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发展理论若干问题的探讨_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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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实质

马克思发展理论① 的实质问题,目前国内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 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或把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理解为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或把它理解为社会各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整体推进、协调发展;或把它理解为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些观点,对正确理解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实质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总体看,还缺少高度综合的、整体性的把握。

究竟应如何把握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实质呢?我国老一辈理论家江流先生的一个见解是富有启发的。他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提出和研究了“社会主义是全面的”这一课题,认为社会主义是全面的:“一是说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真理是全面的,它不是片面的偏狭的学说;二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是全面性的社会,与片面的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旧社会有本质区别;三是说由此也就要求社会主义建设要全面发展,不能搞片面性,要搞‘两点论’”。他还从理论上研究了列宁关于“真理是全面的”这一命题,研究了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辨证的,全面性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特点和根本要求。特别是认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社会的发展,是从片面的社会向全面的社会的发展。而这样一种发展,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1]

江流先生的这个见解可谓高屋建瓴。它虽不是对马克思发展理论及其实质的专门、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思路来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即把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实质理解和概括为一种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它追求的最高价值取向或最高理想目标。这样理解的理由主要有如下两点:

一是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了新世界,即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发展中揭示出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创立包括发展理论在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和途径。在他看来,新世界的答案不在哲学家的写字台里,而就在对旧世界的无情的批判中。既然旧世界的发展集中表现为片面性,那么新世界的发展就应当表现为全面性。这个思想,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都有鲜明的反映。例如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实就是对资本主义否定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刻批判,对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热切肯定。在这里,“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规定,也就是人的片面发展的四种表现。② 它集中表现为私有财产在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异化。因而,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应当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 而所谓“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 又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其丰富深刻的批判内容也是指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既然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既然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既然它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那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

上述这样的批判,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等著作中也都有丰富精彩的论述,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特征就是发展的片面性,而这样的发展,绝不是发展的理想状态,相反,是必须加以反对并实际改变的状态。马克思把这一任务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作为人类社会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当也必须能够扬弃这种片面发展,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马克思在生产实践中发现和论证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即在“生产”的全面性中找到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根据。

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全面性实质,不仅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中,更表现在对“生产”的深刻分析中。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的生产是全面的”观点,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5] 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体展开了这种全面性,指出人的生产包括:(1)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2)人口的生产;(3)社会关系的生产;(4)精神生产。 这四种生产说明,历史在一开始就不是由某一种生产决定的,而是多种生产并存、相互作用的结果。与此相联,也就不能把社会发展看作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应当把它看作在“全面生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他的被称为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经典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四种“生活”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6]

如果说,马克思在“全面的生产”中发现了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根由,那么,他同样在生产劳动中发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根由。虽然,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7] 但由于黑格尔讲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而人的现实的发展过程实际上被他精神化了。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劳动转变为物质生产劳动,从而把人的全面发展真正建立在现实可能的基础之上。这方面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1)劳动使人从自然存在物上升为“人的自然存在物”;(2)劳动使人客观地展开自身全部的丰富性;(3 )劳动使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并发展自身。所以,马克思能够指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8]

总起来说,马克思不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性中设想和阐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而且深入到人的生产劳动中来揭示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从而告诉我们:所谓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预设的现成物,而是从生产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并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而丰富发展的。从这个角度说,也只有深入到马克思有关“生产”的思想中才能真正把握他的发展理论的全面性实质。

二、马克思对发展进程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对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作了两种角度的考察:一是从社会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做的分析,即他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二是从人的发展(从片面到全面)角度做的分析,即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对于这两种理论的关系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它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取代说”认为,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比他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更宏观、更概括,也更有现实意义,因而主张用前者取代后者;“统一说”认为,马克思的这两种社会形态理论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

笔者不同意“取代”而赞同“统一”的提法,即马克思的这两种社会形态理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问题在于怎么统一,统一在那里?原有的理解要么失之笼统,看不出对问题的回答;要么仍把它归结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不能彰现“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意义。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两种社会形态理论,既是互相补充的,具有不能为对方完全包含的内容和特点,因而不能“取代”;但又是辩证统一的,统一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上。

从“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看,它侧重的是经济的角度,意在说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历史进程的客观性、基础性和决定性,并由此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甚至“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过程。对于这一理论的意义,列宁已经作了正确总结。他指出:正像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一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9] 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的、客观的过程。因而,无论考察社会形态的更替,还是考察同一社会形态本身的发展;也无论考察人的全面发展,还是考察社会的全面发展,都应把经济的发展摆在基础的地位。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都将无从谈起。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说:物质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0]

而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看,它侧重的则是人的角度,意在说明人的发展程度是区别不同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准,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人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这样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1]

