生成的 物品体系的价值世界,又将能动地作用于现实社会,再生产出人与人的现实关系与社会 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 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这个过程 ,一方面通过人类生产的物品体系的实用价值,给社会提供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向社会 提出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生产力体 系的组织形式,从客观物质方面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和平、交换、分配等经济关系, 进而产生了与其相应的伦理价值观念和政治上层建筑,形成社会结构。由此社会结构形 成了相应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过程的最基本的环节。

然而,由此生成的与该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伦理价值观念,又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投射 到物品体系中,通过物品体系生产出来。这种蕴含着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物品体系,在 向社会提供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提供着与该伦理价值观念相应的社会生活环境,进 行着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这给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 于社会存在”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世俗风景画。

在等级制社会中,物品体系一旦被赋予伦理价值,便被蒙上一层浓厚的迷魅色彩,从 而具有了某种强大的价值力量。被奉为“圣物”的物品所负载的神圣价值的强大力量自 不待言,而且那些标志社会等级的生活物品,也同样蕴含着神秘的符咒般力量。上层人 物拥有的标志其地位的物品,仿佛获得了某种令人敬畏的神性权威,同时也将其拥有者 约束在特定的社会地位之中,遵从着特定的行为规范。下层民众也往往被物品体系所形 成的符号价值世界所束缚,认同着自己的社会身份、地位、性别等等,遵守社会规定的 行为方式。这种强大符号性力量,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的力量。物品不过是 这种力量的符号。在人们消费物品的实用价值的同时,其所负载的社会伦理价值的力量 ,也在生成、塑造和强化着人们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划分着社会等级,引导和规范着 人们的伦理行为,再生产着社会伦理结构。

于是就形成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的一条循环回路:社会结构——物品体系的伦理价值 ——再生产的社会结构,而贯穿这个循环回路的正是物质生产与消费过程:现实社会存 在(社会结构)通过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再生产出负载着社会伦理价值的物品体系,物品 体系在其消费过程中再生产出现实社会结构,如此循环往复,不断进行下去。这个循环 回路,使那种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不断通过 物品体系而日益巩固与加强。传统社会结构通过这个再生产循环回路而不断生成、积累 和巩固。

5.社会结构变迁与现代物品符号体系的诞生

因此,物质生产活动不仅生产出具有实用价值的维持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资料,而 且生产出具有伦理价值的维持特定社会结构的物品符号,它们通过社会日常生活方式, 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这就使社会结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而 不断得到巩固。因此,要改变某种社会结构,必须从改变物质生产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 开始,改变物品体系及其价值内涵。否则,即使用暴力手段或强大的行政权力打破旧的 社会结构,这种结构还会以物品体系的等级制形态再生产出来。中国古代一次次农民起 义,曾经一次次推翻和瓦解封建等级结构,但是封建社会结构还是一次次被再生产出来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真正从根本上瓦解传统等级制社会,其惟一途径是社会物品体系的生产和消费 方式的变革。物品体系货币化在此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使社会生产的物品体系所负载 的价值世界发生根本性转变,由此消解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回路——这正 是货币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也是现代性赖以诞生的秘密。我在《货币化与社会结构的变 迁》(《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中,简述了这个过程,这里不再重复。货币由此打破 了等级地位的坚冰,消融了伦理情感的光环,而建立了一种普世主义的非人格化的“平 等”。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它把人们从等级关系中解放出来,从沉重的伦理关系 网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奠定了基础。

然而,用货币建立的平等关系,必然又产生出不平等。人们可支配的货币数量的不相 等达到一定程度,便产生了人们之间质的不平等。因此,货币化在消解等级制社会结构 之时,又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承载着普世主义平等观念的货币,又产生着人与 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的鸿沟。这种既平等又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通过社会物质生产系 统,生产着用价值差异表征的物品体系价值世界。这就是现代物品体系的伦理价值符号 。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物品中包含的人的地位价值与交往价值,不再通过源于权力、 宗教、血缘的神圣权威而存在,而是用货币数量(价格)来标识。金钱数量给物品带来了 社会伦理价值色彩,成为社会地位和伦理关系的符号。

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拥有不同数量货币的人们,拥有不同的货币增殖机会,生活在不 同类型与档次的物品世界中,由此构成不同阶级与阶层。人们不仅消费物品的物质,同 时也消费物品所标志的符号价值:社会地位价值、文化修养与偏好、社会交往价值等等 ,由此形成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交往圈。因此,现代物品体系中的符号价值,虽然祛除了 传统神圣价值的光环,然而当货币数量达到一定梯度,量就转化为质,便凝结起金钱拜 物教赋予的“新贵光环”,商品品牌则是这种“光环”的制度化的符号体现。其消费者 也因此而身价百倍。因此,对于这些富有阶层来说,物品的符号价值远远高于其实用性 的物质价值,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说,“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 …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注:鲍德里亚:《 物体系》,上海世纪出版社,2001,第223页;第110页;第160~161页。)物品的符号 价值,不是来自物品本身,也不是来自物品背后的某种神圣力量,归根到底来源于货币 数量的光环。

在现代社会,物品的符号价值已经成为各个阶层,尤其是富有阶层的必需品。如鲍德 里亚所说,“私人物品组成的环境和对这些物品的拥有——收藏乃是其极端表现——对 我们的生命来说,同时是一个基本的又是属于形象世界的维度。它就和梦一样地基本而 不可或缺。”(注:鲍德里亚:《物体系》,上海世纪出版社,2001,第223页;第110 页;第160~161页。)于是,建立在货币数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必然对社会 物品结构提出要求,通过社会生产过程表现于社会生产的物品体系中。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一些贵重物品的价格会下降,逐渐成为大众消费品,于是其所标识的社会地位的符 号价值将逐步消失。于是,富有阶层不断退出原有的消费领域、而追求更高档,更时尚 、更前沿的昂贵物品,以作为其伦理价值符号。他们原先的消费品则不断走向大众化。 这个过程被鲍德里亚称为从“模范”流向“系列”的过程:“社会上大部分阶层生产于 系列性产品之中,而其形式与心理价值则指向社会少数人生活中的模范产品。”“模范 也不再固守于种姓式(caste)的存在,而是被整合于工业生产之中,朝向系列性的流通 开放。”(注:鲍德里亚:《物体系》,上海世纪出版社,2001,第223页;第110页; 第160~161页。)例如,手机和钟表曾经具有社会地位符号价值,但是随着手机的普及 ,这种符号价值今天已经消失。于是人们又会推出新的物品,包括用黄金钻石等等包装 的手机与钟表等等。这种物品的符号价值就在于它被社会公认的昂贵价格,降价将使它 们失去价值。

物品体系的这种不断扩张的流动性分层结构,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首先,它有利于 促进产品的创新和普及,不断提高中下层社会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经济体系 的扩张与更新。其次,它通过物品功能的符号化,使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在物品消费上 的差异,逐步虚化为“符号价值”的差异,而减少了生活质量上的实质差异。虽然这种 符号价值的差异在表现形式上(也即物品的价格上)可能越来越鲜明突出,成为新闻的谈 资,但其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实质性影响将会越来越小。香港首富李嘉诚除了其拥有的各 种“符号价值”而外,其实际生活水平可能与普通中产阶级没有太多的差异。从这个意 义上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品体系的流变,人们在生存权与发展权上的平等趋势也 在发展。现代社会结构正在通过不断扩张的流动的物品体系而进行着再生产,因此它将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维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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