这段论述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可以从人的发展程度予以揭示。它从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开始,中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最后到达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内在联系的、密不可分的阶段。它们之间是同一个历史的进程,前者为后者奠定基础,提供可能;后者又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或归宿。从这个意义说,三大社会形态的每一阶段都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财富,因而都是有意义的阶段。例如第二大社会形态,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仍然是片面的,但马克思肯定了它的历史进步性,说“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因为在这种联系中,以前那些使个人交往受限制的“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打破了,被粉碎了”,它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2]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是说,它比“最初的社会形态”前进了一大步,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其中包含有历史的进步因素。肯定这一点具有本质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这里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能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在它现实的历史过程之外有一个“彼岸”的基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从外部硬加进来的东西,而是以往全部历史运动,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积累了以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全部财富,因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概言之,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其实是一个“现实的运动”,它就在全部的历史运动中,是在“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中的不断生成。

上述两种角度或侧面当然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过程的说明,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但我们却不能无原则地、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为其中的某一种。简单地归结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可能导致重“物”轻“人”,忽视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简单地归结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可能导致重“人”轻“物”,忽视经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那么它们究竟如何统一并统一在哪里呢?这里只需提出这样两点: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看,它们在历史过程中是两个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方面,是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的过程,因而从这个角度看,“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角度看,它们共同追求着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崇高目的,即统一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上。因为即使在“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中,马克思也从价值理想的意义上指出了资本主义是“史前时期”,③ 认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3]

三、马克思评价发展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

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评价,既有历史的尺度(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又有价值的尺度(主要表现为人性、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程度)。过去我们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尺度,而对他的价值尺度有所忽略。现在情况有了改变,即在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尺度的同时,对他的价值尺度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这两把尺度通常是统一使用的。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马克思对这两把尺度的统一使用是否也有所侧重呢?理论界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进一步的思考。我们的研究发现,马克思对这两把尺度的使用情况实际是有所侧重的。他对第一大和第二大社会形态的评价,虽包含了大量的价值评价,但重心在历史评价。而对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评价,虽也内涵历史尺度,但它的重心却是价值尺度。

先看马克思对第一大社会形态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评价。他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古代的观点与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4] 这段论述,可看作是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的道德褒奖,对“现代世界”即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依据的是价值尺度。但实质上,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的道德评价是建立在他的历史尺度基础上的,其主要的方面是历史尺度。因为他深入分析了古代社会所以把人作为生产的目的,人所以显得比较全面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因此,“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15]

再看马克思对第二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评价。在这方面,《共产党宣言》给我们提供了范本。从字面看,这部著作既从价值评价方面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刻批判,如说私有制原则“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等等;也从历史评价方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如说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等等。但我们却不能就此认为,在这里,马克思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是半斤八两、平分秋色。事实上,马克思的评价重心仍在历史尺度。因为这部著作的全部目的,正在于深刻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及其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性,说明它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然而,马克思对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评价却有所不同。在这里,历史评价这一重心让位于价值评价或主要体现于价值评价。我们的研究发现,他只要谈到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即只要谈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候,毫无例外地都主要从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论述的。这不论在他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中都是如此。因而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前途的关怀是一贯的;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这种思想,也是一贯的。概言之,马克思评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重心,都是价值评价。

如果这样的理解大体站得住脚,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评价,将重心转移到价值评价上来了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笔者认为,是因为在马克思的主导观念中:第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已有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因而其优越性就主要体现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上。即便是他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是出于价值尺度的考虑,因为这一设想是以与资本主义的同时存在为前提,即不通过资本主义的苦难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为前提。第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片面发展的积极扬弃。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端在于它的“片面性”,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裂、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对立。而导致这种分裂和对立的根源是对事物只是作客体或“物”的理解,因而社会日益朝着“物”的向度发展,人的发展则变成了对“物”的占有,亦即出现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问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则不同。它在继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成果的同时,深入到社会的主体本质,通过对主体本质的认识来重新建立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社会与人的统一,实现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第三,由此也就说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重心已不在“客体”方面,而在“主体”方面;不在“物”的方面,而在“人”的方面;不在“历史”方面,而在“价值”方面。它集中体现为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当然,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远未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发展程度;马克思也不可能预见到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都建立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基础上。因而评价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需要历史尺度,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丰富完善。但不管怎样,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评价思想仍然给我们极重要的启示和指导: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把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并把这一取向和目标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过诸多曲折和磨难之后,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之后,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而真正回归到了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基础和本质之上。

注释:

① 从一定意义说,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也就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我们这里把这一理论简称为“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发展”概念的理解参见拙著: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论纲,《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主义论丛》2004年第7期。

② 马克思说的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实际表现为人同全面发展自身的物质基础的分离与对立;人同劳动活动相异化,表现为人同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活动的分离与对立;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表现为人同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的分离与对立;人同人相异化,表现为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参见拙著:1844年手稿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③ 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大量论述看,“史前时期”这个概念不是在历史科学的客观描述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以共产主义为参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意义上说的,即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共产主义以前的社会都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恩格斯也表达过这种思想。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一文中指出: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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